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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和玛利亚去新学校的第一天，我们一家四口在酒店套房早早吃完早餐，我和贝拉克帮两个女儿穿上防寒冬衣。贝拉克最终还是没忍住，絮絮叨叨地给了孩子们几条建议—保持微笑、态度亲切友好、凡事都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告诉她们如何在新学校安安稳稳度过第一天。最后，当两个孩子背上她们的紫色书包要出门时，他还没忘了追加一条：“一定不能抠鼻子！”
我母亲在酒店走廊里跟我们会合，我们一起乘坐电梯下楼。
酒店门外，特工处的特工们已经搭建好了安全帐篷，以确保我们不被蹲守在酒店门口的狗仔队以及电视台的记者拍到，他们现在对处于过渡时期的我们一家人可是充满了兴趣。贝拉克前一天晚上刚刚从芝加哥赶回来，他其实很想亲自陪着两个孩子一起去学校，但是他也明白，他的出行车队过于庞大，那样一来阵势就太大了，他也觉得有压力。在萨沙和玛利亚跟他拥抱说“再见”的时候，我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那种痛苦的表情。
于是，我和我母亲陪着两个孩子坐上了她们的新校车—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车窗是由烟灰色的防弹玻璃制成的。那天早上，我一直尽力让自己表现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一路上陪孩子们说说笑笑。而实际上，我内心感到一阵阵的紧张，这种紧张感甚至让人觉得孤立无援。我们先送玛利亚去了高年级所在的主校区。我带着玛利亚在特工们的贴身护送下，穿过一连串新闻摄像机的包围，匆匆走进教室大楼。将玛利亚交到她的新老师手里后，我又跟着车队赶去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低年级校区。到学校后，我将刚才在主校区的流程又走了一遍—不过这回是带着萨沙，然后将她留在了充满欢乐的教室里。那间教室窗户宽大，还专门为小孩子们配备了较矮的桌椅。我默默祈祷，希望这里对她来说是一个安全又充满幸福的地方。
我回到车里，出发返回海亚当斯酒店，安心待在我的“气泡”中。这一天，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每一分钟都排上了会议，但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两个女儿。她们在新学校的第一天会是什么样的呢？她们的伙食怎么样？她们是被人注视，还是感觉轻松自在？后来，我在媒体上看到了萨沙的照片，是在我们早上去学校途中被偷拍的。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顿时流下了眼泪。我知道，一定是我送玛利亚下车去学校，萨沙和我母亲在车里等待的时候被偷拍了。当时，她圆圆的小脸紧贴着越野车的车窗，瞪着大大的眼睛天真地向外看，看到的是记者和其他的旁观者，虽然我不知道她当时内心在想什么，但是我看得出来，她的表情很平静。
我们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实在太多了。那一整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数月里、数年里，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第一夫人角色过渡的步伐丝毫没有减慢。我不停地被各种各样的问题轰炸，有上百件事情需要我来做出决定，而且都是些很紧迫的事。我需要为我们将来在白宫的住所挑选所需物品，从浴巾、牙膏到洗洁精、啤酒，等等；我要为自己挑选不同的服装，参加贝拉克的就职典礼以及随后举行的各类舞会；我要为大约一百五十名我们的特邀嘉宾安排好各类保障，他们都是专门从别处赶到华盛顿参加贝拉克就职典礼的亲朋好友。我尽可能将自己能够放手的事情都交给梅丽莎以及过渡团队的其他成员去做。同时，我们还通过一位在芝加哥的朋友的推荐，雇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室内设计师迈克尔·史密斯，由他来帮助我们布置、装饰在白宫的新家以及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据我所知，新当选的总统可以获得美国联邦基金十万美金的资助，用于搬家以及装饰白宫。但是，贝拉克坚持这些钱都用我们自己的积蓄来支付，具体就是他这些年的图书版税收入。其实，自打我认识他开始，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作风：只要是涉及金钱和道德的事情，他都异常谨慎，要求自己的标准甚至比法律规定的还要高。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圈子里，流行一句很古老的座右铭：你必须要双倍付出，才能取得别人的一半儿。作为第一个住进白宫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我们被看作是整个种族的代表。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任何的判断失误或者疏忽都会被别人放大解读，甚至完全脱离事情本身去解读。
总的来说，我其实对装饰白宫以及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并不是很感兴趣，我更关心的是，作为第一夫人，将来我究竟能做什么。在我看来，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职位描述就意味着没有工作要求，这就给了我自主决定日程安排及工作内容的自由，我只要确保一点就行了，那就是：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能够帮助贝拉克推动新政府的总体施政目标。
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萨沙和玛利亚结束了她们在新学校第一天的学习生活后，回到家都很开心，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也是。萨沙还带了家庭作业回家，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玛利亚也报名参加了中学的合唱音乐会表演。据她们说，有时候，其他年级的同学看到她们的时候，会惊讶地再看上一眼，但是所有人都很友善。此后的每一天，由专门的车队护送我和两个孩子去塞维尔友谊学校似乎成了一件例行的公事。大约一周以后，两个孩子觉得她们可以独立上学了，不用我再陪着，只要我母亲做她们的专职陪护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不论是送她们去上学还是放学后接她们回家的阵势都小了很多，特工人数减少了，车队规模缩小了，所携带的武器自然也少了许多。
我母亲原本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到华盛顿生活的，但是在我的“逼迫”下，她最终还是来了。两个孩子需要她，我也需要她，当然，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她同样也需要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她几乎每天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不论我们谁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她的存在都是一剂缓解的良药。虽然她已经七十一岁了，但是她此前一直生活在芝加哥，从没到过其他地方。她当然非常不愿意离开芝加哥南城以及她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我很爱我女儿他们一家人，但是我也爱我自己的家。”在竞选结束后，我母亲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言辞毫不含蓄，“白宫总是能让我联想到博物馆，它确实也像一座博物馆，你怎么能在一座博物馆里面睡觉呢？”
我尽力劝说母亲，我告诉她：如果她能搬到华盛顿，她将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她再也不需要自己洗衣做饭，而且她将住在白宫的顶层，那里的空间可要比芝加哥家里的空间大得多。但是，这些对我母亲来说都没有意义，她对所有这些诱惑都无动于衷。
最后，我只好给我哥哥克雷格打电话，我对他说：“你必须替我说服母亲，让她同意跟我们一起搬去华盛顿。”
没想到这招最终管用了。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克雷格还是很擅长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就这样，在接下去的八年里，我母亲一直在华盛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坚持说她只是暂时在华盛顿待一阵子，等到我们将萨沙和玛利亚安顿好以后，她就搬回去。她明确反对自己的生活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她拒绝了特工处提供的安全保卫服务，刻意避开媒体采访，尽量让自己保持低调，让自己的行踪保持隐秘。她会因为坚持要自己洗衣服，而让白宫的服务人员觉得她很有亲和力。在白宫的那几年里，她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悄悄进出白宫。当她需要购物的时候，她就走出白宫，到最近的便利店或者飞琳地下商场自己去买；她也会交不同的新朋友，还定期与她们一起相聚，在外面吃午饭。每当有陌生人跟她说她看起来特别像米歇尔·奥巴马的母亲时，她都会非常礼貌地先耸耸肩，然后回答说：“是的，经常有人这么说。”然后继续做她该做的事情。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
贝拉克正式就职时，我们一家人都赶来参加就职典礼。我的姑姑、叔叔、兄弟姐妹都来了；我们在海德公园的朋友也来了；同时来的还有我的女性朋友以及她们的配偶。每个人都带来了他们的孩子。因此，在就职典礼后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中，我们专门策划了适合大人和孩子的不同的欢庆活动，包括一场儿童音乐会。总统就职宣誓仪式结束后，在国会大厦举办传统总统午宴时，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他们的专属午宴；在我们大人前去参加总统就职舞会时，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白宫寻宝游戏和儿童聚会。
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过一件既让人吃惊又可喜可贺的事，那就是：我们一家人与乔·拜登一家人非常自然、和谐地相处，其乐融融。尽管几个月前，贝拉克和乔·拜登还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俩的关系一直很和谐，而且二人也比较相似—都可以在严肃认真地工作与愉悦地享受家庭生活之间轻松切换角色。在我们接触之后，我也很快喜欢上了乔·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我欣赏她那股温柔而又刚毅的劲儿，以及她良好的职业道德。1972年，乔·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及一岁的女儿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五年之后的1977年，吉尔嫁给了乔，成为他两个儿子的继母。后来，他们二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吉尔早些年就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从乔在特拉华州担任参议员的时候起，一直到后来他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她都一直在特拉华州的一所社区大学教授英文。有一点我们俩很相像，那就是我们都非常关心军人家庭，并一直在尝试寻找不同途径来帮助他们。但吉尔与我不同的是，她与军人的家庭有着直接的情感联系，因为乔的大儿子博·拜登当时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正在伊拉克服役。父亲乔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时，他才获批短暂回国，来到华盛顿观看父亲的就职典礼。
当时，拜登夫妇的五个孙子孙女也来华盛顿观看了祖父的就职典礼，孩子们就像乔和吉尔两人一样，性格开朗，为人谦逊。其实，早在2008年丹佛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就遇见过他们。当时，他们带着萨沙和玛利亚一起玩耍，到了晚上还特地邀请萨沙和玛利亚在乔的酒店套房内一起过夜。几个孩子相处得那么融洽、那么和谐，以至于他们完全忽略了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政治大事，只觉得这是他们交朋友的好机会。总之，只要有拜登的孙子孙女们在，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贝拉克正式就职那天，天气寒冷，最高气温不到冰点，而寒风让人觉得气温似乎有零下九摄氏度。那天早上，我和贝拉克，还有两个女儿、我母亲、克雷格、凯莉、玛雅、康拉德以及萨沙和玛利亚的“凯伊妈妈”一起去了教堂。一路上，我们不断听说那天天还没亮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前排队了，大家都穿得很厚实，在寒风中等待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尽管天气寒冷，但人们还是愿意站在室外等候数小时，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他们之所以选择坚守，一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值得。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华盛顿国家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将近二百万民众，尽管身份多样，但毫无疑问，他们都充满了激情与希望。人群从国会大厦开始，经过华盛顿纪念碑，一直向外延伸了1英里多，可谓是人山人海。
晨间礼拜过后，我和贝拉克径直回到白宫，与乔·拜登和他的夫人吉尔·拜登会合。然后我们与时任总统乔治·布什、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以及他的夫人坐在一起喝了一会儿咖啡和茶，随后一起乘车前往国会大厦进行宣誓仪式。早些时候，贝拉克就已经得到了一份特许代码，他可以凭此进入美国的核军火库，同时还有一份简要说明书，内容是关于具体如何使用代码的。从那时开始，不论贝拉克去哪里，他身边都会有一名军事随员，随身携带一个45英镑重的手提包，内含核军火库启动认证码以及精密通信设备。这个手提包确实分量不轻，通常，它有一个别名，被叫作“核弹橄榄球”。
对我来说，就职典礼就如那些奇怪的、慢镜头似的经历一样，场面宏大到我有点搞不清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在典礼开始之前，我们被带到国会大厦的一间私人房间里，在那儿，两个女儿吃了一些点心，贝拉克则花了几分钟跟我一起排练了一遍宣誓流程：将他的左手按在一本红色封皮的《圣经》上宣誓，这本《圣经》的主人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亚伯拉罕·林肯。与此同时，我们的很多朋友、亲戚，以及同僚都在外面的看台上为自己找座位。后来我才发现，在这次总统就职典礼上，有好多位有色人种公民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美国公众以及全球电视机旁的观众面前，这在历史上或许还是第一次。
我和贝拉克都很清楚，对于全美国人来说，尤其对于那些曾积极参加美国民权运动的人来说，这一天究竟意味着什么。贝拉克早已打定主意，决心要邀请“塔斯克基飞行员”—创造过历史的非洲裔美国飞行员，以及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勤人员作为他的特邀嘉宾参加就职典礼。他还邀请了著名的“小石城事件” [2] 的九名当事人。1957年，九名非洲裔美国学生被阿肯色州的一所白人中学录取，成为联邦最高法庭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3] 后的第一批试验者，但他们也因为当时“白人至上主义”的观念而遭受了数月的不平等对待和歧视。他们九个人如今都已年老，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体，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或许也是他们替后代负重前行的痕迹。贝拉克以前经常说，他之所以要立志跨入白宫，就是因为“小石城事件”九名当事人曾经敢于跨入一所白人中学。在我们所属的所有连续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天，临近中午的时候，贝拉克、我，还有两个女儿，我们一家一起站在了整个美国面前。说真的，我只记住了当时一些最微不足道的事，比如：洒在贝拉克额头上的阳光是那么的明媚；当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布就职仪式正式开始时，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传递出他们的敬意；萨沙当时因为个头儿太小，生怕自己被人山人海的成年人挡住，于是特地站在台子上，表情自豪，让大家看到了她的存在。我还记得当时空气非常清新。我拿起当年林肯总统的红色封皮的《圣经》，贝拉克将他的左手按在上面，开始宣誓，他宣誓要恪守、维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誓言虽然很简短，但贝拉克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他承诺从此关注整个国家、所有美国人都关注的事情。整个仪式既隆重又充满乐趣，这一点从随后贝拉克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就能体会一二。
“今天，”他说，“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因为我们战胜恐惧，选择希望；摒弃冲突和矛盾，选择团结。”
从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观众的脸上，贝拉克的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验证。整个华盛顿广场以及庆祝大游行沿线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站满了观众，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看去，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头。我似乎觉得我们一家人马上就要落入他们的怀抱中了。我们与所有人从此达成了一项约定：你们选择了我们，我们也一定会铭记你们。
玛利亚和萨沙很快就体会到了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典礼结束后，当我们一家坐进总统的座驾，行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缓缓驶向白宫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一点。那会儿，贝拉克和我已经跟乔治·布什和劳拉·布什道了别，我们边挥手边看着他们乘坐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从国会大厦离开。我们一家已经用过午餐，贝拉克和我在国会大厦内的一间正式的大理石大厅出席了总统午宴，我们吃的是鸭胸肉，出席午宴的宾客有好几百人，包括贝拉克的新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萨沙和玛利亚则跟拜登夫妇的孙子孙女以及一些堂（表）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他们在附近的另一间屋子里用餐，并且吃到了她们最喜欢的美味佳肴—炸鸡柳、麦卡洛尼芝士意面。
在就职典礼的整个过程中，两个女儿都表现很好，没有一丝烦躁、懒散，还不时地向公众致以微笑，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我们的车队驶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还有成千上万的观众站在道路两旁观看，即使我们的车窗颜色很深，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也挡不住他们的热情。当然，还有无数守在电视机旁的观众。贝拉克和我走下车，沿着游行路线走了一小段，并向公众招手。这期间，玛利亚和萨沙则留在暖和的凯迪拉克车内，坐在后排没有下车。当时，她俩好像终于得到解脱，离开公众的视线，有了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当我和贝拉克再次回到车上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笑得喘不过气来，她们已经将自己从那正式的礼仪束缚中彻底解放了出来。她们摘下帽子，搞乱对方的头发，东倒西歪，开始了她们姐妹的逗乐式争吵。直到玩得筋疲力尽，她们才回到座椅上，摊开四肢躺下来，将双脚高高抬起。一路上，汽车音响里播放的都是碧昂丝的歌曲，我们的生活像是又回到了过去。
看到这样的情景，贝拉克和我都感到既温暖又欣慰。我们虽然是美国第一家庭，但我们还是我们。
就职典礼那天，太阳落山的时候，气温再次下降，天气更冷了。我和贝拉克，还有不知疲倦的乔·拜登在白宫前面的看台上参加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户外军队检阅仪式，观看来自全美五十个州的军乐队、仪仗队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一一穿过。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脚趾似乎都冻僵了，后来，有人递给我一条毯子，我用它裹住了腿和脚，可即便如此，我的脚趾似乎还是麻木的。随着仪式的进行，和我们一同在看台上观看仪式的其他宾客都借口说要为晚上的庆祝舞会做准备，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提前离开了。
等到最后一个军乐队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时，已经接近傍晚七点，天色已黑，我和贝拉克这才一起走进白宫。这是我们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来到这里。经过一个下午大约五个小时的忙碌，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将我们的住所彻底收拾了一遍：将前总统布什一家的东西搬了出去，将我们一家的东西搬了进来；以前用过的地毯全部进行了高温消毒，以消除前总统的爱犬留下的痕迹，防止玛利亚因此而过敏；我们的家具搬进来后也已摆放停当，还到处摆满了鲜花作为装饰。当我们乘坐电梯来到楼上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衣服都已整理好并放进了衣橱，厨房的食品储存室也存满了我们最喜爱的食品。负责管理我们住所的白宫管家们，随时准备着听候我们的吩咐，他们大多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年龄跟我们差不多或者稍微比我们年长一些。
我当时实在太冷了，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还有十场庆祝舞会要参加，而且要在一小时之内赶去参加第一场。我记得，当时在楼上除了几位陌生的管家之外，我几乎看不到别的任何人。我记得，当我一个人穿过一段很长的走廊、经过一扇又一扇紧闭的房门时，我感到有一些孤独。毕竟，在过去两年里，我的身边总是围着不少人，梅丽莎、凯蒂以及克里斯汀几乎一直陪在我身边。但是现在，突然间，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两个孩子这会儿应该正在白宫的其他房间欢度美好的夜晚。我母亲、哥哥克雷格以及玛雅本来要和我们一起待在白宫住所的，但是他们现在也都乘车去参加晚上的庆祝活动了。此时此刻，只有一名发型设计师等着为我设计新发型，我稍后需要穿的晚礼服正挂在衣架上；贝拉克去冲澡了，他待会儿也要换上出席舞会的晚礼服。
对我们一家人，甚至对整个美国来说，这一天都是不可思议而又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天，但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超长距离的马拉松赛跑。我只有五分钟的独处时间，于是我赶紧泡了一个热水澡，打起精神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活动。随后，我吃了几口助理厨师长萨姆·卡斯准备的牛排和土豆。我重新换了发型，化了妆，然后穿上我专门为当晚挑选的晚礼服。这是一款象牙色的单肩雪纺绸礼服，是一位名叫吴季刚的年轻华裔设计师专门为我设计的，礼服上面布满了精致的欧根纱小花朵，每个小花朵中心又都镶嵌了一颗非常小的水晶，长长的裙摆一直垂到地面。
在我的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穿过礼服，不过，吴季刚设计的礼服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展示的时候，它让我再次觉得自己温柔、美丽，同时又开朗自信。这件晚礼服使我们家原本朦胧的蜕变，以及这段经历所蕴含的前景都变得鲜活起来，让我变成了一位充满吸引力的舞厅公主，如果这个比喻有点夸张的话，那至少可以说它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登上另一个舞台的女人。现在，贝拉克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庆祝的时刻！
当晚，我和贝拉克出席了就职仪式后的第一场舞会—“睦邻舞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普通公众可以参加、价格上也能够承受得起的总统就职舞会。舞会上，著名歌手碧昂丝亲自献唱，她翻唱了经典爵士情歌《最后》 [4] ，这也是我和贝拉克为我们的“第一支舞”亲点的歌曲。碧昂丝歌声洪亮饱满，点燃了整个舞会。接着，我们去参加了“贝拉克故乡舞会”，又参加了“三军总司令就职舞会”“青年舞会”以及其他六场舞会。我们在每场舞会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流程也基本一样：一支乐队演奏歌曲《向统帅致敬》 [5] ，贝拉克接着点评了几句，我们展露笑容，向前来参加舞会的人们表示感谢，在大家热情的期盼和注视下，我和贝拉克又在《最后》的音乐声中跳了一支舞。
每次我都紧紧抓着我的丈夫，在他的眼中寻找那一如既往的冷静与沉着。二十多年来，我们这对搭档一直像玩跷跷板一样互相配合，像阴和阳一样相辅相成，并坚守着对彼此发自内心的、根基深厚的爱情。一直以来，我也都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时间一点点过去，夜渐渐深了，我感觉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快要站不住了。
那天晚上最精彩的部分当属最后的重头戏—我们在白宫专门为几百位好友举办的私人聚会。只有在这样的聚会上，我们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喝上一点儿香槟酒，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形象问题。当然，我想我当时肯定还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当我和贝拉克终于回到白宫的时候，已经接近深夜两点。我们穿过大理石地板走向东厅，发现聚会已经进入高潮部分，大家个个开怀畅饮，穿着优雅，在灯光闪烁的吊灯下来回舞动。温顿·马萨利斯 [6] 和他的乐队正在屋子最后面的小舞台上演奏爵士乐。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遇到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哈佛大学的校友、芝加哥的朋友，以及父亲罗宾逊家族和母亲席尔兹家族的很多人。他们都是我想与之一起畅谈、一起欢笑的人，真想对他们说，我们总算是又聚到一起了！
但是我不行，我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且我已经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安排了。我知道，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从现在起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要出发去参加国家祈祷仪式，接着还要全程站着迎接二百名前来参观白宫的公众代表。贝拉克看着我，读懂了我的心思。“你不用勉强自己，”他跟我说，“没关系的。”
派对高手们已经开始向我围过来，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应。他们当中有支持我们竞选的捐赠者，也有管理一座大城市的市长。“米歇尔！米歇尔！”大家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但是，我当时太累了，我感觉我快要哭了。
贝拉克刚一跨过门槛，就被你推我挤地团团围住了。在那一瞬间，我整个人似乎都怔住了，等到回过神来，马上转身逃走。我甚至没有力气组织语言，编出一个适合第一夫人身份的告辞理由，甚至没有跟朋友挥手告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踩着厚厚的红地毯离开，全然不顾还紧紧跟在我身后的特工，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只顾着寻找上楼的电梯，让它赶紧带我回我们的住所。然后，我穿过陌生的走廊，走进陌生的卧室，脱掉鞋子，脱下礼服，躺在了一张陌生的新床上。
[1] 贵格会，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因一名早期领袖的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aker，中文意译为“震颤者”，音译“贵格会”。
[2] “小石城事件”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围绕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政策展开的对抗事件。1957年9月，小石城学校委员会宣布逐步改变学校中种族隔离的现象，在白人的中心中学首批录取了九名黑人学生。
[3]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当时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州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侵犯了黑人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违宪而必须终止。实际上，此案裁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公立学校的范围，这一裁决还为美国各方面向种族隔离提出挑战提供了法律基础。该裁决废止了各州实行种族隔离的权力，为种族融合和民权运动铺平了道路。
[4] 《最后》（at st），由美国著名词曲作者马克·戈登（ordon）和哈利·沃伦（harry warren）为《太阳谷小夜曲》（sun valley serenade）合作编写的歌曲。
[5] 《向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 ），这首歌是美国总统官方歌曲。自1954年由美国国防部确认了其官方地位后，常演奏于美国总统在各种公众场合之时。
[6] 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arsalis，1961— ），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音乐家，被称为20世纪最出色的古典小号演奏家。他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音乐世家，父亲是著名的爵士钢琴家艾里斯·马萨利斯，哥哥布兰福德·马萨利斯是全美最负盛名的爵士萨克斯演奏家，因此人们将这个家庭称为爵士乐“第一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