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树长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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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那日，我和季风在艾镇摆酒。选在镇上最气派的一家酒店，但艾镇的气派，无非“世纪大饭店”的招牌上挂满塑料红玫瑰花球，泛着油光的红地毯一路铺到二楼，“鸾凤厅”门口放五层大蛋糕，上面立的两个小人白着脸，没有五官。就这样还1288一桌，说是保证两个海鲜菜，附送一个婚礼主持，身着紫色灯芯绒西装。

我表妹是伴娘，兼收礼金，在门口黄桷树下摆一张桃木桌子。她化了大浓妆，穿宝蓝色纱裙，等不及客人走掉，就开始用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拆红包，然后公开把所有低于四百块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老槐树上知了竭力而鸣，路边栀子花有油焖笋香味，艾镇的老房子拆了一大半，却拆了也就是拆了，一直没有下文。两旁都是瓦砾堆，世纪大饭店孤零零站在当中，碎石灰腾起浓浓白雾，客人们打着伞从雾里走过来。我穿十五厘米高跟鞋站在门口，从八点开始太阳就顶头照，妆完全花掉了，婚纱拖尾上洒了一杯完整的果粒橙，有客人远远看见表妹，偷偷摸摸往红包里加了一百块钱。我很满意，结婚就应该这样。

仪式漫长，爸爸的家长致辞已经超过二十分钟，厨房憋着一直不肯上菜，客人们开始露出茫然神情。爸爸以前是艾镇文化馆的文学干部，退休前一年评上了副高职称，今天早上专门吃了三两排骨面和十个红油抄手，他大概早就下定决心，要在婚礼上掏心掏肺抒情。

爸爸又铺垫了五分钟，终于抵达高潮：“……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想着如果我的父亲今天也在这里，他会多么高兴。我父亲死于一九六七年，他一辈子都是艾镇中学的校长，死之前却只是个拉板车的车夫，死因大家也都可以想象，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惨剧……现在，我要向他敬一杯五粮液，希望他的灵魂能回到艾镇，参加从未见过的孙女的婚礼。”

爸爸动了情，拿出手帕，大家都听到今天酒席上居然有五粮液，掌声热烈，也有可能是因为终于开始上菜了。三文鱼刺身带着冰碴，鳜鱼努力昂起完全不像松鼠的头，上甜品的时候我们终于敬完酒，甜品放在长盘上，是用冻牛奶和红豆沙做成的麻将牌，正好一副十三幺。我吃了个红中，正打算再拿个东风，奶奶坐在我边上来：“幺妹，听说你们是要去台湾度蜜月？”

“是啊……后天就走，都是季风选的，台湾现在38度啊奶奶，都不晓得过去是不是每天在宾馆里头吹空调。”

“你替我去见个人，拿包东西给他。”

“……什么人？奶奶你还认识人在台湾？”

“你不要管，见到人也别说话，放下东西就走，这东西也不值钱，就是不放心寄过去。”

然后给我一个小小的扎染蓝布包，顶上打结的位置塞进去一张叠好的八行笺，隐隐看见秃笔淡墨的小字。奶奶说：“喏，纸上是电话地址，就在台北。”

奶奶姓方，老太太们上了年纪也就叫老太太，但她一直叫方永梅。虚岁刚过八十四，今天穿淡青色乔其纱旗袍，上面绣着小朵小朵白梅，头发没有全白，挽成一个整整齐齐的髻，手上一对赤金扭麻花镯子，戴的时间太久，金的颜色沉下来，却有一种“祖上曾经阔过”的铮铮铁证感。其实只要奶奶还活着，穿紫红色丝绒外套，坐在老屋临街的藤椅上看书，偶尔有风吹起长袍滚边，露出黑色绣花鞋上的蝙蝠翅膀，谁也不敢怀疑，方家真真切切祖上曾经阔过。

酒席在下午三点终于散了，现在流行摆酒只吃午饭。我换上短裤拖鞋，季风脱下西服，衬衫前后湿透，他拿两大口袋没发完的喜糖，爸爸抱着婚纱走在边上，今晚大家都住老屋，说是老房子看起来喜气。我们路过镇政府的大门，爸爸一万次重复这些话：“你看，登记室那张桌子，是你太外公家的黄花梨木插肩榫翘头案几，小时候你奶奶逼着我在上面临汉碑帖呢……里头花园里还有个大石缸，外面刻着迎客松鹿回头，青苔有手掌那么厚，里头的乌龟怕还是我十岁那年放进去那只呢，现在……哼。”

我觉得烦，怕季风不像我这样久经考验，听得懂“肩榫”和“翘头”，更怕他觉得这家人原来这样可笑，就岔开话题，提了提那个蓝布包，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你把东西送去你就去吧。”

其实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爸爸今天提到的那个父亲，倒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奶奶再嫁到白家的时候，爸爸已经有七八岁，之前的那个人，家里没人怎么提过，好像希望这回事就这么囫囵着过去了。我一直以为是死了，想着奶奶这辈子死了两个男人，她颧骨又高，我处处小心，不敢在她面前随便讨论命运和面相，现在才知道前头那个还在台北，只死一个老公，就无论如何不能充分论证“克夫”这回事了。

我有点兴奋，没想到这种故事能发生在我们家。但想想又觉得公平，这么多故事游荡人间，一家一户按理也得平摊一两个，哪怕时代的悲剧，哪怕家庭的惨剧。

回到家里，纵是外面空气都热出金光，老屋里却还是有浸浸凉意，灰色石砖刚洒了水，墙角青苔是沉沉墨绿，奶奶换下旗袍，照例一丝不苟穿着青色真丝长褂。她泡了一壶杭白菊，我们就坐在黑沉沉的八仙桌旁喝茶，看菊花在玻璃杯里慢慢舒展出繁复花瓣。墙壁上高挂着爷爷的炭笔相：小圆眼镜，长衫扣得很紧，头发涂得漆黑，高高耸起一块，有几分胡适的样子。下面是奶奶的字“白墨轩遗像”，字是多宝塔碑上那种颜体，一撇很轻，一捺极重。

季风指着上头偷偷问我：“怎么死的？”

我努力往上拽脖子，又指指那根巨大的黄杨木横梁。

我和季风先后洗了澡，倒在大红绸缎床单上，大红被面上开着朵朵绿色牡丹花。我睡得沉，几乎被魇住了，千辛万苦地挣扎着醒过来，一眼看到床尾小凳上的蓝布包。窗棂上糊着翠色纱窗，因为再找不到这种纱，那颜色历经时间，越来越浅，正透进今天最后一点光。除此之外屋里已经黑尽了，顶上吊扇慢悠悠转，在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撞击出声响。

我大声叫醒季风，不想配合老屋演这出阴阴冷笑的戏码。

和林三民在电话里约好，我们就在台大池塘边的长椅见面，他说不清楚地点，含含混混表示“就是沿着椰林大道走到头然后左拐，再绕几下就能看到的池塘”。我的心眼突然变成米粒大小，鄙夷他连找个有空调的咖啡厅都不舍得，烈日当空和我约在下午三点的户外。

季风说：“你怎么叫他，爷爷？”

“呸，你在边上等我三分钟，看我扔下包就走，我们转头就去紫藤庐喝下午茶，我连喂都不要喂他一声。”

最后的确没有喂一声，我客客气气叫他“林先生”，为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怕他觉得我家教不好。叫爷爷是绝无可能，我只认炭笔画里疑似胡适那个是我爷爷，春节清明七月半给他烧黄纸，八仙桌上供一刀煮成七分熟的三线肉，清晨供到傍晚，最后加蒜苗炒成回锅肉。爸爸说，爷爷上吊之前，怕家里人收拾尸体麻烦，提前给艾镇街上的“白事一条龙”付好钱打好招呼，让他们下午四点来家里。他死于三点四十，穿一件刚浆洗过的蓝布长衫，他在八仙桌上垫好报纸才踩上去，桌上还有一本翻烂了的《石头记》，书签放在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那一页。

林三民怕也过了八十五，我忍不住恶毒地想，有些人——比如我奶奶——你就觉得是长寿，有些人——比如他——你就觉得是活得太久。他按说个子不矮，却总像被人从哪里截去一段，具体是哪里又难以定义。穿上面印斗大“福”字的土黄色对襟短卦，面料低廉，一看就是全化纤；下面穿一条黑色大裤衩，黑色凉皮鞋。我想到奶奶的五六七八件旧旗袍，天冷了披上自己打的灰色羊毛坎肩，哪怕洗得走了丝，也比眼前这个人气派一万倍。我感到高兴，好像下棋的时候已经先吃了对方一个马，又稳稳地把車挪出来，心里分外安定。

林三民抹着汗，用台湾普通话说：“真不好意思啦，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去坐坐，但今天我在边上的医院针灸，我也没办法啦。”

我注意到他也没叫我名字，估计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位和我的关系。我把蓝布包递过去，如果我现在掉头就走，在气势上等于用卒换了对方一个炮。但我控制不了好奇心，想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之前我和季风已经试了各种办法想打开，但奶奶显然防了我们有这手，她缝死了打结处，想打开必须得把布剪坏。

林三民摸着包，脸色渐渐变了。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池塘边空无一人，几只胖墩墩的鸭子凫着水，大半个身体沉到水下，只有我们三个人，神经病般无遮无蔽、并排坐在滚烫长椅上，晒成三片蔫黄叶子。季风和林三民中间隔了一个我，他有点激动，半站起身子，没想到度蜜月还能看这么场戏。我羡慕他，坐在台下看戏的人只需要悠悠叫好，不像我，无可逃避地非要打这场酱油，上台后茫然四顾，几乎接不上下一句台词。

我故作镇定，把瑞士军刀递给林三民：“林先生你还是打开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他流着汗，慢慢把死结割开。天色无端端在几分钟里暗下去，又无端端打起雷来，我和季风把头凑得不能再近，闻到他身上的浓重汗味。包里有一堆信、一个布皮笔记本、一个文件、几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林三民大概也就瞄了一眼，就把布包重新系起来，慌慌张张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事得先走了，改天再给你们打电话，实在有事，我也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