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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人离世后继续生活是十分痛苦的。穿过走廊或是打开冰箱时，你会心痛；穿袜子时、刷牙时，你会心痛。你食不甘味，世界在你眼里失去了色彩。听音乐、回首往事，都会让你心痛。你看到往日觉得美好的场景，比如日落时紫色的天空，或者满是孩子的游乐场，却只是加深了失去亲人的悲伤。悲伤原来可以如此孤独。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我们三个人，我、母亲和克雷格，开车到南城的一家殡仪馆，去选一副棺木并准备葬礼。我们按照殡仪馆的人所说的，做了各种安排。我不记得太多细节，只记得我们都晕乎乎的，每个人都深陷在自己悲伤的泥淖里。但就在我们走那个可憎的程序、选择合适的棺木来安葬我们的父亲时，克雷格和我之间爆发了我们兄妹成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争吵。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买那里最豪华、最昂贵的一副棺木，里面有你能想到的棺木里应该有的所有把手和垫子。我想买这个并没有什么合理依据。只是在没事可做时，那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我们接受的讲求实际和实用的家教，让我无法相信几天后葬礼上那些善良好心的人们告诉我们的套话。我不会轻易得到安慰，相信父亲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和天使坐在一起。在我看来，他就应该躺在一副好的棺木里。

而克雷格则坚持父亲会想要一副基本款的棺木，简朴、实用，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那符合父亲的性格，他说。其他的都太花哨了。

我们起初讨论的时候很平静，很快就勃然大怒。厚道的殡仪员假装没有在听我们吵架，母亲只是木然地看着我们，她还处于悲伤中无法自拔。

我们大喊大叫的原因其实跟实际的争论内容没什么关系。我们两个对结果都没有那么执拗。最后，我们达成妥协，给父亲选了一副不很豪华也不很简朴的棺木，之后就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我们的争论是荒唐和不合时宜的，在死亡面前，任何尘世上的事情都显得荒唐和不合时宜。

后来，我们开车把母亲送回欧几里得大道的家。我们三个人坐在楼下厨房的餐桌旁，筋疲力尽，面色阴郁。看到第四把空空的椅子，痛苦再次在我们心里升腾起来。很快，我们都哭起来。我们似乎坐了很长时间，大哭着，直到哭累了，没有了眼泪。母亲那天一直没怎么说话，最后她开口了。

“看看我们几个。”她带点伤感地说。

然而，她说话的口吻里有一丝轻快。她是在指出，我们罗宾逊家的人现在真是一团糟啊，有点可笑—眼皮肿胀，流着鼻涕，坐在自家厨房里，心痛而无助。我们是谁？我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不是向我们展示了吗？她用简单的一句话把我们从孤独中召唤回来，只有我们的母亲会这么做。

母亲看看我，我看看克雷格，那一刻突然感觉有点滑稽。我们知道，眼前空椅子上从前坐的那个人通常会第一个笑出来。慢慢地，我们开始傻笑，笑出声，继而哈哈大笑。我知道那可能有点奇怪，但比起哭，我们家的人更擅长笑。重点是，他会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让自己大笑起来。

……………………

父亲的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再闲坐着想人生该往何处去了。父亲去世时才五十五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这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短暂，不能浪费。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关于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堆诉讼案情摘要，或者是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过侵权抗辩。我确信自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打印了个人简历，在芝加哥全城散发。我写信给基金会的负责人、做社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寄到他们的法务部门，不是因为我还想做法律工作，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对我的简历感兴趣。谢天谢地，确实有几个人回复我，邀请我一起吃午餐，参加他们的会议，虽然他们暂时并没有职位空缺。在1991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去见了所有我觉得有可能给我建议的人。我的重点并不在于找新工作，而是想扩大择业面，了解别人都在做什么。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会自行展开，我耀眼的学历也不会自动带我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跟找工作不同，事业的方向无法从校友录的联系信息页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我需要抓紧时间学习。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约见的人阐述我的职业困境，询问他们的工作内容以及他们认识什么人。我认真地询问有什么工作是一个不想再从事律师业的律师能做的。

那天下午，我到阿特·萨斯曼的办公室拜访，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内部法律顾问，他亲切友好、缜密周到。我的母亲曾经给他做过一年的秘书，工作内容是做笔录和管理法务部门的文件。那是我上高二的时候，在她去银行工作之前的事。阿特惊讶于我从来没在母亲工作时来看过她，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踏进过芝加哥大学一尘不染的哥特式校园，尽管我就在离那儿几英里的地方长大。

老实说，我并没有来这所大学的理由。我社区的学校没有组织过到这里的校外活动。如果在我小时候这里举办过向社区开放的文化活动，我的家人也不会知道。我们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熟人在这所学校就读或者是它的校友。芝加哥大学是一所精英学校，对于我成长中认识的几乎所有人而言，精英意味着和我们无关。它那灰色的石头建筑背对着校园周围的街道。开车经过那里时，父亲看着成群的学生在艾利斯大道上乱穿马路，常常翻翻白眼说：“这些头脑聪明的人怎么连好好过马路都没学会。”

和许多南城的人一样，我的家人对这所大学有一种模糊而狭隘的看法，尽管我母亲在那里开心地工作过一年。当我和克雷格考虑申请大学时，我们压根没考虑过申请芝加哥大学。不知为何，感觉普林斯顿大学反而离我们更近。

听我说完，阿特感觉难以置信。“你真的从来没来过这儿？”他说，“一次都没有？”

“没有，一次都没来过。”

大声说出这句话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件事，现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大学和社区之间没有那么深的鸿沟，如果我对芝加哥大学有过了解并且它也知道我的存在，那么我可能会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学生。想到这里，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那是一种由于发现了目标而引发的小小的、隐藏的刺痛。我的出身和我取得的成绩，给了我一个确定的、可能也是有意义的视角。作为一个来自南城的黑人，我突然觉得，这帮助我看到了一个像阿特·萨斯曼这样的人根本看不到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得到一个为芝加哥大学工作的机会，直接参与解决和社区关系相关的问题。但是当时阿特只是好心地表示会帮我把简历转给认识的人。

“我认为你应该去跟苏珊·谢尔谈一谈。”他对我说。现在看来他似乎无意中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让我结识了一连串能力卓越的人。苏珊大概比我大十五岁，曾经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是她最终脱离了企业界，那正是我想做的事。不过，她在市政府仍然负责法律事务。苏珊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皮肤白皙得像维多利亚女王，笑起来会以一种调皮的响鼻声收尾。她温和自信，极有才干，后来成为我毕生的朋友。“我现在就想雇用你，”我们后来见面时她说，“但你刚刚告诉我你不想再做律师了。”

后来，苏珊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个人，现在看来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她把我的简历转给了她在市政厅的一个新同事— 一位转行的公司律师，这位律师热心于公共事业，并且也来自南城。最终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而且不止一次。“你真正需要见的人，”苏珊说，“是瓦莱丽·贾勒特 [1] 。”

瓦莱丽·贾勒特是新上任的芝加哥市长办公室副主任，她在芝加哥非洲裔美国人社群中人脉很广。和苏珊一样，她非常优秀，从法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她足够有自知之明，意识到自己不想做一行。她到市政厅工作，主要是受到哈罗德·华盛顿的激励。1983年，我还在上大学时，哈罗德当选为芝加哥市市长，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是一位口才极佳、充满活力的政治家。我的父母很喜欢他，因为他能用莎士比亚的名言给一场朴实接地气的演讲增添色彩。他还到南城参加社区活动，大吃炸鸡，活力四射。最重要的是，他对长期以来统治芝加哥的根深蒂固的民主党机制深恶痛绝。在这种机制下，政治捐赠者得到了获利丰厚的市政合同，黑人虽然受雇为党派服务，却很少有机会能成长为正式候选人。

他的竞选围绕改革芝加哥市的政治机制以及提升对被忽视的社区的管理展开，并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他做事雷厉风行，性格大胆自信。他用自己的辩才和智慧无情地碾压对手。他无所畏惧地与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市议会那些保守的议员频频交战，被视为活着的传奇。他在黑人市民中的威望尤其高，他的领导被认为点燃了进步主义的燎原之火。他的远见卓识在早年激励了贝拉克，所以他会在1985年到芝加哥做社区组织者。

瓦莱丽也是被哈罗德吸引过去的。她三十岁时加入了哈罗德的工作团队，那是1987年，哈罗德的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瓦莱丽的婚姻面临危机，而且她的女儿当时还小，离开豪华的律师事务所到市政府工作，薪水会少很多，可以说时机很不好。在她开始工作几个月后，悲剧发生了：哈罗德·华盛顿突发心脏病，伏在办公桌上离世，而三十分钟之前，他还主持了一个关于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新闻发布会。在之后，市议会任命了一位黑人议员接替哈罗德，但他的任期很短。接着，理查德·戴里当选为市长，他的父亲，曾任市长的理查德·j戴里，被广泛认为是芝加哥臭名昭著的任人唯亲行为的始作俑者。这让许多非洲裔美国人感到泄气，认为芝加哥的政治由此迅速退回到了之前由白人主导的局面。

尽管瓦莱丽对新的政府班子持保留意见，但她还是决定留在市政厅，从法务部直接调到了戴里市长的办公室。她很高兴在那里工作，因为现在的工作跟之前的工作对比强烈。她跟我说，从律师事务所转到政府部门让她感到解脱，以前在摩天大楼的高层办公室衣着光鲜地处理上流社会的法律事务的感觉很不真实，现在她跳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浑身充满了活力。

芝加哥市政厅与县办公室 [2] 在卢普区的北边，是一个有着灰色花岗岩外观的独栋建筑，屋顶是平的，共十一层，占据了克拉克街和拉萨勒街之间的整个街区。跟周围高耸的写字楼比起来，它虽然低矮，却有一种宏伟的气势，大楼前方耸立着科林斯式的柱子，大厅主要由大理石砌成，巨大宽敞，能产生回声。县办公室占据了大楼东面的一半儿，市办公室占据着西边的一半儿，市长、市议会和市政职员都在那里办公。我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去市政厅见瓦莱丽进行面试的，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市政厅是一个挤满人的地方，这让我既惊奇又振奋。

那里有人在结婚，有人在做车辆注册。有人在投诉坑洼的路面、下水道、他们的房东等各种他们认为需要市政帮助解决的问题。那里有躺在手推车里的婴儿，还有坐着轮椅的老妇人。那里有记者和政府说客，还有躲避暑热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群激进分子挥舞着标语，喊着口号，不过我记不清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了。我只知道那里复杂而节制的混乱场景既让我感到害怕，也把我完全吸引住了。市政厅属于人民。它有一种喧闹而真实的急迫感，那是我在盛德从未感受过的。

瓦莱丽原本在她的日程表上安排了二十分钟给我，结果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她是非洲裔美国人，身材瘦削，肤色偏浅，穿着一套漂亮合身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气质沉着，褐色的眼睛目光坚定，又熟稔市政事务，让人印象深刻。她热爱她的工作，但并不试图粉饰政府工作中令人头疼的官僚作风。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立刻放松下来。多年后，瓦莱丽告诉我，那天让她吃惊的是，我居然在面试中反客为主—我介绍了一些关于自己的基本信息后，就开始盘问她，了解她对自己所做工作的全部感受，以及市长对下属的回应是否积极。与其说是她在评估我是否适合做那份工作，不如说是我在评估那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回想起来，我确定当时我只是试图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和一个跟我背景相似但比我早几年转变职业轨迹的人充分交流。瓦莱丽沉稳、果断、充满智慧，与我之前认识的人都不同。她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是可以保持密切关系的朋友。我当即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我离开前，她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邀请我加入她的团队，成为戴里市长的助理，只要我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班。我不会再做法律业务了。我的薪水是六万美金，大约是当时在盛德的薪水的一半儿。她跟我说，我应该花时间想想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做出改变。我必须考虑清楚再迈出这一步。

我对市政厅的评价向来不高。作为一个在南城长大的黑人，我对政治没有什么信心。政治历来都是压迫黑人的，是隔离和排斥我们的手段，让我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找不到工作，所得报酬偏低。我的（外）祖父母经历了吉姆·克劳法 [3] 的恐怖和住房歧视的羞辱，对任何权威都不信任。（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外祖父认为连牙医都会对他不利。）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城市工人，后来被征召担任民主党选区的区长，就是为了在工作上有职位升迁的机会。他很享受自己选区职责中的社会服务的方面，但对于市政厅任人唯亲的行为总是深感厌恶。

而我那时突然在考虑接受一份市政厅的工作。薪水下降让我有点退缩，但是在内心的某个层面我被吸引住了。我感到另一种刺痛，它在默默地把我推向一个与我计划中完全不同的未来。我几乎已经准备好要迈出那一步，但还有一样，那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几天后，瓦莱丽打电话来跟进，我告诉她我还在考虑中。然后我问了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的问题。“请问，”我说，“我能把我的未婚夫介绍给您吗？”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补叙一下，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去世后漫长的几个月，我一直处在一种迷失方向的混沌状态中。贝拉克飞回芝加哥，在父亲葬礼前后尽可能陪我多待些时间，然后才返回哈佛完成学业。他在5月末毕业，打包好行李，卖掉他那辆香蕉黄色的达特桑汽车，飞回芝加哥，来到南欧几里得大道7436号，回到我的怀抱里。我爱他，也感觉得到他爱我。我们分开两地将近两年，现在终于团聚了。这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在周末一起赖床、读报纸、出门吃早午餐、聊天谈心。我们可以在星期一晚上出去吃饭，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也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出去采购日用品，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叠洗好的衣服。在许多个晚上，当我因为失去父亲而泪水涟涟时，贝拉克抱着我，吻我的头。

从法学院毕业让贝拉克感到解脱，他迫不及待地要摆脱抽象的学术领域，进入更有吸引力和更具现实意义的工作中。他还把一本关于种族和身份的非虚构图书的构想卖给了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对于像他这样的狂热图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而又令人兴奋的福利。出版社付给了他一笔预付金，给了他一年时间来完成书稿。

一直以来，贝拉克都拥有很多选择。他的名声—法学院教授对他的溢美之词，《纽约时报》对他当选《哈佛法律评论》主席的报道—给他带来了许多机会。芝加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不领薪水的研究员职位，以及一间小办公室，让他在那里完成书稿，并希望他最终能留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教职。我在盛德的同事仍然希望贝拉克能在事务所全职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一张办公桌，当时距离7月司法考试还有八周左右，他可以在那段时间里使用。而他那时还在考虑加入一家名叫戴维斯·迈纳·巴恩希尔&加朗的小型公益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受理公民权利和公平住房领域的事务，里面的律师和哈罗德·华盛顿有密切合作，这对贝拉克有很大吸引力。

一个知道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机会的人底气是很足的，他从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想自己的机会是否会枯竭。贝拉克在所有交付给他的事情上都努力而负责，但和我认识的许多人不同，他从不以别人为标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进步，而我自己有时就会那么做。他有时似乎完全无视人生赛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一个三十几岁的律师应该追求的所有物质上的东西，比如一辆不那么寒酸的车、郊区一栋带庭院的房子或者卢普区一套值得炫耀的公寓。我以前就曾注意到他身上的这种品质，而当时我们住在了一起，在我正考虑做出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改变时，我愈加珍视这种品质。

简言之，当其他人持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时，贝拉克会相信你并对你有信心。他怀有一个简单而令人鼓舞的信念，那就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个时候，我已经和许多人进行了许多次审慎而理智的谈话，探讨我如何从一个以所有外在标准衡量都前程似锦的事业中抽身。当我谈到自己还有贷款要还、还没有买房时，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多张脸上读到了慎重和关切。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他刻意地放低自己的目标，避开每一个风险，就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母亲的话也在耳边回响：“先挣钱，然后再考虑成就感的事。”另外，加重我焦虑感的还有我内心的一个深深的渴望，它凌驾于任何物质愿望之上，那就是，我想要生孩子，而且想尽早。如果我突然转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从零做起，这件事要怎么办呢？

贝拉克回到芝加哥后成了安抚我的一剂特效药。他化解我的种种忧虑，听我列举每一项债务，告诉我他也非常愿意要孩子。他承认，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愿意被困在舒适而有保障的律师工作中，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情况。但底线是，我们肯定不会变成穷人，我们的未来大有希望，可能正因为它没办法轻易规划，所以更加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