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2）

从贝拉克参加竞选开始，外界就一直非常关注我的着装风格。最初的时候，还只是媒体关注，紧接着时尚博主也加入进来，随后便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各式各样的讨论。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我个头儿比较高，又敢于尝试各种大胆的造型—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当我选择穿平底鞋而不穿高跟鞋时，媒体也会马上跟踪报道。我所佩戴的珍珠首饰、腰带、开襟毛衫、平民风格的j克鲁牌连衣裙，以及我在贝拉克就职典礼上非常大胆地选择穿白色礼服，都在时尚界以及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实时评论。参加贝拉克在参众两议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活动时，我穿了一件紫红色的无袖连衣裙，在白宫发布的我的官方照片中，我穿了一件黑色的无袖紧身连衣裙，突然间，我的胳膊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2009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大峡谷度假，我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走下来时，穿了一条短裤（我想补充的是，当时可是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一幕被媒体拍到，随后便引发了对我的大肆批评报道，称我这样的着装明显有失庄重。

好像对于大家来说，我穿了什么要比我说了什么还重要，这一点比较有趣。我还记得在伦敦的时候，我在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与孩子们聊天时，深受触动，我当时感动得直流眼泪。但当我走下讲台后，我才知道，一名报道此事的记者向我的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夫人的裙子是谁设计的？

出现这种情况让我很苦恼，也有点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将其转化为一个可以从中学习的机会，去利用一些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一切力量。比如说，如果人们浏览一本杂志主要就是为了看我的穿衣风格，我希望他们同时也能看到站在我身边的军人的配偶，或者同时也能看看我关于儿童健康的一些见解。在贝拉克正式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服饰与美容》杂志邀请我来拍摄杂志的封面人物，为此，我的团队还热烈讨论了一番，主要是围绕在经济低迷期，我接受邀请上杂志封面会不会让人觉得轻率，或者说给人一种搞精英主义的感觉。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同意接受《服饰与美容》杂志的邀请。其实，每当有杂志邀请非白人女性为其做封面时，都会让人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虽然接受了邀请，但却坚持要自己选择服装来搭配。在正式拍摄的时候，我穿了吴季刚和纳西索·罗德里格斯 [5] 设计的裙装，后者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拉丁裔设计师。

我对时尚略有了解，但并不多。从前，作为一个全职工作的妈妈，我真的是太忙了，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到底应该穿什么。在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期间，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芝加哥的一家时装店买衣服，非常幸运的是，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名叫梅雷迪思·库普的年轻销售顾问。梅雷迪思从小在圣路易斯长大，对时尚非常敏感，熟知不同服装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并且对服装色彩以及质地搭配都非常有研究。在贝拉克正式当选后，我又成功说服她来华盛顿做我的私人助理以及服装搭配师。很快，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也对她非常信赖。

每个月，梅雷迪思会分好几次采购很多服装，送到我在白宫的更衣室里。我们会花上一到两个小时试衣服，为我之后几周内所有的日程安排搭配好服装。对于我的个人衣物及配饰，我从来都是自掏腰包。当然，那些我在正式场合才穿的出自各大服装设计师之手的晚礼服，都是设计师借给我的，随后，我都会将它们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也是白宫一直以来遵守的一条道德准则。如果要我自己选择衣服，我通常都会选择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格，以免任何人将我的穿着与任何政治信息相联系。但是，其实我的选择并不多。无论出席任何场合，我的穿着都不能太过亮眼，以至于掩盖其他人的光彩，我的服饰要与整个场合相协调，而不能显得格格不入。同时，作为一名非洲裔女性，我也清楚，如果我的穿衣风格让人觉得有点炫耀或者有点高档，我就会马上遭人指责；但如果我穿得过于随意，也同样会引来批评。所以，我就开始混搭。我会穿一款比较高档的迈克高仕的裙子，搭配一件流行的盖璞t恤，我前一天可能穿着塔吉特 [6] ，第二天就换成了黛安·冯·芙丝汀宝 [7] 。其实，我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的设计师们，赞美他们的才华，尤其是那些名气还不大的设计师。虽然我这么做有时候会让那些老牌设计师非常恼火，这其中就包括奥斯卡·德拉伦塔 [8] ，据说他因为我没穿他设计的服装非常不高兴。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想利用公众对我的那种过分好奇的关注，在服装界掀起一种多元化的潮流。

在政界，外在形象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些事情。因此，我在每套服装的选择上，都会考虑这一因素。这不仅费时、费脑，也非常费钱，我在白宫购买衣服的花销已经超过了之前多年买衣服的总花销。当然，还需要梅雷迪思提前做大量而又细致的研究工作，尤其当我需要陪同贝拉克到国外出访的时候，她经常需要花上数小时进行研究，以确保我们所选择的服装设计师、服装的色彩、风格都要体现出对出访国及其人民应有的尊重。在举办公共活动之前，梅雷迪思还要为萨沙和玛利亚购买合适的服装，因为她们也是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了，这使得我们的服装花费进一步增加。有时候，看着贝拉克总是从衣橱拿出同一套深色套装穿上，甚至头也不梳就去上班，我只能叹气。对他来说，出席公共活动时所需要考虑的时尚就是到底要不要穿上西服外套，要不要打领带。

但是，对于我和梅雷迪思来说，我们永远都得小心翼翼地提前做好准备，每一件衣服我都会提前在更衣室里试穿。比如，当我试穿一件新裙子的时候，我会试着向下蹲、向前迈腿，再甩甩胳膊，确保我能够行动自如。只要是穿起来感觉有点行动不便的衣服，我都重新放回衣架上。外出的时候，我都会带上几套备用服装，以防天气变化或者行程安排有变，当然，还要考虑到诸如酒水洒在身上、拉链坏了这些噩梦般的紧急状况的出现。当然，我还学会了一招，就是无论何时，都会准备好一件适合参加葬礼的服装，因为有时候，贝拉克会毫无征兆地被邀请参加某位士兵、某位议员，以及一些世界级领导人的告别仪式。

渐渐地，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梅雷迪思，同时还有强尼·怀特—我的御用发型师，强尼快言快语，做事雷厉风行，不苟言笑，当然还有说话温和、做事一丝不苟的化妆师卡尔·瑞。正是他们三人（在我的团队里被称为“形象三人组”）给了我所需要的自信，让我能每天信心十足地面对公众，同时，我们也都清楚，任何一点儿疏漏都会引发一连串的嘲笑以及恶毒的评论。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需要雇用别人来帮助我保持良好的形象。最初的时候，哪怕是这样想都会让我觉得不安，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家从来都不会说的现象：当今，几乎每一位女性公众人物—政治家、各界名人，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都拥有自己的造型团队，就像我拥有梅雷迪思、强尼以及卡尔这样的造型团队一样。这样的造型团队几乎就是一种标配，也是这个社会双重标准下给女性增加的一项额外的经济负担。

至于之前的第一夫人们是如何应对诸如打理发型、化妆以及置备行头这些挑战的，我不得而知。刚刚入住白宫的第一年里，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拿着她们所撰写的书籍或者有关她们的书籍，但是每次，还没看又都放下了。我发现，我甚至不想知道我们每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9月的时候，我终于兑现了跟希拉里·克林顿之前的约定，我们一起在白宫餐厅非常愉快地吃了一顿午饭。贝拉克竞选成功后，让我有一点儿惊讶的是，他选择了希拉里·克林顿出任他的国务卿。他们二人都选择将此前竞选所造成的种种创伤抛到一边，尽力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希拉里非常坦诚地跟我说，她当初以为，整个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纳一位积极的职业女性来做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希拉里还是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的时候，她在保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身份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她的丈夫克林顿推动卫生保健及教育工作。来到华盛顿，住进白宫成为第一夫人之后，她试图开创全新的第一夫人形象，带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一如既往地为这个国家奉献。然而，她却因为参与白宫医疗改革及政策制定而招致大量批评与嘲讽，外界的反应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而且残酷：选民们投票选出的总统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实际上，在美国，第一夫人是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的，而希拉里又参与太多、涉足太快，所以，她自然就碰壁了。

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学习其他第一夫人成功的经验，避免过于直接、过于明显地参与白宫西翼的政治事务。于是，我将与西翼办公室的日常沟通统统交给了我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比如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我与贝拉克共同的日程安排以及审议相关工作计划等。在我看来，总统的政策顾问们对外在形象过于在意，比如说，几年之后有那么一刻，我想给自己剪个有刘海的发型，可是我的工作人员认为我应该先得到贝拉克幕僚的同意，以确保这么做不会惹出任何麻烦。（我后来确实剪了刘海，也没有惹出任何麻烦，但是我觉得当初就应该直接自己做主，剪完了事。这种换个发型也要事先征得同意的做法实在是荒唐。）

当时，由于全国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到处气氛都异常沉闷，因此贝拉克的团队处处都小心翼翼，生怕白宫会做出任何让人觉得轻率的举动。但我并不总是赞同这种做法。根据我的经验，在困难时期，而且越是在困难时期，越需要欢乐，而且，哪怕就是为了孩子们着想，也应该制造一些乐趣。正因为存在分歧，我的工作团队与贝拉克的外联团队还曾因为我的一个想法而争执不休。当时，我计划在白宫为孩子们举办一场万圣节派对，但是白宫西翼的幕僚，尤其是时任政府高级顾问的大卫·阿昔洛以及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坚持认为我的这种做法一定会被外界解读为炫耀、铺张，或许还会导致贝拉克与普通民众疏远。他们的意见就是：“这样做不好，会影响民众。”然而，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我坚持认为，为当地那些从没参观过白宫的孩子以及军人家庭举办一场万圣节派对，正好能够有效地利用社交办公室的一小部分娱乐预算。

大卫·阿昔洛和罗伯特·吉布斯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我们的说法，但是后来他们也不再因为此事与我们争论了。让我非常满意的是，10月底的时候，万圣节派对如期举行，一个重达1000磅的“南瓜”摆放在白宫南草坪上，我们还请来了一支铜管乐队演奏爵士乐，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从白宫的北门廊缓缓落下。我站在白宫前面，穿得像一只豹子一样—黑色的裤子、带有斑点的上衣、发箍上装饰了一对猫耳朵—而站在我旁边的贝拉克，只穿了一件非常普通的毛衣。他这个人，即使考虑公众形象这一因素，也从不注重着装搭配。值得表扬的是，罗伯特·吉布斯也来了，而且将自己扮成一名黑武士 [9] ，看来他是要好好开心一下了。那天晚上，我们的白宫南草坪迎来了两千多名盛装出席的儿童，他们分别扮成可爱的小公主、冷冰冰的骷髅、野蛮的海盗、超级英雄、幽灵以及橄榄球选手，我们一共分发出去了好几袋饼干、果干以及一盒印有总统签名的&&039;s巧克力豆。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派对所产生的公众影响效果刚刚合适。

我的白宫菜园历经季节更替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种植了香瓜，但最后结出来的瓜颜色发白，毫无香味；我们的菜园经历了暴雨的冲刷，肥沃的表层土流失；鸟儿啄食了我们的蓝莓；黄瓜秧上甲虫肆虐。不过，每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主管园丁吉姆·亚当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园艺家，以及戴尔·黑尼—白宫土地主管人，都会帮助我们，及时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使品种多样化起来。现在，我们在白宫的伙食里经常能吃到我们在南草坪种植的蔬菜，比如花椰菜、胡萝卜、羽衣甘蓝。我们还将每次收获的蔬菜拿出一部分捐赠给米里亚姆流动厨房 [10] 。同时，我们也开始腌制泡菜，并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一些我们需要拜访的重要人物，同时还会带上几罐白宫自己的蜂房产的蜂蜜。对于我的工作团队来说，白宫菜园成了我们值得骄傲的成果，早期那些对其持怀疑态度的人如今都变成了它的粉丝。对我来说，这个菜园简单、繁茂而又健康—它是勤劳和信仰的象征。它不仅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充满强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让大家都感受到了幸福。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和我的东翼员工一起，多次与儿童健康专家及倡导者商议，请求他们帮助我们夯实基础，这样我们后续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着力点。我们将致力于为孩子们的父母提供一些更为科学的信息，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家人选择更为健康的食品；我们将不懈努力，让学校里的孩子们的饮食更健康；我们也会尽力改善条件，让更多的人吃上有营养的食物；我们还会努力寻找更多的途径，让年轻人积极锻炼身体。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如何介绍、描述这份工作可能关系着整个工作的成败，因此，我又通过种种努力，争取到了史蒂芬妮·卡特的帮助，她同意作为顾问帮助萨姆和乔斯林·弗莱伊一起拟定活动倡议书，而我的外联团队则负责为此次活动树立有趣的公众形象。自始至终，白宫西翼都对我的这一计划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政府对银行以及汽车公司的紧急救助引发了争议，对于任何看似政府可能干预的事情，民众都异常敏感，他们自然担心我的这一计划也被民众解读为这个国家过度保护公民、过度指手画脚的一种体现。

然而，我的目标是：我要让政府之外的力量参与进来。我希望能够从希拉里与我分享的她的个人经历中吸取教训，将与政治有关的事情都留给贝拉克去应对，而我，专心致志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当我需要与软饮料公司的管理者以及校园午餐供应者们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与其硬碰硬，倒不如做一些更为人性化的呼吁、请求，与其与之争斗，倒不如互相合作。然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我希望能够与父母们，尤其是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

我不想依照政界的那套信条行事，也不想时不时出现在星期日早间的新闻节目中。相反，我更愿意与那些专注于父母和孩子的健康类杂志打交道。我会在白宫南草坪上转呼啦圈，希望大家能看到，运动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还担任了《芝麻街》 [11] 的嘉宾，与“埃尔莫”和“大鸟”一起讨论有关蔬菜的话题。每一次，当我接受记者针对白宫菜园的采访时，我都会提到，有非常多的美国人因为种种原因在他们生活的社区无法购买到新鲜的食品；同时，我也会一再针对卫生保健费用高昂与不断恶化的肥胖现象发表观点。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些努力，争取到更多人加入我们的阵营，支持我们的活动，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同时对有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提前掌握，以便更好地应对。正是带着这一想法，我们花费了数周时间与食品饮料生产商、倡议组织以及国会成员私下召开会议进行沟通，我们还召开小组讨论会，针对我们的活动品牌进行市场测试，并争取专业公关人士的无偿帮助，对我们这项活动的信息进行调整。

2010年2月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与公众分享我的想法了。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二下午（当时华盛顿经历了一场史上罕见的暴风雪袭击，还没缓过劲来），我站在白宫国宴厅的讲台上，十分自豪地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新运动，台下的听众有小孩、内阁部长、体育界名人、市长，还有医药领域、教育领域以及食品生产领域的高管，以及各界媒体人士，我们将这一新运动命名为“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的倡议只有一个目标—力争在当今这一代儿童中解决肥胖症蔓延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一运动绝不能仅停留在宣布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上，这一点至关重要。确实，我们的努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也都在扎实推进。那天早些时候，贝拉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并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应对儿童肥胖问题的联邦专责小组，以对该项运动表示支持。同时，全美三大校园午餐供应商也宣布，他们将着力减少所供应食物中的食盐、糖分以及脂肪的含量。美国餐饮协会也做出承诺，要让食品标签上所显示的营养成分更加清晰。我们通过努力让美国儿科协会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鼓励医生将儿童身体质量指数测量纳入儿童保育标准，我们也说服了迪士尼、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纳兄弟，请他们帮助播放公共服务通知，并专门投资一批节目，鼓励孩子们选择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努力下，来自十二个不同职业运动联盟的管理者也同意帮助推广“每日运动六十分钟”的倡议，号召孩子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一切都还只是开始。我们还计划帮助蔬菜水果商进驻城市社区及农村的“食品荒漠”地区 [12] ，要求食品生产商在商品包装上提供更为精确的营养成分信息，并抛弃已经快要过时的膳食金字塔，将其重新设定得更为合理，更加符合当下的营养研究成果。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我们也要求相关的企业（食品生产商及供应商）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任何可能影响儿童健康的决策负责。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和精心的组织才能实现，但是，我也清楚，这才是我喜欢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好在我现在拥有一个广阔的平台。我开始意识到，对于我目前的新处境，那些先前看起来很古怪的东西—突然成名的奇怪的陌生感、公众对我个人形象的异常关注、第一夫人含糊不清的工作界定—反而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帮助我做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我充满了力量，我也终于找到了能够充分展示自我的方式。

[1]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t wiln，1945—2005），他是20世纪末美国最为成功的黑人剧作家。

[2] 得名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20世纪以前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最富有及社会地位最高的士绅居住区。

[3] 美国阿巴拉契亚大山谷的一部分，大部分在弗吉尼亚州境内。

[4]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ss，1817—1895），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塔尔波特县吐卡霍地方的一个种植场。母亲是黑人奴隶，父亲是白人。

[5] 纳西索·罗德里格斯（narci rodriguez，1961— ），出生于美国新泽西，与华裔设计师吴季刚一样，毕业于纽约设计名校帕森斯设计学院。

[6] 塔吉特公司在美国四十七个州设有一千三百三十家商店，为客户提供时尚前沿的零售服务，物美价廉。

[7] 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简称dvf，是纽约第一线大品牌，设计师是“纽约时装皇后”、cfda美国设计师协会主席黛安·冯·芙丝汀宝女士。

[8] 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renta），美国十大设计师之一，其经营的时装品类繁多，其中高级时装和晚礼服最为有名。

[9] 电影《星球大战》里面的反面角色，叫达斯·维达。

[10] 米里亚姆流动厨房，白宫附近的一家慈善机构，很多失业者及无家可归的人经常光顾那里。

[11] 《芝麻街》，美国儿童教育电视节目，是迄今为止获得艾美奖奖项最多的一个儿童节目。“埃尔莫”和“大鸟”是节目中的卡通人物。

[12] “食品荒漠”地区，指缺乏新鲜食品或者难以以合理价格买到新鲜食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