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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2001年6月10日，娜塔莎·玛丽安·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出生。我们只做了一轮试管，就很容易地怀上了，分娩过程也非常顺利，玛利亚当时已经快三岁了，我母亲带着她在家里等待。我们刚出生的宝宝很美丽，像小羊羔一样，满头黑发，棕色的眼睛很机警—她是我们一家组成的正方形的第四个角。贝拉克和我都高兴极了。

我们打算叫她萨沙。我选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听起来生气勃勃。一个叫萨沙的女孩绝不要是个傻瓜。像所有父母一样，我对我们的孩子寄予了厚望，祈祷她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希望她们长大后聪明有活力，像她们的爸爸一样乐观，像她们的妈妈一样上进。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坚强，有钢铁般的意志，不管遇到什么困境都能站起来往前走。我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将如何展开都还一无所知。不管将来是一帆风顺，还是举步维艰，或者像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会喜忧参半，我的责任都是要确保她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大学的工作让我疲于奔命，我要同时应付很多事情，做得也不好，而且养孩子的花费快要耗尽我们的积蓄了。萨沙出生后，我内心在纠结是否回去工作，也许我全职在家会更好。格罗，我们深爱的保姆，得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保姆工作，虽然她不情愿，但她还是决定要走。我当然不能怪她，但是失去了她，我这个职场妈妈就要重新安排一切。由于她对我家庭的投入，我可以安心工作。她对我的孩子视如己出。那天晚上她告诉我她要走时，我哭了又哭，知道没有她，我们要保持平衡有多么艰难。我知道我们非常幸运，在之前雇用了她。但是她要走了，我感觉像失去了一个臂膀。

我喜欢和我的女儿们在一起。我意识到在家里陪孩子的每一分钟和每一小时的价值，特别是在贝拉克的日程没有规律的情况下。我再次想到我的母亲，她决定留在家里照顾我和克雷格。我对于自己将她的生活浪漫化感到内疚，在我的想象里，她用派素清洁剂擦洗窗台、为我们做衣服，都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和我眼下的生活状态相比，全职在家的想法虽然感觉有点怪，但是容易控制，也许可以一试。我喜欢负责一件事而不是同时做两件事，这样我的脑子不会被工作和家庭撕扯得一团乱。而且我们在经济上似乎也可以承受得来。贝拉克在法学院从兼职教师晋升为高级讲师，这样玛利亚上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就可以免除学费，很快她就会在这所学校上幼儿园。

然后，我接到苏珊·谢尔的一个电话，就是我之前在市政厅的导师和同事，她是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总法律顾问和副院长，萨沙就是刚在那里出生的。医学中心来了一位新院长，大家都对他交口称赞，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扩大医学中心的社区服务范围。他正在招聘一位负责社区事务的执行董事，这份工作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苏珊问我对于面试这份工作有兴趣吗？

我在纠结要不要发简历过去。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刚刚还在劝说自己回来做全职妈妈，这样对我对家人都好。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闪亮登场的时候，不是我吹干头发、穿上职业套装的时候。我一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照顾萨沙，这让我严重缺觉，头脑也不清醒。虽然我仍然很努力地在保持整洁，却节节败退。我们的公寓里到处都是孩子的玩具、书和一包包的婴儿湿巾。每次出门，我都要推一个大手推车，背一个不时尚的尿布包，里面装满了必要的东西：一包五谷麦圈，几个常玩的玩具和一套替换的衣服，她们两个都要各备上一份。

但是我用妈妈的身份也交到了一些好朋友。我结交了一些职场女性，我们形成了一个爱聊天的社交圈。我们大都三十多岁的年纪，在不同的行业工作，包括银行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我们许多人都是在同时间要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越多，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我们几乎每周末都见面。我们照顾彼此的孩子，一起去动物园游玩，团购迪士尼冰上表演的门票。有时在星期六下午，我们会把一帮孩子放在某个人家里的游戏室里玩，然后开一瓶葡萄酒。

我的这些女性朋友，每一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雄心勃勃，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也都像我一样迷茫，不知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说到这个，我们的做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全职上班，有的是兼职上班，还有的是全职在家带孩子。有的允许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吃热狗和炸玉米片，有的给孩子吃的都是全谷物。有几个人的丈夫在大力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其他人的丈夫和我的丈夫一样，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我的一些朋友非常幸福，另一些则在努力调整，尝试达到另一种平衡。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不断校准自己的状态里，对生活的一个领域进行调整，希望能给另一个领域带来更多的稳定。

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让我了解到，做母亲没有什么定式，没有什么正确的或错误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不管她们是以何种方式生活及其缘由是什么，游戏室里的每个孩子都得到了疼爱并在健康成长。每次聚会时，我都能感受到这些女人在努力做对孩子正确的事时联合起来的力量。最后，不管怎样，我们会互相帮助，大家都会好起来的。

在和贝拉克还有我的朋友们谈过之后，我决定面试大学医学中心的工作，至少应该看看它是做什么的。我感觉自己很适合那份工作。我知道我有它所需的能力和足够的激情。但是如果我接受了它，我就要尽力去做，而且要在兼顾家庭的前提下。我想，我可以做到，前提是不用参加不必要的会议，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家工作，而且必要时可以离开办公室去日托中心接孩子或者带孩子看医生。

我不想再兼职工作了，再也不那么干了。我想要全职工作，领一份有竞争力的薪水，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负担抚养孩子和家务的开支，我就能丢开派素清洁剂，在空闲时间陪女儿们玩耍。同时，我也不会试图掩盖我棘手的生活状态，我的小女儿还在吃母乳，三岁的大女儿在上幼儿园，我丈夫的政治活动日程乱七八糟，所以家里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

在面试时，我厚着脸皮，一股脑儿把这些都跟麦克·赖尔登—医院的新任院长—说了。我甚至还是带着三个月大的萨沙一起去面试的。我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了，那天我是没找到临时看孩子的人还是我根本就没去找。萨沙还很小，需要我的照顾。她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一个可爱的、咿咿呀呀的、无法忽视的事实，我似乎觉得必须带着她，在进行这场讨论时把她放在桌面上。我是在说，这是我，我还带着我的宝宝。

我未来的老板似乎能理解我，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面试时，我一边晃着坐在我腿上的萨沙，一边解释灵活的工作时间对我多么重要，整个过程中我还一直担心她的尿布会漏。就算他有任何顾虑的话，他也没有当场表达出来。面试结束后，我感觉很愉快，很肯定我会得到这份工作。但是不管成不成功，至少说出我的需求对我是好的。我感觉到，大声说出自己的需求是有力量的。接着，我带着清醒的头脑和一个开始哭闹的婴儿，急忙赶回了家。

这是我家的新算术题：我们有两个孩子、三份工作、两辆车、一套公寓和零空闲时间。我接受了医院的新职位，贝拉克继续一边教书一边做立法工作。我们两个都是几家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虽然贝拉克在国会初选中落败，但他仍然在计划竞选更高的职位。当时的总统是乔治·w 布什。我们的国家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带来的震惊和悲痛。当时，一场战争正在阿富汗进行，美国正在起用一套新的恐怖主义警报系统，奥萨马·本·拉登显然正躲在某个洞穴里。像以往一样，贝拉克认真地看每一条新闻，照常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心里在默默地对这些进行思考。

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出想要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的。当时他刚刚萌生这个想法，很长时间后，它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决定，但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我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意思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够忙了吗？

我对政治的反感与日俱增，倒不是因为在斯普林菲尔德或者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而是因为贝拉克做了五年的州参议员后，他繁忙的日程已经开始让我无法忍受了。随着萨沙和玛利亚慢慢长大，我发现生活的节奏变得更快，要做的事情清单越拉越长，这让我疲于奔命，感觉事情无穷无尽。贝拉克和我尽可能地让女儿们的生活保持平静和易于管理。我们雇了一个新的保姆在家里帮忙。玛利亚很喜欢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她在那儿交到了朋友，还在自己小小的日程表上标记了生日派对和周末的游泳课。萨沙当时一岁左右，在摇摇晃晃地学步，也开始学说话，她迷人的微笑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萨沙的好奇心非常强，决心要跟上玛利亚和她四岁的朋友们的步伐。我在医院的工作很顺利，即使我发现掌控工作进度最好的方式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在其他人起床前便已在电脑前工作了几小时。

这让我晚上有点疲惫，有时还会跟我那位夜猫子丈夫起冲突，他星期四晚上从斯普林菲尔德回到家时精神还很饱满，想要立即享受一下家庭生活，弥补一下他错过的所有时间。但是当时，时间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问题。贝拉克一贯不守时，如果先前我还能温柔地取笑他，那现在这真的让人恼怒了。我知道星期四这天让他很高兴。他打来电话报告说他做完工作了终于可以回家时，我能听出他的兴奋。我理解他完全是出于好意说“我在路上了！”或者“快到家了！”有段时间，我把这些话当真了。我给女儿们洗完澡，推迟她们上床睡觉的时间，等着爸爸回来给她们一个拥抱。或者我先让她们吃完晚饭，哄她们睡觉，我自己先不吃，点上几根蜡烛，期待着和贝拉克一起吃。

然后我就开始等，等啊等，萨沙和玛利亚的眼皮开始打架，我不得不把她们抱上床睡觉。或者我一个人饿着肚子等啊等，随着眼皮越来越重，蜡油在桌上滴成了一坨，我的怨气也越来越重。我慢慢发现，“在路上了”不过是贝拉克一贯的乐观主义表达，只是表示他着急回家，但并不能表示他真正到家的时间。“快到家了”不是一个地理定位，而是一种心态。有时他在路上了，但是需要停下来和某个同事谈四十五分钟的话，然后才上车往回赶。有时他快到家了，但是忘了提一句，他要先去健身房快速地锻炼一下。

在我们有孩子之前，这些可能都是小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做着全职工作的妈妈，伴侣有一半儿时间不在家，自己还要天不亮就起床，我感觉自己的耐心正慢慢消失，最终，到了一个时间点，它直接滑落悬崖。当贝拉克回到家后，我要么冲他发脾气，要么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经关掉家里的每一盏灯，闷闷不乐地睡觉了。

我们都是根据自己知道的范式来生活的。在贝拉克的童年里，他的父亲是不在场的，他的母亲不断地来来去去。她深爱他，但是并不被他束缚。而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没什么错。陪伴他的有山脉、海滩和自己的头脑。在贝拉克的世界里，独立很重要。这在过去和未来对他都很重要。而我是在关系亲密的家庭里长大的，在我们狭小的公寓里，在狭小的南城社区，我的（外）祖父母、姨妈舅舅、姑姑叔叔都在身边，每星期日晚上，我们大家都围坐一桌聚餐。在相爱了十三年后，我们两个需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意味着什么。

说到底，没有他的陪伴我感到脆弱无助。不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婚姻不够投入—这一点我向来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因为我从小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场的家庭里长大，当有人缺席时我会感到非常失落。我容易觉得孤独，加上还要照顾女儿们的需求，又感到愤怒。我们想要他在身边。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想念他。我担心他不理解我们的感受。我害怕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而且很明显他依然想在那条路上走下去—最终会压倒我们的每一个需求。在他几年前第一次问我对于他竞选州参议院席位的想法时，需要考虑的还只有我们两个人。等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才知道答应他从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当时有了足够的阅历，知道政治对家庭向来不友好。早在高中时，我和桑蒂塔的友谊就让我看到了这一点；后来在贝拉克的政治对手攻击他留在夏威夷陪生病的玛利亚时，我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有时，我在看电视新闻或读报纸时，发现自己会盯着那些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人—克林顿一家、戈尔一家、布什一家，还有肯尼迪家族的老照片，禁不住想幕后的故事是怎样的。他们都正常吗？幸福吗？那些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吗？

在家里，我们开始频繁且激烈地争吵。贝拉克和我深爱彼此，但是在我们的关系中心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解不开的结。我当时三十八岁了，看到了其他人的婚姻解体，这让我想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我有亲密的朋友经历了让人崩溃的分手，起因都是些小问题，由于没有重视和缺乏沟通，最终形成了无法修补的裂痕。几年前，我的哥哥克雷格一度搬回我们从小长大的公寓，住在我们母亲的楼上，此前，他的婚姻缓慢而令人痛苦地走到了尽头。

贝拉克起初不愿意尝试婚姻咨询。他习惯了思考复杂的事情，靠自己把问题想清楚。坐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让他觉得不舒服，甚至觉得有点戏剧化。他就不能跑到博德斯书店 [1] 买些两性关系的书吗？我们就不能两个人讨论一下吗？但是我想要认真地谈，认真地听，不是在深夜或者在我们陪着女儿的时候。我认识的几个做过婚姻咨询而且不惮于公开谈论的朋友说，它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为我们预约了市区的一位心理医生，是一个朋友推荐的，贝拉克和我去找他做过几次咨询。

我们的咨询师，让我们叫他伍德丘奇医生吧，他是一个谈吐温和的白人，毕业于很好的大学，爱穿卡其色的衣服。我设想的是，他听贝拉克和我说完各自要说的话后，会立刻认定我的委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我看来，我的所有委屈都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我后来猜想，贝拉克对他自己的委屈也许也是这种感觉。

然而最后，我对咨询这件事有了一个大发现：中间没有认定，没有偏袒。在我们看法不统一时，伍德丘奇医生从不会投票支持任何一方。他是一个有同理心和耐心的聆听者，小心地引领着我们通过自己感觉的迷宫，把我们的武器和我们的伤口分开。当我们像律师一样辩论时他会提醒我们，并精心设定一些问题，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自己会有那样的感觉。慢慢地，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那个结解开了。每次贝拉克和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们都感觉离彼此更近了一些。

我渐渐意识到，我有办法让自己更开心，不必非要贝拉克退出政界转做某个朝九晚六的基金会的工作。（我们的几次心理咨询也让我看到那是不现实的期望。）我发现，我一直在给自己最消极的部分火上浇油，觉得一切都不公平，然后像一个哈佛大学培养的律师一样，千方百计地搜寻证据来支持这一假想。我开始尝试新的假想：也许我可以比以往做更多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我忙于责怪贝拉克把健身这一项加进他的日程表里，而根本没想我自己如何定时健身。我耗费了太多精力，为他能否赶回家吃晚饭而烦恼，结果不管他在与不在，晚饭本身已经不再有趣。

这是我的支点，我自我救赎的时刻。我像一个即将滑下冰峰的攀登者，将我的镐头揳进了地下。这并不是说贝拉克没有做出调整—这些咨询让他看到我们以往沟通中的问题，他也在努力改进，但是我做出了我的调整，它们帮助了我，然后也帮助了我们。首先，我下决心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贝拉克和我在同一家健身房锻炼，老板是一个性格开朗、善于激励人的运动教练，名叫科内尔·麦克莱伦。我跟着科内尔锻炼了几年，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日程规律就被打乱了。我在这一点上的改变要感谢我无私奉献的母亲，她依然在全职工作，但是主动表示一周可以抽出几天，早晨四点四十五分赶到我家，让我可以在五点钟跑到科内尔的健身房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锻炼，然后六点半回到家，照顾女儿们起床，为她们的一天做好准备。这个新的生活规律改变了一切：平静和力量，这两样我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的东西，回来了。

在回家吃饭这个难题上，我制定了更适合我和女儿们的新规矩。我们定下时间表，然后严格遵守。每天晚饭时间是下午六点半，洗澡是在七点，接着是读书、拥抱，最后在八点整熄灯。这个作息是雷打不动的，这就把责任放在了贝拉克身上，他要么赶得上，要么赶不上。对我来说，这比推迟晚饭时间或者让女儿们一边打瞌睡一边等着和爸爸拥抱要合情合理得多。这回到了我对她们的希望，也就是我希望她们长大后内心强大、关注自己的需求、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老派的男权政治：我不想让她们认为生活是要等男人回到家才开始。我要让女儿们知道：“我们不等爸爸，是他要赶上我们。”

[1] 斯普林菲尔德（sprgfield），又称春田市，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