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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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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一向从容淡定的哥哥开始有烦恼了。我说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克雷格,那个在社区里到处跟人举手击掌打招呼,在任何环境中只要有十分钟空闲就能无忧无虑打个盹儿的男孩,在家里越来越烦躁不安,他总觉得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每到傍晚,他就开始在家里为每一种可能的灾难后果准备预案,设想各种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情况。比如他担心自己会失明,便戴着眼罩在屋里走,摸索着熟悉起居室和厨房的方位;担心自己会变聋,他便开始自学手语;显然还有截肢的风险,他把右手绑在背后,练习用一只手吃饭和做家庭作业。毕竟,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克雷格最担心的,可能也是最现实的,就是火灾。家庭火灾在芝加哥司空见惯,部分原因是贫民区的房子年久失修,房东又放任不管,发生火灾正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家用烟雾警报器是个相对较新的发明,价格不菲,工人阶层负担不起。不管怎样,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火灾几乎是家常便饭,它能烧毁房屋,夺走生命。我的外祖父“南城的”后来搬到我们的社区,就是因为他在西区的老房子在火灾中烧毁了,幸好没有人受伤。(听母亲说,当时“南城的”站在熊熊燃烧的房子外的马路边上,大喊着让消防员别把水管往他那些宝贝爵士乐专辑的方向喷。)随后还发生了一场悲剧,我幼小的心灵在那时还无法接受那种惨剧。我五年级的一个同学,一个相貌可爱、高个子的非洲裔男孩—莱斯特·麦科勒姆,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拐角处位于74街上的联排住宅里。一场火灾吞噬了他的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哥哥和妹妹,他们三人当时被大火困在了二楼的卧室里。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守灵:殡仪馆中,当杰克逊五兄弟的音乐响起时,社区的所有孩子都在哭泣;大人们都陷入沉默。此时,任何祈祷和陈词滥调都无法填补三个孩子离去留下的空虚。殡仪馆前面放着三副盖了盖的灵柩,每个盖子上都摆着一个相框,上面是一张微笑的脸。麦科勒姆太太和她的丈夫在火灾发生时跳出了窗户侥幸逃脱,他们坐在三副灵柩前,面如死灰,几近崩溃,让人不忍直视。

之后几天,麦科勒姆家被烧毁的房屋还有些余烬,还有地方坍塌,这座房子比那三个孩子的生命力要顽强。社区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儿。

时间一天天过去,克雷格的焦虑有增无减。在学校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过疏散演习,他顺从地学习停下、倒地、滚动三步火灾自救法。最终克雷格决定,我们要在家里提高安全等级,并自封为家庭消防队队长,让我当他的副手,随时准备在演习时清理逃生的通道,或者在需要时让父母配合行动。我们不太相信家里真的会发生火灾,但是我们都认为一定要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很重要。我们一家人不管去哪儿都很准时,甚至还会提前到达。如此,父亲就可以从容地找到一个让他少走些路的停车位,去看克雷格打篮球比赛时,也有时间在露天看台上找到一个方便进去的座位。这些都教会我们一件事,那就是人生要学会提前计划。

为此,我和哥哥想出各种逃生路线,甚至还讨论一旦火灾发生,我们是从窗户跳到屋前的橡树上还是邻居的屋顶上。我们想象着各种可能性,比如厨房里发生油脂类火灾,地下室发生电气类火灾,或者房子被闪电击中而着火。如有紧急情况,克雷格和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母亲。她个头儿小,动作敏捷,是那种假如肾上腺素飙升,都能举起一辆车以救下遇险小娃娃的人。而父亲就不好讲了,这不言自明,他拖着病腿,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轻而易举地跳窗逃生,我们都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跑步了。

我们意识到,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们的自救工作不可能像课后播放的电影里那样进行。我们的父亲不会像大力神一样,轻松地把我们扛在肩上带到安全地带。如果有人要这么做,那只能是克雷格。他的个头儿后来超过了父亲,然而在当时,他还是一个肩膀瘦削、两腿细长的男孩,他似乎明白,任何英勇行为都需要练习。为此,在我们的家庭消防演习中,他设计出最糟糕的情况,让父亲躺在地板上,并告知他要像一条麻袋一样绵软无力,假装吸入浓烟后昏倒。

“噢,老天爷!”爸爸会摇着头说,“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父亲不习惯无助。他尽全力管理着自己的生活,勤勉地照顾家里的车,按时支付家庭账单,从不讨论他日益加重的多发性硬化症,而且没有误过一天工。正相反,父亲乐意成为别人的靠山,体力上不能做的,就用情感和智力上的引导与支持来代替。正因如此,他喜欢自己选区区长的工作,为芝加哥的民主党服务。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很多年,部分原因是本市雇员多少有责任为政党机器效劳。尽管父亲当时也是赶鸭子上架,但他热爱这份工作。母亲对此一直想不通,因为它耗费的时间实在太多。父亲每个周末都会去附近的社区看望他的选民,后面经常跟着不情不愿的我。我们会在停车后,步行穿过两旁都是简易平房的街道,来到某个弯腰驼背的寡妇或者某个大腹便便、喝着一罐米凯罗啤酒、往纱门外张望的工人门前。这些人看到父亲面带笑容、拄着手杖站在他们门外,通常都很高兴。

“哎呀,是你啊,弗雷泽!真让人高兴,快进来。”

这句话对我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它意味着我们要进到屋里去,意味着我整个星期六下午就只能坐在一张散发着霉味儿的沙发上,或者坐在餐桌前喝一罐七喜汽水,听父亲收集反馈意见—其实是投诉。他会把这些转给当选的市政委员会委员,也就是选区的负责人。当人们遇到垃圾收集、扫雪、路面不平整等问题时,父亲就会到场。他的目的是让选民感受到民主党在照顾着他们,当选举活动到来时他们能够积极投票。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他从不催促任何人。对父亲来说,时间是你给别人的礼物。他会啧啧称赞一张可爱的孙辈照片,耐心地聆听人们讲八卦、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听到人家说钱如何不够用时点头表示理解。最后,当我们从那些老太太家里起身告辞时,父亲会拥抱她们,保证会尽全力帮助她们,把可以解决的事情都解决掉。

父亲对自身的价值很有信心,并引以为豪。这也是为什么在家里进行消防演习时,他不愿意成为一个被动的“道具”,即使只是做做样子。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成为别人的负担,沦落成一个躺在地板上失去意识的人。但是,他似乎明白这样做对我们很重要,尤其对克雷格。所以当我们让他躺下时,他会迁就我们,先跪下,再坐下,然后仰面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母亲觉得这一幕有点好笑,父亲会和她交换眼神,好像在说:“这些讨厌的孩子。”

他会叹口气,闭上眼睛,等着克雷格的手放在他的腋下,开始救援行动。母亲和我站在一旁,看着还没到青春期的哥哥使出全身力气,笨拙地拖着体重170磅 [1] 左右的父亲,倒退着穿过他想象中的熊熊大火,把父亲拖过地板、绕过沙发,最后拖到楼梯间。

从那儿,克雷格认为他应该可以把父亲的身体滑下楼梯,从侧门拖到安全地带。父亲总是拒绝练习这个部分,他会轻轻地说“到这儿就行了”,然后坚持站起来,不让克雷格把他拖下楼梯。不过,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舒服,也没人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但是,万一最坏的事情发生,起码我们提前有个方案。

慢慢地,我变得更加外向和喜欢交际,愿意更多地接受世界乱糟糟的一面。也许是因为我总是跟随父亲访问选区。我们一家总在周末出游,还频繁地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做客,并在人家后院烧烤。我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往其他社区跑,我天性里对混乱和随意的抵制好像没那么强烈了。

我母亲有六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那边的亲戚总是聚在拐角处的“南城的”家里。外祖父厨艺很好,在那儿我们还可以玩纸牌,听活力四射的爵士乐。外祖父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我们所有人吸引在一起。他对自家院子之外的世界充满疑虑,担心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所以总是尽全力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吃饱玩好,可能也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远离那里。他还送给我一只狗,那是一只性情温和的黄棕色牧羊犬,我们给它起名为雷克斯。根据母亲的指令,雷克斯不能住在我们家,但我可以随时去“南城的”家里看它。我躺在地板上,把脸埋到它柔软的毛里。每次“南城的”走过,它的尾巴都会愉快地甩一下。“南城的”宠爱这只狗,就像宠爱我一样,给它食物、爱和包容,所有这些都像是一种无声的认真的恳求,恳求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他。

父亲那边的亲戚分散在芝加哥广阔的南城,其中有一群姑婆和三个堂亲,还有几个远房亲戚。我们常去拜访这些亲戚,路上我会安静地数街上的树,以此判断我们要去谁家。比较穷的社区通常一棵树都没有,但是,父亲对这些亲戚都一视同仁。他看到总是醉醺醺的卡里欧叔叔时,脸上会露出笑容。卡里欧叔叔一头卷发,身材瘦削,个子不高,长得有点像小萨米·戴维斯 [2] 。父亲很爱她的维黛拉姑姑,她和八个孩子住在94号公路附近一栋破旧的公寓楼里。我和克雷格知道,那个社区的生存法则是与众不同的。

星期日下午,我们一家四口会开车向北,十分钟之后到达帕克维公园社区,和祖父祖母一起吃晚饭,安德鲁叔叔、卡勒顿叔叔和弗朗西斯卡姑姑也住在那里。他们比爸爸小十几岁,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哥哥姐姐,而非叔叔和姑姑。长兄如父,这话一点儿不错,父亲跟他们在一起时,会给他们建议,需要时给他们塞点儿钱。弗朗西斯卡聪明又漂亮,有时会让我给她梳理那一头长发。安德鲁和卡勒顿当时二十出头,很时髦。他们穿着喇叭裤和高领毛衣,还有皮夹克,交了女朋友,谈论的都是诸如马尔科姆· x [3] 和“灵歌势力”之类的话题。克雷格和我在他们位于公寓后面的卧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都想濡染他们的范儿。

我祖父的名字也叫弗雷泽,弗雷泽·罗宾逊,他一点儿也不好玩。这位老太爷总是坐在躺椅上抽雪茄,腿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着晚间新闻。他和我父亲的性情截然不同。对于祖父来说,所有的事情都让人生气。每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电视新闻里的世界局势,还有“波波们”—这是他给那些游手好闲、到处败坏黑人名声的年轻黑人起的外号,这些都让他生气。他常冲着电视大喊大叫,还冲我祖母发脾气。祖母和蔼可亲,说话轻声细语,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名叫拉沃恩。(父母给我起名米歇尔·拉沃恩·罗宾逊,就是为了向她致敬。)白天,祖母在南郊游刃有余地打理着一家生意红火的圣经书店,但是下班后和祖父在一起时,她变得温顺驯服,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觉得无法理解。她给他做饭,还要听他连珠炮似的抱怨,自己却一声不吭。尽管我那时候还小,但看到祖母在祖父面前的沉默和顺从,也感到非常生气。

据我母亲讲,我是家里唯一敢在祖父大喊大叫时和他顶嘴的人。从小到大,我一直这么干。首先,我受不了祖母不为自己讲一句话;其次,其他人在祖父面前也都不敢讲话;最后,因为我爱祖父,虽然他讨厌我。他的固执脾气我很了解,我自己也遗传了这份固执,但愿没他那么惹人厌烦。祖父也会有柔和的一面,虽然只是偶尔流露。有时,我坐在他的躺椅上面,他会温柔地揉搓我的脖子。或者当我父亲讲了个笑话,或者我们小孩子在谈话里夹带了某个“高级”的单词时,他会微微一笑。但是,一旦有任何不顺心,他就又开始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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