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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会问我，白宫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告诉他们，那种感觉有点像我幻想自己住进了一家超级豪华的酒店，只是这家酒店里并无其他客人入住，只有我和我的家人。白宫里到处都摆放着鲜花，而且每天都会更换。白宫的建筑本身其实非常古老，而且还有一点儿令人生畏。墙体非常厚实，地面也铺得十分坚实，以至于我感觉从我们住所里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会马上被吸收而听不见。窗户又宽又高，安装的都是防弹玻璃，出于安全考虑，这些窗户永远紧闭，这更让白宫显得死气沉沉。这里永远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白宫里有很多工作人员，有招待员、厨师、管家、花匠、电工、画家，以及水暖工。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轻手轻脚，尽量保持低调。他们不论是到你的房间替你更换毛巾，还是为床头柜上的小花瓶更换新鲜的栀子花，都会等到你离开房间之后才进入。

白宫所有的房间面积都很大，就连浴室和储物间的建筑规模也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以至于贝拉克和我都吃惊地表示，我们究竟需要挑选多少件家具摆进去，才能让每个房间都有家的感觉。我和贝拉克的房间不仅有一张特大双人床—床体有四根美丽的帷柱，头顶是一顶小麦色的床幔，而且有一个可以取暖的壁炉，一个可以休闲聊天的地方，有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还有几把带软垫的椅子。我们一家五口人，每人都有一间浴室，除此以外还有十间浴室空置。我自己有一间衣橱，紧邻衣橱还有一间十分宽敞的更衣室—就是之前劳拉·布什带我参观时，通过窗户向我展示白宫玫瑰园风景的那间屋子。只是当时，这里确确实实已经成为我的私人空间，我可以只穿一件t恤，一条运动裤，远离大家的视线，静静地坐在这里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办公、看书或者看电视。

我明白，能够像现在这样生活有多么幸运。主套房比我小时候我们家在欧几里得大道居住的整个公寓还要大。我和贝拉克的卧室门外悬挂着一幅克劳德·莫奈的画作，餐厅里还摆放着一幅埃德加·德加的铜质雕塑作品。我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芝加哥南城，而当时，我的两个女儿却住在由顶尖室内设计师设计的屋子里，她们甚至可以跟厨师定制自己喜欢的早餐。

有时候，我总是会这样对比，想着想着，就会有种眩晕感。

同时，我也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当减少白宫的条条框框。我明明白白地告诉房间服务员，两个女儿还是跟以前住在芝加哥的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后自己收拾被褥。我也明确要求玛利亚和萨沙一如既往，以前怎样，现在也要怎样—要待人有礼貌，要懂得宽容；如果不是她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就不能随意索要；只要是她们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能使唤别人去做。同时，我们的两个女儿是否能不受白宫某些繁文缛节的限制，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告诉她们：“是的，你们可以在走廊里扔皮球。”“没错，你们可以去食品储存室里翻找你们想吃的东西。”我还特意告诉她们，如果她们想到楼外面去玩耍，直接去就好了，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一天下午，正下着雪，我从窗户往外看，发现她们两个正在南草坪的斜坡上，用从厨师那里借来的塑料托盘滑雪。这一幕顿时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事实上，之所以能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和两个女儿是贝拉克的“队友”，当然，也是他所得到的各式各样奢侈服务的受益者。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和两个孩子是否幸福；我们必须得到保护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自己家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他也无法保证大脑清晰和领导国家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白宫运作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将“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工作效率以及个人能力最大化，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贝拉克身边所有人的职责都是：将他当作一块珍贵的宝石一样伺候着。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大倒退回到了那迷失的年代一样，一个家庭里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围着一个男人的需求打转，他就是核心。我希望我们的女儿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相反，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得到发展才是一种正常的逻辑。其实，对贝拉克自己来说，这种受到“过分关注”“小题大做”的待遇也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但是，他束手无策。

现在，他身边大约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专门帮他接收、回复日常邮件；有专门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行员，随时准备带他飞往任何他需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六人小组，专门负责整理各类简报，以确保他能够随时跟进事态的发展，从而做出有根据的、正确的决策。他有一帮厨师，专门负责他的营养问题；还有一批专门的采购人员，负责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他们会匿名去不同的商场，挑选购买我们需要的物品，但从不透露他们为谁服务。

自从我和贝拉克认识以来，他就一直不喜欢购物、做饭，以及做任何形式的家庭维修。他不是那种会在地下室备有电动工具的人，或者那种通过下厨做一顿意大利烩饭、修剪整理家里的树篱来缓解工作压力的人。对他来说，如果能不承担任何家务、不用为任何家庭琐事操心，那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这样他就不用分心，可以留出精力去天马行空地思考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样的重要事情有很多很多。

让我感到最有趣的是，他现在还有三名贴身随从，他们的职责包括：查看他的衣橱，确保他的皮鞋擦得锃亮，衬衣熨烫得平整，健身服及时洗干净、晾干并折叠摆放整齐。白宫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真的是大相径庭。

“你看到我现在有多整洁了吗？”一天，我们吃早餐的时候，贝拉克眼含笑意地对我说，“你打开我的衣橱看了吗？”

“看过了。”我也笑着回答他，“但是，那没有一点儿你的功劳。”

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月，贝拉克就签署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以保护劳动者不会因为性别、种族、年龄而在工资上受到歧视。他还下令审讯时不得使用逼供手段，并试图努力在一年内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的关塔那摩监狱，可惜最终未能实现。他修订了白宫雇员与说客来往的相关职业道德准则。最重要的是，在众议院共和党无一人支持的情况下，他成功在国会通过了一项重大经济激励方案。在我看来，他几乎连连获胜，他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也开始一项一项地兑现。

当时，他也开始按时吃饭了，这简直就是一项额外的福利。

对我和两个女儿来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倍感吃惊而又拍手称快的转变。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孩子们的父亲在距离我们家有段距离的伊利诺伊州的议会供职，还经常在外竞选，以升入更高的职位，所以我们一家人很少能在一起吃饭。然而当时，虽然我们住在白宫，孩子们的父亲也成了美国总统，我们一家人却可以经常一起用餐，孩子们也总算能经常见到爸爸了。总之，贝拉克的生活比过去规律了很多，尽管他的工作时间还是跟过去一样非常长，但是下午六点半，他会准时乘坐电梯上楼，回家跟我们共进晚餐，不过，晚饭后，他经常需要马上回到他那椭圆形办公室继续处理公务。有时候，我母亲也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不过大多数时候，她都有自己的生活安排。她通常早上下楼跟我们打招呼，然后陪着玛利亚和萨沙去上学，到了晚上，她很少跟我们待在一起，而是自己在楼上那间紧邻她卧室的日光浴室里，一边看《危险边缘》 [1] 一边吃晚饭。即使我们挽留她跟我们一起，她通常也都边挥手再见边说：“你们也都需要一点儿自己的时间。”

刚搬进白宫的前几个月里，我感觉事事都需要我亲自留心。我最早总结出的一条经验就是：在白宫生活成本会相对较高。虽然我们不用为住所支付租金，不用交水电费，也不用为工作人员支付工资，但是，我们要自己承担其他所有的生活开支，这笔花销可真不小，尤其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高档酒店级别的，支出更是迅速增加。我们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账单，上面列有我们购买的所有食物以及日用品，哪怕是一卷卫生纸。如果有客人来访，在白宫住上一晚或者跟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也要为其买单。加之我们还有一名米其林大厨级别的厨师，他又非常想讨好总统，因此，我就得留意他到底给贝拉克上了什么高级菜。有时候，贝拉克会随口说一句，早餐时某种外国水果的味道不错，或者晚饭时的寿司很好吃，厨师就会马上记录下来，把它们列在菜单上，定期轮换。后来，直到我们查看账单的时候才发现，其中一些食物是专门从国外运输过来的，价格非常昂贵。

然而，那几个月里，让我操心最多的还是玛利亚和萨沙。我需要观察她们的情绪变化，体察她们的感受，并留心她们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方式。每当她们告诉我交到新朋友的时候，尽管我非常开心，但我都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不要反应过度。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想要在白宫为孩子们安排一场朋友聚会，或者让孩子外出参加聚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渐渐地，我们也找到了一套可行的办法。

经许可，我可以使用一部私人黑莓手机，但同时也被告知，我需要将联系人控制在十人左右，而且最好是我最信任的朋友—那些会无条件爱我、支持我的人。因此，我将大多数对外联络工作都交由梅丽莎处理，她现在是我的办公室副主任，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的个人生活。她与我所有的堂亲表亲、大学时的朋友都有联系。我们需要对外留手机号码以及邮箱地址时，也都留她的，而不是我的，我几乎将所有请求事项都交给她处理。一些老熟人以及远方亲戚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带来一大堆请求和问题。比如：贝拉克能否在某人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我能否为某非营利机构发表演讲 ？我们是否能够出席一场聚会或者一场募捐活动 ？这些请求大多数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要我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说到两个女儿的日常生活，我经常需要一些年轻员工的帮助，请他们帮我做一些后勤保障类的工作。早些时候，我团队中的职员就去拜访了塞维尔友谊学校的老师以及管理人员，记录了学校举办一些重大活动的日期，协商取消了媒体问询环节，并解答了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当课堂上涉及政治和当天的新闻话题时，应该如何把控、处理。当两个孩子开始安排她们的校外社交活动时，我的私人助理成为她们的中间联络人，收集其他孩子父母的电话号码，精心策划并安排孩子们的接送问题。和过去在芝加哥的时候一样，每当两个孩子交到了新朋友，我总是会想办法尽量去结识对方的父母，邀请几位母亲一起吃午饭；赶上学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还会主动向其他孩子的父母作自我介绍。坦白说，这种与人交往的方式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尴尬。我知道，有时候，让刚刚认识我的人抛开他们对我和贝拉克已有的看法，抛开他们以为自己了解的那个我—从电视里或者新闻里面了解的我，只单纯将我看作是玛利亚和萨沙的母亲，得花上一定的工夫。

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在萨沙去参加小茱莉亚的生日聚会之前，特工处的特工需要先去彻底做一遍安全检查；当其他孩子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送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跟两个孩子玩耍时，他们必须提前报上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尴尬不已，但是又都非常必要。我不喜欢每次认识新的朋友时，都要先越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小小的障碍。但是，当我看到萨沙和玛利亚对这些事情表现得完全不在乎时，我感到异常欣慰。每当她们的朋友来白宫做客，在外交接待大厅门口刚一下车，她们就会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迎接，然后拉着朋友的手，一起咯咯笑着跑回屋里。事实证明，孩子们对于名望的关注只有几分钟，过了这几分钟，她们只想高高兴兴、开开心心地玩耍。

我早些时候就被告知，我需要和我的团队筹办几场传统聚会和晚宴，首先就是2月在东厅举办的每年例行的州长舞会（一场正式的晚宴），然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始于1878年，是一个户外家庭庆典，当天会邀请上万名儿童及他们的家人前来参加，在白宫南草坪滚彩蛋。接下来就是春季午餐会，我需要出席并向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们的配偶表达敬意—午餐会的形式与我之前遇见劳拉·布什的那次聚会相似。当时，劳拉·布什全程保持镇静，并微笑着与每一位来宾合影留念。

对我来说，这些社交活动与我所希望从事的更有影响力的工作相去甚远，但是，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给这些活动增加一些新东西，或者至少打破其中一些传统，融入一些现代元素。总的来说，我认为白宫里的生活可以更加前卫，但又不会减损白宫的深厚历史与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贝拉克之间达成共识—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我们在白宫的墙上挂上了一些非洲裔美国艺术家创作的比较抽象的作品；增添了一些款式更为现代的家具，与白宫中的古董混搭。贝拉克还撤掉了他办公室里原来摆放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换上了马丁·路德·金的半身像。在白宫不举办公共活动的时候，我们对管家们的穿着也不做要求，他们可以选择穿得更随意一些，比如可以穿卡其裤配高尔夫球衫，而不用整日里穿无尾礼服。

贝拉克和我都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让白宫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少一些精英气息。每次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有普通人前来参加，而不全是西装革履的上层人士。我同样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前来参加，因为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我希望能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办得更加平民化—分配更多的名额给普通家庭的学生以及军人家庭，而不是将大多数名额都预留给国会议员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以及其他一些所谓的重要人士。此外，每当我需要邀请众议院及参议院议员们的妻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她们）一起用餐的时候，我就会考虑，难道我就不能邀请她们和我一起到市外去参加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吗？

我很清楚，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衣饰讲究的摆设，每天只会参加一些聚会，出席一些剪彩活动。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些会持续产生影响的事情。于是我决定，我要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开垦白宫花园，将其变成白宫的菜园。

我不是一名园丁，在这之前也没干过园丁的活，但由于我们一家人以及我们的助理厨师长萨姆·卡斯对在家吃饭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我现在知道6月的草莓吃起来最甜美多汁，深色叶子的莴苣营养最丰富，用烤箱自制羽衣甘蓝脆片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当我看见两个女儿正在吃春季豌豆沙拉、花椰菜配芝士通心粉时，我突然意识到，之前，我们对食物的大体了解都来源于食品生产商的各类广告，而这些食品通常是盒装的、冷冻的，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加工的方便食品。这些食品要么在电视广告歌曲中不断出现，要么利用巧妙的包装，专门吸引那些整日里忙碌奔波、通常都是冲进卖场购物的父母，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用心宣传新鲜的、绿色的健康食物—刚从地里面拔出来的胡萝卜，咬上一口脆得嘎嘣作响；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西红柿，口味鲜甜到无法形容。

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开垦白宫花园用来种植果蔬。我希望我的这一行动能够释放出一种信号，预示着将来能有更大的、更有意义的行动。贝拉克的新政府此时正在全力推动医疗改革，旨在让全美国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而我开垦白宫花园种菜的做法正好与之相呼应，向人们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我将其看作一个用以试手的项目，它可以帮我下定决心，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去做我有可能做成的事，这也是我让自己扎根于第一夫人这份职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途径。我也将其看作一种户外教学课堂，孩子们可以前来参观，学习如何种植作物。从表面看来，花园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政治扯不上什么关系，我拿起铲子开垦花园只不过是一种单纯无害的天真的行为—或许对于贝拉克在白宫西翼的政策顾问们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视觉效果”，在意公众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

但是，这件事的意义绝不止这些。我希望我们在花园的一举一动能够在公众中引发一场关于健康和营养的讨论，尤其是在学校以及父母之间，最好能促使他们关注常见食品的生产、标注的信息以及营销过程，以及那些可能会影响健康和营养的食品加工方式。况且，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从白宫的角度出发的，这无疑会给那些食品饮料行业巨头带来一种无形的挑战，甚至会给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经营模式形成挑战。

事实上，对于花园的开垦以及后续规划，我当时的思路并不是特别清晰。于是，我将一切交给萨姆（他当时已经成为白宫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在他想办法一步步规划花园的同时，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也渐渐清晰了。

最初几个月里，我对开垦白宫花园一直非常乐观，但这种乐观情绪最终被一件事冲淡，那就是政治。我们生活在华盛顿，几乎处在丑恶的“红蓝之争” [2] 的核心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量避开党派之争，即使在贝拉克决定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即使贝拉克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他身边的党派之争也一天都没有间断过。几周以前，在贝拉克还没正式就任的时候，保守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就直截了当地称：“我希望奥巴马输掉。”当国会议员中的共和党人也跟他一样开始反对贝拉克时，我感到异常沮丧。对于贝拉克提出的任何缓解经济危机的措施，他们都表示反对；贝拉克提出通过减税来帮助美国工人保住饭碗，并可以赢得上百万个工作机会，他们也拒绝支持。一些经济指标显示，贝拉克就职当天，美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初期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相同，甚至还要更快，仅在1月，全美国就失去了将近75万个工作岗位。贝拉克竞选时一直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可以弥合，所有美国人内心都希望团结而非分裂。但与此同时，在整个国家面临可怕的危机时，共和党成员却蓄意去证明贝拉克的判断是错误的。

2月24日那天晚上，这些烦心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也是在那天晚上，贝拉克出席了在众议院举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参会人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内阁成员、军事将领以及国会成员。对于新就任的总统来说，那次演讲其实就相当于例行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总统需要借此机会来阐明他本年度的施政目标，演讲刚好在晚间黄金时段进行，同时进行电视直播。这也是一次充满传统色彩、极具仪式感的活动，在场的立法者表达同意或不同意总统提案的方式非常独特而又引人注目，他们或一跃而起，长时间站立着鼓掌，并重复这一动作，或一直坐着，默不作声。

那天晚上，我在楼座上就座，一边坐的是一名曾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非常和蔼的退伍军人；另一边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个小孩还曾给贝拉克写过一封非常真诚的信。我们都等着贝拉克出场。从我坐的位置向下看，基本能看到整个议事厅，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能让我俯瞰美国的所有领导人。一眼望去，几乎全是穿着深色西服套装的白人男性。在这里，多样性的缺失实在太明显了。老实说，在一个标榜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看到这种现象真的让人觉得十分尴尬。而共和党内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当时，整个国会的共和党人当中，只有七名不是白种人，而这七人中无一人是非洲裔美国人，且只有一位女性。总体来看，五分之四的国会议员都是男性。

几分钟后，传来一阵响亮的小木槌敲击声，伴随着警卫官的指示，会议开始了。所有人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同时，新当选的政府官员在过道旁寻找座位坐了下来。在人群的最中央，在一堆特工和一名后退着移动的摄像师的包围中，我看到了贝拉克，他面带微笑，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缓慢地穿过大厅，走向讲台。

从前，我在电视上已经多次看到过这一仪式，不同的是，时间不是今天，当时的总统与现在的也不是同一位。此时此刻，当我看到下面拥挤的人群中间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丈夫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贝拉克正从事着一份重量级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无论他想要做什么，都必须赢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才行。

贝拉克那天晚上的演讲非常详尽，而且他头脑很清晰。他承认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各类战争还在持续进行，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民众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因为在普通民众看来，政府对银行的救助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贝拉克整场讲话都非常注意措辞，对现实状况毫不回避，但同时也传递出希望，他提醒所有听众，美国这个国家有快速恢复的能力，有从困境中重新崛起的能力。

我从楼座上观察，在场的共和党国会成员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坐着，表现出一副固执且不屑一顾的样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眉头紧锁，就像一群没能得到满足的小孩一样。我意识到，贝拉克接下去无论做什么，无论对国家来说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反对。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当初正是在一位前共和党总统的治理下，我们才陷入了这一团乱麻之中。说白了，除了希望贝拉克失败，他们似乎并不关注其他任何事情。我承认，就在那一刻，看到那种状况，我的确在怀疑我们的前方是否还有路可走。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我那时经常去戈尔姐妹家里玩耍，羡慕她们拥有那么宽敞的空间—她们一家人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家能换一辆更好一点儿的汽车就好了。我会不由自主地留意我的朋友中，谁的手链比我多，或者谁的芭比娃娃比我多。我甚至会关注，谁平时是去商场买衣服，而不用为了省钱，麻烦母亲在家照着巴塔利克 [3] 的纸样自己做衣服。其实，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还未真正明白很多东西的意义或价值时，就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了。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些衡量标准其实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家人住在白宫里，渐渐地，这里的一切开始变得熟悉—并不是说我习惯了这里宽敞的空间或者优渥的生活，而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每天睡觉、吃饭、欢笑的地方。我们在两个孩子的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装饰品，都是贝拉克从各种旅行中带回来的。外出回来给孩子们带礼物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比如，萨沙的雪花玻璃球、玛利亚的钥匙扣等。同时，我们对住所也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增添了一些更为时尚的现代灯具来与传统的吊灯搭配，并摆放了一些香薰蜡烛，好让这里显得更温馨一些，更有家的感觉。虽然我觉得在白宫的生活越来越有人情味了，但我从不认为我们的好运气以及安逸的生活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母亲也有同样的体会，此前，她一度认为白宫就像是一座冰冷的博物馆，并为要在这里生活感到十分烦恼，但是很快，她发现这里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加以判定。这里的人和我们并无两样，很多白宫男管家都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不论第一家庭如何更换，他们都尽心尽力地服务。他们安静端庄，让我想起了姑婆的丈夫特里，当年，我们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的时候，特里就住在我们的楼下，他常常穿着一双正装鞋、一条背带裤为我们修剪草坪。于是，我要求我们一家人在与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既要意思明确，又要充满尊重，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被人无视的感觉。我还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中有人关心政治，不论他们支持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都是他们的自由，不会受到干涉。他们也小心翼翼，懂得尊重我们的个人隐私。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得很开朗、很热心，所以渐渐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他们能够凭直觉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让我一个人待着，什么时候能和我开一开玩笑。他们经常会在厨房里尽情讨论他们最喜欢的球队，每天我在厨房浏览早报头条时，他们都喜欢跟我讲一些最新的员工八卦或者有关他们孙辈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如果电视上正在播放校园篮球比赛，贝拉克偶尔就会进去跟他们一起看上一会儿。萨沙和玛利亚也逐渐喜欢上了厨房里的欢乐气氛，放学后常常偷偷溜进厨房制作冰沙或者爆米花。白宫里许多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我母亲，经常会跟着她一起去楼上的日光浴室聊天。

刚开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完全辨认不出白宫里各位电话接线员的声音，他们有人负责早晨打电话叫我起床，有人负责帮我和楼下的东翼办公室联系。但是很快，我就跟他们熟悉起来，甚至成了朋友。我们会一起聊天，谈论天气；我也会跟他们开玩笑说，每次遇到官方活动的时候，我都要比贝拉克早起好几个小时，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时间给头发做造型。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时间都不长，但让我觉得生活多少正常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