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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也对。”我也耸耸肩，我不能干预他的乐观主义心态，“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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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新闻了，我的丈夫真的成了一名从政者。他是一个好人，想要在世界上发挥影响，虽然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这就是他的信心。

1996年11月，贝拉克被选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于两个月后，也就是次年年初宣誓就职。让我惊讶的是，我自己很享受竞选的过程。我帮助收集签名为他拉票，星期六时在我之前住的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聆听居民对州政府的意见、建议和所有他们认为需要改进之处。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做选区区长工作时，我跟在他身后爬上人家门廊前的阶梯。除此之外，我不需要做其他事情，这正合我意。我可以将竞选视为一个爱好，在方便时拾起它，玩一玩，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工作中。

就在贝拉克宣布自己的候选资格后不久，他的母亲在火奴鲁鲁去世了。她的病情迅速恶化，他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这让他难过至极。正是安·邓纳姆，他的母亲，让他认识到了文学的丰富以及有理有据的论点的力量。没有她，他就无法感受到雅加达雨季的暴雨，也无法看到巴厘岛的水神庙。他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从一个大陆跳到另一个大陆，拥抱陌生的环境，是多么轻而易举和令人激动。她是一位探险者，勇敢地追随着自己的心。通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在贝拉克身上看到了她的灵魂。失去她的痛苦就像在我们身上插了一把刀，紧挨着它的另一把刀，是父亲离世时插在我们身上的。

当时是冬天，州议会正在开会，我们一周有好几天都见不着面。每星期一晚上，贝拉克都开四个小时的车到斯普林菲尔德，住进一家便宜的旅馆，很多议员都住在那里，然后他通常在星期四晚上很晚才回到家。他在州议会大厦有一间小办公室。在芝加哥，他手下有一个兼职的工作人员，他为此减少了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量，但是为了不耽误偿还我们的贷款，他增加了在法学院教学的工作，在不去斯普林菲尔德的日子他都排满了课，参议院休会时他还会增加课时。他在州南部的时候，我们每晚都会通电话，交流体会，聊聊白天发生的事情。等他回到芝加哥，我们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固定在外约会，通常是下班后，在市区一家名为仙粉黛的餐厅见面。

那些夜晚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记忆，我还记得餐厅里低垂的灯发出温暖的光，我这个守时的人总是先到，等着贝拉克。因为一周的工作结束了，而我到那时为止也习惯了，所以并不介意贝拉克迟到。我知道他一定会出现，每次看到他走进门，把大衣递给迎宾的女招待，我的心都会跳得快起来。他穿过餐厅的桌子，看到我时，脸上会露出微笑。他会吻我，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坐下来。我的丈夫。这个例行程序让我定下心来。每星期五我们基本点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炖肉、抱子甘蓝和土豆泥，菜上来后，我们会吃得一点儿都不剩。

那时是我们二人的黄金时间，我们的婚姻关系非常均衡，他有他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去斯普林菲尔德开会的前一周，贝拉克提交了十七个新议案，可能创了纪录，这至少证明他迫切地想做一些事情。一些议案最终通过了，但大多数都被毙掉了。议会当时是由共和党控制，充满了党派斗争和冷眼旁观，他的新同事们对此都习以为常。在贝拉克进入议会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像我预见的那样，参政就意味着要斗争，而斗争让人疲倦，其中有僵持，有背叛，有肮脏的交易，有令人痛苦的妥协。但是我也看到，贝拉克自己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不可思议的是，他很适应立法过程中的争斗，在混乱中能够保持平静，习惯于置身局外，用他夏威夷式的轻松步态来接受失败。他向来如此，总是怀着希望，相信他的一部分愿景将来一定会实现。他已经受到了打击，但是他并不介怀。看起来他确实是这块料儿。他就像一个旧铜罐一样，被敲得叮当响，却依旧通体发亮。

我当时也处在过渡期。我换了一份新工作，决定离开我一手创立、精心呵护的“公众联盟”，这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三年间，我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亲力亲为，就连复印机里的纸用完了都是我亲自去装。“公众联盟”那时发展得很好，在联盟政府的层层拨款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它的长期发展有了保障，我感觉自己可以安心地离开了。在1996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摆在我面前。阿特·萨斯曼，就是我几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见的那位律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那里设立了一个新职位。

学校在招聘一位负责社区关系事务的副处长。学校终于决定在大学与城市的融合上做一些提升，特别是与它附近的南城居民区。其中包括订立一个社区服务计划，让学生有机会到居民区做义工。就像在“公众联盟”的职务一样，这份新工作指向的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现实。就像我几年前跟阿特说的，对我来说，背对着居民区的芝加哥大学，比我后来上的东海岸的学费昂贵的大学更让人感觉遥不可及，我对它也没有兴趣。现在有机会去“拆掉高墙”，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和大学进行互动，我觉得那是鼓舞人心的工作。

撇开鼓舞人心不谈，我换工作还有其他原因。大学给人一种体制保障下的稳定感，这是一个初创的非营利组织不能提供的。我的薪水也会更高，工作时间会更加合理，同时有专人负责复印机的纸张和修理激光打印机。我当时三十二岁了，开始更多地思考我想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在仙粉黛约会的那些晚上，贝拉克和我经常谈到多年间一直在聊的话题：关于发挥影响，关于我们怎样以及在哪里可以做出改变，还有如何最佳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对我来说，那个关于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的老问题再次冒了出来，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我接受这份新工作，部分原因是想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空间，而且它的医疗福利比我之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点后来证明是很重要的。又到了一个星期五晚上，贝拉克和我在仙粉黛餐厅的烛光中，面对面坐在餐桌旁，握着彼此的手，炖肉吃完了，正在等甜点，你会发现，我们的幸福中有一份缺憾。我们在尝试怀孕，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事实证明，两个彼此深爱、有着良好职业道德和强烈进取心的人并不能凭意志力怀孕。生孩子不是能打拼的事情。让人抓狂的是，就这件事而言，努力和回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我和贝拉克来说，这一点不仅让人失望，也令人惊讶。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去尝试，都没能成功怀孕。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是概率问题，因为贝拉克频繁往来于斯普林菲尔德与芝加哥之间，我们尝试怀孕不是根据每月激素的峰值水平，而是根据伊利诺伊州议会的日程。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尝试修正的。

但是，我们的调整并没有奏效。即使贝拉克在议会投票后已经很晚的时候，沿着州际公路全速开车赶回来，就为了赶上我的排卵期；即使议会夏天闭会期间，他一直在家，随叫随到。多年间我一直小心避孕，现在却在做完全相反的努力。我把怀孕当作一项使命。我们曾经成功怀上过一次，那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欣喜若狂。但是几周后，我流产了，这既让我感到身体很不适，也毁掉了我们的乐观情绪。看到女人带着孩子在街上走，我心底感觉到一阵渴望的疼痛，紧随而至的是强烈的挫败感。唯一的安慰是，我家离克雷格家只有一个街区，他有两个漂亮的孩子—莱斯利和埃弗里，我到那里陪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读故事，从中能得到一些安慰。

如果我要列一个清单，关于直到身陷其中才有人告诉你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就是流产。流产会让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孤独、痛苦和意志消沉。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可能会错将它视为个人的失败，但它不是的。或者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然而不管当时你有多么崩溃，它都不是的。没人告诉你的是：流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女性都有这种经历，而且人数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只不过大家都不说而已。我知道这一点是在我告诉几个朋友我流产的事之后，她们用爱和支持来回应我，并告诉我她们流产的故事。这并没有带走我的痛苦，但是听了她们曾经的挣扎，我也能保持平静，认识到我经历的不过是一次正常的生理挫折，一颗受精卵也许有很充分的理由退出。

其中一个朋友还给我介绍了她和丈夫曾经看过的一位不孕不育科的医生。贝拉克和我去做了检查，我们后来跟医生坐下来谈时，他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怀不上孩子，仍然是一个谜团。他建议我口服几个月的枸橼酸氯米芬，这是一种刺激排卵的药物。后来证明没有效果，他转而建议我们尝试做试管婴儿。非常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医疗福利可以报销大部分治疗费用。

这感觉是在买一种高风险的彩票，只是有科学的因素在内。很不走运的是，我们做完初步检查后，州议会的秋季会议开始了，带走了我亲爱的体贴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人操控自己的生殖系统以达到最佳状态。我需要连续几周每天给自己注射一针。根据计划，我需要先注射一种药物抑制排卵，然后再注射另一种药物刺激排卵，这样就能够产生很多能存活的卵子。

所有这些治疗和它的不确定性都让我感到焦虑，但我想要孩子，我从小就有当母亲的愿望。小时候，当我厌倦了亲吻玩具娃娃的塑料皮肤时，我就恳求母亲再生一个，一个真正的娃娃，为我生一个。我保证自己会干所有的事情，但是母亲不同意。于是我就在她放内衣的抽屉里翻找避孕药，想着如果我把药藏起来，可能就会有效果，但是显然没有。我想说的是，我为做母亲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我想要孩子，贝拉克也想要。而现在，我独自一人在家里的洗手间，为了这个愿望，鼓起勇气往大腿上扎针。

也许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对政治以及贝拉克对工作的坚定投入有了一丝怨恨。或者说我只是感到了作为女性的巨大负担。不管怎么说，他走了，而我留在这里，担负着责任。我已经感觉到，我做出的牺牲要比他多。在未来的几周，他可以正常上班，而我却要每天做超声检查监测排卵情况。他不需要抽血，也不需要取消任何会议去做宫颈检查。虽然我的丈夫对我呵护备至，在这件事上也尽他所能全力以赴，他读了所有关于试管婴儿的资料，整晚地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唯一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到医生的办公室去提供一些精子。之后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去喝杯马天尼酒。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但确实不公平。对于任何一直抱持平等原则的女人来说，这可能都有点令人困惑。那个要改变所有计划、暂时搁置激情和事业以实现我们这一梦想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我发现自己在暗自思忖：我想要孩子吗？是的，我太想要了。想到这儿，我举起针头，扎进了肉里。

大约八周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它消除了我所有的怨恨，那是超声波捕捉到的一个嗖嗖的水样的声音，从我体内那个温暖的洞穴里传出来。我们有孩子了。这次是真的。突然，那些责任和相对的牺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就像一片风景着了新颜色，或者房子里所有家具都重新布置了，一切看起来都各得其所。我身体里藏着一个秘密，那是我的特权，是身为女性的礼物。我怀揣着它带来的希望，感觉充满活力。

那种感觉贯穿了我整个孕期，虽然前三个月的疲劳耗尽了我的精力，我的工作仍然很忙，贝拉克仍然每周都要到斯普林菲尔德去。我们有外在的生活，但是当时我们的内在发生了变化，一个小宝宝在成长，是一个小女孩。（因为贝拉克是个求真务实的男子，我又是个习惯做计划的人，所以提前知道它的性别是必须的。）我们看不到她，但她就在那儿，秋去冬来，然后又是春天，她越长越大，越来越活跃。我之前的感觉—对贝拉克超脱于整个过程的嫉妒，完全翻转了。他是局外人，而我在体验整个过程。我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跟这个小小的迅速成长的小生命不可分割，她就在我的肚子里伸胳膊踢腿。我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感到孤独。她在那儿，当我开车去上班时，切菜做沙拉时，或者晚上躺在床上第九百次看那本《孕期完全指导》时，她一直都在。

芝加哥的夏天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喜欢这个季节天色到傍晚还是亮的，喜欢看到繁忙的密歇根湖上到处是帆船和小艇，让人几乎忘却冬日的挣扎。我还喜欢在夏天时，政治活动慢慢归于平静，生活开始变得有趣。

尽管我们其实控制不了任何事情，但到最后，我们的时间点似乎踩得刚刚好。1998年7月4日清早，我感到了第一次阵痛。贝拉克和我赶到芝加哥大学的医院，玛雅和我的母亲都过来帮忙，玛雅是从夏威夷飞过来的，在我临近预产期的那一周陪护我。这一天是国庆，还有几个小时，烧烤的煤火会在全城各处点燃，人们会把毯子铺在湖滨的草地上，挥舞着国旗，等待观看湖面上精彩的烟花表演。所有这些我们都将错过，而会迷失在一种全新的火焰和烟花之中。我们没在想国家而是在想家庭，就在这一天，玛利亚·安·奥巴马，我们将拥有的世上最完美的两个孩子中的第一个，降生到了我们的世界。

[1] e adission test），申请北美临床医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的一项标准化考试。

[2] 美国的一种考试，叫“一般教育发展考试”（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ed，也可以算是一种全美国承认的替代高中毕业文凭的考试。

[3] 卡布里尼－格林之家小区（cabri-green hos），是美国政府面向低收入群体开发的福利住房项目，犯罪率极高，治安状况糟糕。

[4] 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s），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兴建热潮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小区。高层设计的泰勒之家短期内对缓解芝加哥市低收入群体住房短缺问题极有助益。但投入使用后，种族隔离、贫困集中、社区衰败等社会问题持续发酵，成为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黑人隔离区，最后被拆除。

[5] 玛莎葡萄园岛（artha&039;s veyard），简称“葡萄园岛”，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一个岛屿，是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

[6] 斯普林菲尔德（sprgfield），又称春田市，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