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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这一身份成了我的驱动力。它支配着我的行动、我的决定以及我每天的节奏。我未及多想就被母亲这一新角色吞噬了。我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而孩子全身上下都是细节。贝拉克和我仔细观察神秘的小玛利亚，看着她像玫瑰花瓣一样的嘴唇、毛茸茸的黑脑袋、茫然的眼神，还有不停舞动的小手小脚。我们给她洗澡，包上襁褓，抱在怀里。我们记录下她的进食情况、睡觉时间和每一次打嗝。我们分析她脏尿布里的东西，似乎它能告诉我们她所有的秘密。

她是一个小人儿，一个被托付给我们的人。我满怀兴奋地照顾着她，对她着了迷。她睡觉时，我能一动不动地看她呼吸一个小时。家里有了孩子后，时间有时感觉很长，有时感觉又很短，不符合常规。短短一天会让人觉得那么漫长，然而，整整六个月又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贝拉克和我对我们做了父母后的改变感到好笑。曾经，我们会在晚饭时分析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司法制度，讨论我在“公众联盟”工作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和他计划提交给州议会的改革法案里的观点是否相契合；而现在，我们怀着同样的热情，讨论玛利亚是否对安抚奶嘴过于依赖，比较各自哄她入睡的方式。和大多数初为父母的人一样，我们有点强迫症，有点无聊，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更开心。星期五晚上，我们用婴儿车推着玛利亚一起到仙粉黛餐厅约会，想办法缩短上菜时间，以便在她变得躁动不安之前，赶快吃完出去。

玛利亚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回到芝加哥大学工作。我跟学校商量我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回来，自以为这是双赢的安排，我既可以做职业女性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达到一直希望的玛丽·泰勒·摩尔与玛丽安·罗宾逊之间的平衡状态。我们雇了一个既喜欢孩子、做事又专业的保姆，她叫格罗丽娜·卡萨巴尔，比我大十岁左右。她出生在菲律宾，上过护士学校，自己有两个孩子。格罗丽娜—我们叫她“格罗”—个子小小的，剪着利落的短发，戴一副金边眼镜，做事利索，能在十二秒之内换完一片尿布。她身上有专业护士那种非常称职的品质和所有事都能扛起来的精力，在后来的几年里，她成为我们家非常重要和受器重的成员。她身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她非常喜欢我的孩子。

有件事我没有预料到，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后知后觉的一件事，那就是一份兼职工作，特别是当它是你此前所做全职工作的缩减版时，那会是一个陷阱，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的。上班时，我还是需要参加之前要参加的所有会议，工作量基本跟之前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我的薪水是过去的一半儿，却要在一周二十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做完所有事。如果某次会议结束晚了，我就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回家，带玛利亚赶去北城一个音乐工作室上摇摆虫儿歌早教课（玛利亚快乐而兴奋，我则一身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对我来说，那简直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在家里接工作电话时，我会有负疚感；同样，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分心想到玛利亚可能会对花生过敏时，会有另一种负疚感。兼职工作原本是想给自己更多自由，结果后来我感觉负荷增加了一倍，我生活中所有的界限都一片模糊。

同一时间，贝拉克的事业似乎发展得顺风顺水。玛利亚出生几个月后，他再次被选入州参议院，赢得了百分之八十九的选票，任期四年。他很受欢迎，很成功，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是一个喜欢看着一堆盘子转起来的人，那时他又开始考虑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进入美国国会，希望取代一位连任四届的民主党人—鲍比·拉什。他竞选国会议员是个好主意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获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鲍比·拉什是个名人，而他基本上还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个从政者了，在州民主党内部有影响力。他有顾问和支持者，其中一些人力劝他试一试。有人做了一个初步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他有获胜的可能。对我的丈夫，有一点我是了解的：你不能用机会去引诱他，如果那个机会可以让他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那他绝不会坐视不理。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以后也不会是。

1999年底，玛利亚快满十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带着她回到夏威夷，看望她的曾外祖母。贝拉克的外祖母当时已经七十七岁了，还住在那栋已经住了几十年的高楼里。那是探亲之行，每年只有那时候，外祖母才能见到自己的外孙和曾外孙女。冬天再次降临芝加哥，带走了空气中的暖意和天空中的湛蓝。我们在家和上班时都感到烦躁不安，在预订了威基基海滩附近的一家普通旅馆后，我们开始数着日子期待出发。贝拉克这一学期在法学院的课已经结束，我也把工作推后了。但是接下来，政治阻碍了我们的计划。

伊利诺伊州参议院正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漫长辩论，要落实一个很重要的打击犯罪法案的具体条款。那场辩论并没有因为假期而中断，参议院决定再加开一次会议，希望在圣诞节前敲定条款并提交表决。贝拉克从斯普林菲尔德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可能需要推迟几天再走。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我理解那是突发情况，不是他能控制的。我在乎的是，我们最后还是能赶上圣诞节，我不想让外祖母一个人过圣诞节，而且贝拉克和我都需要休假。我想，去夏威夷度假可以让我们抛开工作，放松一下。

后来，他正式参选国会议员，这意味着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再后来，他接受一份本地报纸的采访时说，在他竞选国会议员的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待在家里陪我和玛利亚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四天。在众多的职责之外，贝拉克心里还装着一个时钟，时刻提醒他距离3月的初选还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如何安排那些时间将会影响最终结果。我慢慢了解到，就选举活动而言，一位候选人选择和家人度过的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都被视为对那段宝贵时间的浪费。

我那时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了，基本不太在意他每天竞选活动的起起伏伏。我对贝拉克参选的决定并不热心，对整件事抱着一种尽快解决了事的态度。我想也许在进军国会受挫后，他会去尝试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理想的世界里（起码是在我的理想世界里），他会去做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这样他不仅能在重要的事情上发挥影响力，而且晚上还能按时回家吃晚饭。

我们是在12月23日飞往夏威夷的，那时州议会因为假期已经休会，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我们的探亲之旅还是成行了。威基基海滩对玛利亚来说是一大发现。她沿着海岸走来走去，踢着浪花，开心地玩到筋疲力尽。我们和外祖母在她的公寓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平静的圣诞节。我们拆开了礼物，惊叹于她在牌桌上玩的有五千块之多的拼图游戏。像以前一样，瓦胡岛懒洋洋的绿色海水和快活的人们，让我们从日常的忙碌中得以抽离，心情愉快，空气触在皮肤上感觉很温暖，这一切也让我们的女儿感到兴奋。就像报纸的大标题提醒我们的，很快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千禧年。而我们当时正在一个可爱的地方度过1999年的最后几天。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贝拉克接到伊利诺伊州打来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参议院临时决定重新开会，完成那个打击犯罪法案的工作。如果他计划投票的话，那就还有48小时的时间赶回斯普林菲尔德。时钟又开始嘀嗒嘀嗒地响起来。我心情低落地看着贝拉克行动，把我们的航班改签到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假期。我们没有选择。我可以和玛利亚继续待在这里，但是那样有什么意思呢？我虽不愿意走，但是我再次表示理解，这就是政治。那次投票很重要，法案里增加了新的管控枪支的条款，是贝拉克强烈支持的，而议员们对法案的意见分歧很大，只要有一位参议员不到场投票，法案可能就无法通过。我们一定得回去。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玛利亚半夜突然发起高烧，白天她还在兴高采烈地踢浪花，不到十二小时之后，她就成了一个浑身发烫、无精打采的小病孩，两眼呆滞，难受得一直哭泣，可是她太小了，不能告诉我们到底哪里不舒服。我们给她吃了泰诺，但是没什么效果。她老是使劲拉一个耳朵，我怀疑是耳部感染。我们开始想该怎么办。我们坐在床上，看着玛利亚渐渐入睡，她显然并没睡实，看起来还是不舒服。返程的航班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起飞了。我看到贝拉克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正在互相对立的责任的洪流里挣扎。我们未来要做出抉择的远不止眼下这件事。

“她现在显然没法坐飞机。”我说。

“我知道。”

“我们还要再改签。”

“我知道。”

我没说出来的是，他可以一个人走。他可以出门，叫一辆的士到机场，依然可以及时赶到斯普林菲尔德投票。他可以把他生病的女儿和焦急的妻子扔在太平洋中间，赶去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投票。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不会主动提出来，让自己受苦。我当时很脆弱。这一点我承认，因为玛利亚的病情不知会怎么发展。万一她烧得更厉害了呢？万一她需要住院呢？同一时刻，这世上还有一些比我们更多疑的人，正在准备掩护所，在里面囤积现金和一罐罐的水，以防关于2000年的最糟糕的预言成真，因为染上病毒的电脑无法记录新千年的到来，电力和通信网络会发生故障。那当然没有发生。但是当时一切都说不好。他真的会考虑离开我们吗？

事实证明他没有。他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

我没有听到他那天给立法助理打电话时是怎么解释他会错过打击犯罪法案的投票的。我也不在意。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我们的女儿身上。而贝拉克打完那通电话后，他的所有注意力也都转到女儿身上。她是我们的小人儿，我们首先要对她负责。

最终，2000年平静地到来。玛利亚被确诊是耳部重度感染，在休息了几天，用了一些抗生素后，病情开始好转，她终于又恢复了之前的活泼状态。生活总要继续。一直都是如此。在火奴鲁鲁另一个碧空如洗的日子，我们飞回了芝加哥，回到了冬日的寒冷中，而贝拉克也将面临一场政治灾难。

打击犯罪法案在州议会没有获得通过，差了五票。我算了算：就算贝拉克及时从夏威夷赶过去，他的投票也改变不了最终结果。但他因为没赶回来而饱受抨击。他国会初选的对手抓住这个机会，将贝拉克描述成一个耽于享受的立法者，跑去度假—去的还是夏威夷，不肯屈尊回来为控制枪支这么重要的事情投票。

鲍比·拉什，那位时任国会议员，几个月前刚刚在一次枪支暴力事件中失去一位亲人，这让贝拉克的形象变得更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夏威夷是他的家乡，他回去是看望他孀居的外祖母，没赶回来是因为他的女儿生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投票。媒体连续几周都在大力报道这件事。《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版批评那天没有到场投票的议员，称他们为“一帮没胆的绵羊”。贝拉克的另一个对手，一个叫多恩·特洛特的州议员对他进行攻击，告诉记者说“拿自己孩子当借口不来工作的人，其人品可想而知”。

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不适应。我不习惯有对手，不习惯看到我的家庭生活在新闻上被仔细审查。我从没听到过自己丈夫的人品被如此这般地质疑。我想到这样一个好的决定—从我的角度而言也是正确的抉择—却让他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不禁感到心痛。贝拉克在我们社区的周报上设有一个专栏，他平静地为自己选择陪我还有玛利亚待在夏威夷的决定辩护。“我们曾听到许多从政者大谈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他写道，“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的参议员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践行这些价值观。”

就这样，因为孩子一时耳痛，贝拉克在州参议院三年的工作似乎被一笔勾销了。他曾经领导对州竞选经费法案的全面修订，从而加强了对当选官员的道德约束。他曾为帮助穷人减税和贷款而抗争，曾致力于减少老年人处方药的费用。他赢得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各地的议员的信任，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但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了。竞选已经演变成了一系列卑劣的勾当。

竞选伊始，贝拉克的对手及其支持者就在散播不得体的观点，在非洲裔选民中煽动恐惧和不信任情绪，暗示贝拉克是海德公园那些白人居民—有学问的白人、犹太人—策划的阴谋，要把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强加给南城。“贝拉克在我们的社区被视为长着黑人面孔的白人。”多恩·特洛特接受《芝加哥读者》杂志采访时说。在同一份杂志上，鲍比·拉什还说：“他上了哈佛，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蠢货。我们不喜欢这些拿着东海岸精英大学学位的家伙。”换句话说，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贝拉克不像他们是真正的黑人— 一个会那样讲话、长成那样、读了那么多书的人永远不会跟他们是一路人。

最让我困惑的是，贝拉克就是南城的父母们常说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鲍比·拉什和杰西·杰克逊那样的黑人领袖多年来谈论的一切：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努力为非洲裔群体服务，而不是抛弃他们。那场竞选的竞争很激烈，但是贝拉克受到抨击的理由都是错的。我吃惊地看到我们的当政者只是将他视为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通过玩弄关于种族、阶级的落后手段和反智的观点来煽动不信任情绪。

那让我感到恶心。

贝拉克比我淡然得多，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已经见识过政治会变得多么丑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真相往往被歪曲。他受到了挫折但仍然不愿意放弃，在冬天依然继续进行竞选活动，每周往来于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之间，尽力回击针对他的疾风骤雨，即使对他的政治捐赠开始减少，鲍比·拉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当初选进入倒计时的时候，玛利亚和我几乎都见不到他了，虽然他每晚都会打电话回来跟我们道晚安。

当时，我内心无比感激我们在海滩上“偷来”的那几天。我知道贝拉克的感觉也一样。在所有那些喧嚣中，在所有那些他不在我们身边的夜晚里，有一样是永远不会丢的，那就是：他关心我们。他不会把我们的存在视为可有可无。几乎每次他挂断电话时，我都能从他的声音里捕捉到一丝痛苦。好像他每天都要被迫投出一票，在家庭和政治、政治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3月，贝拉克在民主党初选中落败，鲍比·拉什取得完胜。

而目睹这一切发生时，我一直抱着我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