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2）

令人遗憾的是，

认为市场经济扩散对于人类社会有益这一乐观看法，

隐瞒了市场经济所赖以建立而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暴力基础，

以及始终存在于市场经济背后不断动用武力一事。

历来常有人认为商业是人类得以文明开化的凭借，更有人提出“柔性商业”（doux rce）理论，认为商业使人类免于暴力相向。竞争对手不为争夺数量有限的资源而动刀动枪流血死人，反倒可以各自专门生产他人所需的产品，互通有无。走上生产的专门化，而非破坏的专门化，盈余随之增加，生产成本随之降低。和平环境会大大降低保护财产的成本和危险，促进货物的交换。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所想象的那种相对优势的世界，竞相将愈来愈多的物资纳为己有，不只会促成竞争，还会促成合作。市场会将个人动武侵略的冲动，转化为有益社会的繁荣。

有些史学家甚至主张，这梦想曾实现，至少曾实现过一段时间。真正的资本主义于19世纪初出现后，随之有了从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和平”。争斗局限于市场而非战场。

但令人遗憾的是，认为市场经济扩散对人类社会有益这一乐观看法，隐瞒了市场经济所赖以建立而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暴力基础，以及始终存在于市场经济（特别是非欧洲人世界里的市场经济）背后不断动用武力一事。“原始积累”（priitive auution），也就是径自掠夺他人资产和强迫他人付出劳力，数千年来屡见不鲜。贡品和战利品为巴比伦人、亚述人、古埃及人、玛雅人提供了资金。那些时候虽有某种贸易行为，但在财富的积累上，仍大大倚赖强制行为（包括明确或暗示的强制），更甚于倚赖志愿性交换。财富主要建立在军队和收税员的人数众多而力量强大上，而非生产技术和市场运作上。合乎经济理性的市场算计者，往往死于蒙古部队或维京海盗的刀子之下，不然就是赫然发现武力的确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也跟进采取暴力。

贸易商与贸易商离乡在外时为他们提供保护者（包括不请自来的“保护者”），两者间的关系历来多有变化。在威尼斯，政府曾强迫所有贸易商利用政府所组织的船队远行，实际贸易活动的大部分和对贸易商的保护都由官方统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曾试图将此模式从地中海外销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结果有成有败。荷兰和早期英格兰的海外商人，则曾采取相反做法，由官方赋予私人公司处理开战、贸易事宜的特许权。因此，这时候，暴力与商业在同一只手里，只是是在私人手里，而非官方手里。诚如连恩（frederic ne）所说，这些商号“将保护成本内部化”，能够将这些成本纳入理性的规划与算计中。另一方面，拿到特许权的公司必须支付这些成本，而随着战争规模和开销于18、19世纪时日益升高，保护成本对政府以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愈来愈承受不起。这时候欧洲人才开始想到贸易商与政府间应有一“常态”分工，亦即贸易商只做买卖不打仗，政府则打仗但不做买卖，只是说官方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只负责保护财产，还是扮演武装盗匪的角色，负责用武力“开辟”可从事新式贸易的新领域，有时还界定不明。而即使在那之后，欧洲人对这一新分工体制也非信守不渝，例如在非洲内陆开辟、统治殖民地的成本很高，使欧洲多个国家在19世纪末期，再度赋予私人公司垄断贸易、扮演准政府角色的特许权。即使在今日，仍有许多公司，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经营而以资源为基础的公司，动用大批形同军队的私人警卫。因此，讲究和平共识的贸易和强制性暴力约束，有时似乎愈来愈泾渭分明，但从未到彼此各行其是、毫无瓜葛的地步。（在亚洲几个地区也可见到这两种政策的施行，只是两者所占比重因地而异：从一些威尼斯式的垄断到大型“自由贸易”区，甚至在某些官方特许地区，特许暴力和特许贸易的运作方式和特许公司差不多。）

此外，经济暴力不只是受“以物易物，实物交易”的欲望所驾驭的远古时代原始冲动。“西方人”常忘记奥斯曼土耳其人曾存在于历史，但他们缔造了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且维持了四百年，却是不争的事实。16世纪在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i）城门，东达阿塞拜疆，北至波兰北部，南达埃及。靠着规模居世界前几位的军队、了不起的官僚体系（其中有些官员为基督教徒奴隶）、传扬安拉旨意的不屈不挠精神，土耳其人主宰了东南欧和中欧的政治，使广大地区享有相当程度的太平。连接欧洲与中国、印度、波斯的通路，因奥斯曼帝国的主宰而非常安全，从而使贸易非常发达。但促成这财富积累的动力来自征服；这积累的主要成本在军队开销。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贸易汲取资金，以支持军队、官僚体系的开支，从而阻隔了欧洲与东方的直接贸易，欧洲贸易商只得另寻通往富裕东方的路径。因此等于是土耳其人迫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往南绕过非洲抵达印度洋，往西航越大西洋意外发现新大陆（见22节）。欧洲人展开大探险之前，与非洲往来已有数千年。欧洲主要是通过黄金、奴隶买卖，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搭上关系，而这两项贸易这时都掌控在控制非洲北海岸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因此，葡萄牙人采取迂回战术，从而在科特迪瓦、黄金海岸开辟了贸易站，在圣多美等大西洋上的非洲岛屿建立了殖民地。但对欧洲近代早期的成长居功厥伟（对美国的成长当然贡献更大）的奴隶贸易，却是建立在暴力上。

在此我们再一次见到，暴力与商业活动的关系虽然改变了，但两者始终存在。非洲奴隶买卖往往是由非洲人自己起的头，但欧洲人的种种作为，从哄抬价钱（进而助长更多掳人为奴的行径）到提供火器给他们所中意的掳人团体，扮演了极关键的推波助澜角色。此外，非洲、欧洲两地奴隶贩子自发性交换“财产”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奴隶的本质。在那之前，非洲境内的奴隶虽被视为财产，大部分仍拥有数种权利，且权利往往随着他们渐渐融入掳掠他们的社会而与日俱增，直到完全融入为止；他们所生的小孩还往往享有自由之身。但一旦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货物，非洲奴隶的待遇就只会更近似于十足的动产，而欲维持这种奴隶体制，不靠大幅提升的暴力手段，绝不可能达成。诚如本章第1节所阐明的，交换和利润是促成这一贸易的关键因素，但暴力和官方力量在此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商业活动大得多。科技是用来动武和破坏，而非用于生产。

15—19世纪的奴隶买卖

奴隶制在许多时期、许多地方以许多种形式出现过，贩售奴隶和长距离运送奴隶也有久远历史。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奴隶买卖，都以非洲人为商品。其中一次由穆斯林主导，将掳获的非洲人带到北非、中东和印度洋彼岸，从9世纪持续到19世纪。另一次，规模大概更甚于前一次，由欧洲人主导，16世纪至19世纪末期，将约一千两百万非洲人带到多个欧洲人殖民地（和美国之类前殖民地）。这些奴隶为美国主要商品作物（甘蔗、棉花、烟草、咖啡等）的栽种提供了一大部分人力，为矿区提供了一些人力，在促进商业、工业发展，进而促成大西洋地区一时成为新式全球经济的中心方面，也扮演了其他举足轻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