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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我发出的是一份友好的邀请，也非常真诚，但是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谢谢你，”我说，“很感谢你能想到我。但是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不会搬到华盛顿去。”我告诉她我们有两个女儿在芝加哥上学，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我解释说，贝拉克虽然正在融入华盛顿的生活，但一有时间就会回芝加哥。我没有说的是，我们喜欢住在芝加哥，而且在考虑买一栋新房子，这要感谢他的书再版发行后带来的版税收入，另外他已签约开始写第二本书，报酬也很丰厚—这是贝拉克的魔豆带来的惊喜收获。

那位参议员的妻子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她再次开口时，语气依然很温和。“你知道，一家人不在一起，”她说，“这对于婚姻来讲会很艰难。”

我当时感觉到了她的不认同。她自己在华盛顿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她的言下之意是，她曾看到过当妻子留在后方时婚姻发展不顺利的事例，作为参议员的妻子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可选，而我的选择是错的。

我再次向她表达谢意，然后挂断电话，叹了口气。这些在一开始就不是我的选择。这些压根儿就不是我选的。我像她一样，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妻子—奥巴马夫人，她在整个通话中一直这么称呼我，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一切去支持他。老实说，我什么都不想放弃。

我知道有一些参议员的妻子选择留在家乡，而不是搬去华盛顿。我知道美国参议院当时的一百名成员中有十四位是女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僵化保守。但是另一个女人告诉我，我想让孩子留在原来的学校，我自己想继续做现在的工作，这是错的，这让我觉得她有些自以为是。在选举结束几周后，我和贝拉克一起去华盛顿，参加一个为新当选的参议员及其配偶举办的迎新会，要一整天的时间。那天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参加，在简短介绍后，参议员去了一边，配偶们被领进另一个房间。我是带着问题来的，我知道从政者及其家人都要遵守严格的联邦道德政策，很多事情都有规定，比如他们可以从谁那里收取礼物，怎样支付来往华盛顿的交通费用。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怎样应付政治说客，或者未来竞选筹款的合法性问题。

然而，我们只是听了一个关于国会历史和建筑的内容详尽的专题演讲，还去看了看参议院定制的官方瓷器的图案，然后是一顿客套地聊闲天的午餐。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如果我不是从医院请了一天假，还让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大老远专程跑到那儿的话，可能我会感觉整件事挺好笑的。如果我真的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的妻子，我想认真对待这个角色。我不关心政治本身，但我也不想把任何事搞砸。

事实上，我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迷惑，它有着高雅的传统和孤芳自赏的气质，白人和男性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女士们要去另一边吃午餐。这种迷惑中还包含着一种恐惧，虽然我没有选择参与其中，但我当时正被吸进去。我做了十二年的奥巴马夫人，但那时这个称谓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一些地方，作为奥巴马夫人让我感觉受到轻视，我成了一个被自己丈夫定义的妻子。我是贝拉克·奥巴马—那个政治“摇滚明星”、参议院里唯一一个黑人—的妻子，这个男人曾经深刻而强有力地谈起希望和宽容，而今他身后总是跟着充满期待的嗡嗡声。

我的丈夫是一名参议员，但不知为何，人们似乎希望他往上再跃一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他是否会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甩都甩不掉。每个记者都会问，街上每个接近他的人都会问。我在医院的同事会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会随口问一下，希望提前探听到点儿口风。就连玛利亚都想知道，她爸爸是否会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贝拉克在参议院宣誓就职那天，六岁半的她穿着粉色的天鹅绒裙子站在他旁边。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们这位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足够聪慧，感觉到这件事似乎很仓促。

“爸爸，你要竞选总统吗？”她问道，“你不觉得也许你应该先当个副总统或者其他什么的吗？”

在这件事上我和玛利亚的意见一致。我一辈子都是务实主义者，总是建议做事慢一点儿，有条不紊地一项一项推进。我天生喜欢漫长审慎的等待。所以，每次我听到贝拉克面对询问的人，谦虚地说一句“哪有这样的事”来挡掉关于他竞选总统的问题，并表示他唯一计划做的就是埋头在参议院努力工作时，我都会感觉好一些。他经常提醒人们他只是一个少数党里的下级成员，一个替补队员而已。而且，他有时会补充说，他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但是鼓已经开始敲起来，很难让它停下。贝拉克当时正在写后来出版的那本《无畏的希望》，认真思考他的信条和他对国家的愿景，把那些萃取成文字，深夜时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告诉我，他对当前的状态真的很满足，希望能慢慢积累自己的影响力，等着属于他的时机以在嘈杂的参议院里发声，但一场风暴降临了。

2005年8月末，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的墨西哥湾地区，新奥尔良市的防洪堤决堤，人们—大部分是黑人—被困在他们被毁坏的房屋的屋顶上。那场天灾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媒体报道，大批医院停电，悲痛欲绝的人们被带进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救援人员因为缺乏物资而束手无策。最终，飓风造成了一千八百多人死亡，五十多万人无家可归，联邦政府救灾不力对那场悲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也令人痛心地看到了我们国家人口结构的弊端，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和各族裔的穷人的脆弱处境，在困境面前，他们往往是最无助、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希望在哪里？

我揪心地看着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明白如果一场灾难袭击了芝加哥，我的姑姨叔舅、我的堂（表）兄弟姐妹、我的邻居，也会遭遇相似的命运。贝拉克的反应也同样激动。在飓风来袭后一周，他飞到休斯敦，和前总统乔治·h w 布什，还有克林顿夫妇一起（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是他在参议院的同事），看望新奥尔良被疏散到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那段经历点燃了他心中的一团火，那是一种折磨人的感觉，让他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

大约在一年之后，我还常想到这一点，那时，鼓声变得越来越大，我们两个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我们还在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但是关于贝拉克是否会竞选总统这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们。他能吗？他会吗？他应该吗？2006年夏天，受访者在填写一份开放式调查问卷时，将贝拉克列入总统的候选人，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然而，到秋天时，贝拉克的声望开始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无畏的希望》的出版，新书宣传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媒体曝光率。他的民调数字突然和阿尔·戈尔以及约翰·克里持平甚至有时还要领先，这两位曾获得民主党之前两届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也充分显示了贝拉克的潜力。我知道，他已经和朋友、顾问以及潜在的捐赠者有过私下的交流，并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他在考虑参选。但是他一直在避免跟一个人谈话，那就是我。

他当然知道我的想法。我们曾经间接地谈到过这个话题，在谈其他事情的时候提到过。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他人的期待中，所以这个话题几乎嵌在我们所有的谈话中。贝拉克的潜力无处不在：它和我们一家人坐在晚餐桌前，和女儿们一起去学校，和我一起去上班。即使我们不想让它在那里的时候，它依然还在，这让所有事情都有了一种奇怪的能量。从我的角度看，我的丈夫做得已经够多了。如果他有竞选总统的想法，我希望他能谨慎一些，慢慢地做准备，等时机成熟，等到女儿们长大一些，也许是在2016年。

从我认识他起，我就看到贝拉克的目光似乎一直盯着远方，盯着他对世界的愿景。只是这一次，我希望他能满足于目前的生活。我不理解他看着萨沙和玛利亚还会有什么不满足。她们那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梳着小辫子，活泼可爱。有时我觉得他确实不满足，我就会很伤心。

我们两个像在玩跷跷板，他在一头，我在另一头。我们当时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是一栋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砖房，位于肯伍德社区 [7] 一条安静的街上，有宽敞的前廊，庭院里有高大的树—正是克雷格和我小时候坐着父亲的别克车在星期日出游时看到后目瞪口呆的那种地方。我经常想到父亲，想到他给予我们的所有东西。我强烈地渴望他还活着，看看我们是怎么发展的。克雷格那时非常开心，他终于调整了人生方向，辞去了他在投资银行的工作，回归了他最初的爱好—篮球。在西北大学做了几年助理教练后，他在罗德岛的布朗大学担任篮球队的主教练。他再婚了，妻子是凯莉·麦克拉姆，她漂亮、务实，是东海岸某所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他的两个孩子长大了，个子都很高，也很自信，充满活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下一代的潜力。

我是一名参议员的妻子，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份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工作。在春天的时候，我被提拔为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副院长。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名为“南城卫生保健合作社”的项目，到那时为止已经促成了一千五百多名病人与卫生保健人员之间的联系。他们原本是到医院的急诊室看病的，而后不论有没有支付能力，他们都可以定期去看卫生保健人员。我的工作感觉很私人。我看到黑人兄弟拥进急诊室，因为长期忽视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比如糖尿病人的血管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一条腿需要截肢。我不禁想到我的父亲，他错过了多少治疗的机会，他低调地处理自己的多发性硬化症，就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不花任何人的钱，也省去很多文书工作，或者是为了不让自己被富裕的白人医生看不起。

我喜欢我的工作，尽管它并不完美。我也喜欢我的生活。萨沙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感觉自己似乎正要开启一段新生活，可以再次燃起雄心壮志，考虑实现一系列新的目标。一场总统竞选会带来什么？它会让一切都化为泡影。我有足够的经验，可以预判到这一点。贝拉克和我在十一年中经历了五场竞选，每一次都让我的坚持变得更加艰难。每一次都对我的灵魂和我们的婚姻造成了伤害。一场总统竞选，我担心，会真的摧毁我们。贝拉克离开的时间将比在斯普林菲尔德和华盛顿时更长—不是离开半周，或者一两个月，中间还有休会期，而是一走几个月。这会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媒体宣传会对我们的女儿产生什么影响？

我尽可能地无视围绕在贝拉克身边的旋风，虽然它并没有减弱的迹象。有线电视新闻评论员在争论他获胜的可能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表了一篇令人惊讶的敦促他参与竞选的文章，题目就叫《上吧，贝拉克，上吧》。当时他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认出他，但好在我并不出名。10月的一天，我站在一家便利店门口排队，看到《时代》周刊的封面，不由得把头转向了别处。那是一张我丈夫的脸部特写，旁边的大标题写着“为什么贝拉克·奥巴马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

我希望的是，在某个时刻，贝拉克自己会终结所有猜测，宣布他不会参加竞选，将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不会这么做。他想要竞选。他想，但是我不想。

每次有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参与总统竞选，他都会否认：“我还在考虑。这是一个家庭决策。”背后的潜台词是：要是米歇尔同意的话。

贝拉克在华盛顿的那些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好像在对抗全世界。我想要贝拉克属于我们的家庭，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想要他属于我们的国家。他有自己的智囊团—大卫·阿昔洛和罗伯特·吉布斯，这两位竞选策略专家在他进入参议院的选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卫·普洛夫，是来自阿昔洛公司的另一位顾问；他的幕僚长佩特·劳斯；还有瓦莱丽—所有这些人都很慎重地支持他。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总统竞选不能半途而废。贝拉克和我都要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且竞选总统这件事对他的要求将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要履行在参议院的所有职责外，他还要制订并执行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竞选行动计划，拟定政策纲领，还要筹集数目惊人的资金。我的工作不只是默默支持他竞选，还要参与其中。需要的时候，我和孩子都需要露面，要赞许地微笑，和许多人握手。我意识到，现在一切都要为他服务，支持这个更大的事业。

就连克雷格，这个从我出生起就致力于保护我的哥哥，也为这场潜在竞选感到激动。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明确表态支持贝拉克。“听着，米西，”他用篮球场上常说的行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对这件事很担心，但是如果贝拉克有机会的话，他就得抓住它。你明白这一点，对吧？”

就看我的了，完全看我的了。我是害怕呢，还是只是累了？

不管是好是坏，我爱上了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乐观但不天真，在冲突面前无所畏惧，世界的复杂令他着迷。很奇怪，他对未来工作的强度似乎毫不胆怯。他说，他担心长时间见不到我和女儿，但是他还不断地提醒我，我们的爱情有多么牢固。“我们可以应付的，对吧？”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楼上的书房里，终于开始认真谈论这件事，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很强大，头脑也聪明，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我们会没事的。我们承受得住。”

他的意思是，没错，竞选的代价会很高昂。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时间、与家人的厮守、我们的隐私。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清楚地预测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少，但是一定很多。对我来说，那就像在不知道银行账户余额的情况下花钱。我们有多少恢复力？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最后还会剩下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感觉就像是一种威胁，一种会淹没我们的东西。毕竟，我是在一个习惯未雨绸缪的家庭里长大的—我们在家里进行消防演习，做任何事情都会提前到场。在一个工人社区长大，父亲又身有残疾，我一早就认识到计划和谨慎的重要性。你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从安稳的生活堕入贫穷之中。它们之间的距离给人的感觉是很窄。一个月没有薪水可能就会没电可用；落下一次作业你就会落后，可能会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我上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在家庭火灾中丧生；我看到苏珊娜在没有机会真正成人之前就去世了，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世界的残忍和无常，努力工作并不总能保证结果积极。随着年龄增大，我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即使当时，坐在我们那栋位于安静的街道上的安静砖房里，我都禁不住想要保护我们所有的一切—照顾好我们的女儿，忘掉其他一切，至少等她们再长大一点儿。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贝拉克和我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从一个幸运的遥远之处关注着“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我们看到有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高举到洪水之上，看到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在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剥夺人性的人间地狱中挣扎度日。我的几份工作—从市政厅到“公众联盟”到芝加哥大学—让我明白，对于有些人来说，获得一些东西，如基本的医疗保障和住房是多么艰难。我看到勉强过活和破产之间的界限非常容易打破。而贝拉克也曾经用许多时间倾听失业工人和年轻的退役军人是怎样努力应对终身残疾的，母亲们是怎样忍受把孩子送到糟糕的学校。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责任，而不是自鸣得意。

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只能接受，那就索性打开门把这种可能性迎进来。贝拉克和我把这件事聊得很透，聊了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一直到圣诞节我们去夏威夷看望外祖母的旅行结束。有些谈话是怒气冲天、泪水涟涟的，有些是郑重而积极的。那是我们十七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对话的延伸。我们是谁？什么对我们重要？我们能做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我同意了，因为我相信贝拉克会是一个好总统。他有无可匹敌的自信，有做这份工作的头脑和自律意识，有能够承受住所有困难的秉性，以及少见的高度同理心，这让他能够认真踏实地照顾国民的需求。而且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善良而聪明的热心支持者。我凭什么去阻止他？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需求，甚至是女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无视贝拉克成为那种帮助无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总统的可能性？

我同意了，因为我爱他，对他的能力有信心。

我同意了，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痛苦的想法，一个我不愿意说出来的想法：我支持他竞选，但是我也很确定他不会走到最后。他频繁而充满激情地谈到要弥合我们国家的分歧，希望唤起一些更高的理想，他相信这些理想是存在于大多数人心中的。但是这种分歧我见得太多了，早就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毕竟，贝拉克是美国的一个黑人，我真的不认为他会赢。

[1] 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chipotle），这家快餐店是一位年轻人于1993年在美国的丹佛创立的，主要供应墨西哥式的食品。食材多是新鲜的牛肉、鸡肉、猪肉，各种蔬菜、各种豆类、米饭等。它是美国市场表现最好的连锁餐饮企业之一。

[2] 卷饼碗（burrito bowl），卷饼的衍生食品。它和卷饼的区别在于没有了最外层的墨西哥薄饼，而是直接将原本包在薄饼内的食物和佐料倒到碗中，还可以添加诸如柠檬等调味品，形式与拌饭类似。

[3] 琼·克利弗，指电视剧《反斗小宝贝》里能干的妈妈。

[4] 医疗补助保险（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险。

[5] 克里斯·马修斯（chris atthews），美国时事评论员， 2002年至2013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硬球》节目。

[6]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frey，1954—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制作人、投资家、慈善家及演员，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 2018年获第75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7] 肯伍德（kenwood）社区，芝加哥南城富人、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