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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里经验最丰富的管家当属詹姆斯·拉姆齐了，在卡特总统执政时，他就开始在白宫服务了。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头发已经花白，经常递给我一本最新的jet杂志，面带骄傲地笑着对我说：“奥巴马夫人，这是我为您特意准备的。”
当我们学会感受生活中的温暖时，我们会发现，一切真的是越来越美好了。
刚到白宫的时候，我在各处转完一圈后心想：我们的新家可真大，不论从面积上还是从豪华程度上来说，白宫都应该算是世界顶级的宫殿了。然后，4月我就陪同贝拉克访问英国，会见了女王陛下，并见识了她所居住的白金汉宫。
这是贝拉克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们第一次对外出访。我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伦敦，贝拉克要在那里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即g20峰会），顾名思义，参加这次峰会的成员当然是二十个全球领先经济体及贸易体的领导人。此时召开这样一场峰会，其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致使世界金融市场陷入混乱。g20峰会也是贝拉克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亮相世界舞台。在他刚刚上任的几个月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收拾上一届政府留下的残局，因此，他参加这次会议主要就是替上一届政府承受来自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美国政府错失了整顿无序金融业的最佳时机，才没能阻止那场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最后，他们也要为美国的失误买单。
因为萨沙和玛利亚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在我陪同贝拉克出访期间，我就放心地将她们交给我母亲来照料。不过我也知道，我母亲一定会马上打破我平时订立的那些规矩，比如，让她们早早上床睡觉，晚饭时吃完餐桌上所有的蔬菜，等等。一直以来，我母亲都非常享受外祖母的身份，尤其当她帮助两个孩子推翻我制定的各种规定和约束，并让孩子们采用她那一套自在而又轻松的生活方式时，她最为满足。要知道，她当时对两个孩子的要求比她当年对我和克雷格的要求要松得多。因此，每当轮到外祖母照料她们的时候，她们就异常兴奋。
那次g20峰会由东道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主持，根据安排，与会的领导人要在伦敦市中心一个会议活动中心参加一整天的经济峰会。但是，和往常一样，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因公务齐聚伦敦时，英国女王也会邀请所有人去白金汉宫正式会面。可能是因为美国与大不列颠历来关系密切，也可能是因为那是我和贝拉克第一次到访，所以我们受到了特殊礼遇—在女王大规模接待所有宾客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女王单独的私人邀请。
不用说，我当然没有与皇室成员会面的经验。我被告知，与女王见面时可以行屈膝礼，也可以和女王握手。我还知道，我们需要称呼女王为“陛下”，而称呼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为“殿下”。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我们的车队从白金汉宫高大的金属大门缓缓驶入，经过贴着栅栏围观的人群，经过一队警卫以及一名皇家号手，最后穿过一道拱门，来到了白金汉宫的庭院里。直到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会见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当时，王室的官方代表等人在庭院里迎接我们。
我那时才发现，白金汉宫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座宫殿一共有七百七十五间屋子，面积足足有白宫的15倍大。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贝拉克还曾多次应邀访问这座宫殿。在后面的几次拜访中，我们还曾在这里留宿，我们当时住的是宫殿一层一间非常华丽的套房，有专门的、穿着制服的男侍从和女侍从照顾我们的起居。我们也曾在这里的舞厅参加正式的宴会，当时用餐的刀叉外表都镀着黄金。我们还在接待员的引领下游览了整座宫殿，当时，我们走到一处，接待员介绍说“这是宫殿的蓝厅”，然后示意我们进去看看。我发现，蓝厅非常宽敞，面积足足是我们白宫蓝厅的五倍大。有一天，女王的首席接待员带着我、我母亲还有两个女儿参观了这里的玫瑰园，整个园子占地面积将近1英亩 [4] ，园里盛开着成千上万朵漂亮的花，美极了。这样一对比，我突然觉得白宫总统办公室外那几丛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玫瑰瞬间逊色了许多。我深深觉得，女王的白金汉宫真是美得令人惊叹，美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到访时，我们径直被带到了女王的私人公寓，并被引领着进到一间会客厅，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正在那儿等着接待我们。当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八十二岁，头发花白，身形小巧，面带微笑，举止优雅，额头上方的头发向后挽起，看上去显得非常庄重。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戴着全套的珍珠首饰，还搭配了一款黑色的手提包，手提包挎在胳膊上，位置刚刚合适。我们首先握手寒暄，然后一起合了影。女王彬彬有礼地询问我们是否还有时差反应，并请我们入座。关于之后的聊天内容，我现在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有一点是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还有英格兰的事态以及贝拉克当时参加的各种会议。
在这次与女王会面的过程中，我感觉有些紧张。其实我觉得，任何正式会面，都可能会有一些不自在的感觉，我的经验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有意识地设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当时，我虽然坐着和女王聊天，但始终有点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白金汉宫的豪华，以及与这样一位真诚善良的面对面时所产生的那种无力感。我努力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此前，不论是从历史书上、电视上，还是从英国的货币上，我已经见过女王陛下的容颜几十次了，但此时此刻，我眼前的这位女王却是活生生的，她热情地看着我，并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举手投足都让人觉得温暖、优雅。我也尽力表现，想让自己变得和她一样。在我看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而且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驾驭这一身份。但是，她同时也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首先是一个人。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女王陛下。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贝拉克和我还参加了白金汉宫专门举行的接待会，和其他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了一点儿小吃。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分别聊了一会儿，也见到了沙特阿拉伯国王、阿根廷总统、日本首相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记住每个人来自哪个国家，以及谁是谁的配偶，全程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多说话，以免出错闹出笑话。总体来说，这是一次正式而又气氛友好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我发现，即使是各个国家的首脑，也会互相聊聊有关孩子的情况，并拿英国的天气来开开玩笑。
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一回头，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旁，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我们两个突然落单的人聚到了一起。她戴着一双洁白的手套，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精力充沛，就像几个小时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她冲我笑了笑。
“你个子可真高。”她对我说，仰起头看着我。
“是呀，”我轻轻地笑着回答她，“这双鞋的确让我高了好几英寸，不过，我确实挺高的。”
女王低头看了看我穿的那双黑色的周仰杰 [5] 高跟鞋，然后摇摇头。
“这样的鞋子穿起来很不舒服，不是吗？”她说，表现出一点儿懊恼的样子，同时示意我看她脚上那双黑色的高跟鞋。
于是，我向女王承认，我的脚确实很痛。她说她也是。接着，我们看着彼此，面带相似的表情，像是在说，这种给国家领导人当陪站的活儿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接着她笑出声来，这样的笑让人很难不被她吸引。
如果不去考虑我们两人的身份，不去考虑她有时候会佩戴一顶镶满钻石的王冠，也不去考虑我是乘坐总统专机到达伦敦的，那么我们就只是两个被鞋子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普通女人。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一只胳膊亲切地搂住了她的肩膀。我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新结识一位朋友，并感觉自己与其投缘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此时此刻，我就这么做了。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但是很快我就得知，我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极度失礼的行为。我碰触了大不列颠的女王，犯了英国王室“不能碰触”的禁忌。我们在招待会上的交流被记者拍到，接下来的几天里，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发布这样的谴责性报道：“英国王室规矩被破坏！”“米歇尔·奥巴马竟然无视规矩拥抱女王！”同时，我们参加竞选时公众对我的一些负面猜测也再次浮出水面，他们认为我粗野无礼，缺乏一名标准的第一夫人应有的优雅。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也让我有一些担心，生怕这会掩盖贝拉克此次出访的所有成果。但我还是尽力让自己在这些批评声中保持镇静。如果说我在白金汉宫的举动有失礼节的话，那它至少是充满人情味儿的。我敢说，女王自己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当我搂住她肩膀的时候，她并没有反对，相反，她还向我靠近了一些，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后腰。
第二天，贝拉克又去参加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会谈，讨论经济问题，我则独自去了一所女校。那所学校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伊斯灵顿街区，是一所由政府资助的中学，距离一个市建住房群不远。全校一共有九百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么是非洲裔，要么是少数族裔，五分之一的学生来自移民家庭或者寻求庇护的家庭。我之所以选择去那所学校，是因为它的生源十分多元，学校虽然资金有限，但教学水平一直以来都非常出众。我还必须确保一件事，那就是：作为第一夫人，如果我选择去某地拜访，我就会真真正正去拜访，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找机会和那些真正生活在当地的人见面，而不只是见见当地管理他们的政府官员就了事。在去国外访问的时候，我有很多贝拉克所没有的机会。我可以逃离那些精心策划、犹如表演似的多边会议以及领导人座谈，找寻一些新的方式，给原本严肃呆板的出访增添些许温暖的色彩。我计划每次到国外出访都要如此，英国是我的第一站。
然而，当我走进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时，我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将要带给我的感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工作人员将我引入一间大礼堂，大约两百名学生已经聚集在那里。根据安排，我们首先会观看一些同学们自己的演出，然后由我为她们作演讲。这所学校是以一名努力上进的女医生的名字命名的，她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教学楼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只是坐落在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上的四四方方的砖石建筑，但是，当我坐进一把折叠椅，开始观看演出—演出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片段、一段现代舞以及一首由合唱队翻唱的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东西开始颤动。我似乎觉得自己也回到了过去。
如果你仔细看看礼堂里那些女孩子们的面孔，就会知道，尽管这些孩子有自己的优势，但她们都必须加倍努力，才有可能被人们注意到。有些孩子头戴希贾布 [6] ，有些孩子的母语并不是英语，有些孩子的肤色是浅棕色，还有一些是深棕色。我知道，这个社会对她们有很多刻板印象，在她们能够自我定义之前，就有人以各种方式去给她们下定义。她们必须抵抗这些刻板印象和来自他人的定义。她们必须进行反抗，让自己不因贫穷、性别以及肤色而被忽略。她们必须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她们的话语权并保持其不被削弱，从而保证自己不被打倒。她们必须努力去学习。
她们个个脸上充满希望，而当时，我也跟她们一样充满希望。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宁静的启示:她们就是我，因为我曾经和她们一样；我就是她们，因为她们终将成为现在的我。我在这所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跃动的力量与人生障碍无关。那是学校九百多名女孩共同奋斗所产生的力量。
演出结束后，当我走上台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我低头看了一眼早已准备好的提纲，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对提纲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抬头看台下的孩子们，开始即兴演讲。我告诉她们，虽然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是带着美国第一夫人这样一个奇怪的头衔，但是，有一点她们不知道，我其实有很多地方跟她们相似：我告诉他们，我也来自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充满爱的家庭里；我告诉她们，我很早就意识到，学校是一个可以定义自己人生的地方—争取接受更多的教育是一件值得去努力的事情，因为教育能帮助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当时，我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刚刚两个月，很多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忙碌的节奏压垮了，我觉得自己与第一夫人的头衔和魅力并不相称，我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过得不好；同时，我对自己的一些目标也信心不足。身处公众生活，放弃个人隐私，变成代表整个国家的一个行动和言论的符号，这些看起来就像专门为夺去你一部分的身份而设计的。但是，当我站在这里，面对这些孩子们发表演讲时，我体会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粹的感觉—我成功地将过去的自己与当下的角色完美结合。我对她们说：你足够优秀吗？是的，你很优秀，你们所有人都很优秀。我告诉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是她们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感动；我告诉她们，她们都值得被珍视，因为她们的确如此。最后，演讲结束后，我一如既往地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自己的本能，拥抱了我能够到的每一个孩子。
我们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与往日相比，太阳升起得更早了一些，落山的时间则更晚了一些。我眼看着南草坪斜坡上的绿色逐渐加深，直到最后变成一片翠绿。从我们住所的窗户向外看，山脚下银光闪闪的喷泉周围，满是大红色的郁金香和淡紫色的葡萄风信子。在过去两个月里，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终于将我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完成了对白宫花园的开垦，这说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说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白宫土地管理处，请他们同意我们开垦南草坪的一小部分，要知道，这可是全世界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草坪之一！我们的这一提议起初的确遭到了反对，毕竟，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在白宫开辟“胜利花园”已经有几十年了，后来似乎并没有人想去效仿这一做法。“他们觉得我们是疯了。”萨姆有一次告诉我。
然而，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刚开始只有一块小小的、隐藏在网球场后边、紧挨着工具房的土地被分配给我们。值得赞扬的是，萨姆最终为我们努力争取到了更好的土地—南草坪上一块1100平方英尺的l形土地，这里距离总统办公室以及我们最近给两个孩子安装的秋千都不算远，并且几乎整日洒满阳光。我们又跟特工处协调，以确保我们的耕种活动不会干扰到他们的信号感测器以及照准线等安全保卫措施。我们还专门进行了试验，以测试土地营养是否充足，是否含有任何有毒成分，比如铅、汞等重金属。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开始了。
我从欧洲回来几天以后邀请了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孩子们来白宫。班克罗夫特小学是一所双语学校，位于华盛顿的西北部。几周之前，我们曾用铲子、锄头给菜园松了土，现在同一批孩子又回来帮我栽培作物。还有一点，我们的菜园子距离顺着e大街的那道白宫南铁栅栏并不是很远，游客经常会聚集在这里隔着栅栏观赏白宫，我很高兴从此以后这里能成为他们观赏的一道风景。
至少，我希望它能让我在某些时候感到高兴，因为对于这个菜园子，你永远不能确定接下来什么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这里能长出东西吗？我们邀请媒体对种植过程进行报道，邀请白宫所有的厨师前来帮忙，还邀请贝拉克的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我们的劳动过程，然后，我们只能静待结果了。那天早上，在所有人还未到来之前，我就跟萨姆说：“说实话，我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白费。”
那天，我和一群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幼苗一棵棵放进刨好的坑里，然后在幼苗四周盖上土，再轻轻拍打结实。在刚刚结束的欧洲之旅期间，我的每一套服装都会被媒体大加评论、大肆报道，比如，我与英国女王见面时穿了一件开襟衫，这被认为是一件失礼而又丢人的事情，就跟我犯了禁忌碰触了女王一样。如今，穿一件轻便的外套、一条休闲裤，并跪在土地上种植蔬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解脱。孩子们向我问问题，一些是关于蔬菜以及我们手头上的工作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总统去哪里了？”“他怎么不来帮忙呢？”然而，还没一小会儿，他们中大部分人就已经把我抛在脑后。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比如，他们的园艺手套戴起来是不是刚好合适，又比如，他们在泥土里面发现了虫子。我喜欢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孩子们是我的精神慰藉，他们能够帮助我从第一夫人的种种忧虑中暂时逃离，甚至不去在乎别人对我的种种评价。从前如此，在我以后在白宫的生活中亦是如此。在孩子们面前，我能够重新做回我自己。对他们来说，我也不是一道值得猎奇的风景，只是一位和蔼的、个头儿稍微有点高的女士而已。
那天上午，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们分批种植了莴苣、菠菜、茴香、花椰菜，胡萝卜、羽衣甘蓝、洋葱、豌豆，浆果丛以及很多草药。将来能有收获吗？我不知道。同样，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们在白宫还会面临什么，不知道美国将来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我身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心怀信念，努力劳动，把余下的都交给阳光、雨露和时间，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像样的东西破土而出。
[1] 《危险边缘》（jeopardy ），美国著名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
[2] 美国媒体习惯使用红色指代共和党，以蓝色指代民主党，美国两党政治之争因此被称为“红蓝之争”。
[3] 巴塔利克（butterick），在缝纫机问世时，美国的巴塔利克开始出售纸样，作为裁衣的样板。
[4] 1英亩约为4046平方米。
[5] 周仰杰（jiy choo，1952— ），戴安娜王妃生前御用鞋子设计师，世界著名华裔鞋类设计师，英国帝国勋章获得者，创立同名品牌jiy choo。
[6] 希贾布，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者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