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2)
殖民帝国的建立,
就是以致瘾性商品的贸易为基础,
许多国内官僚体制和军队的建立,亦然。
即使到了今天,
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是国家税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今天,drug这个词指的是会让人成瘾的毒品,非法商品,是在不可见人的黑市里交易而会危害社会、遭致刑罚的商品。它们不被视为国民生产总额的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会减少货物、服务总产量的东西,因为吸食毒品使消费者无法辛勤工作贡献生产,或使消费者无法消耗合法且有益健康的产品。毒品被认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使经济倒退回中产阶级伦理和消费模式尚未盛行的原始时代。非法毒品组织的执行长被称为baron(原意“男爵”)或lord(原意“领主”),仿佛中世纪的王公贵族,他们的组织则被称作cn(原意“氏族”)或cartel(“卡特尔”,为避免彼此竞争、联合掌控价格组成的企业联盟)。自由贸易(据说借由让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增加利润,让消费者增加成本,可以让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大蒙其利),并不适用于毒品买卖世界。外界要求政府监视、控制这领域,以降低毒品的贸易量和利润。世上极少有其他商品受到这种要求。而欲管控毒品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对毒品的“沙皇” [20] 发动“战争”。但drug(致瘾物)真是这么异类吗?它们真是靠另外一套规则运行而被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弃儿?
事实上,历史上曾有一些drug(也就是通过摄食、吸取、嗅闻或饮用而会改变人身心状态的产品),被视为好东西,而且自古迄今,这些东西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交易、消费商品。这些商品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至今未变,改变的是drug这个词的定义(也就是说drug一词后来不指这些合法流通的商品,而专指被列为违禁品的毒品)。揆诸历史,从看似遥远异国的地方引进的新食品,其社会生命都经过数个阶段。最初,它们往往被视为能产生愉悦药理效果的东西。这时,它们既被当作药物,也被当作宗教仪式里具神圣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被认为既会影响精神,也会影响生理。它们若非引领使用者进入轻飘飘的精神状态,就是充当春药,让人感官亢奋,而发挥与前者相反的效果。它们不是让感官亢奋,就是让感官麻木,而不管是其中何种情况,都让使用者远离平日生活的烦闷无聊(过去曾有多得惊人的食物被认为能撩起性欲,从灰扑扑的马铃薯到柔软多汁而有“爱果”之称的番茄都是)。新食物的引进具有这些社会用途,无疑已有数千年历史,但要到16世纪的运输革命,才使这些食物成为国际贸易里的要角。世界经济使它们成为珍贵商品,它们随之由赋予精神或感官愉悦感受的东西,变成积聚大量世俗财富的根基。
17世纪时,全球各地的有钱人开始饮用、吸用、食用来自遥远异地的珍奇植物。咖啡、茶叶、可可豆、烟草、糖,约略在同一时期成为大受欢迎的东西。欧、亚洲的消费者都不能自拔地爱上这些美洲、亚洲、非洲的产物。有三百年时间,它们是世界贸易领域最珍贵的农产品。今日宣扬自由贸易者将drug(毒品)排除于自由流通的商品之外,但孕育出现代世界经济的那些植物,事实上在过去也被视为drug。有时,它们在消费国里被列为违禁品,如咖啡和烟草。但它们的魅力实在太强,最后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决定,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美味东西的人收税,同意人民使用,甚至栽种这些植物。
但在过去,大部分致瘾性食物属于特定地方的特产(阿拉比卡咖啡属埃塞俄比亚特产,后来被引进也门,适应当地水土;可可豆是墨西哥特产,古柯是安第斯山区特产,茶叶是中国特产,烟草是美洲特产),因而生产者总想维持他们本有的独占地位。这些出口品的原始生产者(都非欧洲人),例如中国人、奥斯曼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试图掌控这些商品的贸易,防止种子或幼苗外流。欧洲人诱之以贸易利润,加以动用武力开港通商,挫败了原始生产者的意图。不久,欧洲人所殖民的遥远新地方,开始生产起大部分致瘾性食物。培育异国幼苗的植物园成为帝国的先锋。殖民帝国的建立,就是以致瘾性商品的贸易为基础,许多国内官僚体制和军队的建立,亦然。针对茶叶、糖、烟草所课征的关税,为17、18世纪许多国家的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上,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是今日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针对烟草制品和酒所课征的税,也就是所谓的罪恶税(s tax),就资助了学校和公共卫生项目。
欧洲人将致瘾性食物普及于各地,往往也从中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用途、生产地点。茶叶和咖啡在中国、中东首先得到青睐,因为它们的咖啡因有助于人们得到宗教仪式所需的清醒。苏非派(sufi)穆斯林的圣人和佛教僧侣,将这两种长久以来和宗教仪式密不可分的饮料普及于大众(见本章第2、3节)。可可豆饮料原只有阿兹特克帝国(位于今墨西哥)的神权政治家和贵族可以饮用。在过去的欧洲,这三种饮料用于教会以外的场合。经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阶级吸引力改变:最初它们属贵族专享饮料,后来扩大为中产阶级的消遣,最后成为大众的爱好和普遍的民生必需品(见本章第4节)。最初用来协助宗教冥想的致瘾性食物,成为产业工人的提神饮料。随着这样的改变,人们饮用它们的方式也改变了。从原本不加糖的热饮(过去,阿兹特克人将红辣椒加进可可,阿拉伯人有时将豆蔻或肉豆蔻加进咖啡),到最后加进许多添加物,到了几乎认不出初泡好时模样的地步。
致瘾性食物一旦得到接纳且开始为贸易商和国库赚进大笔财富,大部分这类食物就成为受敬重的东西。在世界贸易领域的边缘地区,它们有时还充当货币。可可豆在中美洲,烟草在西非,鸦片在中国西南,茶砖在俄国西伯利亚,都曾是货币。但通常,持有这类产品者,目的是要用它们来换黄金或白银。最初,它们是重商主义帝国的根基。西班牙人非常喜爱巧克力,因为他们掌控了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而在贸易商将可可树移植到非洲之前,拉丁美洲作为可可树的原产地,理所当然独占了可可豆贸易。英国人(最早迷上咖啡的欧洲人)发现茶叶更有利于实现他们在中国、印度的贸易计划(见本章第7节)。熟悉拉丁美洲的法国人、美国人,喝咖啡喝上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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