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四（1/2）

当医生的这些年里，总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让我“帮忙看看这个肿块/疹子/阴茎”，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们往往会加一句，“当医生是什么感觉？”提出这种问题的往往是那些最差劲的人，他们甚至都没资格入选法院陪审团，更别说进医学院了，但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很聪明，让我很难回答。确实，医生这份工作耗时长，要花费很多精力，还要投入很多情感。而且在外人看来，这压根儿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工作。

当医生的第六年，这份工作表面上的优越感已经消失殆尽了。在那些事情频频出错、病人抱怨不止、科室在最后一刻通知我值班表变动的时刻，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在“滚蛋”按钮上方不断徘徊，很多次都差点儿按了下去，但始终还是摇摆不定。我真没勇气翻开报纸上工作招聘的版面，重新开始规划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但我确实开始想入非非：也许哪天会冒出来一位我失散已久的亲姨妈，她是位百万富翁，没有其他继承人，而且正奄奄一息。

让我留在这个岗位上的理由大概有两个：第一，我花了这么长时间、付出这么多代价，才终于爬到了今天的位置；第二个听起来更感性一些——能在别人的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真的让我感到很骄傲。

没错，你可能晚下班了一个小时，但在这一个小时里，你止住了一位母亲的大出血，挽救了她的生命。没错，产前门诊原本只能容纳20位病人，可总是有40个女人在候诊，但她们把胎儿的生命健康全都寄托在了你身上。即便是出我最讨厌的泌尿妇科门诊——我讨厌它，是因为来看病的奶奶们骨盆底就像流沙地一样，子宫萎缩得都可以直接塞进她们的保温杯里——你做出的决定，都可以直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假如有病人打喷嚏，你就得赶紧去拿墩布和小桶来清洁地板，哎，那个时候你多希望自己大学时报考的是特许会计师专业啊。

你可能会咒骂这份工作，以及它超长的工作时间；还有医院管理层的巫毒小人；你甚至随身携带一小瓶蓖麻毒素，随时准备暗杀卫生部长。但在个人层面，你真的是在全心全意为每一位病人付出。 (1)

从事主治医生的第四个岗位时，我还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所以有一天，学校邀请我去参加校园职业咨询会，我就兴高采烈地去了。那天上午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眼前是晃来晃去的瘦高的五年级学生，他们问了我一些关于医生工作的问题。不过当然了，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着，看学生们到其他展台前询问他们更感兴趣——或者至少报酬更高的工作。我的展台绝对是整个咨询会中最冷清的。看看其他桌子，人家都摆着一摞摞宣传册，一大堆免费领取的圆珠笔、糖果和钥匙链，德勤的家伙居然还免费赠送甜甜圈，这么干也太不讲究了。我又能用什么吸引大学生来当医生呢？玩具听诊器？羊水奶昔？还是所有周末、夜晚和圣诞节都被无情划掉的私人日历？

那些上前和我攀谈的学生看起来都很聪明、博学、有使命感，这样的人肯定很轻松就能考进医学院，但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聊天，不仅告诉他们这份工作的快乐，也讲了它的辛苦。虽然在被其他展台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我还是很想维护自己的职业荣誉感，但我必须让孩子们带着清醒的认识进入医生这一行当。我跟他们讲了很多实话：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工作环境太差，没人欣赏你，没人支持你，没人尊重你，你还经常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世界上绝对没有比当医生更好的工作。

假如去不孕不育门诊：你在那儿能帮助已经放弃希望的夫妇重新孕育出生命，那种奇妙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甚至愿意牺牲个人时间和金钱收入来帮助需要的人（我确实也经常这么做——因为不孕不育门诊里总是人满为患）。假如去产房工作：每天就像坐过山车——虽然看起来简直有违天理，但到最后，所有母亲和孩子都能平安健康地活下来。你急匆匆在病房间冲来冲去，经历那些接生情况危急或者胎儿被卡住的时刻，在病人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你就像个低配版的超级英雄，万能口袋里只装着一把手术刀、几把钳子，还有用来救急的吸尘器。

其他展台的工作都有着明显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每个月能挣他妈那么一大笔钱，但什么都比不了挽救生命带给你的满足感。当然，情况不总是那么夸张，可是感到自己为别人的生命带来了改善，那感觉已经很棒了。虽然回到家时你已经筋疲力尽、超时工作、浑身溅满了血，可你脚步轻盈，好像鞋上装了弹簧，就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一个早上，我大概发表了30次类似的演讲，整场活动下来，感觉就像做了一上午高难度手术。不过把这些话都倾吐出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仍旧保持着尚未熄灭的火花。

我精神振奋地离开了学校活动大厅，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周一早点儿到来，好能重回产房。能做医生多么荣幸啊，虽然与此同时要忍耐加倍的折磨。我从德勤展台偷了个甜甜圈，然后就往家走了。 (2)

下次再有人问我“说真的，做医生是什么感觉”时，我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虽然我现在总是告诉他们：“哎呀，我就是喜欢给陌生人的阴道做手术嘛。”至少这样说，能够迅速结束对话。

2010年2月5日，星期五

给一位病人做选择性剖腹产，结果发现她之前做过三次不同的外科手术，腹部坚如磐石，器官完全粘连在了一起。我把副主任医生叫来帮忙，把住院医生轰到一旁当观众。结痂组织意味着，她的肠子粘着膀胱，膀胱粘着子宫，子宫粘着肌肉，肌肉粘着天知道的什么玩意儿。整个场景就像是十条耳机线缠在了一起，然后又被整个封在了水泥块里。

副主任医生告诉我，整个手术过程要尽量放慢速度，只要速度够慢、有条不紊，就一定不会出问题。手术大概需要三小时，之后还要进行大肠修复，病人需要多在医院里观察一周。我们就像两个正在挖掘古生物关节的考古学家，每次事情进展顺利、我准备提速时，副主任医生都会握住我的手，让我重新慢下来。

到了最后，终于有足够空间让我们割开子宫接生胎儿了——只要再把最后一圈大肠轻轻移开就行。我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剥离，这时刺鼻的排泄物气味充斥了手术室。真是要屎。这话在这里尤其应景：就差那么一点儿，可我还是不小心把大肠捅破了。

副主任医生让我照常接生胎儿，他去通过小哔哔喊一位大肠外科医生过来修复创口。 (3) 这时住院医生窘迫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抱歉，各位……是我放屁了……”

2010年2月6日，星期六

跟大学同学尤安和他太太米莉约在城里吃午饭，他们请客，想向我咨询一些关于不孕不育的问题。主菜端上来时，我从怀旧模式切换到了医生模式，对他们说：“言归正传。你们试多久了？”

“七个月零两周。”米莉机械地回答道，就像个自动找零的自动售货机。她这个人极其精确，但也很古怪。

后来我才发现，古怪而精确简直就是这个人的座右铭。她随即在托特包里翻找了一通，然后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一个文件夹，很显然是要给我分享一份极其重要的机密文件。里面是一页接着一页的表格，我着实花了一会儿工夫才从这份巨作带来的恐惧感中缓解过来。这是一份有关他们性生活的巨型数据库，旁边标着米莉每次来例假的时间，而且还令人崩溃地记下了每次做爱的时长和体位。我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除非她是故意要在这个时间点拿出来，好让我没有胃口吃饭，这样就能省一笔钱了。

这顿饭接下来的时间里，老同学的性交姿势和时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象着他爬上爬下，塞进拔出，严格执行着一匹种马的职责。我尽量让自己显得正常一些，给他们提了些还算恰当的建议：戒酒、戒咖啡，到家庭医生那里做血液检查，及时去看不孕不育门诊。

“还有必要继续记录吗？”米莉问。

“当然了，必须记。”我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给我看了一份没用的性交年鉴而感到尴尬，将来去看病时，也能让那位百无聊赖的不孕不育科医生好好儿乐上一会儿。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做完产钳接生，我正在检查产妇的会阴，这时助产士问母亲，是否同意给新生儿注射维生素k。病人从包里掏出一张小报，上面刊登了一则哗众取宠的恐怖故事——不过她读给我们听的时候把报纸拿反了。

她拒绝给孩子注射维生素k，因为“疫苗会引发关节炎”。助产士耐心地解释道，维生素k不是疫苗，只是维生素而已，对于预防新生儿血液凝块十分重要，而且不会引发关节炎——或许这位母亲想说的是自闭症？但自闭症也不是疫苗引起的，再说维生素也不是疫苗。

“别扯了。”病人回答道，“我可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

2010年2月14日，星期日

四年来第一次和h过情人节。我跟她说，能和医生一起过情人节，就像出生在2月29号的人过生日一样不容易。

我们在蓝象餐厅享用了一顿可口的泰式晚餐。快吃完饭时，服务员体贴地送来一盒装在木雕盒子里的心形甜点。我把我那份全吃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蜡烛。

2010年2月16日，星期二

听说顺产不成，孩子只能开天窗降生后，我面前的一对夫妇难过得哭了出来。他们最大的遗憾，在于父亲不能做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我没工夫瞎想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也许他身上有什么魔咒亟待解开，或者他急于把自己的超能力传给下一代——但他真的非常坚持。有没有办法能让他还是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呢？也许他能在剖腹产结束后把孩子从子宫里拿出来？

看见妻子肚子里的盛况，他肯定会晕、会吐，或者一边吐一边晕过去。那就是盘鲜肉烩杂碎的砂锅菜，而且是个大疯子烹饪的。而且，即便是产科医生，也要经过多次训练，才能做到抓住头部把孩子拎出来——也许他可以临时突击一下，练练能不能单手用勺把哈密瓜从沼泽地里挖出来？而且大家通常都会忽略另外一个很难掌握的重要环节，就是在穿上手术服和戴上手套之前，必须卖力而仔细地洗刷所有露出的皮肤部分。对了，手套！“我们过程中会戴手套，所以你还是第一个摸到孩子的人，因为戴手套不算。”

他买账了。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产房的急救警报又响了。全体医务人员跑下楼梯，但没看见任何一间病房门口的急救灯是亮的。

你可能觉得，病房里出现需要紧急求助的情况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应该采用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但其实我们用的还是飞机上呼叫司乘人员的那套落伍的技术。只要有一个病人按下紧急按钮，整个科室就会每隔几秒钟响起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产科医生要全员出动，爬上爬下搜索求助的到底是谁，直到找到这个人，才能手动把警报声关掉。每次警报响起都会引发一阵混乱，我真是宁愿在飞机上帮乘客拿金汤力酒，或者面对恐怖分子宣称要炸掉飞机的威胁，都不愿意再经历一次医院里的警报事件。

警报声还在继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决定挨个房间巡察，检查每一位产科病人的情况。肯定某个人手边的按钮坏了。

病房里一片祥和，完全没有紧急情况出现的迹象。那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更衣室，手术室，卫生间，麻醉室，茶水间……我们像动画片《史酷比》里演的一样分头行动，对病房进行了地毯式排查，但一无所获。只知道肯定是假警报。警报声不但震耳欲聋，还让每个人都条件反射式地紧张兮兮，它实在太吵了，就像广播电台播放空袭警报一样。

于是我们叫来了技术人员。几个大块头来到科室，瞎他妈转悠了一阵儿，然后在墙上一个盒子里毫无意义地鼓捣了10分钟。很显然，他们只能明天再找人来修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选择要么继续忍受警报声，要么干脆关掉整个警报系统。大家只好叫来了值班主任卡罗教授。他怒气冲冲地出现在病房里——过去10年值班期间他都成功躲过了所有病房的紧急情况，没想到今天却难逃一劫。他愤怒地向技术人员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病房技术事故，威胁到了病人的生命安全，公司必须立刻派人解决。技术人员嘟嘟囔囔地说他不敢保证什么，只能试一试，而且他补充道：“100年前产房压根儿没有警报器，不也好好的吗？”

卡罗教授抛给他一个瞬间冰封的犀利眼神。“那时候妇女生产的死亡率是5％。”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一场不复杂的选择性剖腹产后，我正在给产妇的伤口钉最后一个u型钉，这时助理护士突然宣布丢了一个棉签。 (4) 别着急，我们安慰自己道，并赶快行动起来。大伙儿检查了地板和手术中用的擦拭海绵，到处都没有棉签的踪迹。我们翻遍了装着胎盘和血块的垃圾桶，还是没有。于是我叫来了值班主任福特斯库医生，让他决定是重新给病人开膛，还是之后送她去做x光。 (5)

福特斯库医生决定让我们重新开膛，等待硬膜外注射麻醉生效的过程中，他给我讲了几年前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一位老妇人来看门诊，抱怨说她下腹部持续疼痛。进行了几项检查后，他让她去照了x光片，结果在她腹腔里发现了一支勺子。进行几轮恳切的对话之后——“你有没有吞过勺子呀？”“你有没有把勺子塞进过阴道或者直肠呀？”——老妇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也放弃了寻找真相。但疼痛一直不消退，只能通过全身麻醉进行开膛手术把勺子取出来。

不出所料，开膛后，一支甜品勺子出现在她的肠子和其他消化器官旁边。取出清洗干净后，他们发现勺子尾部表面有许多划痕，还有一行“圣西奥多医院财产”的字样。手术后，福特斯库医生到病房里看望了老妇人，他俩都很困惑这支勺子是怎么一路从圣西奥多赶路到她腹腔里的。据老妇人回忆，虽然这支勺子一直像搅拌意大利调味饭一样搅拌着她的内脏，但她上一次和这家医院接触，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当时她在那里进行了剖腹产手术。福特斯库医生后来和对方医院通了几次信，对方严肃否认了他们会在手术中给病人植入勺子的可能性，但设法找到了病人的旧病例。病例里没提到勺子的事情——可想而知，任何把餐具落在病人体内的医生都不会专门记录这件事——但确实写着手术医生的名字。不过那位先生作古已久，福特斯库医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医生，得以询问这位老先生是否有在剖腹产做到一半时享用火焰雪糕的习惯。真相终于得以大白。原来他习惯在缝合腹直肌 (6) 的时候使用无菌消毒过的甜品勺，用来保护肌肉下层组织。做这台手术时，很显然勺子不小心滑落进腹腔了，他居然决定“管它呢”，然后继续缝合了伤口。

这时麻醉师打来电话，说一切就绪，可以继续手术了。正当我准备移除伤口上的u型钉时，助产士跑进病房，让我们马上住手，因为棉签找到了——在小宝宝手里握着。大家都松了口气，然而助理护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不淡定，就因为这场错误警报，让她白白紧张了半个小时，还白翻了半个小时垃圾堆。“这个偷东西的小烂货！”她骂道——并没有看见助产士身后就是那名涉案宝宝，她手里拿着棉签，正在她爸爸的怀里。

2010年3月18日，星期四

急诊室传来紧急呼叫——一位怀孕仅25周的产妇要在急诊室里生产了。我、住院医生、麻醉室和助产士一路小跑冲向急诊，不久后新生儿科室的医生们带着他们的全套小装置也赶到了。病人哼哼哈哈，看起来非常痛苦，于是麻醉师给了她一针止疼剂。助产士在胎心仪上找不到心跳——这不是个好迹象。

我检查了一下病人，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在生产。她的宫颈又长又硬，还完全是封闭的，压根儿不是在生孩子。太奇怪了。我问她一直以来是在哪家医院看产前门诊的，她回答说就是这里。有人在电脑上输入她的名字，但没查到任何病例记录——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的电脑系统拒绝记录几乎每位病人的信息，还没有塔罗牌可靠。

急诊室医生在一片混乱中去寻找超声仪了。我问病人，最后一次超声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她说就在上周。在这家医院吗？对。在五层？没错。我懂了。我挥挥手，让麻醉室、助产士和儿科医生都先撤下——这家医院的超声检查室都在一层，而且医院只有三层楼。

超声仪被推来了，很幸运，我让大部队撤下的决定非常明智，她肚子里压根儿没有胎儿，只有一圈圈肥满的大肠，导致她从侧面看起来好像怀孕了一样。

“可是我的孩子呢？它去哪里了？”她冲急诊室里聚成一堆而且满脸困惑的观众尖叫道。我告诉她，一会儿我同事就会来给她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告诉急诊室通知精神病科，赶快来人把她弄走。我溜到楼下咖啡厅坐了一会儿，安静地回忆了一下刚刚的经历。我很生气，因为她的鬼哭狼嚎，那么多医生被调离产房，对其他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同时我心里也很伤感：她肯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对吧？这个人该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伤，被怎样的恶魔所困扰，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希望现在精神病科医生已经开始帮她脱离苦海了。

哎，我还以为自己能安静地喝完一杯咖啡，这想法太幼稚了。产房传来疾呼，于是我急急忙忙跑了回去。

“四号房！”我呼哧带喘地跑进病房时，助产士冲我大吼一声。又是那个急诊室里的女人，又在这儿开始了新一轮的装腔作势。很显然，她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在精神病科医生到来前就逃出了急诊，准备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她看到我之后好像额外生气，立刻大步流星，离开了产房。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晚上出来和几个医学院老友小聚，大家互相安慰，试图让彼此相信我们过得都还不错，虽然事实恰恰相反。能这么聚一聚真挺不错的，虽然我们重约了七次才全员聚齐。

吃完晚饭，我们跑到了医学院酒吧。可能是上次在这儿留下的肌肉记忆吧，我们开始玩儿起了喝酒游戏。大家都还记得规则，只有“我从来没……”，结果整场游戏变成了小型疗愈会。原来，我们中的6个人为工作掉过眼泪，5个人在办公室里就哭了，所有人都有过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经历，3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分手了，所有人都曾错过重要的家庭聚会。不过除此之外，3个人跟护士约过炮，1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做过爱。所以也不算太差嘛。

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伯比奇小姐请了两周的事假，因为她的狗死了一只，她要待在家里疗伤。休息时，同事们在茶水间里议论纷纷，这时候我出来，勇敢地为她辩护——大家都很吃惊，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伯比奇小姐鄙视我，从见到我的第一秒起，她就确定我是她最讨厌的那类人，自那之后也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观点。有天晚上我问她能不能早点儿下门诊，因为我女朋友在等着我吃纪念日晚餐（当时我已经严重迟到，晚餐马上就要结束了），她跟我说不可以离开，因为“找新女朋友总比找新工作容易”；有一次她跟我说，假如想去产前糖尿病门诊工作，那我最好有点儿自知之明，先减减肥（当时我的bi值是24 (7) ），再去和病人们聊节食的事情；有一次在手术室里，我拿牵引器的姿势不对，她当众扇了我的手；还有一次，她当着病人的面骂我是个蠢货，甚至让我滚回医学院去。

但今天，我还是坐在这里，在同事面前维护着她的尊严。为什么要取笑一个伤心的人呢？我们反而应该尊敬她——她知道这么做就意味着卸下铠甲，再也不能在大家面前强装女强人了。这个人生命中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少了，一只狗就能彻底摧毁她的感情，我们不应该陪着她一起伤心吗？悲伤就是悲伤，无论对错，无论正常与否。大家默念着“可能吧”，而我转身离开了茶水间，被自己博大的胸怀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不过，为了条死狗请两周假——真他妈是个女疯子。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

一个学生在辅导课后接近我，问我是否介意帮他看看阴茎。我当然介意，可又没的选——我猜鼓起勇气让你老师帮着看看阴茎，也确实不太容易。（当然在黄片里除外，好像这种事情在黄片里经常发生。）我把他带到一间小屋，戴上手套，装作很职业。他告诉我说他的阴茎有些淤伤，从昨晚开始就无法小便。

然而，真实情况表明，他肯定对我有所隐瞒。他的鸡鸡看起来像一根被老虎咬过的茄子——肿胀、发紫，还有很深的伤口。进一步盘问后他才道出实情。原来他昨晚向女朋友吹嘘，说自己的勃起非常厉害，可以直接挡停台式风扇的叶片。很显然，他下错了赌注，风扇获得了全胜。

我建议他去看急诊，有几处伤口需要缝合，全部消肿之前很有可能得插尿管导尿。我还建议他最好到其他医院去看急诊，除非他不介意这件事传到其他同事耳朵里，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都会被叫作风扇鸡鸡。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

我在卡罗教授的指导下做了第一台宫颈环扎手术 (8) 。在其他情况下，身边有主任进行指导，意味着他/她可以随时踩下你想象中的双刹车，及时阻止你把事情越搞越糟。但环扎手术不一样，全要靠你一个人——主任能全程进行语言指导，但你手下得稳，才不会在缝合时出错，导致胎膜撕裂，妊娠终止，最终功亏一篑。而且你还没法儿提前在家练习，不像我们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可以在家通过切开橙子、重新缝合练习闭合伤口。

病人sw第一次怀孕时在20周流产了，现在是她第二次怀孕的13周。主任告诉我要又慢又稳。我意识到，手下只要微微一抖，抖动就会通过长长的持针钳，以10倍效果体现在她的宫颈上。深呼吸，通过眨眼拭去从额头流到睫毛上的汗水，一针，两针，三针，四针，完事了。我成功了。

这还是我手术过程中第一次换手术服，因为里头已经被汗浸透了。换衣服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服之所以是深蓝色，可能是为了防止病人看到医生的汗迹，这样病人才能觉得你很职业，很镇定，直到洇湿的腋下迅速出卖了你。

完事后我突然想到，其实下次可以提前预习手术中需要的微小动作技巧。我给我妈发了条短信，问她我那套孩之宝牌“外科手术”玩具是不是还留着。

她回复我说帮我找到了，还额外帮我找了个神奇八号球 (9) 出来，以防我下次给病人做诊断的时候需要。

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道德危机事件。病人ab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良胎心率迹象。此时陪在她身边的已经是第三名助产士，因为前两个（都是黑人）被她用种族歧视的咒骂给轰走了。我警告她说，再来一次，我就把她从产房轰出去。住院医生带着产前胎心宫缩图回来了，她建议我给ab进行剖腹产。我的住院医生是印度人，ab同样对她发表了一通种族歧视的言论，要不是不清楚把她轰出去到底合不合法，我早就让她滚蛋了。

查看过病人的情况，我同意了住院医生的看法——必须得剖腹产。我把她转到手术室，同时决定闭口不提自己其实是犹太人。手术很顺利，小男孩儿安全降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立刻加入“新生儿3k党”，同时发他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形状的拨浪鼓玩具）。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设想一下，假如病人右腹股沟有个海豚文身，而我在手术过程中不得不把切口做大一点儿，不小心把她的海豚切成了两半，这是不是很大的罪过？假如有上头的人（或者极右翼组织“保卫英国联盟”的爪牙）来调查，我只能说当时担心婴儿体型过大，切这么大的口子是为了保证母子平安。之后缝合时，假如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伤口无法完全对准，导致海豚的身体和头部完全移位了，这又是不是很大的罪过？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