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古典文学 > 真名实姓 > 真实的假名和加密无政府状态

真实的假名和加密无政府状态(2/2)

目录

毫无疑问,这样的虚拟社区比国家要多得多,连接它们的纽带多半比沙文民族主义冲动要牢固得多。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规则、准入政策、启动仪式、谴责政策,等等。政府几乎没有权力渗透这样的私人团体,当强加密为连接提供了新的拓扑结构时,渗透就变得越发不可能了。这些社区本质上是自愿的:因为强制入会或者强制互动很困难,虽然有这种强制的明显例子。规则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实施很重要。虚拟社区可能受到那些反对其政策或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攻击。因为密码朋克名单已经遭到了各类攻击,如垃圾邮件、认购其他大容量列表、创建邮件循环、发布冗长的无关话题,等等。可以预料,强化技术的发展会更好地保护这样的虚拟社区。目前,最好的保护措施是终止文件和傻瓜过滤器。密码朋克名单中的一些人选择与他人签约来为他们过滤信息。例如,通过创建“最佳”编辑来过滤。这就是正在运转的自由市场。

企业是虚拟社区的典型例子,它拥有分散的站点、私有的通信渠道(外部世界包括政府当局一般无法进入),拥有自己的安保力量和惩罚系统(限度之内),拥有自己的目标和方法。事实上,许多“赛博朋克”(不是密码朋克)小说作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假设未来世界会被跨国的巨头企业“国家”统治。企业只是可以有效地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虚拟社区的诸多例子之一。

这些虚拟社区对外界而言通常是“不透明的”。试图进入这些社区内部的尝试很少成功。执法和情报机构可能会渗透进这些组织,并使用电子监控来监控这些虚拟社区。这些社区是加密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从加密手机到成熟的pgp加密,这一点不足为奇。强加密技术已经被各种革命和反政府运动所利用,包括缅甸和墨西哥的反政府武装。强加密的用途日益增加,它使得一个理想的“革命细胞”系统得以形成。

除了自己的规则和访问程序以外,虚拟社区通常还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革命或所谓的恐怖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牢不可破的加密通信意味着,拥有自己道德标准的群体协作活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这些虚拟社区的一个“政治错误”用途是用“种族比特”来禁止某些种族的成员加入。这甚至可以在不违反假名保护的情况下完成,方法是使用“没有身份认证的证书”。例如,雅利安人的网络国家可能会要求出示身份凭证,证明其为高加索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等同的例子——网络上的“女性专属论坛”——却被许多人认为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可以通过展示适当的性别比特证明进入女性专属论坛(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以通过让其他女性为候选人“担保”,数字签署候选人提交的声明来完成)。一个更稳定的系统,即错误使用或虚假转让的机会更少的系统,会实施乔姆的“无身份凭证”方案。但关键是要展示虚拟社区如何建立其访问规则和执行机制。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虚拟社区的关系被认为不在一个特定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而是“虚拟的”,那么国家法律执行起来就有问题了。国家当然可以禁止人们加入这些未经批准的团体,但随后,成员可以通过重邮器等方式访问它们(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下一步:禁止重邮信息、禁止加密信息、注册个人计算机和软件等)。

“邪恶”组织(如儿童色情业者、恐怖分子、洗钱者、种族主义者)使用加密术经常被那些希望限制平民使用加密工具的人所指控。我称之为“信息启示录四骑士”,它们往往被当作一个民族国家普通公民不能使用加密的原因。报纸头条高喊“儿童色情圈使用秘密代码进行沟通”,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派出发言人在公开会议上就加密的危险性发表讲话。

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论点,个中理由多种多样。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是用一种邻居或领导人理解不了的语言表达的权利。这种语言便是加密语言。

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民族国家即将终结,虚拟社区对许多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当然,相比于现实世界中的邻居,我们中的许多人更“亲近”网络空间中的邻居——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热情(雅利安人的国家、绿色和平组织 [18] 、光辉道路 [19] 、山达基信徒,等等)通常比一般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这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说法:相比于省份和国家,天主教徒更忠于梵蒂冈教皇。不管真假,它显然已经引起了几个世纪的关注)。

在这种“自由”社区中,“回避”这一历史悠久的执行机制重获新生。这些社区中没有人必须阅读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只需通过拒读名单或傻瓜过滤器把它们过滤掉即可。

信誉问题

什么能阻止人们在数字交易上违约?什么能让他们保证诚信?如果一个人使用了无法追踪的或匿名的系统而导致政府和法院无法追查,那么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将如何运作?

首先,这些系统并非完全“匿名”。使用数字签名和持久的数字假名(或“真实的假名”)的能力,意味着行为可以归于假名。一些假名会树立起良好的交易信誉,而另一些会树立起不良信誉。

第三方托管服务(传统意义上的托管,不是美国政府用于密钥托管的新说法)如何实现生存和繁荣?可以通过给发放资金的业务设置条件,条件满足时发放,否则就不发放,还可以禁止携带资金弃保潜逃。在现实世界中,第三方托管服务做得很好,因为他们良好信誉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未来收入,超过了他们可以通过“伤害”任何特定客户所得到的收益。有时这涉及建立联系——一种二级托管。

数字托管服务将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信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托管服务可以通过大量小额交易进行测试。由于数字货币无法追踪,大量小额互动可以用来测试任何银行或第三方托管服务的可信度。网络空间中的品牌名称、形象和产品评级将会和现实世界中的同样重要,或许会更重要。

私法

如上所述,虚拟社区有自己的规则,社区的内部运作很少涉及外部世界。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虚拟社区是明确超出法律范围的,正如黑手党、三合会 [20] 以及其他“非法”组织或“黑社会”组织——这些名字都暗示了与传统法律体系相对的地位。对于那些认为这些群体本质上是犯罪、胁迫、劫持卡车、勒索保护费的人,请思考思考黑手党提供的市场服务,因为政府已经认定某些服务是不合法的:赌博、卖淫、高风险贷款,以及“消遣性”药物。因为赌徒不能使用法院系统收集坏账,他不得不使用“私人司法”制度,如断腿。其他虚拟社区同样拥有完善的私法体系,杀害告密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请注意,我不是在纵容杀害告密者和骗子的行为,我只是在这个讨论的背景下想到了这些例子)。

但此时就不仅仅涉及“自愿”交互了:合同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合同可以在网络空间执行。直到某些服务完成之后,契约各方或第三方托管代理人才可以持有数字货币。

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互动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信誉效应,而不是政府的实际执法。例如,一家“信誉良好”的邮购公司将产品运送出去,因为这是一项比坑害几个客户更重要的长期业务。几乎任何一家银行都能轻而易举地伪造简单的提款签名,并声称客户已经取回了他的钱。银行不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对自己业务的理解,而非技术或法律上的限制。

换言之,信誉很重要。网络空间里的信誉甚至比现实世界里的更重要。在现实世界中,有些人会表现出厌烦倾向,宣布破产以逃避偿还债务的义务,然后寻求美国法律制度的保护,而在法律制度当中,诚信有时似乎成了傻瓜才具备的品质。在加密无政府主义下,一个假名的信誉是他所拥有的一切,诚信再次成为一种宝贵的品质。

网络空间中会应用何种形式的法律结构尚不清楚。但是,传统法律结构的作用很可能会减弱,除非世界各国政府都能成功地消灭强加密技术。随着网络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式法律体系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匿名或假名互动工具越来越多。制作数字签名和数字时间戳的工具将有助于建立尼克·萨博所谓的“智能合约”。托管服务——即使是匿名的或假名的——将会使网络空间活动“完成约定”成为可能。

在网络空间进行互动的个人通常必须能更加出色地安排自己的信托和合同关系,减少对政府官员和政府代理人的救助和依赖。购者自慎。当然,他们总是可以自由地签约,让一个“保姆”来筛选他们的互动,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甚至可以称其为他们的“政府”。只是他们不能强迫别人听从他们的保姆。

加密无政府主义

“网络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个真理是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没有中央控制,没有统治者,没有领袖(除了刚才的例子,信誉),没有“法律”。没有哪个国家控制网络,没有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无法阻止新闻组、网站、网页泄露他们的秘密,至少对于网络本身而言如此。任何去网络的步骤可能只能作为偏执狂和保守者的练习。

这种基本的无政府状态比许多人认为的要普遍得多。无政府状态是没有统治者告诉人们该怎么做的状态,它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很常见:选择要读的书籍、要看的电影、要交的朋友,等等。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毕竟,人们只能阅读写完并出版的书——但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受外部强迫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地方等级制度或者没有规则。当地政府机关直接控制之外的组织可能仍然有领导人、统治者、俱乐部主席、民选机构。尽管许多组织并非如此。

然而,作为一个概念,无政府状态已经被其他协会所污染了。这里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大众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目无法纪、无序、混乱,也不是19世纪的“黑色集团”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后者通常与俄罗斯和劳工运动有关,更不是蒲鲁东和戈尔茨坦等左翼作家笔下的黑旗无政府工团主义 [21] 。相反,这里所说的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政府参与”的无政府状态(从字面上来看,“arch”即没有首领或领导)。它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一样,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促进自愿的经济运作。“加密无政府主义”是密码学上的双关语,含义为“隐藏”,将“加密”与政治学观点相结合使用,(正如戈尔·维达尔 [22] 对威廉·p巴克利的著名指控:“你是加密法西斯!”)正是因为加密术使得这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成为可能。这点首次出现在我于1988年写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中,此文是我对另一个著名宣言异想天开的模仿。

从政治上来讲,地方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虚拟社区可能会出现执法和征税的问题。避免强制交易可能意味着避税,逃避规定谁可以出售、谁不能出售的法律,等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有些人使用加密技术规避旨在约束行为的法律而感到不满。

国界对于数据而言变得越来越透明。大量的比特跨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边界:电话线路、电缆、光纤、卫星,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磁盘、磁带、光盘等。一张光盘或录音带可以包含几百兆字节的数据——只有音乐唱片的最低有效位才可以被一百兆的数据取代,而且无须任何将数据从普通音频噪声中区分出来的手段。在国界上阻止数据是无望的,每一名游客都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入带出大量数据。

监管套利

各国之间的网络空间运动将会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产运动相媲美,或者更胜一筹。正如一个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刺激工厂和办事处转移到更有利的环境中,同样,数据和隐私政策也能够刺激网络空间的运作移动到更有利的地方。这个动作可以像敲击键盘一样快速地将网站及其文件转移到一个新的主机系统上。

各国法律的国际执法问题和跨越国界的法律规范问题一直存在;任何人的家庭或业务隐私都会链接到世界各地的网站,于是这些问题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首届“国际金融加密会议”于1997年在加勒比避税天堂安圭拉 [23] 举行。

随意在世界各地移动数据及与远程站点通信的能力,意味着所谓的“监管套利”可用于规避任何国家的法律限制。例如,当信息从荷兰的一个网站重邮到美国时,应该适用哪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法律适用于荷兰的网站,那么伊拉克的法律在美国适用吗?)

这种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时可能面临的法律法规漏洞,包括在美国会遇到的大量的“巨额”诉讼。在诉讼管辖范围之外的网络上进行转移操作是减少这种商业责任的一种方式。法学教授迈克尔·弗鲁姆金撰写了大量有关监管套利和强加密含义方面的文章,他的网站上有几篇有趣的文章。

这对税收政策的影响尤其有趣。与国际咨询公司的情况一样,收入往往不那么明显。侵权收入和资产已经要求对银行账户进行侵权调查,限制资金转移,以及丧失金融交易中的匿名性和隐私性。一个替代方案是征收实际、实体资产,例如不动产(假设税收仍然存在,很可能如此),或设置营业税和增值税(vat)。当然也可以大幅缩减政府的规模,并让人们自己安排需要购买的服务,除了只有更大的集团可以购买的几种服务以外。大卫·弗里德曼曾在《自由的机制》(the achery of freedo )中讨论过这类问题。

任何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似乎都不可能被普遍采用。因此,政府面临着两种前景,要么限制与“流氓司法管辖区”的网站沟通,要么接受规避法律的事实。不幸的是,美国一直显示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尽管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依然想推动达成一项关于加密和网络访问政策的国际协议。值得怀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会支持一切以这种方式限制言论的企图。

整个问题与年龄和对内容的道德限制产生了共鸣。网络使得各个年龄段的用户都可以轻松地访问他们想要的任何内容。这导致了限制“少儿不宜”内容的呼声,《美国通信规范法案》也由此诞生。

加密无政府主义的道德

作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种形式,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道德影响本身就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论述。可以这么说,许多人认为,把权力交还给人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是一件好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加密无政府主义的趋势似乎都无法阻挡。

加密无政府主义确保拥有枪支的人无法干扰相互商定的交易,这是在加密无政府状态下唯一可能的一种经济互动。有些人当然会大喊“不公平”,并要求政府干预,这就是为什么强加密可能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当然,除非他们是明智的,并做了长远考虑。这可能有点精英主义的味道,但我很少相信民主。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德·托克维尔在1840年时警告说:“美国会忍耐下去,直到政治家意识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贿赂人民。”我们在几十年前就走到了这一步。

另一个积极的影响是终结了现代的工会形式——限制人们进入某些行业并赋予特定群体特殊权利的专业卡特尔。例如,各种医学和法律的俱乐部,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权利不会给予当地的集邮俱乐部的成员。有人可能认为,这些特别条款是为了保护患者和客户。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检查服务者的资质,而不是像某些委员会所规定的那样。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专业许可。买者自负!

印刷机是一种摧毁了中世纪行会的技术,因为曾经受保护的行会知识可以被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最终,国王和王后不再把因没有皇家许可证制造皮革而获罪的人投入监狱,行会崩溃了,毫无疑问,哀叹“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

坦白地讲,加密无政府主义基本上破坏了民主:它将行为和交易从暴民的范畴中移除。一旦加密与生活和商业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再想制止它就太晚了。

加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后果

强加密会带来“坏事”吗?当然会。我举了几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例子是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不利于某些人的。当然,一切技术都有光明与黑暗两面……例如,每年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四万美国人无疑是另一种有用技术的黑暗面。

不可追踪性的各个方面并不都是积极的。人们通常需要问责,他们想要一个“真名实姓”与他们的互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交易令人不满,他们可以去追溯名字和地址。他们不想把钱交给一个会消失的“假名”。幸运的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信誉可以与“假名”联系起来,就像那些成功使用笔名的作家一样。数字签名加强了这一过程,使得伪造变得几乎不可能。我们还期待看到“信誉评级”服务,甚至“绑定”服务,类似于产权公司、托管服务,以及家政公司等各类数字签名许可。

税收政策会怎样?普通纳税人会如何应对数字货币交易逃避税收的流言蜚语?如何应对一些精通密码学的精明企业家通过把交易转移到政府无法监控的地方来逃税、避税的流言蜚语?这种做法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但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可能也会增加(这重复了一种与离岸投资有关的模式:曾经,这种方法完全是超级富豪的领域;现在,即使是中产阶级为了避免“巨额诉讼”及税金,也可以使用离岸投资作为房地产规划的一部分)。

让人担忧的是某些类型犯罪匿名性和不可追踪性的影响。令人厌恶的市场可能会出现。例如,匿名系统和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对于谋划合同杀人、敲诈勒索、绑架有明显的影响。谋划此类服务的最大风险是,实体会议将此类服务的买方或卖方暴露在执法机关的监视之下,或者送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之中。在酒吧打听一下,如果有人知道有能做“谨慎的事情”的人,这便是邀请联邦调查局介入(我当然不反对联邦调查局或执法者的参与)。加密无政府主义降低甚至消除了这种风险,因为它允许建立不可追踪的通信及支付。请回想下前文bck的例子,那里出现了双向匿名接触。但实际上,杀手所承担的风险并未减少,因为他们的实际行为并非不可追踪,但是买家不必担心这种风险(我猜测,在建立联系和支付步骤中存在更大的风险)。不妨想一下那些持有数字货币直到契约完成的匿名托管服务。

前文已经提到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对企业和国家间谍活动的影响。结合数据避风港和信息市场的流动,保密可能会变得更难。想象一下,在军事武器手册之后,一本数字海军杂志被匿名编辑并用数字货币销售,超出了不想透露本国秘密的各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同样,无论是把它当作间谍活动还是新闻爆料,公布各种秘密将会容易得多。组织中居心叵测的人只需要链接到bck这样的服务即可。

对于恐怖分子、恋童癖以及其他使用pgp、pgphone和其他加密工具的骑士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毕竟,pgp的使用在保护隐私方面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恋童癖、黑手党、洗钱者、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核材料走私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歹徒(或英雄,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当然会考虑他们的通信安全。随着通信技术使得远程组织成为可能,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那又如何?毕竟,罪犯和阴谋家也会锁门、挂窗帘,当众说话时也会压低嗓门儿,租酒店房间密谋犯罪,使用各种方法以更好地确保隐私和保密。然而,宪法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能坚决要求不许挂窗帘、谈话要录音、钥匙要“托管”。在逮捕和审判之前,我们无法知道谁是罪犯、谁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谈论放弃保护隐私来“抓捕罪犯”愚蠢至极。

然而,一些犯罪分子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强加密,甚至可能涉及一些特别令人发指的罪行。这肯定会被用作限制加密的一个理由。一些人打趣地说:“国家安全是宪法的根密码。”

加密无政府主义有一些混乱的方面,这一点毋庸置疑。所有的技术和经济革命都产生了混乱和重新洗牌。加密无政府主义也不例外。有相对不重要的事情,如操纵价格和内幕交易;也有更严重的事情,如经济间谍活动、破坏企业知识产权;还有非常黑暗的事情,如匿名雇凶杀人。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纪里,几个国家杀害的人加起来都超过一亿了:希特勒、波尔布特 [24] ,这只是列举了最极端的两个例子而已。很难想象,哪种数字契约的杀戮会接近民族国家的野蛮行径(但这是我们无法准确谈论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在是否接受加密无政府主义方面都选择有限,所以我选择关注光明的一面)。

我们很难辩称,匿名市场和逃税风险是全球范围内抵制通信和加密工具的正当理由。人们总是互相杀戮,政府并没有阻止这一点(可以说,他们使问题变得更糟,正如20世纪的战争所表现的那样)。此外,减小加密对个人安全的威胁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很多。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就像亚洲和中东经济体长期以来的情况一样。雇用私人保护机构也会有所帮助。

老大哥在里面?

政府害怕他们的公民掌握强大且无法破译的加密。各国政府认为,这些技术削弱了它们的权力,并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强加密的使用。美国进行了几次广为人知的努力,包括clipper芯片、数字电话窃听法规、“自愿”密钥托管的建议。卡尔·埃里森将这些计划称为“gak”,即“政府获取密钥”。这些自愿项目不太可能维持下去。

密码朋克和其他人希望这些努力最终会被规避。技术已经把精灵放出了魔瓶。加密无政府主义是把个人从他们有形的邻居——那些网络上无法知道他们是谁或在做什么的人——和政府的高压中解放出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强加密提供了避开政府的手段。

数字现金和数字银行很可能成为立法行动的目标,以限制加密无政府主义和数字经济的部署。无论是通过银行监管还是税法,数字货币都不太可能轻易地发行。但是正如关于敲诈勒索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无处不在,那么加密无政府主义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结果。

限制使用强加密的提议与“毒品战争”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公钥加密的发明者之一惠特·迪菲曾指出,毒品战争有效地迫使公司成了缉毒战士。如果在公司内发现毒品,公司的资产(卡车、船只、仓库)将被没收,并丧失政府的业务,公司随机搜索员工储物柜,进行尿液采样,把“拒绝毒品”的海报张贴在自助餐厅和工作区域。因此,依赖于“加密战争”的制度会迫使企业采用“密钥恢复”系统(毕竟,企业可能相互勾结,或操纵价格,或密谋违反限制他们的各种法律……因此政府希望使用这样的秘密通信)。对公司的这种压力将会对普通市民产生影响。现在在某些司法辖区有一项需求,所有公职候选人要接受药物测试。如果这些政策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那么人们就会期望毒品测试应用到其他国家授权的事项上,如驾驶执照和工作许可证。显然,这个国家已经远远超出宪法制定者所能想象的任何概念。

大公司和政府之间不健康的密切关系经常会导致各种交易的产生。各公司寻求成为政府认可的、密钥托管加密的首选供应商。各种“倡议”和“联盟”是达成交易的途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中世纪行会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强权政府经常谈论“密钥恢复需要合法化”,正如一个人想将备用钥匙存放在他的律师那里或保险箱里,或公司想将关键信息加密,并且加密之后信息不会因为加密者丢失密钥、忘记密码、死亡或者离职等情况而丢失。政府声称这是对“密钥恢复”倡议的支持,其程序迫使用户允许使用密钥。但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而且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如果有迫切需要,私营企业制度肯定会去满足它——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不需要提案中强加给企业的限制。其次,文件存储和传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爱丽丝使用加密术来存储她的文件时,她使用的密钥与给鲍伯传送文件时所用的不同(事实上,可能是鲍伯的公共密钥)。因此,没有迫切的业务需要恢复传输密钥。因为双方很可能都有本地存储的材料。然而,政府的密钥恢复提案侧重于信息传输的加密方法。猜猜看,谁会有兴趣阅读截获的传输?最后,对加密系统的出口限制,需要第三方托管密钥,显然与满足企业的“需求”没有任何关系。看外国政府对美国拥有访问公司和公民通信系统的特殊权限做出的反应,将会很有趣。我的猜测是,伊拉克向美国出口“萨达姆可读”的特殊加密软件,美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任何允许政府跟踪交易、信息、获取密钥的系统,本质上都完全抛弃了加密术带来的好处。如果不明白的话,就问问自己,以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 [25] 而闻名的缅甸政府,是否会使用它的“政府获取密钥”围捕在丛林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pgp通信的异己分子。希特勒和希姆莱会使用“密钥恢复”来确定犹太人的交谈对象并把他们围歼吗?追踪接触者是压制群体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东德史塔西 [26] 会追踪数字现金交易吗?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存的每一个政府,人们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几十个例子,例如,访问密钥、访问日记、访问支出记录等,这些都会被执政党所利用。一个政府认为的“犯罪”或“可疑”通常是它认为对其行使权力构成威胁的行为。关于“抓捕罪犯”的言论漏掉了这一点:政府通常使用监视权力来控制公民。幸运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击加密并不容易成功实施。

尽管许多人认为,宪法规定,国内(美国)对于加密和数字货币的一些限制似乎是有可能的。这不会发生吗?政府如何规定身份证明和现金购买的追踪机制?人们发现,在汽车和飞机上携带现金会被他们“没收”,没有审判,也没有补救机制(奥威尔称其为沿着“非法使用货币”的路线)。

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其“密钥恢复”或密钥注册的概念,并且限制加密系统的强度。纯粹自愿的密钥恢复系统并不会遭人反对,因为公民怎么使用自己的钥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危险的是,一个广泛部署的表面上自愿的系统可以通过国会表决或总统令变成强制性的。这种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令人担忧,无论拟议的制度是枪支登记(这就容易导致没收,就像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一样)、植入式身份证件、公共场所的摄像机、对于写作或演讲的“自愿的自我评价”,还是更广泛地使用政府批准的身份证。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对于推进clipper芯片、tessera芯片以及各种gak提案方面的兴趣,旨在让托管加密得到广泛应用,同时最终淘汰非gak密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有很多,在这里只讨论其中的一些。任何试图禁止密码学的尝试都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抗议。正如几年前的一句戏言:“当他们把我冰冷僵硬的手指从键盘上撬开时,就会得到我的密钥。”

强加密的广泛使用意味着“流氓加密”(恐怖分子、加密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战士)迷失在其他大量的用途中。关闭所有的加密意味着关闭加密的商业用途以实现保密,并可能意味着数字贸易的结束,这个代价无疑太大。尽可能长时间推迟加密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让商业中的加密通信变得越来越普遍,以至于一旦终止,金融灾难便接踵而至。

殖民网络空间

这些想法将如何影响网络空间的发展?在争论网络空间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时候,一种常见的批评是:“你不能吃掉网络空间。”论据是,金钱和资源在未来的网络空间系统积累无法转移或进入真实的世界。即使像尼尔·斯蒂芬森这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也在《雪崩》一书中写道:主角在“多元宇宙”中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在现实世界里却是一个乞丐。弗诺·文奇《真名实姓》中的主人公滑溜先生因疏忽落到了联邦调查局手里,因为他在“两个世界”都太成功了。

无法将资金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经常看到虚拟世界中的财富转移到现实世界,如股票交易、秘密咨询知识,等等。其次,各种洗钱手段,通过假发票、未收回的贷款、艺术品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洗钱手段……这些方法以及未来更先进的方法,可能会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网络利润转移到现实世界的人使用。最后,许多利用加密无政府主义提供机会的人将选择生活在监视国家和高税率管辖区之外。邓肯·弗里塞尔指的是“永久的游客”,就像旧的“喷气机”。

大多数网络和网络用户已经很少注意他们所在地区或国家的公认的法律,他们显然将自己视为各种虚拟社区,而不是当地管辖机构的成员。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加密可以很容易甚至安全地忽略大部分规定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做什么的地方法律。最重要的是,信息可以匿名购买和出售,然后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能力不会成为至少部分转移到网络空间的主要原因。万维网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结合密码保护的通信和某种形式的数字现金将加速人们期待已久的网络空间的殖民化。

但这会发生吗?

强加密提供了新的个人隐私级别,在监视、控制以及要求身份证和许可证的诱惑越来越强大的时代,这一切都变得更加重要。民族国家的权力将会被削弱,税收政策将不得不改变,而经济互动将更多地基于个人计算的对与错,而非社会要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真正的恐怖,个人有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按照他的愿望行事,加入自己所期望的社区,购买自己所期望的服务,忽视民主群众的意志。

如果强加密和这里讨论的相关概念制造了一种“加密奇点”,那么我相信这个奇点的另一边会像弗诺·文奇讨论的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一样透明。

强加密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确保人们可以自由地阅读并写下自己所期望的东西(尽管或许不像《真名实姓》中的那样,国家的民主可能仍然试图通过多数人的投票来控制行为,决定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什么,等等)。当然,如果言论是自由的,那么许多类型的经济互动本质上都与言论自由有关。

虽然许多人可能会对这里讨论的想法感到畏惧,但很明显,其他人正在拥抱这个世界。这足以让事情变得有趣。

相变

我们正处在“岔路口”,岔路口本质上是不归路,在此处,事物只会被大力拉向一边或另一边,这两边分别是:

· 监控状态。限制加密、消费、持有各种物品(除了传统的枪支和毒品之类的东西),限制信息的传播,当然还会限制很多其他的事情;

· 自由主义或无政府资本状态。人们使用各种安全和私人的渠道互动,交换信息,买卖商品和服务,进行跨国通信。“无政府状态”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一样:阅读选择、饮食选择、网络论坛,等等。

很难想象两者之间的稳定状态。拉向一边或另一边的力相当强大。用混沌理论中的术语来讲,这里有两个“吸引子”。

每个主要恐怖分子或犯罪“事件”——俄克拉何马城、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空难、网络上的恋童癖,等等——让我们径直跳向集权监控主义状态。然而,每一个新的匿名重邮器、每一个新的网站、每一个新的t1链路,等等,都让我们朝着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前进。哪边会赢现在还不清楚,但我的直觉是,我们几年前就走上了不归路,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加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我们越快、越广泛地部署强加密——重邮器、强加密、海外避风港、数字货币、加密的网络链接、信息市场——我们赢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有足够强大的加密黑色通道可用,再去打击和阻止基本就晚了。这匹马会冲出马厩——这可能已经发生了。再加上混合的隐形通道,几种通道已经拥有了大量带宽,回头太晚了,临界点已经过了。

相变正在到来,这是一个“加密奇点”(借用弗诺·文奇创造的一个词语)。虚拟社区正处于优势地位,取代了传统的国家观念。自愿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拥有真正的结社自由。虚拟社区,连接着不对外透明的黑色通道,一切由他们自己的规则和行为标准来约束。

一场重大的战斗已经在政府力量和加密无政府力量之间展开。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我们不妨好好利用它。

致谢

我要感谢多年来与密码朋克核心贡献者名单上的成员们进行的许多讨论,包括有形的和虚拟的讨论。特别感谢埃里克·休斯、哈尔·芬尼、乐琪·格林、休米·丹尼尔、尼克·萨博、罗宾·汉森、邓肯·弗里塞尔、布莱克·尤尼康、桑迪·桑德福特、吉姆·贝尔、吉姆·贝内特、道格·巴尼斯、基思·亨森、彼得·亨德里克森、迈克尔·弗鲁姆金、已故的菲尔·沙林、鲍伯·弗莱明、切丽·库什纳、奇普·莫宁斯达、马克·米勒、大卫·弗里德曼,以及给予批评指正和贡献想法的很多人。

书页 目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