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2）

此外，只要奴隶大部分留在最初纳他们为奴的社会里，因为需要管理，加上害怕奴隶造反，捕捉奴隶的数量自会受到限制。但一旦有了两处大陆可供销售奴隶，这限制就消失。17、18世纪，奴隶买卖前所未有地蓬勃，获利也空前。欧洲人当时还无法殖民非洲（19世纪末期才有办法），因而，被欧洲人看上买走的奴隶，只能在别处工作。非洲黑奴何其不幸，这时欧洲人开始嗜甜（见36节）。美洲印第安人不愿在甘蔗园工作。在加勒比海地区，他们一感染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迅即死亡，因而在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的不到五十年后，该地区的美洲原住民（可能多达五百万至一千万）几乎死光。在巴西，男性原住民不习惯于农活（见18节）。尽管遭掳为奴，远离家乡，受到虐待，印第安人就是不愿替欧洲人的热带农业长时间卖命。

贫穷白人以契约仆役的身份被带到某些殖民地，但按照契约，服劳役一段时间后一定可获得自由并获赠土地。热带小岛上的甘蔗园园主，觉得这样的劳动条款难以办到，甚至美国弗吉尼亚的烟草田主人，即使在烟草田后面有大片未开发的荒地，也不愿授予土地给这类工人，以免他们拿到土地后也跟着种烟草，导致供给过剩。移民热带地区（和北美南部）的头两代欧洲人，死亡率非常高，因而只有少数白人契约仆役有幸活到获赠土地那一天；但随着死亡率降低，倚赖贫穷白人为劳力来源，成本就高得令种植园主吃不消。大部分种植园主于是想到，购买奴隶虽得先付较多的钱，但奴隶可役使一辈子，又不必送地给他们，整个算来还是较为划算。于是，非洲黑奴在毒热太阳下挥汗干活，生产利润源源输往欧洲。在此，我们又见到和平贸易商与残暴掳人者，紧密结合在一块儿。更后来，欧洲人禁止奴隶买卖后，许多热带种植园仍不愿或无力支付具竞争力的工资，于是契约仆役重又登场，而这次登场的，通常是华工或印度工（见本章第8节）。

西班牙人劫掠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以及他们所碰到的其他文明，借此更直接（但为时不久）取得财富。西班牙人熔化金质雕像和宗教圣像，大大增加了欧洲所拥有的贵金属（其中许多后来转运到亚洲购买香料、丝绸等货物）。接着，秘鲁的印第安人受迫在波托西的大银矿场工作（见本章第2节）。印第安人按照徭役规定下到深深的矿井里工作，往往丧命矿场。但白银输入西班牙，造成西班牙通货膨胀，创造出对北欧洲货物的大量需求。事实上，西班牙的货物进口量因增长太快，导致后来西班牙所拥有的白银竟比最初从美洲进口白银时多不了多少，进而不得不改用铜铸币。因而，西班牙人掠夺墨西哥、秘鲁的财富，但因此而获利最大者却是卖货物给富裕西班牙人的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日耳曼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大概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赚的钱其实是血腥钱。

有些北欧洲人的确知道西班牙新财富的来源，因而决定不再通过西班牙人之手，改由自己去夺取。英国、荷兰、法国的商人，虽经官方授权组成商业公司，掠夺起来却和做买卖一样毫不迟疑。诚如本章第3节所说明的，私掠船打着为国争光的旗子，强迫西班牙、葡萄牙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地与他们贸易。事实上，当时欲在海外创业的人，如果投资计划书里提及掠夺、光荣、民族骄傲，会比只是一味探讨有哪些商机更容易募集到资金。碰上不愿贸易的殖民者或原住民，这些冒险家就摇身变成海盗，干脆掠夺货物、强奸女人、烧毁城镇。这办法实际施行后显示获利极大，且还有一附带好处，即削弱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源和海军军力。这些私掠船和西印度群岛海盗的劫掠，令西班牙加勒比海地区的居民大为惊恐而逃亡，致使伯利兹、库拉索（cura&231;ao）、海地、牙买加、特里尼达等肥沃地区，遭英国、荷兰、法国占领为殖民地，葡萄牙人也因此遭逐出红海、印度洋。从事奴隶买卖或亚洲贸易或美洲贸易的正派商人，行径几乎和海盗无异。同样的，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之类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在西班牙人眼中根本是十足的海盗（德雷克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捕拿敌船、货物的特许证，大肆劫掠西班牙的大帆船）。荷兰人在17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被排除在殖民新世界的活动之外，却从其中一些最不堪的方面获利不菲：在他们短暂控制了巴西部分地区时，也深深搅进了奴隶贸易，并在此后一百年中助纣为虐。英国人也摆脱良心上的不安，投入海盗与奴隶买卖的高档事业。诚如本章第4节“鲁滨孙的高档生活”所显示的，即使是鲁滨孙这位受困海上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著名小说主角，其实也是个奴隶贩子和国际贸易商。

英国、荷兰一旦称霸海洋，他们的商人一旦主宰世界市场，海盗对他们而言，就不再是扩张商业的前锋部队，而是个困扰。因此，这时候，英国皇家海军吊死了他们先前所授勋表扬的人。例如，本章第5节描述了英国皇家海军如何翻脸对付菲律宾苏碌海的海盗，尽管在这之前，英国商人曾替他们的远征行动提供武装，进而借这些行动之助，取得卖给中国的货物。

贸易商和海盗关系密切，但贸易商靠武力强迫他人与之贸易时，从不自称“海盗”。暴力可借以取得垄断地位时，暴力就是很管用的竞争优势。诚如本章第6节所显示，具法人地位的公司是为支付集体暴力所需的开销而诞生的。

具法人地位的公司，也希望保护自己的市场免遭外人入侵分食，他们所谴责的西印度群岛海盗，就是不受他们欢迎的人物。本章第7节只有一部分是为博君一笑而写，在这一节，我们看到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海盗，比起同时代的海军或今日的企业掠夺者，还远更能达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一般人认为，西印度群岛海盗所提供的服务不利于经济，但这些杀人如麻者其实是非常民主、尽职的员工。他们虽是多民族、多种族组成的海盗，却恪守严格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一如其恃强凌弱、功绩彪炳的前辈，靠暴力为生，致富。他们的服务所促成的财富重分配，比奴隶买卖、银矿开采或掠夺商人所促成的，更符合利益均沾的精神，但他们也倚赖恐怖科技来遂行个人目的。最后，动物权利保护人士可能认为，近代初期人类所从事的与猎捕人有关的几种贸易，与同一时期人类猎杀鲸鱼、海獭、海狸、（后来）水牛时的规模、效率大增，两者间有连带关系，从而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欧洲和南亚境内的）大型金融资本家资助近代初期的战争，有部分是因为他们获利满满，但缺乏其他够吸引人的市场供他们将获利转投资。当时，地方贸易通常竞争太劲而获利不高；长距离贸易规模不够大（且诚如先前已说，往往和暴力密不可分）；就大部分地区而言，在机器问世之前，生产所需的资本相对较少。在这种环境下，借钱给正在打仗而需钱孔急的君王，相对较保险且获利较大（如有需要，这些君王可以压榨人民以偿债），而且能让债主得到重大的附加利益，即提高威信和对该地政治的影响力。这种借钱给政府的说法，证诸史实，不无可信之处，但机械化工业的兴起并未使资金抽离对暴力活动的资助（即使体现新兴科技的固定工厂、设备，成为运用前所未见之大量资本获利的工具，亦然）。投入战争的资本，在资本家的投资组合里，或许只占较小比例，但可用资本的总量增长那么大，因而仍有相当多的资金可用于投入愈来愈大规模的国家暴力。事实上，19、20世纪时，军费不只不断增加，而且许多时候还加速在增长。更仔细检视拿破仑下台后那个所谓的“和平世纪”，就可清楚看出这点。

有人认为，堪称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使资本、市场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时候，相较于借愈来愈有效率的生产赚钱，战争变成次要。有人主张，巨额融资的当道，创造了百年承平。但这一观点太以欧洲为中心。没错，在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没有旷日持久的大型战争。但对欧洲以外的地方而言，这一时期是一点也不和平的“帝国时期”。暴力不只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爆发，还充当自卫武器以对抗世界经济力量。

事实上，有时是二者兼具。尽管美洲各地的欧洲裔和混血精英都已与欧洲帝国决裂（1775—1825），新一波欧洲扩张主义的浪潮在19世纪席卷了亚洲大部和几乎整个非洲。与此同时，大西洋沿岸新独立的社群开始了血腥的内部征服，巩固对那些通常只在理论上属欧洲势力范围的大面积区域的控制权。而若想抵抗这些入侵，本地势力一般只能借助自身的进攻性内部殖民主义。本章第10节清楚表明，现代埃塞俄比亚的诞生就是此类情况，阿姆哈拉人（arense）征服了近邻，强迫当地人在糟糕的条件下种植咖啡以供出口，并用由此赚来的钱购买欧洲的武器和进一步扩张。其他地方，从索马里和祖鲁到科曼切和苏族人，也开展扩张主义的战争并（不同程度上）与欧洲进行军火贸易，为建立能够保持独立的政权做着最终徒劳的努力。史上最惨烈的诸多战争，有一些就是约1851—1870年间在三大洲爆发，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法军入侵墨西哥、南美洲的巴拉圭战争、印度的反英暴动、中国的太平天国之乱。现代武器使人类得以更有效率地发泄古老的杀人欲望，而军队规模和军费的与日俱增，创造了大好的获利机会。

暴力的崛起，不只通过奴隶制、海盗、战争。有时，在国内，破坏、杀人的矛头也指向富裕族群。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受到鼓吹以取得政治权力，没收少数民族的资产。欧洲史上最普遍受到这种迫害的族群，就是犹太人。本章第11节介绍了德国一商人家庭的遭遇，他们乘着国际贸易的浪潮而发达致富，然后遇上民族主义者的仇外暗礁而船毁人亡。

暴力不只是全球经济下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之一，战争还是发明之母。许多创新发明，例如合成硝酸盐、合成橡胶、人造纺织品（尼龙），都是战争所催生出来的。食品罐头的制作，以及甜菜糖、草本代用咖啡（sanka）之类新食物，也是因应战场需要而问世。新的机械技术（例如制造出可替换之标准化零件的科尔特[lt]组装线），新式运输工具（例如潜水艇、飞机），其问世不只是出于创造发明的热爱，还同样出于强烈的摧毁欲念。

战争的总体经济成本，无疑已使任何这类益处都相形见绌。即使只从创造发明的角度去思索，战争既摧毁这么多才智之士，又使其他许多才智之士将心力从建设性计划转移到破坏性计划上，那么战争所压抑的技术进步，大概比它所催生的还要多。而且大规模破坏无疑已减少了全世界的总体财富。但因此而有所得的个人，不需要去注意或在意谁因此而有所失，一如奴隶贩子和美洲的种植园主，不必去思索他们运走数百上千万非洲人，对非洲造成何种损失。身为史学家，我们只能去检视人类已发明出何种东西，已如何积累、再分配财富。讲述这些过往时，我们看到血腥的手和那只不可见的手往往狼狈为奸；事实上，往往这两者为同一躯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