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雪中的“死道友”（1/2）

在台中地方法院的长廊上，“死道友”们陪我坐在椅子上等待开庭。

假发阿姨说了一个笑话，比如她有个朋友收到文绉绉的法院判决书，看不出打赢还是打输，跑去问神。神明降乩，乩童看了头痛，把判决书吃了。“死道友”们听了干笑几声。我觉得不好笑，这时候无论讲什么都不好笑。

距离我被伤害的那天已过了三个月，如今来到了发夹弯 (1) ，无论是否通过，伤害仍会永远跟着我。我坐在椅子上，等候法警唱名，心情紧张，看着庭务员用推车拉着成堆的开庭卷宗、证物与法庭日记经过。有几个要打官司的人拿着传唤单，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戴眼镜的女孩从中庭对面的侦查庭出来就大哭了，哭声让大家更沉重。不久，两位法警从地下室的羁留室押送犯人上来。犯人穿灰色囚衣，戴着手铐脚镣，发出声响，低头面对一位少妇带着八岁的女儿。女儿大喊一声爸爸加油，囚犯就抬头不哭了。我要哭了。

祖母捉住我的手，我就忍下泪了。母亲这时通过法院的金属探测门，到处找开庭地点，她绕过长廊角落，那儿坐着廖景绍。廖景绍请了两名律师，他们热切讨论，布局待会儿的法庭辩论。看到这儿，我再度紧张，没发现母亲来到我面前了，我抬头看她，离开三个月没使得这一眼有起伏。

庭号灯响了，法警叫大家进来开庭。我前往法庭为性侵官司特别设立的隔离室之前，酒窝阿姨替我祈祷，“死道友”也用她们的方式给我祝福，她们知道我会赢，已订好餐厅，在退庭后举行庆功宴。

法庭内，三位女法官从后门进来时，法警要大家起立。大家坐下后，法官很快进入程序，一点都不想耽搁似的，连电影中常见的敲法槌开庭都没有。三位法官坐在法台，穿镶蓝边黑袍，坐中间的审判长说已经开过两次“准备庭” (2) ，今天直接进入交互诘问。

第一位证人是幼儿园老师马盈盈，她平日穿紧身牛仔裤当作皮肤，今天也是。廖景绍的律师传唤她来是有原因的，她的记忆力非常好。马盈盈常对小朋友耍的绝招，是背下根号2或圆周率的小数点以后一百位数，也能背下近两百位小朋友的名字；她的专长是傍晚站在幼儿园大门，进一个家长来，就广播“某某某小朋友，你的谁谁谁来接送”，令家长觉得自己受到重视。

辩护律师有两位，先上场的是小胡子律师。他习惯抠嘴角，仿佛那儿有颗恼人的青春痘。他从外围问，慢慢地问到事发当日：“五月二十八号那天聚会，你们喝了多少酒？”

“很多。”

“有没有确切的数据？”

“雪藏白啤酒共十八罐，法国坎特里堡白葡萄酒三罐，还有一罐百乐门威士忌。”

“黄莉桦小姐有喝吗？”

“不少。”

“黄莉桦小姐喝了多少，想得起来吗？”

马盈盈闭上眼，沉思说：“啤酒两罐，葡萄酒约五杯，她不喝百乐门。”

小胡子律师随即提示证据，将当天消费的统一发票秀出来。要我不看到这张证据还真难，它透过每个座位前的计算机屏幕播放，两侧墙上也有投影。数据真的如马盈盈所言，没有错。

接着，小胡子律师慢慢找出对被告廖景绍有利的证词，比如问敬酒过程：“是谁喝得比较凶？”“黄莉桦小姐起身去厕所时，走路状况如何？”“廖景绍先生喝多少？”“廖景绍先生有对黄莉桦小姐敬酒吗？”“黄莉桦小姐对廖景绍先生劝酒吗？”这些提问都很细。

我知道小胡子律师的用意了，他要借由记忆力超强的证人马盈盈，告诉三位法官：当日气氛融洽，廖景绍没有预谋把我灌醉，我也没有装醉。这朝着律师在准备庭所拟的论证重点发展：“这不过是日常聚会后，一对现代男女的一夜情”欢快剧本，廖景绍无罪。

穿紫边黑袍的检察官拿着笔，轻轻敲桌子。这是法庭最常出现的小声音，偶尔也出现在门口的执勤法警坐皮椅的挤压声，或极低音的内线电话声响。审判长没有阻止小声响，只有谁的声响过大时，她才提醒似的瞪谁。

检察官停止敲笔，便是开始问话时，她问得很外围，似乎找不到新证据。我知道她的想法，马盈盈不是今日辩诘的主菜，但身为被害人的检察官，不能随意放弃这道小菜。所以她问了几题，又出现敲笔的习惯，不知是在思索，还是在苦恼什么。

“马盈盈小姐，你和廖景绍认识几年了？”检察官问。

“五年又三个月。”

“廖景绍生日几号？”

“六月十五号。”

“他的身高呢？”检察官抓到重要线索，打蛇上棍。

“一六七点五厘米。”

“他鞋子穿几号？”

“喜欢穿马汀大夫的六号半鞋子。”

“他最喜欢的都市？”检察官逼问。

“东京。”

“他去那儿最常做什么？”

“去东京银座的老店琥珀咖啡馆，喝十八号的无冰冰咖啡（icelessice-ffee），抽古巴的特立尼达（tridad）雪茄，那种雪茄的味道在辛辣中带着微甜，还有果木与坚果的浓郁味。”她连珠炮似的说出来。

“你能解释吗，为何这么清楚？”检察官问，这同样是大家的疑惑，马盈盈是如何掌握这些细节的。

“我之前是他的女朋友。”

法庭很安静，小胡子律师轻轻咬牙，抓起嘴角。三位法官探头看，避免视线被自己桌前的屏幕挡住，连发呆的通译都有了精神。

这很劲爆呀！马盈盈是廖景绍的前女友，我在工作场合看不出来。或许他们分手很平和，就像吃完餐后各自付账离开。对了，我记得马盈盈有一次说“不要以为，有钱的丑男人的老二都是香的”，又说“女人跟快烂掉的臭男人混久了，连自己的快乐都臭掉了”。因为言辞讲得太劲辣，我至今还记得，如今我竟然跟她与廖景绍的交往联想在一起。

检察官继续诘问：“你们的交往，是廖景绍主动追求你的吗？”

“不是。”

“是马盈盈小姐你主动追求他的？”

“不是。”

两者都不是，检察官转而问：“你们是什么时间开始交往的？”

“二○一三年，晚上九点。”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他失恋了，要找我喝酒解闷儿。”马盈盈讲到这儿，速度放慢了，而且头低着。

“他是指廖景绍先生吗？”检察官得到答案，又追问，“你喝醉了，然后廖景绍跟你发生了关系？”

“是。”

“异议。”小胡子律师提出程序问题，阻止检察官发问。

“请说明理由。”审判长说。

小胡子律师指出，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条第四项载明，不得提问“被害人与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经验证据”。检察官反驳，这条只限定辩护律师与被告不能诘问，检方却不在限制内。审判长最后裁定，异议驳回，请检察官继续问。检察官已经拿到答案了，她借由马盈盈之口，说出了廖景绍会借酒醉，趁机跟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而且女方半推半就。我想，这足够说明廖景绍有一套自己跟女生的性游戏，直到踢到我这块铁板。

经过两轮的诘问，证人马盈盈离席。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取得优势，通往真相的过程，往往如此湮塞，而且回头路都消失了。幸好邻座的祖母伸过手来，紧握我的手。我发现她好紧张，手掌都是冷汗，但仍主动给我安慰。

第二位证人是社区警卫——张民宪，他在事发那天值勤。他会出现，我一点都不惊讶，证人们在开庭时会先聚在法庭，我就知道今天谁来做证了。然后法官采取隔离侦讯，请证人们出去，等候传唤，唯一全程在旁边陪伴的是祖母。祖母以家属身份在场陪同，是性侵官司允许的。

我替警卫张民宪担忧的是，他喝了点儿酒。他进来时，法警闻到酒味，而且还是新鲜的味道。我怀疑他在门外候讯时，又喝了几口。

审判长皱着眉头，问：“你平常都是这么早喝酒？”

“不会的，我是紧张。”警卫张民宪说，“我要是紧张，都会喝点酒，这样才不紧张。”

“你现在还会紧张吗？”

“不会，我刚刚在门外又喝了点儿压惊。”

要是在法庭之外，这回应令人发噱，但是法庭内只有三位法官浅浅微笑。而且审判长试探性地问：“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没开车，也没骑车。”警卫张民宪挺起胸说，“喝酒不能开车，这规定我知道。”

“那你知道到法院做人证，可以喝酒吗？”

“没有这一条规定。”

“你怎么知道？”

“我问了大门法警，他说，去问法官就行了。”张民宪点点头，“那法官大人你说呢？”

审判长点头微笑，问了警卫张民宪的基本资料，接着进行诘问。

检察官主诘的重点是，我进社区大门时，喝醉了吗？人有醉意，往往不是在餐桌，而是离开餐桌之后发作。到底我哪时醉酒的，忘了。警卫张民宪却说得比较仔细，他说，我到社区大门时，不太能走路，由廖景绍搀扶我。廖景绍一手环抱我的腰，一手寻找我包包内的感应扣，不小心把包包里的东西散落。这一幕才令警卫张民宪印象深刻。

警卫张民宪又说，社区内仍有门禁与电梯，需要感应扣通行，他知道廖景绍抱了一个醉人无法操作，便帮忙扶着我进电梯，送抵八楼的家门。廖景绍说了几声谢谢。

“依你的判断，黄莉桦小姐从进社区门口，到进家门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检察官问。

“没错。”

“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小胡子律师接着反诘问，他拉了拉黑色白领袍，抠了嘴角，问：“张民宪先生，你担任社区警卫多久了？”

“大概三年了。”

“你值班的时间呢？”

“晚上七点到隔天七点，共十二小时。”

“我发现你今天喝酒了，你值夜班时会喝酒吗？”

“不会。”

“你值完班后会喝酒吗？”

“不会。”

“那你今天喝酒的原因？”

“异议。”检察官提出程序问题，他说证人喝酒，与案情没有关系。审判长认为异议成立，要辩护人更正提问。

“我能回答，我为什么喝酒。”警卫张民宪转头，看着被告席的廖景绍，“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喝酒。”

“证人可以不回答这问题。”审判长阻止。

“我应该不让他进来的，你这畜……生……”来不及了，警卫张民宪指着被告廖景绍，大吼，“你干了什么好事，竟然在我的社区欺负人。”

法庭躁动起来，有人站起来，有人瞪大眼。

审判长拿法槌敲，敲了十下，其中几下像打地鼠游戏般充满干劲，才把张民宪的怒气与言语打灭了。可能是因为审判长第一次使用法槌维持秩序，她花了好几秒才找出来，起头那几下敲得不顺，有点儿慌，足够让张民宪把骂人的话通通讲完。接下来，审判长念出张民宪的基本资料，然后说出开庭的日期、时间与庭间，要书记官记下，请法警赶他出去。

这场证人诘问最后匆忙结束。不过，我对张民宪的担心多了起来，虽然他有时执勤会偷睡，老是在大门外的花圃抽烟，但是他对社区算是尽忠，按时夜间巡逻两次，见人进社区大门会注意，不像有些警卫老是盯手机、头永远缩在柜台后看不到。他事后跟我说，在庭上会发飙，是他老婆发生过同样的事，他老婆过了那关，他却过不了，心里永远有芥蒂，最后两人以离婚收场。

“我痛恨强暴犯。”张民宪离开法庭前又大喊了一声，“请法官大人不要当恐龙。”

在这世界上，我们痛恨坏人，我们憎恶暴力者、诈欺者、无耻之徒。但是要揪出这些人，不是上教堂祈求，而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通过科学办案，并且需要证人证词。但是，证人未必愿意坐上证人席，去指证暴力者、诈欺者、无耻之徒，只想要在电影院看到银幕里的坏人恶有恶报。

我成为第三位证人，即使是在隔离室，内心仍很煎熬。我得说明我身处的空间，它位于法台左侧，是帷幕玻璃室，专供性侵官司的法庭设施。玻璃是单向镜子，我看得到法庭现场，外头却看不到我，而法官可透过桌前的视讯看到我的状况。要开始做证，我有几秒钟脑袋空白，直到邻座的祖母紧握我的手，我才听到法官问我，有被告在场，会影响我自由陈述吗？

我摇头。

审判长看着视讯中的我，说：“法庭现场有录音。你要是点头，就要说‘是’；摇头，要说‘不是’。”

“不会影响。”我对麦克风说，是变声系统，听起来较低沉。

“要是中途有任何不舒服，或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我说。如果准备好，由辩护人进行主诘。”

辩护律师有两位，由廖景绍重金聘请。靠法台的律师蓄着小胡子，前两次诘问由他来，这次换另一位戴口罩的。戴口罩的律师咳了两下，问了我外围的小问题，我深思后才回答。我之前从承办案子的书记官处得知，律师与检察官在准备庭的主张是：前者认为是无罪的一夜情，后者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趁机性交罪”起诉。这信息在我心里装了过滤器，我得避免被推到一夜情的陷阱，在法庭要思索对方问话。

“事发那天，你还记得是谁扶你进社区的吗？”口罩律师问。

“不晓得，我喝醉了。”

“黄莉桦小姐，你还记得那天社区警卫是谁吗？”

“不晓得。”

“所以，你不晓得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感觉有人在扶我回家，然后我躺在沙发上，我感觉身体不是我的。然后有人掀了我裙子，对我侵犯，像是梦一样，我没有办法抵抗。”

“所以，你在那样的状况下，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跟你发生了你认为的性侵行为吗？或许是警卫张民宪，你能确定吗？”

“异议。”检察官打断问话。

“理由。”审判长问。

“辩护人一次问了两个问题，而且误导被害人真实情状。”

审判长下裁示：“原告黄莉桦与被告廖景绍曾发生性行为，是不争的事实。在黄莉桦的阴道已采集了事证，而且被告也承认了性行为，请辩护人不要在这里缠绕太久，更正问题。”

“我更正提问，”口罩律师点头说，“我整理一下，黄莉桦小姐你从什么时候下车到社区大门，是谁扶你进电梯，最后进入家门？这一路的过程，你都想不起来了？”

“是的。”

“有人对你进行了你所谓的性侵这件事，也没有很确定？”

“是的。”我迟疑了一下。

口罩律师停顿了一下，用眼镜后头那双又细又窄的眼睛看着我。隔着单向玻璃，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有被看穿的害怕。接着他转头拿下小胡子律师传来的提示字条，咳了两下，再度提问：“黄莉桦小姐，你知道我的当事人廖景绍先生喜欢你吗？”

“知道。”

“廖景绍先生开娃娃车载你回家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将右手放在你的手上，你记得吗？”

我想起之前的日子，廖景绍开跑车时，将手放在我的手上，我缩离了。可是那天我没有，我记得他摸我，我醉得无力缩手：“我记得。”

“你没有缩手，是表示什么？”

“我醉了，没办法有太多的动作。”

“那你是否记得，我的当事人在车内，说过他喜欢你？”

“是的。”我记得他说过。

“那你是否还记得，他曾摸你的脸？”

“是的。”

“你有拒绝他吗？”

“没有。”

“理由是？”

“我喝醉了，无力反应，我要拒绝却没有力气。”

“可是你记得，是吗？”

“是的。”

“所以我整理一下。”口罩律师发动更凌厉的攻势，“在回家的路上，你记得廖景绍跟你的互动，比如他摸了你的手，你没有拒绝；他摸你的脸，你也没有拒绝。但是到社区后，你就不太清楚了？”

“是的。”

“所以，我的当事人送你上楼，跟你求爱这件事，你记得吗？”

“我不晓得。”

“所以，我的当事人在跟你发生性行为时，你觉得那是一场梦？”

“是的。”

“你有拒绝吗？”

“有，我记得有说不要，我在侦查庭与笔录上都是这样说的。”

“你要想清楚，因为你说你进入社区后，醉得不省人事了。”口罩律师用犀利的口气问，“你之后的事都忘了，怎么记得自己说过不要，所以你是没有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

“异议，辩护人骚扰证人，而且诱导性提问。”检察官说。

律师的口气被审判长纠正，也被要求更正提问，才说：“你被你认为的性侵时，有确切说不要吗？”

“忘记了。”

“请书记官在笔录上载明，”口罩律师拉下口罩，冷冷地对法台上穿黑袍、始终快速打字的书记官，说，“告诉人黄莉桦小姐面对她认为的性侵过程，她‘忘记了’有没有反抗，而不是说‘不要’。”

我发现，我掉入了圈套。

这次换成检察官反主诘，由她问话。

这位检察官是女的，与之前侦查庭询问我的男性检察官不同。我喜欢这样的安排，女检察官给我安全感，她四十几岁，予人稳重感，也许是专门派来打性侵官司的。她停止了敲笔，看了两位辩护律师一眼，才对我说：

“黄莉桦小姐，你听过‘理想的噩梦’吗？”

“我不懂？”

“那是你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被人追杀或遇见恶鬼，不断挣扎，不断大喊，然后这时候忽然醒来，大喊不要，这叫‘理想的噩梦’，听过吗？”

“没有。”

“还有种叫‘不理想的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不过来？”检察官继续问。

“异议。”口罩律师大喊，说，“检方提问与此案无关。”

审判长沉思一下，说：“请检方说明这样提问的目的，我想听听看。”

“被害人对性侵过程不是完全忘记，仍有残存记忆，但记忆模糊，”检察官又敲了一下笔，“黄莉桦小姐在陈述自己被性侵过程时，数次提到一场梦，我是跟她核对，以便回溯她事发当日的记忆。”

“异议驳回，请检方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检察官回到提问：“黄莉桦小姐，有种叫‘不理想的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不过来，懂吗？”

“我懂这意思。”

“我整理一下你的想法：事发当时，被告廖景绍对你性侵，你醒不过来，但是觉得自己做了个噩梦，是吗？”

“是的。”

“据你之前陈述，你进去社区大厅后，意识已不清了？”

“没错。”

“但仍记得被性侵时的噩梦？”

“有印象。”

“请庭上出示案卷a105的事发现场照片，以唤醒被害人的记忆。”检察官说毕，书记官开启计算机档案。

瞬间，我家客厅的照片出现在投影墙上，以及我被强暴时所躺的沙发。这张照片几乎占满了墙面，非常明亮，像是我家楼下的霓虹灯广告牌。拍摄的时间在半夜，符合当时情境，光线不明，窗外霓虹灯照进来，我看得到客厅墙的虹彩幻影，与各式的玻璃反光。这个地方，我三个月没回去了，这么久了，没有太多眷恋，却有太多的记忆以及伤害。

“那个噩梦的内容是什么？”

“我不断挣扎，就是醒不过来，没有办法醒来。”

“你在梦里有喊不要吗？”

“有，我喊了几次不要。”

“有喊出来让被告听到吗？”

“我没有办法确定。”

“那你醒来后，发现了什么？”

“廖景绍不见了，但是我的裙子被掀起来，内裤被脱下来。”

“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知道自己被强暴了，而且流下眼泪。”

“所以，我必须再次确定你的意思是：黄莉桦小姐，你没有同意廖景绍跟你发生性行为，是吗？”

“是的。”

“好了，庭上，我的问话结束了。”检察官继续敲笔。

辩护律师进行第二次诘问——复主诘。我是观察法庭，才懂得这游戏得经由双方的两轮问话。小胡子律师比较年轻，胡子不成气候，不诘问我，但是随时送上提示单给口罩律师，使后者的攻势更犀利。口罩律师咳了几声，问了我几个问题后，说：

“黄莉桦小姐，我整理一下，你遭受你所谓的性侵之后，又做了一个梦见你祖母在现场的梦，这才打电话给你母亲，是吗？”

“没有错。”

“你母亲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打电话给廖景绍。”

“她跟廖景绍说了什么，你记得吗？”

“我妈妈说，你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女儿。而廖景绍一直笑，说这是误会，声音有点颤抖。”

“廖景绍先生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说，他爱我。”

“除此之外，他还有讲别的吗？”

“廖景绍说，不要诬赖他。”

口罩律师点点头，拿到小胡子律师送来的提示单，要求法庭出示了一张重要证物，将它投影在墙上。那是和解书，是母亲写的字迹，内容记载着：“小绿豆幼儿园园长邱秀琴愿意付出新台币三百万元”，解除“黄莉桦对廖景绍的刑事告诉”，口说无凭，特立此据为证。

“黄莉桦小姐，你知道这张和解书的存在吗？”

“知道。”我确实知道，虽然没看过，但是母亲曾频频打来电话，就是谈这张和解书。

“你能告诉我，第四行所写的刑事告诉，是什么意思吗？”

“我的性侵案。”

“你知道性侵案是‘非告诉乃论’，起诉人是不能撤销案子的，也就是你不能把案子撤掉？”

“知道。”

“那请问，要怎样解除？”

“不晓得。”

“你刚刚说了你知道这张和解书的存在，怎么会不晓得‘解除’你所谓性侵案的方式？是你不晓得，还是忘了？”

“我忘了。”

“请庭上在笔录记下，黄莉桦对和解书上‘解除强制性交罪’的方式，是忘了，不是‘不晓得’。”

我能分辨“忘了”与“不晓得”的差异，前者是曾发生而记忆模糊，后者是不知道此事。事实上，我没有忘记，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回答。母亲曾多次来短信，比蟑螂河更恐怖，告诉我如何撤案，就是在“强制性侵罪”提告后，即便检方的笔录有证据能力，只要我不出庭指认，又无目击者，廖景绍可能不会被定罪。

“黄莉桦小姐，你知道这三百万元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吗？”

“不晓得。”

口罩律师转头，对审判长说：“请提示证据卷案d201录音，当庭播放，以唤醒黄莉桦小姐的记忆。录音来源是我的当事人廖景绍母亲的手机，她因为业务需要，所有手机来往都有录音。”

当庭播放的档案，是我在幼儿园最后一天时，透过园长的手机与母亲通话的内容。母亲要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则讥笑母亲懦弱，劝她狮子大开口，要谈条件的话，就回来当园长，不要当财务长。播放完录音档，口罩律师对我确认录音的真实性，有无造假。我说这都是真的。

“黄莉桦小姐，你现在记起来这三百万元怎么来的了？”

“是我提出来的。”

“这是你遭受你所谓的性侵之后，跟园长提出的条件吗？”

“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很气我妈妈，她把性侵当筹码，跟园长谈，当作她回到幼儿园工作的条件。我妈妈以前是幼儿园的财务长，后来被人逼走，她一直觉得有人搞鬼才被迫离职。”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重新问一次，这三百万和解金，是你提出来的吗？”

“是的。”

“你还跟园长要求，请她离职，是吗？”

“是的。”

“黄莉桦小姐，你要求三百万元的和解金与园长离职，都是在你所谓的性侵后提出来的？”

“是的，可是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能说出我是怎样想的吗？”

“异议。”检察官赶紧打断，认为这是要求我做不实的臆测，而口罩律师说问题问完了。

我心里有阴影了，深深臆测，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检察官诘问中，我特别不安与焦躁，倒不是检察官会将我导引到不利的方向，而是觉得自己掉进了口罩律师挖好的泥淖里打转，爬不出来。

辩诘结束了，法官给了廖景绍陈述的机会。这些不祥的臆测，被廖景绍说出来了。

廖景绍坐在被告席上，穿着单调，戴着素调眼镜，跟他往日吸引异性似的散发费洛蒙的潮装不同，他老是搓着手，几乎低着头，只有辩护律师将局面导入优势时，他才抬头，展示他的面无表情。

现在，廖景绍从口袋掏出一张小纸，摊开三折，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对着稿子念出他的陈述，他说：“我为那天夜晚的事感到难过，原本以为是你情我愿的性爱，一场情欲的流动，或一段爱情的开始，到最后却变调了，成了被告，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希望法官大人能还我清白。”

“是吗？”我打断他的话。

廖景绍看了我这边一眼，继续说：“成了被告，我的生活陷入阴影中，我妈妈也是，我们的生活陷入无奈中。”

“有吗？”我插话，努力抠指甲，把愤怒抠掉。

“黄莉桦小姐，你让被告讲完嘛！不要打断。”审判长对我说，“现在是他的陈述时间，你不要干扰他。”

“我只想说的是，”廖景绍从稿子上抬头，对着法台，“法官大人，我们家为了这件事，努力想筹出那三百万元，这也危及我妈妈的幼儿园工作，我们过得很委屈。我认为这是‘仙人跳’，从头到尾就是有人预谋诈欺，请法官大人还我清白。”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流下泪来，心中充满愤怒，我不是他讲的以性引诱的诈欺犯，起码这点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在这时间点无法多解释，只有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无法控制。

廖景绍说完后，把拟好的讲稿折三折，放回了口袋，然后恳请审判长主持公道。

审判长没有太多表情，点头说：“被告廖景绍陈述的诈欺，不是在本案审理的范围，但我不是暗示你，要告或不告，而是希望你回去后跟懂法律的人咨询，以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你鬼扯。”我大吼，“你欺人太甚。”

法庭安静极了，大家转头看隔离室，没有太多动作。

我用眼泪控诉，用尽力气哭，呼吸都很难，哭声透过变声麦克风传出去。我难过到底了，就像刚来法院时看见的那位从侦查庭走出来的女孩，她站在中庭，旁若无人地大哭，有什么被揪痛得让她在众人面前流泪也无所谓。那绝对是以为真理与正义站在你这边，但是有人以暴力抢走了，绑架到他的身边。谎言不会成为真理，但是谎言会透过法律击败真理。

我哭得太悲伤，审判长没辙，大家也束手无策，等待我自己把泪水哭干。此时，邻座的祖母站起来，摸着我的头发。她轻轻地摸，将手穿过我的发，穿过每根发丝而抵达我的颈部。那只手像是小丑鱼，模仿我童年最喜欢的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的角色，叫尼莫。每当我哭时，尼莫那只手游过了无数的发根来到耳朵，轻轻摸耳垂，上次有人跟我玩是二十年前。那时我大概九岁，祖母一边玩一边跟我说，尼莫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耳朵是它的家，到家了就把难过的泪水挂在海葵的触须上。

我曾被这样摸过了就不哭，今天的我也是，情绪渐缓。但是，令我眼泪完全中断的是，祖母对审判长说：

“法官大人，我可以当证人，证明我孙女被欺负时，有说不要。”

这句话简直是一道闪电，打在漆黑荒野，对我而言是亮光来了，对大家而言也出现了贯耳的雷声，祖母成了法庭的焦点。接下来的五秒钟，法庭没有任何声音。审判长最后开口了，她得讲话才能打破僵局，她询问祖母当时确实在现场吗？确实听到我有说出“不要”吗？

“有，我有听到，”祖母点头，大声说，“我知道有法庭录音，刚刚有录到我回答的声音吗？”

法庭又安静了。

几秒后，审判长说：“你是黄莉桦的法庭陪伴者，可以表达意见。”

祖母请缨，愿意为她悲伤的孙女上战场了，她说：“我想坐在证人席，说出那天的经过。”

现场一片哗然，那种哗然不是在嘴里出声，而是落在心里。

检察官插了话，愿意传唤祖母为临时证人，她要扳回局势。口罩律师看到廖景绍的眼中浮出一丝挣扎，反对祖母做证，因为这不是两造 (3) 在准备庭安排的辩诘证人，建议安排到下个庭期。

审判长陷入思考，请双方就传唤临时证人深入陈述，之后三位法官低声交谈，决定传唤祖母坐上证人席，要是律师对这项安排不服，可以事后提起行政救济。两位律师发出沉重的呼吸声，给予无言抗议。

祖母离开隔离室，由通译带领，走特殊通道进入法庭，如愿坐上证人席，接受检察官的主诘。性侵时刻的证词，会是诘问的重点，但仍然是从外围慢慢问进去，一寸寸拉到关键时刻。

“你在黄莉桦十岁时，离开了她？”

“是的，在我儿子自杀后不久，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打击。他的自杀来自我媳妇的外遇。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离开了媳妇和孙女。”

“你离开后，都没有跟黄莉桦见面？”

“有，我还有见面，只是她不知道我去见她，我是偷偷去看她。”

“为什么偷偷去见她？”

“我离开那个家的时候，我答应过她，每年回去看她一次，她可能忘记这件事了，因为有点匆忙，可是我没有忘记。”

“怎样偷偷去看她？”

“是这样，我每年十月八号回去看她。”祖母说，这是她离开我的日子，她会在这天回到我的身边。从我的小学、中学、高中，到外县市读大学，她都会在那天过来，远远地看着我，凝视我在树下等公交车或与同学们欢笑。她记得我在读高中时，十月八号那天放台风假，我跑去go百货公司逛，那次是我们最近距离的接触，在转角碰撞。我回头，说出歉意，她什么都没回应就走了。我忘了这些重逢的日子，不晓得有人在远处凝视我，有人这么全心全意观护我。如今我听了，充满暖意，刚刚在法庭被攻讦而滋生的沮丧，暂且退散。

“你是在事发的前三天回到黄莉桦的住所的？”

“没错，我是偷偷回去的。”

“所以这三天，她都没有发现？”

“我想她没有发现我。我偷偷回去，只有在她们晚上睡觉或白天出门时才出来活动。有时候，我会搬张椅子，坐在莉桦的床边，静静地看着她睡觉。”

“你回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黄莉桦？”

“我得了癌症，才回去跟她说再见。死是有责任的，那责任是得跟自己深爱的人告别。”

“死的责任，是亏欠吗？”

“死的责任不是亏欠，是有所爱。”祖母停顿，看着隔离室的方向，“我只想告诉她，爱是这辈子最该紧紧捉住的东西；但你不晓得是握到假爱的刀子深深受伤，还是握到真爱的铁锈而不自知。总之，拥有丰富灵魂的人，才能握到刀子受伤之后，还愿意下次跟人握手结缘。”

“这是死的责任？”

“不是的，这是我刚刚坐在她旁边，看她哭时要跟她说的话。”

检察官又问了几次后，切入事发当晚，她问：“那请你说明，事发那天，你在哪里？”

“我孙女黄莉桦家中的客厅。”

“你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看到，是听到了黄莉桦说‘不要’，她说了几次‘不要’。”祖母的语气坚定，“请法官大人把我讲的这句话记录下来。”

“那你听到了，有阻止事情的发生吗？”

“有，我很努力地摇着家具，发出声音。”祖母说得很慢，以保持思绪清晰，“家具摇晃，廖景绍应该吓到了，然后跑了。”

“所以，你确定自己听到被害者黄莉桦小姐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有说不要。而且你还摇晃家具以制造声响，阻止廖景绍的行为。我这样描述，有错误吗？”

“没有。”

“好了，我的问话结束了。”检察官说。

祖母说的证词，给了廖景绍一个震撼弹。他眉头揪着，牙关紧咬，用来应付紧张情绪。廖景绍的记忆肯定是回到了性侵我的那晚，想起客厅的家具如何神秘地震动，他现在懂了，那是祖母的警告。

此时，廖景绍的心中响起了丧钟，犯罪把柄被抓着。他坐在被告席上，多次给律师眼神，想说出什么，但那可怜的眼神哪里能说尽他心中的恐惧？他大胆地离开座位，矮身走向口罩律师，说了几句话，直到审判长警告才回座。这画面给我燃起了希望，我跌到谷底的情绪往上爬了。

两位律师深谈了几句，表情凝重，口罩律师沉重呼吸，鼻孔呼出的气被口罩挡住，把眼镜蒙上一层白雾，仿佛陷入了泥淖般找不到方向。然后，他掀开口罩，露出精明的目光，对祖母进行诘问。

“你刚刚说，在事件发生时，你人在客厅，听到了黄莉桦小姐说‘不要’，并且还摇晃家具发出声音，阻止了你所谓的性侵事件，是吗？”

“是的。”

“请你说明，事发当时你在客厅的哪个位置。”

“客厅的箱子里。”祖母沉默几秒才说。

“箱子里？”口罩律师又吐了口气，用小眼睛看人，“请你说明这箱子的大小。”

“一个木箱，那种传统的旅行箱。”

“大小呢？”

“宽大概四十厘米，长大概七十厘米，高大概四十厘米。”

“所以，你当时是在一个宽大约四十厘米、长七十厘米、高四十厘米的箱子里面。你确定你是在箱子里？”

“没有错。”

“请庭上在笔录中载明，”口罩律师对书记官说，“证人黄莉桦的祖母能躲在一个小箱子里，异于常人所言，她的证词无证明力。”

“真的，我能挤在箱子里，我有软骨功。”祖母坚定地说。

“在法庭做伪证是要判七年以下的，而且不得易科罚金，我认为你的陈述虚伪不实，偏袒了当事人的一方。”

“异议。”检察官认为口罩律师的见解过于主观。

这下子，法庭成了辩论的场合，审判长就祖母证词的证明力，要律师与检察官论述。这不过是照程序走，我感到审判长的目光闪烁，对祖母的荒谬证词有了不好的心证。检察官也很牵强地辩护，对律师提出“证人是否有精神状态的幻听幻觉”都立场摇摆。我却坚信祖母说的，她真的有缩骨功，能躲在箱子里，但无法说服大家。

重要的时刻来了，要是审判长认为异议不成立，就间接裁定了祖母的证词有问题；要是判定异议成立——就承认祖母有特异功能——这答案比登天还难。我看见大家满脸狐疑，像是跟因纽特人谈论沙漠这样的奇景。

“等一下。”祖母插话了，“我可以现场示范我怎样做到。”

“没问题，我也想知道。”审判长马上回应，然后对书记官下令，“请庭务员搬箱子来，后门的走道尽头有一个两格书架，格式差不多像是证人说的，就把它搬过来好了。”

不久之后，法官专属出入的后门打开了，两个庭务员搬来了书架。那是落地书架，大约用来放法律书籍，或是放黄金葛这类好养的植物，书架顶留下一圈花瓶的水渍痕。书架放在证人席前面，深褐色，闪着日光灯光芒，审判长请法警用卷尺测量了箱子尺寸，接近祖母的陈述。祖母也认为这个木箱很符合她的需要。

“我可以表演了吗？”祖母说。

“要是你准备好了，那就可以了，请。”审判长站起来观看，这让法庭所有的人也站起来，瞧着祖母的表演。

祖母深呼吸数次，脱掉鞋子，舒展筋骨。她盘坐在地上拉脚筋，把手臂绕过了肩膀而碰到腰部，颈部像猫头鹰般几乎往后转了一百八十度，整个人极度柔软，筋骨大幅度锻炼。大家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接着，她的双脚放进书架柜，蹲下去，挪蹭身体，试着把自己装进只有自己体积四分之一的空间，接着小腿弯成一个奇特弧度，大腿也是，下半身挤压缩小了，紧紧贴着木柜空间。这是大家看过最神奇的表演。

大家看着祖母，思索这到底是什么功夫，几乎把下半身体化成液态肉体倒进柜子里，有着水的表面张力功夫。廖景绍看了心颤，两手绞得冒出汗水，这表演决定了他的命运。

突然间，祖母咳了起来，她的上半身要挤进箱子时，肺部肿瘤挤压着她的呼吸，令她不断咳着。她越咳越凶，眼泪逼出来了，不得不从箱子里站来，对审判长说：“我得喘一下，可以吗？”

“你可以再次试试看。”

“我可以把外衣与裤子脱掉吗？这样比较好表演。”

“你上次挤进箱子，有穿衣裤吗？”审判长问。

“有，但是我这次想做好一点。”祖母把上衣与外裤脱掉，一位皮肤松皱的女人站在法庭中央。她上身有瘢痕，胸前有几颗粉色痣，屁股几乎像是筷子夹起来时破掉的汤包，腿上有静脉血管曲张，还有那套看起来像在传统市场买的便宜肉色胸罩与内裤。她把身上的束缚都脱掉了，毫无畏惧，就是为她的证词与她的孙女奋斗。

“还有，我要把胸罩解除，这样我比较好呼吸。”祖母说。

“你上次挤入箱子里，有穿胸罩吗？”

“法官大人，有。”祖母已经伸手往后掏，把胸罩扣解除，“但是这次我得这样做，我有点喘。”

祖母顶着蓝紫色短发，乳房松弛，胯部堆着肥肉，受十几双眼睛注视，像是为了争取减免重税而裸身骑马游城的戈黛娃夫人——裸体示众，这一关绝对不会比地狱审判来得简单，她再度深呼吸，把咳嗽暂缓，祈求主耶稣与菩萨保佑，才站进了箱子。她这次试着把小脚弯曲时，再也没有办法顺利，脸上多了痛苦，那种表情像是脚被捶击了。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祖母的软骨功失效了，她的小腿无法顺利弯曲。

祖母再次深呼吸，忍住咳嗽，然后猛力下压，小腿传来清脆的断裂声音，使软骨功再度发挥了。

我吓了一跳，拍打玻璃帷幕，喊着：“阿婆。”

“可以的，”祖母忍痛抬头，“这是常有的事，这很正常。”

“我好像听到断裂的声音，你没问题吧？”审判长问。

“没问题，我可以继续。”祖母说完，试着把大腿缩进箱子，但是脸上的痛苦完全把她的皱纹掩埋了，甚至眼睛与鼻子都掩埋了，身上是汗。我非常替她担忧。她从痛苦中挤出微笑，要大家别靠近。

然后，她的大腿发出了断裂声响，呈现折角。那弧度很恐怖，我看见坚硬的物体顶着她的大腿皮肤，那不是软骨功，那是骨折。我慌了，眼里都是泪水，只顾着大叫，透过麦克风让大家从安静的观看中拉回了现实。我冲出隔离室，往法庭方向跑，我得阻止祖母把自己再挤进箱子里。

审判长按了法台下的警铃，位于地方法院大门旁的警卫室响起了急促铃声，几个法警提着警棍，沿着走廊一边跑一边大喊让路，皮鞋在洗石的地板上发出尖锐声响。他们冲进了法庭，看见我在那儿疯狂地哭喊着，要逮捕我这扰乱法庭的人，不久才发现重点不是我，是祖母。

祖母人像是快枯萎的百合花，肉色内裤汗湿了，身体折出诡异的弧度，陷在书柜内，她的右腿断了两截。她忍受巨大痛苦，脸上流泪，很努力地想把自己挤进书柜，在救护人员把她抬出来前，她重复说着：

“拜托，再让我试一次，我可以做到的。”

“拜托，让我再试试看。”

“我真的没问题。”

“真的……”

祖母右腿的两处折断了，一处是小腿胫骨与腓骨，一处是大腿股骨。医生判定是闭锁性骨折，生命征兆稳定，先禁食八小时等开刀。祖母想全身麻醉，一来是半身麻醉由细针从腰椎入药，较痛；二来不想听到有人拿电钻在她的骨头上打钢钉时钢板的尖锐声。麻醉医师不愿意，怕祖母麻醉后呕吐窒息，给她加镇静剂缓和情绪。后来祖母赢了，她半身麻醉后，血管扩张导致体热散失过度，全身不断抖动，医生说他不是鱼贩来杀一条快渴死的鱼，给予全身麻醉。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你爸爸。”祖母从恢复室推回一般病房，对我说了这句话，“非常好笑。”

“怎么说？”我问。

祖母的脚又痛起来，从手术缝合口痛到断骨处，大概是从五楼以右脚落地的感受。她皱起眉头，伸手按了止痛药按钮。这是我以五千元自费购买的一袋止痛药，非健保用药。不久，止痛药发挥了效用，祖母平静下来，才说很久没有梦见我爸爸。梦中的爸爸胡子浓密，行为却是四岁心智，拿着毛线衣棒往锅子里煮着内裤给人吃。祖母觉得这梦境异常怪，但说不上怪在哪儿，可能是汤没加盐巴。直到她发现我爸爸的头裂了好深的缝，才意识到“这孩子不是没有了”，然后她小心呵护这个母子团圆的梦境，吃着内裤餐，时光好美好安静，唯一的对话是叫儿子别去浴室照镜子，以免看到自己头颅挤裂的死貌。祖母中年丧子的痛苦，总是无坚不摧地渗入梦境，让她流泪，每几年得重温这古怪的相逢。

这个梦，祖母讲了几次，只讲好笑的部分给探病的“死道友”们听，每次先按一次止痛药才讲，以免惹得自己大笑，也惹痛了腿。这给我演戏的感觉，祖母的笑，或“死道友”们配合的笑，有点刻意，好冲淡法庭上她失败的证人表现。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每次撞见祖母和酒窝阿姨两人谈话时，别过头去流泪，回过头来对我笑。

除了皱眉头，祖母从来没有说过断腿之痛。她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小号用夜壶，大号才下床，下床前先用止痛剂，过了药效才拖着剧痛的身体从厕所走出来。我下去医院的商店街，买了成人纸尿布应急，祖母拿到后愣了三秒，那是老人用了纸尿布就人生残废的表情，这使我又尴尬地拿出一包当作尿布的夜用型卫生棉。她马上转笑，说这两个是好礼物呀！

过了几天，祖母跟同骨科病房的其他病患混熟了，和别人比残，自己略胜一筹。比如，她说有一家三口都躺在这病房，原来父母和孩子三贴着骑摩托车，撞到了突然打开的轿车后门，三人的骨头断了五处，而爸爸躺在床上打手机跟肇事车主一边哀号装痛、一边讨和解费，不然就是用手机签香港赛马。还有个油漆工跌断腿，送来医院后不畏残痛，每天最大的毅力是拖着石膏腿到医院大门口抽烟。

至于临床的八旬老男人，一直很神秘。他时常呻吟，晚间睡觉时从嘴巴吐出很浓的臭味，只有医护揭开布帘时，可以看到他包着尿布、肌肉流失的屁股，以及裹石膏的大腿。

过了几天，祖母对我微笑，说：“今天，我比较幸福呢！”

“怎么说？”

“他现在很罪过。”她以目光暗示临床，再次用闽南语说，“他到目前还没开刀接上骨头，家属罪过。”

我当下没意识到闽南语的“罪过”，除了罪失，还可以表示痛苦。等到隔着布帘的老人发出呻吟，我才想到：这位老人的家属很少出现。两天前我睡在祖母病床旁的小卧椅陪伴时，他呻吟到半夜，惹得同病房的断腿爸爸咆哮，油漆工下楼去抽烟解闷。祖母按了两下止痛剂，下床帮老人换掉塞满粪便的纸尿布，用湿纸巾擦干净，处理好即将长褥疮的一副皮包骨。病房才安静下来。

祖母跟我说，这老人的腿裹石膏，只是固定而已。因为老人糖尿病，开刀很危险，加上骨质疏松、高血压等症状，家属不想开刀，只忙着争家产。老翁的家境还可以，家属却不愿用较方便的自费止痛剂，雇来的移工看护只在早上来照顾一下老人，然后回去整天顾餐厅。

“我跟你说，”祖母要我靠近点，才细声说，“我问你阿姨才知道，这老先生快没了。她闻得到他有很浓的‘上帝的眼泪’了，要不是我逼她说，她都不愿意说出来，怕我有忌讳。”

“上帝的眼泪？”我愣了一下。

“就是……”祖母比出死亡的手势，然后说，“晚上你不要住这边了，阿姨会过来帮忙的。”

到了傍晚，移工看护来到老人床边，自顾自讲了半小时电话就走了，没有打断老人的呻吟。大家又被呻吟声惹烦了，能抽烟的去抽烟，只能留下来打电话骂的真想摔电话了。祖母按两下止痛药，下床拉开隔床布帘，看见一具苍老肉体像是一袋薄薄的发霉皮袋里装满了废骨头。他最干净的是微启的双眼，眼角的分泌物被祖母用湿纸巾擦掉之后，终于流下泪，眼睛好亮。

“你喜欢菩萨还是上帝？”祖母看老人没有回应，说，“不然我叫他们一起来好了。”

老人听了嘴角微笑，眼睛像是星空发着光。

祖母抓住他的手，默诵一千遍的阿弥陀佛，酒窝阿姨默祷《哥林多前书》之“爱的箴言”数回。半小时后，老人平静下来，血压降下来，使得生理监测器发出警讯。那些快累死的护士很紧张，广播请求协助；住院医师赶来打强心剂，一阵手忙脚乱后，宣布死亡时间，移除病人导尿管与针管。死亡时间被断腿爸爸当作明牌，滑手机签香港赛马，油漆工还在楼下抽烟。

隔天，我退房了，祖母唯一惦念的是止痛药还有半袋没用完，可以给隔壁病床新来的八旬老妇，她也很惨。

祖母出院后，我们去餐厅大吃大喝。那是很棒的餐宴，我却吃得不愉快，只能伴着微笑，想着走下坡的官司，脸上的阴影更深了，令大家杯酒间的笑声都很尴尬。我该喝酒浇愁，酒这恶魔坏了我的人生，我该多喝点加速毁坏，要是酒驾或许离开餐厅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

事情发生在回游泳池家的路上，路经偏僻的十字路口，前车在绿灯后没有前行，而是跑出两人，吵起架来。我们只能旁观。而我后方的司机下车，来到我的车边，隔着窗户比手画脚，似乎要我绕过前车离开。我开窗要听得更清楚，护腰阿姨忽然要我踩油门快跑。来不及了，要是我喝了酒，肯定有胆猛踩油门，把前车轰得稀巴烂。

我没有，让那家伙从窗户伸手到钥匙，熄了车子。在一阵慌张、混乱与尖叫中，我与护腰阿姨被挟持到另一台车的后座，离开现场，至于t3车上的“死道友”随后也被挟持来。原来十字路口的纠纷，全都是一场戏。

副驾驶座的家伙老是叼着烟，姑且叫“抽烟哥”。他拿着枪，转身恫吓我，叼着烟发出很浓的闽南语口音：“如果不要粗（吃）庆记（子弹），闭上眼睛。”护腰阿姨说，邓丽君不会闭眼。抽烟哥说，他确实看过很多死掉的人，怎么教都学不会闭眼睛。于是护腰阿姨把护腰松开，把邓丽君塞进她又松又大的t恤，哆嗦得像是沸腾的电锅盖。

车子经过一段颠簸弯曲的路，窗外很荒凉，我还没有领略四周风景，已经来到一栋三楼的透天厝。我被赶下了车，后头t3的“死道友”也是这样。这栋房子很怪，一楼墙板被打光了，只剩主梁柱。我们被赶上二楼的客厅，东西都被搬光了，空荡荡，讲话有点回音。墙面用红漆涂写着各种抗争口号，比如做鬼也要报仇、欺人太甚、祝你们生儿子没卵葩 (4) ，还有个很大的“恨”字，屋内有高浓度的怨气，墙角的那圈霉渍只能往有人烧炭自杀的尸水痕去想。我们小声讨论着，结论是被“马西马西”挟持了。祖母安慰我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钱，我们没钱就没事。“死道友”认为这才是最难的。

到了傍晚，门打开了，走进来三个男人。最前头的人老是嚼槟榔，嘴巴停不下来，姑且叫他“槟榔哥”。他就是扑进车窗来熄火的家伙。槟榔哥坐在自己搬进来的椅子上，冷静地看着我们，一旁的抽烟哥则发出笑声。至于守门的那位，不时伸手抓胯下，就叫“胯下哥”。一般来说，给黑道取下流绰号是礼貌。

“我们是好人，不会欺负你们。”槟榔哥说。

“嘿咩！不会欺负你们漏（弱）女子，放心啦！”抽烟哥附和，右腿不断地抖着。

过了半分钟，祖母说：“我看得出来，你们是好人，不然我们在路上早就被杀了。”

“你很聪明。”槟榔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