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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为你感到骄傲,”我说,“你做得很棒。”
他起身抱住了我。“你也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将我抱得更紧,“我们都做得很棒。”
那一刻我能想到的,只有日后还需要他承担的一切。
全家人一起吃过晚饭后,我们穿戴整齐,跟朋友和家人一起驱车前往凯悦酒店,在竞选团队为我们租的包厢里等待选举结果。工作人员都避到了酒店别处,想要留给我们一些独处的空间。酒店大堂对面的包厢里,乔·拜登夫妇也在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等待结果。
美国中部时间约晚上六点,第一批选举结果产生了。肯塔基州投给了麦凯恩,佛蒙特州投给了贝拉克。随后,西弗吉尼亚州投给了麦凯恩,南卡罗来纳州也投给了他。尽管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情况,但我还是稍稍有些沮丧。阿昔洛和普洛夫两人在房间里进进出出,一有消息就大呼小叫。据他们所说,一切都如预料的那样进行。尽管他们的消息大多是正面的,但我还是不愿意听见这些政治交谈。这一切不受我们掌控,谈论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置身在半空中,无论如何最后都会落地。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聚集在格兰特公园。喷水池前一英里处的巨幅屏幕上正在播放选举结果,贝拉克随后也会在那里发表他其中一篇演说。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驻扎着警察,湖面上行驶着海岸巡逻艇,天空中盘旋着直升机。整个芝加哥似乎都在屏息等待结果。
康涅狄格州投给了贝拉克,随后新罕布什尔州投给了贝拉克。马萨诸塞州、缅因州、特拉华州和华盛顿特区也投给了贝拉克。当伊利诺伊州说出贝拉克的名字时,楼下街道上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和激动的叫喊声。我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审视着面前的景象。房间里静了下来,竞选团队紧张的消息更新被一种充满期盼的、清醒的冷静取代。女儿们穿着红色和黑色的连衣裙,坐在我右手边的沙发上;我的左手边,贝拉克的西装外套搭在厨房的椅子背上,他坐在我母亲身旁的沙发上。那晚我的母亲穿了件得体的黑色洋装,还配戴了银色耳环。
我听到贝拉克问她:“你准备好了吗,母亲?”
我母亲一向很淡定,她斜看了贝拉克一眼,耸了耸肩,然后他俩都笑了起来。尽管后来她告诉我,当时她有多震惊,就跟我一样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冲昏了头。全美人民终于见识到了贝拉克的自信和强大,但我的母亲也见证了这条路的艰险,以及之后工作中的孤独。这个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人,即将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者。
接着,我看到我母亲的手和贝拉克的手握在一起。
晚上十点整,媒体开始循环播放我丈夫微笑着的照片,宣布贝拉克·侯赛因 ·奥巴马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四任总统。我们一跃而起,本能地开始欢呼。竞选团队和乔·拜登的人拥进包厢,大家不停地互相拥抱。这一切恍如梦境,我感觉灵魂离开了身体,像个旁观者一样麻木地看着自己做出的反应。
他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原先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如今却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之后的感觉就像我们一家穿过了枪林弹雨,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水下世界。所有事物感觉都变慢了,变得朦胧失真;实际上当时我们被数名特工簇拥着,迅速又准确地走进一间货梯,穿过酒店的后门,上了一辆早就等在那里的越野车。出门的那一刻我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吗?我谢过一路上帮我们开门的人了吗?我那时在笑吗?我不知道。我感觉自己还在尽力回到现实中。我想自己是太累了,出现了幻觉。正如我所预料的,这一天非常漫长。我看到女儿们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我提前告诉了她们接下来的事—无论爸爸赢了还是输了,我们都会在公园里举办一场盛大而又热闹的庆典。
此刻我们被警察的摩托车队护送着,沿着湖滨大道飞速向南,驶向格兰特公园。不论是从惠特尼·扬高中坐着公交车回家,还是深夜开着车前往体育馆,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这是我长大的城市,我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是那天晚上的感觉很陌生,一切都出奇地安静。我们好像悬浮在宇宙中,有点像在做梦。
玛利亚趴在越野车的车窗上,注视着外面的一切。
“爸爸,”她说,声音听上去饱含歉意,“路上没有人。我想不会有人来参加你的典礼了。”
贝拉克和我对视了一眼,然后笑了起来。我们这才发现,整条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贝拉克如今是总统当选人了,特勤局清除了一切障碍,控制了整条湖滨大道,封锁了所有岔路口—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总统特有的标准的预防机制,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很新鲜。
所有的一切都很新鲜。
我一手揽过玛利亚。“大家已经在那里了,亲爱的,”我说道。“别担心,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他们确实在那里。二十多万群众聚集在公园里等着见我们。下车时我们能听到人群中期待的议论声,随后我们被带到公园门前,由许多白色的帐篷搭起的一条通道上,一直通往广场台前。一些朋友和家人也在那里等着向我们表示祝贺,但因为特工安保制度要求,他们只能站在隔离带后。贝拉克一只手环抱着我,像是要确认我是否还在他身边。
几分钟后,我们一家四口走上台,我牵着玛利亚的手,贝拉克牵着萨沙的手。一瞬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画面。我看到舞台四周竖起了一排厚厚的防弹玻璃护罩。我看到台下人山人海,许多人手里挥舞着小国旗。我的大脑停止了转动。这太盛大了。
我不太记得当晚贝拉克演讲的内容。萨沙、玛利亚和我站在侧台上看着他演讲,周身环绕着那些防弹护罩、我们的城市,还有六千九百多万张选票带来的安慰。当时陪伴着我的就是这种安慰感; 11月的芝加哥湖畔,那个格外温暖的夜里有一种异样的宁静。数月以来,伴随着高强度的竞选集会,我们见识过太多人们自发呐喊和嘶吼的狂潮,但格兰特公园却是另一种氛围。我们面对着一群数目巨大、欢呼庆祝的美国民众,但每个人又都显而易见地心怀忐忑。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宁静。我感觉似乎能辨别出人群中的每一张面庞。许多人眼里都含着热泪。
或许这种宁静是我幻想出来的,又或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毕竟当时已接近午夜。之前,所有人都在苦苦等待,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