我的父母（2/2）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

王坚强653补记

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留影于外滩黄浦江船中，也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1950年10月。

没有此人更多的信息。

王坚强，这个人在还是死了？父亲说。

三十年前红纸墨笔的领袖语录，早已经不知去向，书橱中缺失不少内容，增加了《盐铁论》等“文革”重版“儒法斗争”读本。当年打扫厕所的无数个夜晚，他是在静读这一类新版古籍中度过的。到一九八二年，整叠读书笔记被他包了牛皮纸，贴一标签“《扫闲堂笔记》”束之高阁。以后，橱里摆有他和我母亲从西安、昆明、桂林带回的小纪念品，我曾给他一块火山石，他也贴一小纸“198881，长白山”（我登山之日），放在一起。

橱里一直摆有他和我母亲的合影。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其实在拍摄此照的岁月里，父亲奉命回苏北根据地接受审查，母亲在复旦上大二，不知听了哪个同学的话，想去北方革命，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赶到北火车站，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寒冷的雨雪即将来临之时，父亲辗转不能入眠，狱中旧伤仍然隐隐作痛；母亲一直是热心的报刊读者和离休组织开会对象。他们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亲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后来对母亲说，今天不吃菜了。母亲没听清，去到厨房后发现，父亲已把豌豆苗装到黑袋子中，丢进了十二层的垃圾通道，无法找回，摘剩的枝梗盛在塑料篮子中……母亲说不出话来，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所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了好长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的人员，因某件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写一页无信封的内文。父亲一直不知道这小楼的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我家只两站路。我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了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一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交代材料。

有一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的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罗宋面包，豆沙面包……”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的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活动半径，亲切的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亲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

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手头有一部缩字本的《廿四史》，他每天用放大镜看这些细小的印刷体。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某一年冬季，父亲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年某同学的小儿子。同学于一九六六年死于非命，如今见了晚辈，父亲非常喜悦。

客人是外地中学教员，瘦弱，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典型白面书生，因为来沪出差，萌生了探望前辈的想法，带来一本回忆集，收有我父亲的文章，父亲住址，是他按书中介绍的作者单位打听来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兴，招待这位远方的“外侄”。

年轻人儒雅有礼，话音不高，母亲听不太清楚，只是对我说，父亲那天饮了不少酒，讲了不少有关过去的那种动情的话，从没见他这么高兴和激动过。

父亲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了解长辈历史的青年，观点很有见地，做中学教师有点委屈了。

来客供职的中学，在某省某镇，抓教育不力，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这次他来上海，担负了联系“希望工程”的任务。

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几个地址和单位电话号码，凭此可以去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这样，两代人紧密联系在一次午饭中。下午四时，客人告辞，我父母坚持送至楼下，一再嘱咐这位青年，有暇一定再来坐，希望还能见面。

三天后，父亲接到一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样一位外地青年教员，对老一辈人的往事，来人极其熟悉。父亲哑然，之后整个下午，他按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均表示没见过这个小镇教员，更无人联系“希望工程”之事。

这位儒雅的白面书生，去到哪里了？

事后我母亲说，那天临走时，年轻人说回乡没有车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

这事渐渐使我们不安。

我大哥希望，父母到外地休养一段日子，或考虑就此和儿子住，至少不会再冒冒失失，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钱是小事，出其他问题就麻烦了，你们都不能出事。是否要报案？请派出所分析一下？父亲那天开出的电话和地址，也要赶紧一一通知到对方。

父亲那天没说什么话，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他，等他说话，提供什么线索。

“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父亲最后说。

他的判断或许是对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新事发生。

只是从此后，他再不提这件往事了，再不提这个青年。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