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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市区北边的克莱伯恩大道上，有一个神奇的乐园，似乎是专门为有工作的家长而建的，是专门为我而建的。那是一个标准的、超级美国式的、无所不有的购物广场。那里有一家盖璞童装店、一家百思买、一家金宝贝、一家cvs便利店，还有其他几家大大小小的连锁店，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所有紧急需求，不管是疏通马桶的搋子、熟透的牛油果，还是儿童浴帽。附近还有一家肯泰纳家居日用商店和一个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 [1] ，简直是锦上添花。那里是我的心仪之地。我开车过去，快速逛两三家店，吃一个卷饼碗 [2] ，然后回到办公室，时间可以控制在一小时之内。我非常擅长这种午餐时间的闪逛—买一双新袜子替换掉该丢弃的那双，给某个星期六要开生日派对的五岁孩子选礼物，储备盒装果汁和杯装苹果酱。

当时萨沙三岁，玛利亚六岁，她们聪明活泼，长得很快，精力充沛到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也让那个购物广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有时我坐在车里，吃着快餐，听着车里的收音机，感到无比放松，对自己的办事效率佩服不已。这就是有小孩的生活，这就算是有所成就了，我买了苹果酱，吃着饭。所有人都还活着。

看我做得多好—我很想说这么一句，虽然没有听众。我成功完成任务了，你们都看到了吗？

这就是四十岁的我，有点像琼·克利弗 [3] ，有点像玛丽·泰勒·摩尔。在我感觉好的日子里，我会称赞自己干得不错。其实我的生活只有从远处看起来平衡得还不错，而且你要眯起眼睛看，不过至少有一点儿类似平衡的东西存在。医院的工作当时看起来很好，有挑战性，让人有成就感，符合我的价值观。有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像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那样一个有九千五百名员工、受尊敬的大机构，居然主要是由做医学研究和写论文的学者来管理的，那些人大都认为周边的社区很恐怖，不愿意走出校园一步。对我而言，正是这种忧惧激励着我采取行动，早晨把我从床上拽起来。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种隔阂为伴—我注意到居住在我们社区的白人的紧张，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似乎都在绕开我们的社区，去往更富足的地方，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我有机会消除一些隔阂，通过鼓励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消除屏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新老板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订计划，在医院和附近的社区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起初我只有一个下属，最后有了一个二十二人的团队。我采取的行动是将医院员工和理事带到南城各处的社区里，访问社区中心和学校，让他们注册成为助教、导师和科学博览会的裁判，品尝当地的烧烤摊。我们把社区的孩子带到医院跟着员工实习，增加医院里社区志愿者的数量，通过医学院和一个暑期学术机构合作，鼓励社区的学生未来考虑学医。在发现选择少数族裔和女性经营者作为外包业务的合作伙伴有助于改善医院的体系后，我还协助成立了商业多样性办公室。

最后，还要解决急需治疗的病人的问题。南城有一百多万居民，医疗机构却极为稀缺，而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容易患上穷人易得的慢性病，比如哮喘、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大多数人都没有上保险，还有很多人依赖医疗补助保险 [4] ，病人常挤在医学中心的急诊室，要么经诊断发现是常见病，要么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致使需要急救。对所涉及的所有人而言，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代价高、效率低、压力大。况且，看急诊不会改善人们的长期健康状况。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招聘和培训导医人员（通常是友好而乐于助人的本地人），他们可以陪急诊室的病人坐下来，帮助他们做好在社区卫生中心后续的预约，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接受质优价廉的日常护理。

我的工作很有趣，也让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我要当心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尽。我需要为女儿们留出精力。我们决定让贝拉克继续干他的事业—给他自由，让他追寻梦想，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所保留。我刻意收敛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通常需要向前一步的时候，转而选择后退一步。我相信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得不够，但是我自己清楚有哪些事情本可以进行到底我却选择了放弃。有些小型项目我没有跟进；有些年轻的员工，我其实可以带得更好。人们总说全职工作的妈妈要做出妥协，这些就是我的妥协。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的人，那么，现在我要更加谨慎，保护好我的时间，因为我需要为家庭生活保留足够的精力。

……………………

我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家庭正常而稳定地运转，但这永远不是贝拉克的目标。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我们俩一阴一阳。我渴望规律和秩序，而他不。他可以在海洋里生活，而我需要一条船。他在家的时候存在感很强，和女儿们在地板上玩儿，晚上和玛利亚一起大声朗读《哈利·波特》，听我讲完笑话后哈哈大笑，拥抱我，而在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和存在后，他又会消失半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吃饭，和朋友见面。他有时会迁就我看《欲望都市》，我有时会迁就他看《黑道家族》。我已经完全接受了一点—离开我们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基本可以做到不抗拒。贝拉克可以在一个遥远的宾馆高高兴兴地结束一天的工作，其中蕴藏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争斗，还有一堆未了结的事情。同时，我在为了家庭而生活—每晚哄萨沙和玛利亚睡觉，听着厨房的洗碗机嗡嗡作响，我内心都会有一种完整感。

我没有选择，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贝拉克经常不在身边的生活，因为这种日子看不到尽头。在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开始竞选了，这次是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席位，时间是在2004年秋天的选举之前。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渐渐感到烦躁不安，州政府闲庭信步式的工作节奏让他很灰心，他确信自己在华盛顿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我有很多理由反对他参选，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所以在2002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召集了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是在瓦莱丽·贾勒特家的早午餐聚会上，我们想把整件事说出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瓦莱丽住在海德公园的一个高层公寓里，离我们家不远。她的公寓整洁而有现代感，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上面喷绘了精致而鲜艳的兰花，为她的家增加了一抹亮色。那时，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执行副总裁，也是芝加哥医学中心的理事。我在“公众联盟”工作时就得到过她的支持，贝拉克参加各种竞选时她还帮忙筹集资金，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得到了她广泛人脉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些，正是因为瓦莱丽的温情和智慧，她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我们的友谊既是私人层面的也是职业层面的。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贝拉克的朋友，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在夫妻中存在是很不寻常的。我有我精力充沛的妈妈团，贝拉克在他不多的空闲时间也会和一帮哥们儿打篮球。我们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夫妻，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是朋友，我们喜欢一起组团去度假。但是瓦莱丽不同，她对我们两个而言都像是一位大姐姐，在我们生活面临困境时，她会帮助我们退后一步，找到应对措施。她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把我们的目标看得清清楚楚，对我们两个都充满了保护欲。

她提前私下跟我说，她不认为贝拉克应该竞选美国参议员，所以，那天早晨我去她家吃早午餐时觉得自己稳操胜券。

但是我错了。

这次的参议员竞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贝拉克那天解释道。他觉得很有把握。参议院里民主党人数越来越多，时任议员彼得·菲茨杰拉德是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他当时都难以维持自己党派对他的支持。党内初选可能会有多个候选人，而贝拉克只需要得到多数票赢得民主党提名就可以。关于资金问题，他让我放心，说不需要动用我们的家庭储蓄。我问他如果我们要在华盛顿和芝加哥都安家，那生活费用怎么解决，他说：“那我就再写一本书，会是一个大部头，能赚钱的那种。”

我不禁大笑起来。贝拉克是我认识的唯一有这种信心的人，认为一本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开玩笑说，他就像是童话故事《杰克和豆茎》里的那个小男孩，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拿去换了一把魔豆，一心相信它们会带来什么收获，尽管其他人都不相信。

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贝拉克的逻辑都讲得通，那很让人气馁。在他讲话时，我观察着瓦莱丽的表情，发现她很快就被说服了，而且贝拉克对于扔给他的每一个“但是……怎么办呢”的问题都对答如流。我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抑制自己不去计算他当时离开我们有多长时间，更不要提还有搬到华盛顿这个担忧。关于他的政治事业对我们家庭的消耗，虽然我们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我确实深爱和信任贝拉克。他已经是一个有“两个家庭”的男人了，他的精力一半儿放在我和女儿们身上，一半儿放在他的二十万南城选民的身上。要换成和伊利诺伊州来分享他，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阻碍他实现抱负，正是它一直在促使他尝试更高的目标。

所以那天，我们达成了协议。瓦莱丽答应为贝拉克竞选参议员筹款。我们的几个朋友也答应提供时间和资金支持。我正式同意了所有安排，但是附上了一条重要的警告，并大声讲了出来，好让每个人都听到：如果这次他落败，他就要彻底退出政界，另外找一份工作。如果大选日当天他没有成功，一切都要结束。

这一次是真的，那天一切都要结束。

然而，贝拉克之后接二连三地交好运。首先，彼得·菲茨杰拉德决定不再争取连任，向挑战者包括我丈夫这样的新来者敞开了竞选的大门。后来，很奇怪的是，参加民主党初选的领先者以及共和党后来的提名人都卷入与他们前妻的丑闻中。所以在离选举还有几个月时，贝拉克连一个共和党的对手都没有。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那次竞选表现得很好，从之前失败的国会竞选中学到了很多。他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七位对手，获得了一半儿多的选票，赢得了提名。当贝拉克在州内各地出差，与潜在的选民交流时，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人—风趣、迷人、聪明、准备充分。在市政厅的论坛和竞选辩论中，他对答如流的回应，似乎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参议院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尽管贝拉克自己也很努力，但是他走向美国参议院的道路似乎是铺满了幸运四叶草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约翰·克里邀请他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大会在波士顿举行。克里当时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正同乔治·w 布什展开拉锯战，争夺总统职位。

我丈夫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无名小卒— 一个不起眼的州参议员，从来没有在大场合讲过话，而波士顿的会议聚集的人群有一万五千人甚至还要多。他从来没用过电子提词器，没有上过黄金时段的电视直播。他是个新手，一个闯入传统上属于白人领域的黑人。他的背景普普通通，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和一段不寻常的成长经历，他希望能够引起民主党普通民众的共鸣。正如电视评论员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选择贝拉克·奥巴马来向百万民众发表讲话是孤注一掷的做法。

然而，他似乎注定为那一刻而生，虽然有点不寻常，有点绕圈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近距离地看到他的大脑在不停地高速运转。多年来，我看着他读书看报、吸收新观点，每次只要有人向他提供一点儿新经验或者新知识，他都会充满能量。他把所有这些都储备起来。我现在看到了，他在建立一个愿景，而且不是一个小的愿景。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我要为它留出空间，和它一起生活，虽然我并不情愿。它有时会惹恼我，但是我无法从贝拉克身上赶走它。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他就在一直安静地、一丝不苟地建立它。当时观众的数量可能终于达到了他的期望值。他准备好了迎接这一召唤。他那时要做的就是开口而已。

“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这成了我后来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这是我和贝拉克之间的玩笑话，在2004年7月27日晚之后，我经常会语含讥诮地重复这句话。

那天，我把女儿们留在家里让母亲照看，陪他飞往波士顿发表演讲。我当时站在会议中心的边厢，看着贝拉克步入炽热耀眼的舞台灯光中，几百万人都在看着他。他有点紧张，我也一样，尽管我们都决心不表现出来。这是贝拉克一贯的行为模式—他面临的压力越大，似乎就越冷静。他用了几周时间来准备演讲稿，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投票的间隙进行练习。稿子他已经滚瓜烂熟，并认真地练习过，根本不需要电子提词器，除非他临场紧张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贝拉克看着台下的观众和摄像头，似乎“咔嗒”一声启动了体内的发动机，他微笑了一下，开始演讲。

那天晚上，他讲了十七分钟，解释了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的外祖父曾是巴顿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兵，他的外祖母战争期间在一条生产线上工作，他的父亲在肯尼亚放羊长大，还有他父母之间那听起来不大真实的爱情故事，他们坚信良好的教育会给儿子带来好的前途，即使他并非出身大富之家也非名门之后。他用真诚而巧妙的言辞，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美国故事的化身，而非一个外来者。他提醒观众，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分为红色和蓝色两个阵营，我们都是由共通的人性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关心整个社会。他号召大家要充满希望而非悲观怀疑。他带着希望演讲，向观众播撒希望，怀着希望放声歌唱。

在那十七分钟里，贝拉克熟练从容地驾驭着语言；在那十七分钟里，贝拉克展示了他深沉耀眼的乐观主义。他结束演讲后，又为约翰·克里和他的竞选搭档约翰·爱德华兹拉票，观众站起来欢呼，掌声响彻整个大厅。我走上舞台，穿着高跟鞋和白色套装，走进令人目眩的灯光中，拥抱贝拉克，向他表示祝贺，然后转身和他一起朝激动的人群挥手致意。

演讲气氛非常热烈，欢呼声、鼓掌声震耳欲聋。贝拉克是一个胸怀宽广、对民主有坚定信仰的好人，这不再是一个秘密了。我对他的表现感到骄傲，但我并不惊讶。这就是我嫁的男人。我一直以来对他的能力了然于心。回想起来，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意识到，不可能再让他回头了，他不只属于我和两个女儿。我几乎能在那些掌声中听见人们的呼声：再多讲一会儿，再多讲一会儿，再多讲一会儿。

媒体对贝拉克演讲的报道很夸张。“我刚刚看到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克里斯·马修斯 [5] 跟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评论员同事说。《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大标题就是简单的一个词—“新秀”。贝拉克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电视评论员给他贴上“摇滚明星”和“一夜成名”的标签，好像他不是努力多年才有了台上的辉煌一刻，就像是那场演讲成就了他而不是正相反。然而，那场演讲的确是一个新的开端，不只是对他而言，也是对我们，对我们一家人。我们被卷入了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还有他人期待的急流之中。

整件事感觉很不真实。我也只能拿它开开玩笑。

当贝拉克在街上被人拦住要签名或者表达他们喜欢他的演讲内容时，我总是耸耸肩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我们走出芝加哥的一家餐厅，发现外面的人行道上聚集了一群人在等他时，我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当记者问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当重要的政治策略分析人士围着他转，当他那本《我父亲的梦想》在默默无闻九年后，再版发行并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时，我都会重复这句话。

一天，当奥普拉·温弗瑞 [6] 笑容满面、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我们家，花一天时间为她的杂志采访我们时，我说：“听上去真是不错的演讲。”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我几乎有点跟不上节奏。11月，贝拉克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赢得了全州范围内百分之七十的选票，那是伊利诺伊州历史上最大的胜利，也是那年全国参议员竞选中最大的胜利。他在黑人、白人和拉丁裔人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城市、郊区和农村中都获得了多数选票。有一次，我们到亚利桑那州去短暂度假，他被那里的支持者包围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能衡量他名气的真实而奇特的标准：就连白人也逐渐认可他了。

我把握住生活中仍保持常态的那一部分，让自己沉浸其中。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切和往常一样。我们和朋友、家人在一起时，一切和往常一样。我们和女儿在一起时，也一切如常。但是在外面，事情就不同了。贝拉克频繁地往返于华盛顿。他在参议院有一间办公室，在国会山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有一间公寓，是一个小的一居室，乱糟糟地堆满了书和报纸，那是他远离家的“洞”。我和女儿去那里看他时，我们都不会假装愿意待在那儿，而是在宾馆为我们一家四口订一个房间。

我在芝加哥的生活依然规律。健身房、工作、家，循环往复。我用洗碗机洗碗，坚持上游泳课、足球课、芭蕾课。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贝拉克那时适应了华盛顿的生活，举手投足间有了一种参议员特有的庄重，但我依然是我，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一天，我到克莱伯恩大道的购物广场去，在盖璞童装店火速转了一圈，又从小辣椒墨西哥卷饼快餐店买了吃的，正坐在车里边吃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就在这时，我医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我，问是否可以转过来一个电话，是华盛顿的一位陌生女士打来的，她是另一位参议员的妻子，已经打过几次电话找我。

“没问题，接过来吧。”我说。

然后我听到了那位参议员妻子温和悦耳的声音。“嗨，你好！”她说，“真高兴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我告诉她我也很高兴跟她通话。

“我给你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欢迎，”她说，“还要告诉你，我们想邀请你加入一个很特别的组织。”

她打电话是邀请我加入某个私人组织—一个俱乐部，听起来里面的成员主要是华盛顿一些重要人物的妻子。她们定期会举办午餐会，讨论当下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的结识人脉的渠道，我知道你初来乍到，认识新朋友不容易。”她说。

我这辈子从未受邀加入过任何的俱乐部。高中时，我看着朋友和他们“杰克与吉尔”圈子的人一起去滑雪旅行。在普林斯顿，我有时会等着参加完饮食俱乐部派对的苏珊娜，她回到宿舍时还在兴奋地傻笑。那些年，我也去过很多俱乐部，为“公众联盟”筹款，为贝拉克的竞选筹款。我一早就认识到，俱乐部通常是个充满金钱交易的地方，属于一家俱乐部并不单纯意味着是它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