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吨大卡车来了（1/1）

从玄关进屋的第一个房间是待客间。每逢周日都有好几位客人前来，因而父亲周日都不写东西。我家房子是昭和初年建起来的所谓的文化住宅，只有那间待客间是西式的。打开门进去，有一种烟味与书籍的纸和皮革等混合的与其他房间不同的独特味道。以前似乎是作为书房使用的，但在我懂事的时候，父亲把屋子尽头的一间日式房间改成了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大圆桌，周围摆着父亲自行设计后让人制作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有构成主义风格的椅子。书桌上放着高田博厚雕刻的阿兰头像，除了几个并不大的窗子之外，墙壁基本都被安装的书架遮住了。

在书架上汗牛充栋的书籍当中，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世界美术全集》。对不去公共浴池又没有姐妹的独生子我来说，只有在书中才有机会看到女性的裸体了。我瞒着父母慌慌张张地欣赏着以《米洛斯的维纳斯》和《裸体的玛哈》为代表的众多名作。但是，接近青春期的少年的好奇心自然不会仅止于此，这自不待言。为了在与小伙伴的信息交换中不至于输给他们，接下来我又将目光投向了富山房的《国民百科大辞典》。但是充盈在我身上的莫名的心与身的悸动，不仅由于书中的插图过于抽象、正文晦涩难懂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而且未能与我有限的医生扮演游戏的经历完美结合，这真是令人遗憾。

顺便一提，我成人之后才知道父亲喜欢收藏春宫画，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父亲当然不会将这些放在书架上，而是放在日式书房的江户末期那个抽屉里藏着。当时的我如果发现了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反应呢？为了了解现实而首先求助于书籍，我的这种可笑的性格会不会有些许改善呢？尽管多少有些夸张，但春宫画至少应该比《世界美术全集》和《国民百科大辞典》更能清楚明了地帮助我了解现实。换个话题，高中时决定学网球的时候，我第一步是阅读入门书，而不是买球拍。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打过网球，但那本入门书不是父亲书架上有的，而是我自己掏零花钱买的。

除了待客间之外屋里其他的地方还有书架。可以说，家里到处都是书架。直到“二战”结束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还没有建造书库，所以不夸张地说，我在家是同书一起长大的。我没有书是贵重物品的意识，现在依然没有。虽然我并没有验证过，但是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对书抱有一种矛盾心理，我也不例外。明明依赖着书，但我同时对书又抱有某种不信任感。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家伙带了本岩波文库的书到教室里，似乎是觉得这样看起来很酷吧。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书偶尔也能勾起人们的虚荣心。那时候在家里岩波文库本的书籍中我只读过《安徒生童话集》之类的，有一天感冒了请假在家，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出一本莫泊桑的《羊脂球》，躺在被窝里看了起来。但看到一半被母亲发现，一手夺了过去。我不是因为什么目的而选择读那本书的，只是看它比较薄容易看完而已。

高中的时候我被朋友撺掇着开始写诗后，对父亲书架的利用频率就高起来了。那还是书籍不像现在这般泛滥的时代。作为文学青年的友人们会因为发现了一本好的诗集而噢噢地叫嚷起来。那个时候我喜欢岩佐东一郎、近藤东和城左门等人的谐趣诗，而朋友沉迷于中原中也。其中一本积满灰尘的书是《山羊之歌》的签名本。当时我没在意，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本书珍贵无比。不久前看了一个叫《否极泰来！火眼金睛的鉴宝团》的电视节目，看到同样一本书被鉴定价值三百万日元，我惊愕不已。现在我把它包上书皮，没有放在书架上，而是和父亲收藏的春宫图一起尘封在起居室的柜子里。

父亲去世的时候，如何处理藏书成了一个大问题。最终，西洋书籍都捐给了父亲常年任职的法政大学，其他的书捐给了父亲的出生地爱知县常滑市的市立图书馆了。从常滑市开来了一辆可载重十吨的大卡车，由于无法开到家门口，只好将其一本一本塞进纸箱再用手推车运到卡车里，花费了半天时间。我稍微留下了一些装帧好看以及承载着回忆的书。这之中，比如昭和四年出版的《菲利普全集》也只是留下了第一卷。因为我非常喜欢短篇冒险故事，就像孩子们瞒着父母擅自买来面包、奶酪和葡萄酒去搞野餐的《箱型货车》之类的，非常有日常生活气息。这本书的底页上附有一张非常奇怪的书签，上面写着“书市不景气的时候，请不要拘泥于定价，尽快降价”。定价为一日元七十钱 [10] ，而售价是九十钱。

（《文学界》，1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