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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2008年11月4日，我将我的选票投给了贝拉克。那天我们早早到达了我们所属的投票点，它设在比尤拉·休史密斯小学的体育馆内，离我们在芝加哥的住所只有几个街区。萨沙和玛利亚随我们一起出发，她们俩都穿戴整齐准备去上学。即使在大选当天—或许正是因为在大选当天—我还是要送她们去上学。上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能让大家安心。当我们经过无数的摄影师和摄像机进入体育馆，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着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时，我只是庆幸自己给孩子们带好了午饭。

这将是怎样的一天？它注定会很漫长，除此之外，其他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之前，贝拉克每天都是在高压下度过的，因此那天他显得格外自在。他跟投票点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拿了一张选票，并跟每一个遇到的人握手，看上去非常轻松。我觉得这很正常。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我们并肩站在投票的地方，我们的女儿依偎在一起，看着我们各自在做什么。

我给贝拉克投过无数次票，从预选到普选，从各州竞选到全国竞选，而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同。投票对我而言是一项积极的惯例，需要我认真对待，抓住每一次机会。从小父母就会带我去投票，如今每次需要我投票时，我也会带上萨沙和玛利亚，希望她们习惯这件事，并且明白它的重要性。

我丈夫的职业让我得以亲眼见证政治与权力的微妙。我目睹了仅仅因为每个选区的个别选票之差，两名候选人乃至两种价值体系的结局就会大相径庭。如果每个街区都有少数人待在家里不去投票，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什么内容，我们将享受哪种医保方案，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派兵打仗。投票既非难事，影响又极为深远。

那天，我盯着参选美国总统的我丈夫的名字旁边那个长方形按键看了好一会儿。经过近两年的竞选，明枪暗箭，历尽艰辛，现在就剩它了—我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贝拉克看着我的样子笑了起来。“你还没想好选谁吗？”他说，“还要考虑一会儿吗？”

除去那层焦虑和期盼，大选日几乎能算得上某种短暂的假期，某个恍如隔开过去与未来的间歇。你已纵身跃起，但是还未着地。未来怎样，你一无所知。数月来的一切都飞速闪过，如今时间却慢得让人无法忍受。回到家，我既要陪着家人，还要招待一些特地过来陪我们聊天和等待结果的朋友。

大选那天早上，贝拉克跟克雷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去了附近的体育馆打篮球。这已经变成了我们在选举当天的一项传统。贝拉克非常喜欢打一场你争我抢的激烈球赛，借此放松紧张的心情。

“千万别让人打破他的鼻子，”他们俩走到门口时，我向克雷格嘱咐道，“你知道，等下他还要上电视的。”

“什么事儿都要让我操心。”克雷格回应道。当哥哥的就喜欢这么说。然后，他们就走了。

如果只看民意测验，贝拉克明显胜券在握。但我知道他为那晚准备了两篇讲稿— 一篇是获选宣言，另一篇则是落选致辞。如今我们已足够了解政治和民意测验那一套，因此不会有任何的想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种现象叫“布莱德利效应”，它因汤姆·布莱德利而得名。他是一位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非洲裔美国候选人。民意测验一直显示布莱德利处于领先地位，但他在选举当天遭到惨败。这一结果震惊了所有人，也让世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偏见。许多年来，在各式各样有黑人候选人参与的备受瞩目的竞选竞争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证明，面对少数族裔候选人，选民往往会在民意测验时藏起自己的偏见，直到独自站在投票厅里才会表现出来。

整个竞选中，我曾一遍遍地问自己，美国是否真的准备好选出一位黑人总统，这个国家是否已强大到能超越种族、跨越偏见。终于，答案即将揭晓。

整体来看，普选远比不上预选时那么艰难和激烈。约翰·麦凯恩选择了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做竞选伙伴，为此他吃尽了苦头。由于缺乏经验和准备，佩林很快成为美国人民的笑柄。到了9月，局势变得异常糟糕。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宣告破产，由此美国经济开始急剧失控。世界这才发现，华尔街巨头们数年来都在利用高风险住房债券疯狂敛财。股票暴跌，信贷市场冻结，退休基金消失。

贝拉克是此刻历史上最合适的人选。总统的位子向来不好坐，而且越来越难坐。因为金融危机，所有这些困难都被放大了数倍。这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在告诉全美人民：我的丈夫沉着冷静、虑事周全。他不会被一团乱麻吓倒，他能够将复杂的事情梳理清楚。我当然希望我们获胜。即使输了选举，过回以前的生活也能让我心满意足，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国家需要他的帮助。此刻我们需要停止凭借肤色随意地评价他人。此刻不推他上台将是我们的失策，虽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随着夜幕降临，我的手指变得麻木，全身都因紧张而战栗。我吃不下东西，也没心思和我母亲或是来拜访的朋友聊天。于是我上了楼，只想独自待一会儿。

贝拉克此时也躲开了人群，他明显需要自己静一静。

他在我们卧室旁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看着自己的获选演讲稿。房间里堆满了书，他时常在这里办公—这是他的“洞”。我走到他跟前，摩挲他的肩膀。

“感觉还好吗？”我问。

“嗯。”

“累吗？”

“不。”他冲我微笑，似乎想证明自己不累。前一天我们刚刚得知，贝拉克八十六岁的外祖母图特在经历了几个月癌症的折磨后，已于夏威夷过世。贝拉克曾错过了见自己母亲的最后一面，因此他时刻惦记着去探望图特。那年夏末我们带着孩子去看她；十天前，他又从竞选日程中抽出一天时间独自前去陪她，握着她的手。想起这件事我就满怀悲伤。贝拉克刚刚踏入政界时，仅在宣布竞选参议员后的两个月，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如今他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的外祖母又无缘见证。养育他的人都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