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来信（2/2）

画桌上慢慢堆积起了妈妈的信和信里那些相互对应的无用信息。船确定在十七号周五早上到勒阿弗尔港 [19] ，专列火车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到达圣拉扎尔站 [20] 。周四他们去看了一场戏剧，玩得很开心。两天前的晚上，劳拉又做了噩梦，但他没有费神去端水给她，而是背对着她躺着，让她自己平静下来。后来她就安稳地睡着了，白天又忙着裁一条夏天穿的连衣裙。他们谈到把冰箱的账单付清以后，要买一台电动缝纫机。路易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信，于是把它带去了办公室。尽管知道妈妈提供的日期肯定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打电话问了航运公司。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因为剩下的一切都匪夷所思。更别提艾米略叔叔那个白痴了。还是写信给玛蒂尔德比较好，即使他们之间再生疏，她也会理解事关紧急，需要采取措施把妈妈保护好。但是（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真的需要保护妈妈吗？要保护的只是妈妈吗？他想过要打个长途电话跟妈妈聊聊，但又想到了雪利酒和巴格利饼干，只好耸了耸肩。写信给玛蒂尔德也来不及了，其实还来得及，但也许还是等到十七号星期五那天比较好，然后再……白兰地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无法停止思考，就连思考的时候不害怕也做不到。他越来越清楚地记起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妈妈在尼克葬礼之后的面容。他当时以为那是痛苦的表情，现在看来是另一回事，像是心存怨恨的怀疑，像是动物预感到要被遗弃在远离故土的荒地里。现在他开始真正看清妈妈的面容。现在他才真正看到妈妈是怎样度过那些时日的，所有的亲戚都来看她，悼念尼克，晚上陪着她，他和劳拉也从阿德罗格回来陪她，给她做伴。他们只能待一小会儿，因为随即艾米略叔叔，或者维克多，或者玛蒂尔德就出现了，全对他们冷若冰霜、严词斥责，他们俩新婚宴尔，但是尼克，可怜的孩子，尼克，整个家族都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因为阿德罗格而愤愤不平。不用怀疑，大家就是这样齐心协力、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上了最早的一班船。那劲头就好像是他们凑份子买的船票，还要亲热地送他们上船，递上礼物，含泪挥别。

身为人子的义务自然会督促他马上写信给玛蒂尔德。在第四杯白兰地下肚之前，他还能够考虑这类事情。喝到第五杯，他再想的时候却笑了起来（他步行穿过巴黎，为的是能一个人好好想清楚），他嘲笑自己作为儿子的义务，似乎儿子有什么作业 [21] 一样，比方说小学四年级神圣的作业，必须交给肮脏的四年级那神圣的女老师。他作为儿子的义务不是写信给玛蒂尔德。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要装作是妈妈疯了呢？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等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星期五。那天，当他一如往常地跟劳拉告别、说因为要赶做几张海报所以不回家吃午饭时，他完全能预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就差加一句“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吧”。他躲在车站的咖啡馆里，不仅是心机使然，更是为了占据一点点优势，可以观察别人又不暴露自己。十一点三十五分，他认出了劳拉的蓝裙子，远远地跟着她，看到她查了时刻表，咨询了一个工作人员，买了一张站台票，走进站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都在等待。他站在一节堆满了水果箱子的车厢后，观察着劳拉，她好像在犹豫是待在出口附近还是进到站台里面去。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像是在观察一种可能会做出有趣举动的虫子。火车没过多久就到站了，劳拉融入了人群，大家都向车窗涌去，寻找自己在等的人。车厢里的人们叫喊着，伸出手挥舞着，仿佛快要淹死在车厢里面。他绕过那块地方走进站台，那儿堆着更多的水果箱子，油迹斑斑。从他站的地方可以看到出站的旅客，他将会看到劳拉一脸轻松地走过去，劳拉的表情难道不该是一脸轻松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当最后几个旅客和门卫都离开以后，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走到阳光照耀下的广场上，在街角的咖啡馆喝一杯白兰地。当天下午他就要给妈妈写信，只字不提这荒谬的插曲（但它并不荒谬），然后他会鼓起勇气跟劳拉谈谈（但他不会有勇气跟劳拉谈）。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喝白兰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都见鬼去吧。他看着一群又一群人经过，痛哭着、高喊着拥抱对方，一阵阵廉价的情感和欲望，骨肉分离的痛苦，如胶似漆的甜蜜，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统统扫过月台，像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到啦，到啦，好久不见，你晒黑了，伊维特，对啊，太阳晒得厉害，孩子。要是为了好玩而故意做蠢事，寻找像尼克的那个人，那么从身边过去的那些人中，有两位应该是阿根廷人，从他们的发型、外套和脸上那副用来掩饰初到巴黎浑身不自在的自负神情就可以看出来。要论和尼克的相似程度，有一位特别像，另外那位就不像。其实这位也不怎么像，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脖子太粗，腰身也更宽，但他寻找相似的人仅仅出于好玩。像尼克的那个人刚刚走过去，正在走向出口，左手拎着一只箱子，尼克跟那位一样是左撇子，也有点驼背、削肩。劳拉一定跟他想得一样，因为她正从背后盯住那个人，脸上的表情他再熟悉不过，她正是带着这样的表情从梦里惊醒，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出神地凝望空气。现在他明白了，正是那个远去的背影在梦中让她尖叫、让她挣扎，现在她盯着他，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仇。

两人都开始寻找他和尼克的共同点，那人自然是个陌生人，当他把箱子放到地上，找出车票交给检票员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的正脸。劳拉先走出车站，路易斯和她保持着距离，看着她消失在公车站台上。他走进街角的咖啡馆，瘫倒在一张长椅上。他记不起自己后来有没有点些什么喝的，他这么口干舌燥是不是因为喝了廉价白兰地。他整个下午都在画海报，一刻不停。他时不时地想起来要给妈妈写信，但直到下班也没有写。他步行穿过城市，到家时在门厅遇到了门房，跟她聊了一会儿。他巴不得留下来跟门房还有邻居们一直聊下去，但是他们纷纷都回了家，晚饭的时间快到了。他慢慢走上楼（其实他上楼总是很慢，为了不要伤到肺，不要咳嗽），到三楼的时候他没有按铃，而是先倚在门边稍事休息，其实是为了听听家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他和往常一样短促地敲了两下门。

“啊，是你啊，”劳拉边说边贴上凉凉的面颊，“我还想着你是不是要加班了。肉应该煮过头啦。”

肉没煮过头，他却毫无胃口。如果这时他有勇气问劳拉为什么去了车站，也许咖啡和香烟还能尝出一些滋味。但劳拉说她一天都没出门，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撒谎，或者是在等他嘲弄一下这个日期和妈妈的老糊涂。他搅动着咖啡，双肘撑在桌布上，又一次避而不谈。在那么多冷漠的亲吻、那么多漫长的沉默里，尼克无处不在，他和她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尼克，相比之下，劳拉的谎话已经无足轻重了，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不在桌上再放一套餐具呢？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握紧拳头砸到那张脸上？那张脸痛苦又悲伤，在烟雾中扭曲变形，像在两股水流中来回荡漾，像妈妈的面容那般一点一点地堆积着仇恨。他也许就在房间里，或者像他刚才一样倚在门边等待着，或者已经躺在了床上，他从来都是这块地盘的主人，正是在这洁白柔软的床单上，他无数次闯入劳拉的梦中。他躺在床上等待着，吸着他的烟，微微地咳嗽着，小丑般的脸上带着微笑，那是他临终前的脸，那时他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坏死了。

他走进房间，坐到画桌前，打开了台灯。他不需要像往常一样，为了回信能够得体，在动笔之前再读一遍妈妈的信了。他直接开始写信，亲爱的妈妈。他写道：“亲爱的妈妈。”他扔掉纸团，再写：“妈妈。”他觉得整间屋子像拳头一样越握越紧。一切都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令人窒息。这套公寓两个人住应该足够了，本来就是为两个人住而准备的。他抬起头（刚刚写下：妈妈），劳拉正站在门边看着他。路易斯放下笔。

“你不觉得他瘦了很多吗？”他说。

劳拉做了一个手势。两行晶亮的泪水顺着面颊滑落下来。

“有点儿，”她说，“人是一直在变的……”

[1] 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art，1778—1850），阿根廷将军，在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解放了阿根廷、智利和秘鲁。

[2] 里瓦达维亚大道、弗洛雷斯区、柯连特街、圣马丁街均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名。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条大道，西起五月广场，东至国会广场，全长15公里，向西的延长线为里瓦达维亚大道。

[6]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48个城区中的一个，位于西部。

[7] 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场景。《猫和老鼠》是米高梅公司于1939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经久不衰。

[8]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条步行街，被称为“电影之街”。

[9] 卡门·德·比尼约斯（carn de pillos），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秘鲁作家、翻译家。

[10] 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1907—1990），好莱坞著名演员，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1999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十一位。

[11] 泰隆·鲍华（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著名影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出演了许多电影，通常是风流霸道或浪漫多情的角色。

[12] 阿根廷城市，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23公里。

[13] 阿根廷海军上将，出生于爱尔兰，定居于阿根廷，是阿根廷海军的奠基人物。

[14] 位于巴西与阿根廷交界处的瀑布，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15] 埃德加多·多纳托（edgardo donato，1897—1963），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是阿根廷探戈音乐的核心人物。

[16] 法国巴黎的郊区之一。

[17] 詹姆斯·迪恩（jas dean，1931—1955），美国著名演员，24岁时因车祸逝世。他塑造的形象代表了同时代青年的反叛与浪漫。

[18] 费南德尔（fernandel，1903—1971），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19] 法国港口城市，在大西洋沿岸。

[20] 位于巴黎，是巴黎第二繁忙的火车站。

[21] 西班牙语中，“deber”一词既有“义务”也有“作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