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1/2）

对于启发海明威创作了《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些主要角色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被分成了两个纪元：“bs”（《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和“as”（《太阳照常升起》之后）。 [1] 下文将总结他们在“as”时代的生活轨迹。有些人能够被查到的信息更为详细，但是他们每个人终究都留下了一些记录，有些人完全是因为海明威的小说才名垂史册。

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波莱特·阿施利夫人）

1927年杜芙遇到了克林顿·金，一位柔声细语的美国画家，比她将近小10岁。 [2] 他来到巴黎作画、求学。一次，画家塞德里克·莫里斯（cedric orris）和亚瑟·列特-海因斯（arthur lett-haes）邀他出门聚会，这两位画家都是杜芙的朋友（也是《太阳照常升起》中波莱特身边快乐追随者们的原型）。杜芙的名声如雷贯耳，听说她会到场，金于是同意参加。他们相爱了，并于次年结婚。

一如杜芙上一段与上流人士的婚姻，她和金的结合最开始也被当成了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丑事。结婚两天后，《纽约时报》报道：“特怀斯登夫人的秘密婚姻今日被曝光，其夫是克林顿·布莱尔·金（clton bir kg），年轻画家，一位美国糖果商之子。” [3] 金的家族在沃斯堡（fort worth）拥有一家糖果公司（它的宣传语是：“kg&039;s chotes for arican eens” [4] ）。虽然这是一个商业家族而非贵族，但金迎娶特怀斯登时，亲戚们的抵制和当年罗杰准男爵娶她时如出一辙。据说，金氏家族的律师没能打消克林顿迎娶杜芙的决心，于是父亲断绝了他的生活费，使杜芙（再一次）陷在了一文不名的富家子弟手里。 [5]

一些同辈们在提到这对伉俪时语中也充满了不屑。杜芙又不情不愿地成了文人的缪斯：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写了几首诗，让金氏夫妇俩糟糕的名声永垂不朽。他说特怀斯登是“一个消磨了名号头衔的英国女人”，而金被贬低成了“小甜甜的男孩”（a n of candy）。关于两人的恋情，宾纳写道：

她扑向他，于是他们说：天哪，看！

她喜欢他肉嘟嘟的小脸和肥乎乎的小翅膀，

而他喜欢她的力量。接着他们相拥，

盘旋在巴黎的天地间，

不像男孩和他的鹰，倒像是老鹰和它的野兔、它的瘪气球。 [6]

最开始，夫妇俩还待在巴黎，靠杜芙的亲戚接济维生，还在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公寓暂住过一段日子。麦克阿尔蒙坦言，对于能从他们那里收到房租一事从未“抱有任何缥缈的指望”，即使房租并没有多少钱。后来，当他自己需要占用公寓的那一部分空间时，发现“打发波莱特夫人和她的男朋友（搬出工作室），仅仅温和地示意是不够的”。 [7]

一如海明威和宝琳，金氏夫妇最终也放弃巴黎回到了北美，接下来的10年辗转居住于墨西哥、得克萨斯、纽约和圣达菲 [8] 。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蒙帕纳斯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墨西哥的一个熟人发现，因为宿醉，这两个人直到下午才能起床。 [9] 在纽约他们曾经尝试创办过一家艺术学校，但是始终惨淡经营。金氏夫妇现在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落魄。后来朋友们劝他俩离开了这个行当，把他俩安置在了一座棚屋里，旁边还有一片菜地。就在那里，他们靠菜地产出的作物生活，每天地主的朝鲜仆人会拿给他们一些杜松子酒喝。 [10]

他们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显然很幸福。杜芙为金当模特，自己也画些速写和水彩画。他们读书、参加聚会，杜芙依然会吸引众人的目光。宾纳认为杜芙是“我见过的最能喝酒的人”。

“唯一的麻烦在于，克林顿跟不上她的步伐。”宾纳发现。 [11]

金氏夫妇最后搬去了圣达菲，那里相当于美国西南部的格林威治村。即便如此，圣达菲作为一个艺术家聚集地，得到的尊重常常不如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左岸。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说圣达菲的居民“大概是世上所有地方中最差的一群艺术家和作家” [12] ——但圣达菲依然是个吸引人的地方。杜芙和克林顿带来了“他们纵酒和粗俗的作风”，在地方上毁誉参半。（杜芙一看就是精熟于骂人艺术的人，并且是下流音乐剧的活曲库。）不过宾纳认同杜芙是“认真聪慧的领悟者，出口成双关”，并且一如既往地“苗条、帅气”。 [13] （哈罗德·勒布的看法却正相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在一场鸡尾酒会上遇见了这位昔日的情人，觉得她已经风光不再。）圣达菲的居民知道海明威以杜芙为原型塑造了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她的邻居偶尔叫她“波莱特”，甚至“那个杜芙-波莱特女人”。 [14]

杜芙将在这座城市里走完她生命最后的日子。1938年，她在得克萨斯诊断出了肺结核。金氏夫妇回到圣达菲，杜芙被送入了一家疗养院。 [15] “她看上去就像风干的海马一样瘦弱，但仍保持着她那不屈的光彩”，宾纳告诉一个朋友。他预测，杜芙会因为这场病在医院里待上一年，甚至因此丧命。 [16]

宾纳做完这个预测仅仅28天后，杜芙就于1938年6月27日去世，时年46岁。波莱特·阿施利夫人作为不羁魅力的典范，永不老去；而“杜芙·斯特林·金夫人”（）最后的死亡证明上，黯然写着逝者是位“家庭主妇”。 [17]

这一信息最终传到了海明威耳中，他还是禁不住拿杜芙的人生随性发挥。

“波莱特死在了新墨西哥，”10年后他有一次对友人a e 霍奇纳说，“你愿意把她当作杜芙·特怀斯登夫人也没问题，但想到她，我脑子里只有波莱特。”

海明威接着畅想，所有为“波莱特”送葬的人都是她生前的情人，其中一位扛棺材的绅士滑倒了，棺材摔到地上，盖子滑开了。（实际上杜芙接受了火葬，没有举行葬礼。）霍奇纳在他1966年的著作《海明威老爹》（papa heway ） [18] 里重述了这个骇人的故事，引发了小小的轰动，也为杜芙·特怀斯登夫人已经声名狼藉的虚构人生添加了另一个不光彩的篇章。 [19]

“谁知道（葬礼的故事）是真还是假？”不久前霍奇纳说，“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刻画的是讲这些故事的海明威。” [20]

克林顿·金死于1979年。他的遗物中并没有杜芙的绘画作品和书信，也没有其他个人物件。于是，杜芙死后基本只是存在于别人的记忆中，并且作为波莱特·阿施利夫人身后渐淡渐远的影子，永不磨灭。

哈罗德·勒布（罗伯特·科恩）

《太阳照常升起》问世时，哈罗德正和一个荷兰女人住在法国南部。他们后来结了婚，但勒布很快结束了这段露水情缘，因为他发现她和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军官有染。不过那个荷兰女人在离婚之前成功毁掉了勒布留下来纪念他与特怀斯登恋情的物件：他记得，她把一张特怀斯登年轻时的照片扔出了舷窗。 [21]

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之前，勒布一直留在巴黎。《田芥菜》由贺拉斯·利夫莱特出版于1929年。回到美国以后，他停止了写作生涯，变成了一位政府经济学家。不过在完全投身商业世界之前，勒布还写了一部未被发表的长篇小说，题目是“歪橄榄树的叶子”（leaf of isted olive） [22] 。小说的开篇是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讲了一位旅居作家的故事——这个人物也许受了一点海明威的启发。从此以后，勒布关注的事就与从前截然不同了，他后来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专家治理下的生活》（life a technocracy ）、《关于产能潜力的全国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national survey on potential product capacity”）。之后他娶了第三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一家人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栋别墅里。他的业余爱好包括“满腔热情地做园艺” [23] ，以及通过股市投资成功赚钱。

勒布从来没能逃脱“罗伯特·科恩”的阴影。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形象、他和海明威脱不去的干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对他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勒布的后人们看法不一。他的女儿苏珊·桑德伯格（san sandberg）感到，“它给了勒布一种意义，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关切” [24] ；他的侄女芭芭拉·勒布·肯尼迪（barbara loeb kennedy）认为，勒布乐于看到自己因为与海明威的关系而被人关注，虽然科恩的形象对他远非恭维。 [25]

但勒布的另一个女儿安娜·皮特（anah pytte）相信，父亲更希望往事就此别过，但是世界并不容许。皮特提到，勒布1959年写成的回忆录书稿《事已至此》（the way it was ）最初只集中讲述了他的年青时代以及优秀的家族，但“出版商的兴趣在于海明威”，结果回忆录最后成了一本“围绕着那件事而写”的书。她记得“人们找他总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他不能完全把它抛在身后”。 [26]

在那些关于《太阳照常升起》，以及“海明威的尖酸”的写作和访谈中，勒布确实让他和海明威的关联保持着鲜活。直至20世纪50年代，勒布还暗示过，两个男人仍然在较劲，仍有一些尚未说出的话。比如说，勒布声称海明威在写自己的巴黎回忆录《流动的盛宴》时，桌子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事已至此》。（海明威1959年至1961年的助理瓦莱丽·海明威称这种说法“完全不属实”。 [27] ）勒布的侄女表示，即使《太阳照常升起》的传说挥之不去，勒布最后还是得以乐享天年。那时陪伴在旁的已经是他的第四位妻子了，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韦斯顿（weston）一座特别设计的别墅里，房子的墙都是由玻璃制成的。他的女儿苏珊·桑德伯格提到，此外“他总是有一位情人”，偶尔，他的妻子和情人还会同时出现在康涅狄格别墅的餐桌上。

1974年初，勒布夫妻和桑德伯格在摩洛哥马拉喀什（arrakech）度假。一家人住进了豪华的拉·马穆尼亚酒店，整个假期不是购物就是泡在酒店的泳池里。桑德伯格记得，1月20日，勒布的心脏突然“不行了”，他去世的时候桑德伯格就陪在他身边。他被就近葬在一座墓地里，至少有两篇讣告谈到了罗伯特·科恩，更加强化了这部小说带给勒布的影响。《纽约时报》帮读者们回忆，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无礼地对待勒布”，勒布对应的小说人物科恩是“一个有钱的犹太跟屁虫，一心想攀入上流社会”。 [28]

虽然如此，在巴黎以后的年月里勒布令人钦佩地化解了这种窘境，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始终“以潇洒淡然的姿态，保持着一位从20年代一路走来的时代元老风范”。50年后，勒布依然被当作”“迷惘一代”的一位官方代言者。

凯蒂·坎奈尔（弗朗西斯·克莱恩）

凯蒂·坎奈尔比海明威、特怀斯登和勒布更晚离开巴黎。她后来再婚，嫁给了法国超现实主义剧作家、诗人罗杰·维特拉克（ror vitrac）。这段婚姻并不长久。 [29]

20世纪30年代初，坎奈尔成为《纽约时报》驻巴黎的时尚记者，也为《纽约客》和几份法国刊物供稿。 [3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还留在巴黎，作为一个“异国敌人假释犯受到警察的监视”。此间她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被释放后受到禁足，四年内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她回忆说，那是个最为弱肉强食的年代：“寒冷、饥饿、灰尘、监禁、消沉、炸弹的轰鸣以及寂寞”，这些就是她战时的日常。曾经多摩和丁戈中的欢笑吵闹，成了遥不可及的喧嚣。 [31]

在一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坎奈尔又“被法国警察盯上”，并且“很有可能要被第三次逮捕了”。为了和抑郁抗争，她开始写一部关于她少年时代的回忆录。这本书叫作“甜美的昨日：19世纪90年代末往来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快乐童年，一本美好、无忧无虑的回忆录”（jaay, uciant reiscences of the te neties of a happy childhood spent shuttlg beeen canada and the usa）——这个题目像极了备受斯图尔特和海明威嘲讽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迂回曲折的书名。 [32] 1944年她终于获准离开巴黎，先是去了纽约，然后定居波士顿。

坎奈尔很快就开始了人生的下一篇章，成了职业上的百变女王。在她工作过的所有领域中，她都堪称成功人士。她的一家经纪公司发布过一张她围着裘皮长披肩拍摄的照片。“二战”后她尝试了多样的工作，包括在文娱广播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chell）外出度假时担任替补播音员，为布鲁克林博物馆打理公共关系，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onitor）撰写芭蕾舞评论，以及评论服装秀。她还成了广播和电视节目上的常客：她的经纪公司将她的擅长领域宣传为“从经典风尚到坐牢的一切” [33] 。

她也是熟知海明威早年事迹的专家，她的宣传材料倒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坎奈尔常常欣然接受传记作家们的邀约，一同谈论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写作时的那段岁月。虽然她在“后《太阳照常升起》时代”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坎奈尔依然因为海明威把她写成了弗朗西斯·克莱恩而烦恼。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影响日广，他的文学修养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堪称典范——这让她十分气愤。面对被极度浪漫化的“迷惘的一代”时期，坎奈尔与勒布一样试图捅破这个传说。《与一个主角同台》（“scenes with a hero”）这篇题目中带着嘲讽意味的文章把海明威描绘成了一个妄自尊大、暗箭伤人、一言不合就动怒的人。

她刚好比勒布晚去世了四个月，在1974年5月19日去世。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比尔·戈顿）

进军好莱坞之后的多年中，唐纳德·斯图尔特的运势一直没有减退。《太阳照常升起》出版5年后，他参与编剧的电影《笑》（ughter）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1941年他担任编剧的电影《费城故事》（the phidelphia story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接着，他“一夜之间从好莱坞薪酬最高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失业的男人”，友人凯瑟琳·赫本 [34] 这样简略地说道。 [35]

这次跌落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针对好莱坞名流的反共产主义清理。斯图尔特坦言，他早年在洛杉矶 [36] 时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没什么兴趣，他信的是喜剧之神。但他后来成了一位公民自由的公开倡导者。“据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早晨起来，会要一杯橙汁、一杯咖啡，以及唐纳德·斯图尔特当天发来的头10份抗议电文。”斯图尔特去世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37] 20世纪30年代，斯图尔特是好莱坞反纳粹团的团长，也是美国作家联盟的主席，后者也是号召作家们反抗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个社团。当时他还短暂地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38] 。

“到了1950年我正式进了好莱坞黑名单。”斯图尔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逼迫他忏悔自己“‘受了蒙骗’，将左翼立场当作自己的政治和人生哲学”，如果他供出其他“受骗人”（dupees）就可以洗清自己。 [39] 不过斯图尔特没有这么做，他和第二任妻子——他在一场政治集会上结识的作家艾拉·温特（el ter）——从美国逃到了伦敦。“艾拉和我决定，我们也许应该出来‘祸害’其他的国家，而不是纯洁的美国，”斯图尔特写道，“所以我们收拾了自己的颠覆思想和内裤睡衣，放入行囊，启程去探索那些‘不美国’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英国。” [40]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这位“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最伟大的智者，在电影、喜剧、图书领域和上层社会中制造欢笑的人” [41] ，就这样淡出了公众视野。人们的品位渐渐改变了，远离了自己职业群体的他却无从见证。到了70年代，斯图尔特意识到自己招牌式的幽默已经不属于这一代人了，不再像往昔那样值得制作方一掷千金。“过去我不用犯愁，”他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还记得我在好莱坞时的秘书，她签的合同里规定，在听到我的笑话之后必须笑。” [42]

据斯图尔特的孙女达尼特·斯蒂芬斯（daneet steffens）说，斯图尔特并没有因为自己流亡，离开了舞台中心而苦恼。“他并不只是坐在那里长吁短叹。”她说。但是斯图尔特的儿子小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 jr）说，父亲在暮年时被一种失败的情绪所扰。斯图尔特和妻子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周日的大型野餐，从凯瑟琳·赫本等好莱坞传奇人物到当地的家庭医生都会参加。“他们和朋友们一起终老。”斯蒂芬斯说。 [43]

即使斯图尔特在后半生结交了众多好莱坞的创作精英，他在1975年撰写的回忆录《神来之笔！》中依然对海明威念念不忘。那时，两个男人已淡出对方生活多年，而海明威也在十几年前去世了。即便这个时候，斯图尔特依然不认同《太阳照常升起》达到了众人所谓的那种艺术高度。“他会说：‘它写的事情完全是事实上发生过的……它和一张照片没什么区别’，”斯图尔特的儿子说，“他不像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他觉得海明威没有那种天赋。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有，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但海明威没有。” [44]

直到去世，斯图尔特对海明威的怨气也一直没有消退——不仅由于海明威写诗中伤了斯图尔特的好友多萝西·帕克，还因为他感觉《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几十年里海明威仍然在拿他当文学素材。他首次读到海明威写于1937年的小说《有钱人与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 ），被其中一个人物震惊了：约翰·霍利斯（john hollis），好莱坞高薪名导，深刻同情着共产党人。他确信海明威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霍利斯。更糟的是，斯图尔特发现自己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似乎被写成了多萝西·霍利斯（dorothy hollis），一个淫荡的女人，背着丈夫和一个有钱男人出轨。

约翰·霍利斯这一人物在书中戏份不多，却是“对他可怕的冒犯”，斯图尔特的儿子说。 [45] 这种挖苦也许源于积年的怨愤：斯图尔特感觉自己因为进军好莱坞而受到了海明威的惩罚——这大概也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遭受海明威反感的原因。

“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出卖的，”小唐纳德·斯图尔特说，“比如好莱坞、你的妻子、酒和人生。”

“不过，”他补充说，“如果你是海明威的朋友，他可以出卖。”

这又是斯图尔特晚年在海明威及其作品中发现的“一连串怪异和尖酸” [46] 的实例。斯图尔特认为，海明威有种摧毁挚友们情谊的需求，到了最后，“再没有别人可供他摧毁了，除了他自己” [47] 。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1980年8月2日在英格兰去世，死于一次心脏病突发引起的并发症，时年85岁。

帕特·格思里（迈克·坎贝尔）

关于帕特·格思里的命运，消息基本来自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的那几年，查特斯和格思里的关系一直很近。

根据查特斯的记述，格思里的人生后来渐渐陷入了一场噩梦。他和洛娜·林斯利分手了。这位富有的美国女人用钱胁迫他成为自己的情人。分手之后，他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他赖掉了一家巴黎旅馆的账，遭到警察的追捕。于是他有钱的母亲插手把他送去了南非，或者用查特斯的话说，“‘送到了殖民地去’，英国的富裕人家自古以来都认为这么做对矫正败家子习气有奇效” [48] 。到开普敦后，格思里谎称自己有一番事业，包括一座并不存在的农场，以及关于一笔子虚乌有的产业的股权交易。格思里的作为又引来了政府的调查，他再次让政府扑了个空。这一次他逃到了英格兰。

后来，他获准回到法国——这是母亲“通过英国大使安排的” [49] 。于是格思里重新过上了放荡恣睢的生活。除了查特斯之外，格思里仅有的几个朋友包括一位出租车司机，后者帮格思里打理着他那点儿可怜的财产；同时他也交往着一个有毒瘾的女伴。一天晚上，格思里嗑了点儿不知是什么的药，被他的司机朋友丢在了一家咖啡馆中。格思里往他的汤里倒了些佛罗拿（veronal，一种巴比妥类药物 [50] ），之后就陷入了昏迷。因为还没有付汤钱，他没有被送去医院，而是被扔进了警察局，警察把他放在水泥地上。最终他被送去抢救，但没能挽回性命。帕特·格思里死于1932年5月24日，时年36岁。

查特斯认为这是过量吸食毒品引起的一场意外 [51] ，但是邻里街坊传开消息说格思里是自杀的。“这个曾经人气颇高的男人，参加他葬礼的宾客却寥寥无几，”查特斯回忆道，“甚至那个美国女人也没有去，而他曾为了她抛弃波莱特（杜芙·特怀斯登）！” [52]

格思里死后，他年迈的母亲来到巴黎，决定尽可能挽回儿子的声誉。于是她走遍全城去清还不肖子欠下的债。她找到查特斯，希望补偿他。

“我想免去他的债务，以示挚友情谊，以及对她爱子的追忆。”查特斯说。但格思里的母亲坚持要给他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查特斯接受了。两人小酌了一杯，“作为好朋友道了别”。 [53]

比尔·史密斯（比尔·戈顿）

比尔·史密斯经历了巴黎生活和潘普洛纳之行后，在1925年受到文学精神的感召。和哈罗德·勒布一起回到美国以后，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但他后来还是放弃了创作，跟随勒布做了一位政府撰稿人。接下来的很多年中，他在数个政府部门工作过，还曾为哈里·杜鲁门（harry truan）撰写过劳工方面的演讲稿。他后来娶了另一个在勒布手下工作的女人，没有子女。 [54]

20世纪60年代末，有人找到了他，希望能采访他。此时的史密斯住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arlgton）的一座农场，距离华盛顿特区很近。虽然他的妻子玛丽恩（arion）坚持认为海明威“在招人仇恨上和写作技艺方面有着同样的天才” [55] ，但采访中，史密斯却满怀情谊地谈了很长时间，仍然用他们发小时代就有的外号称呼海明威“wee”。多年来，海明威的朋友圈子里来了电影明星、将军、总统，两人就渐渐断了联系。是因为某些隔阂吗？采访者问。

“说是分开了，不如说是走散了，”史密斯解释说，“我们的生活只是相隔太远，总会发生某种偏离……wee折腾到了世界各地。”

史密斯对《太阳照常升起》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采访者问。是否仍然觉得它只是一篇对于真实事件的准确描述？

史密斯坦言，《太阳照常升起》不是海明威小说中他最喜欢的一部。最好的应该是《永别了，武器》或者《丧钟为谁而鸣》。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准确性，它只代表了海明威对1925年夏天发生之事的看法。

“我们每个人都能对此写出一本不一样的书，”他沉吟道，“结果必定是众说纷纭，这是自然的事。海明威的故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他把一种情结写得比别人都好。” [56] 史密斯于1972年3月去世。

卡耶塔诺·奥多涅兹（佩德罗·罗梅罗）

卡耶塔诺·奥多涅兹，这位“帕尔马的尼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让海明威印象深刻，被他认作斗牛运动的未来救星。但是在1932年，海明威宣称现实世界中的佩德罗·罗梅罗已经不复当年了。几年前他被严重顶伤过，“那就是他斗牛生涯的终结了”。从那以后，奥多涅兹“很难再直视一头公牛……他出剑杀牛时表现出的惊恐，令人看着痛心”——《死在午后》中，海明威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英雄。 [57] 改变命运的那一顶之后的斗牛季，奥多涅兹签了一大批合同，然后献给了公众“一个可耻得前无古人的斗牛季”，海明威写道。那些年没有哪一位斗牛士像他那样，给了人们如此高涨的希望，又让他们跌入这般深重的失落。

更糟的是，奥多涅兹开始和有伤风化的人混在一起：《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年后，他娶了孔苏埃洛·德·洛斯·雷耶斯（nsuelo de los reyes），一位有一半吉卜赛血统的弗拉明戈舞娘。她的吉卜赛母亲搬来和夫妻俩一起住，据说也带去了不分昼夜享乐的嗜好。斗牛批评家们很快把奥多涅兹技艺的退步和他新家里嘈杂的环境联系起来。 [58]

不过，奥多涅兹的斗牛生涯并没有像海明威所判断的那样就此终结。1932年，《死在午后》问世后，他的公众声望和热情（用西班牙语说叫aficion）实际上都有所回升。那年秋天他在一场斗牛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使人们“原谅了他的一切” [59] 。他收获了公牛耳作为奖赏，狂热的观众扛起他绕场游行——时间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岁月流转，奥多涅兹家的另一位成员被海明威写进了作品，受到了赞扬，那就是卡耶塔诺的斗牛士儿子安东尼奥。在《危险的夏天》中，海明威细数了安东尼奥如何在卡耶塔诺“臻于完美的技艺”上做进一步提高。他回顾了自己和安东尼奥的一场对话。当时安东尼奥赛后受伤躺在床上，问海明威：“实话说，我是不是和我父亲一样优秀？”

“我告诉他，他超过了他的父亲，还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如何优秀的斗牛士。”海明威写道。 [60]

这个时代的斗牛士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和安东尼奥竞争。如海明威所说，安东尼奥是在和历史竞争。

他的父亲卡耶塔诺则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很久了。奥多涅兹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其他原型人物不一样：如果他在小说中的化身佩德罗·罗梅罗能一直代表着他生前身后的形象，奥多涅兹的人生可能反倒会更好一些。不幸的是，一个与罗梅罗相反的形象冒了出来。1955年，一位叫山姆·亚当斯（sa adas）的美国学生就读于马德里大学，一次房东问他是否介意和一位失意的老人合住。学生无奈地同意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老酒鬼很快过来占据了屋里的另一张床，自称“帕尔马的尼诺”。亚当斯意识到，这个人曾经是海明威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于是仔细观察了这位新室友，把与他共处的三周生活记录下来，投稿给了《体育画报》（sports ilstrated ）。

这个海明威所描写的“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如今已经腐朽成了一个满面痘疤、秃顶的糟老头，鼻子上遍布着紫色的血丝，嘴里露出浮肿的牙龈和两颗黄色的门牙。亚当斯说，奥多涅兹严重酗酒，夜里会发出“不像人类发出的干呕声”吵醒屋里的人。据亚当斯说，是奥多涅兹如今已经飞黄腾达的儿子掏钱让他躲远点。

“我只是一个老酒鬼，我的家人现在都是大人物了，住的地方周围都是树，而我吃着操蛋的救济，待在这个操蛋的地方。”他对亚当斯说。

奥多涅兹也谈到了海明威。能够出现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的荣耀。

“他曾经在一本书里写过我，”奥多涅兹告诉亚当斯，“在书里，欧内斯托（ernesto）用西班牙最伟大的斗牛士的名字称呼我——佩德罗·罗梅罗……故事都发生在潘普洛纳的圣佛明节庆期间，我还和一个英国女人上了床。”

不出所料，奥多涅兹对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对他的描写不太热衷。“一个美国作家，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害怕？怎么会知道独自面对公牛，常常还要重振精神以便讨好那些坐在阴凉处贵宾席上的禽兽以便他们下一季还会签约你，是种什么滋味？唐 [61] ·欧内斯托·海明威阁下对此有什么话说？”

“我经历着怎样的恐惧啊？”他心有不甘地继续说道，“那是何等的恐惧。有时候我抖得太厉害，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腿。” [62]

他于6年后的1961年10月30日去世，享年57岁。

欧内斯特·海明威（杰克·巴恩斯）

算上《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一生一共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非虚构作品，其中成书的有两本。他作为记者记录了西班牙内战（这段经历直接促使他写成了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的采写任务使他走遍了从非洲到中国的广大世界。［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不是说过吗？每出版一部大作，海明威身边都会出现一个新妻子——这个预测十分准确。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献给了记者玛莎·盖尔霍恩（ellhorn），她于1940年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位夫人；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写于他的第四次婚姻中，他将它献给了玛丽·沃尔什·海明威（way）。］

虽然海明威著作等身，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事业也一度陷入低谷。他1950年的小说《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to the trees ，小说出版前曾在《大都会》杂志上连载）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批评家认为海明威在模仿自己的前作。有人还抓住机会，故意去写文章戏仿这部本无意当仿品的小说。《纽约客》的作家e b 怀特（eb white）写了篇讽刺的故事，题为“过街进入烧烤店”：“‘施拉夫特酒吧是个好地方，我们很开心，我爱你。’皮尔尼说。他又喝了一口那杯‘1926’，小心翼翼的一大口。‘守仓库的男人很勇敢，’他说，‘但那是个很难存活的岗位。’” [63] （“戏仿是失意作家最后的庇护所。”海明威曾暗自抱怨。 [64] ）

20世纪20年代那个没有地位、没有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的年轻作家形象不再适合海明威了，而年迈的过气大师这一角色也不适合海明威。1952年他凭借一本《老人与海》强势回归。该书的主题他虽然琢磨了很多年，但是真正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星期，使人想起了几十年前他创作《太阳照常升起》时的狂热。美国版畅销了50000本 [65] ，而《生活》杂志当年9月完整刊载了《老人与海》，结果杂志发行后在48小时之内就卖出了500万册。

海明威学社的主席h r 斯通贝克还记得这本书是怎样席卷了整个国家，并且在人群中疯传的。那年9月他在旅行途中，将车停在一家公路服务站边，看到女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手拿一本《生活》。一个卡车司机大喊着让她添咖啡，“她说：‘闭嘴听我读！’”斯通贝克回忆说，“于是在半夜的服务站里，她开始朗读《老人与海》。”有一台点唱机还在响，一位司机直接把点唱机的插销从墙上拽了下来，好让大家听清楚小说。 [66] 此时，斯通贝克意识到海明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多么广泛。一如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那样，海明威雅俗共赏的文风再次经受住了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