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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祖父，别冲我们大喊大叫了。”或者：“别对祖母发脾气。”经常还会加一句：“你脾气怎么这么坏？”

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祖父没有回答过，他对我的干预总是生气地耸耸肩，然后继续看他的报纸。不过回家后，我父母会试着跟我解释。

祖父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地区，在空气潮湿的乔治敦港长大。在当地广阔的种植园里，曾有数千名奴隶劳作，收割水稻和槐蓝属植物，给他们的主人们带来财富。祖父1912年出生，祖上都是奴隶，他的父亲是一位工厂工人，而他是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从小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有“教授”的绰号，并很早就立志要上大学。但他出身贫穷的黑人家庭，成年时又赶上了大萧条。高中毕业后，祖父就到一家木材厂工作，他知道如果待在乔治敦港，人生就不会有太多选择。所以在木材厂倒闭后，他和当时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抓住机会北上来到了芝加哥，成为后来被称为“大迁徙”运动中的一员。“大迁徙”持续了五十多年，涉及来自美国南方的六百万黑人，他们逃离种族压迫，来到北方的大城市定居，寻找工厂里的工作。

如果是在一个美国梦式的故事里，20世纪30年代早期祖父来到芝加哥后，会找到一份好工作，还可以设法上大学。但是，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工作很难找，部分原因是当时一些大工厂更愿意雇用欧洲移民而非黑人。祖父什么工作都做，他曾在保龄球馆整理球瓶，业余时间做点儿杂活。慢慢地，他向现实妥协，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转而考虑参加培训，希望成为一名电工，但就连这个计划也很快受挫。如果你想在芝加哥做一名电工（或者炼钢工人、木匠、水管工等），或者在任何一家大工厂工作，你必须有工会会员证，但黑人基本不可能拿到这个证。

这种特殊形式的歧视改变了几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包括我家族里的很多人，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机会乃至志向。因为无法加入工会，我做木匠的外祖父不能去大建筑公司工作，那些公司接的活儿工期长，收入稳定。特里，就是姑婆萝比的丈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水管工的工作，转而去做了卧车服务员。还有我的皮特舅舅，他因为无法加入出租车司机工会，只能开没有执照的黑车，在西城一些危险的地区接活儿，一般的出租车都不去那里。他们都是头脑聪明、身强力壮的男人，却没有机会得到收入稳定、薪水丰厚的工作，所以也没有能力买房子，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为退休生活攒钱。我明白，那种被边缘化的感觉让他们很痛苦，他们被困在无法施展才华的工作岗位上，看着白人被越级提升，有时还要负责培训新员工，而且心里知道这些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上司。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这怎能不让他们心怀愤恨和疑虑。

对于祖父来说，生活并不都是糟糕的。他在去南城的教堂时遇到了我祖母，并终于通过联邦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了工作。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政府救济计划，雇用非熟练工人参与公共建筑工程以解决失业问题。祖父后来做了三十年的邮政工人，退休后拿到一笔养老金，这让他可以舒服地躺在椅子上，冲着电视里的“波波们”大喊大叫。

祖父一共有五个孩子，都和他一样聪明又自律。他的二儿子诺米尼，在哈佛商学院拿到了学位。安德鲁和卡勒顿后来分别成了列车员和工程师。弗朗西斯卡在广告业做了一段时间的创意总监，最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但是，祖父不能把孩子们的成就视为他自己成就的延伸。就像我们每星期日到帕克维公园社区吃晚饭时看到的那样，祖父一直愤恨不平地活在自己破碎的梦想中。

如果说我问祖父的问题难以作答，那很快我就发现，许多问题都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开始遇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个来自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远房亲戚家的妹妹。我父母每次带我们去大西边的一位姑婆家做客时，这门亲戚也常在那里。我常和那些堂兄妹一起在姑婆家平房的后院玩。大人们在厨房里喝咖啡、大声说笑，后院里，我们这些孩子便在一起玩。大家有时会尴尬，好像被迫交朋友似的，不过通常很快就熟络起来。克雷格几乎每次都跑去打篮球，而我会和其他人一起玩花式跳绳，或者插话进去跟大家一起开玩笑逗乐。

那年我大概十岁，一个夏日，我坐在门廊上和同龄的几个女孩聊天。我们都扎着辫子，穿着短裤，坐在那里消磨时间。当时我们在聊什么呢？什么话题都聊，比如学校、我们的哥哥或者地上的一个蚁丘。

突然，一个女孩，说不清是我的哪一个亲戚，她斜眼看了我一下，口气有点冲地说：“你怎么说起话来像个白人女孩？”

这个问题很尖锐，对我是一种侮辱，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质疑，但也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它包含着一种让我们都感觉困惑的东西。我们两个是亲戚，但好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没有。”我看着她，气愤她居然说出这种话，而其他女孩看我的眼神也让我感到丢脸。

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无法反驳她，因为我确实和这些亲戚说话方式不同，克雷格也是如此。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灌输使用标准词汇说话的重要性，比如：要说“gog”而不是“go&039; ”；要说“isn&039;t”而不是“a&039;t” [4] 。我们被教导要把单词说完整。父母给我们买了一本词典，还有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我们公寓的楼梯间的架子上，书名是烫金的。每次我们对某个单词、某个概念或者某段历史有疑问，他们就让我们去查阅那些书。祖父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我们过去吃晚饭时，他会一丝不苟地纠正我们的语法，告诫我们说话吐字要清晰。总的意思是，我们要超越现状，走得更远。他们早早让我们做准备，并鼓励我们。他们期望我们不只要聪明，还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要贯穿到我们说话的方式中。

然而，这样也有问题。我们这种说话方式被认为是“白人的”，是一种背叛和装腔作势，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否定。多年后，我认识并嫁给了我的丈夫，他的肤色有些人觉得白，有些人觉得黑，他说话的口音像是常青藤名校毕业、在堪萨斯州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中长大的夏威夷黑人。在政治舞台上，我曾在白人和黑人脸上都看到过那种迷惑的表情，那种想把某人和自己的种族联系起来却发现并不容易时的懊丧。后来美国也向贝拉克·奥巴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就像那天在门廊上我的亲戚无意中问我的：“你是黑人吗？我能否信任你？”

那天，我一直避免跟她说话，她的敌意让我沮丧，但是我又想让她看到我是真诚的，而非在炫耀某种优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与此同时，我听到不远处厨房里传来大人的谈话声，父母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庭院上方。我看到哥哥正汗流浃背地和附近街角的一些男孩打球。每个人似乎都很适应环境，除了我。今天，我再次回首那一刻的不适，意识到那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要在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也意识到，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1] 1磅约等于045千克。

[2] 小萨米·戴维斯（say davis jr，1925—1990），美国著名歌唱家。

[3] 马尔科姆·x（all x，1925—1965），美国伊斯兰教教士、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

[4] go&039;和a&039;t都是黑人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