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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贝拉克决定要带我出去，实现我们二人的单独约会。当选总统的四个月以来，贝拉克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以兑现他竞选时对选民做出的各项承诺，当然，他同样是在兑现给我的承诺。我们要去趟纽约，一起吃饭，一起看演出。

在芝加哥的那些年，我和贝拉克每周都会单独约会，而且这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神圣的一部分，也算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点儿小小的放纵。不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尽力维护每周的例行约会，确保其不被其他任何事情影响。我喜欢在昏暗的灯光下，跟贝拉克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谈天说地。我们从前一直如此，我希望以后也同样如此。贝拉克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不但有耐心，而且很体贴。我非常喜欢看他笑起来头向后仰的样子，喜欢他明亮的眼神、善良的本性。喝上一点儿酒，从容地吃一顿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回到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们俩总能擦出火花。

为了这次纽约的约会，我专门梳妆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黑色短裙，涂上口红，将头发向后高高挽起，挽成一个优雅的发髻。一想到我即将要有一个短暂的假期，并且是和我的丈夫单独相处，我就感到一阵阵难掩的兴奋。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俩也曾多次一起出席晚宴，一起去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演出，但是那些都是官方性质的活动，而且是和很多人一起。这次才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二人的夜晚。

贝拉克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但是没有打领带。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跟两个孩子和我母亲道别后，手挽手穿过南草坪，登上总统专用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那儿，我们将换乘一架小型空军飞机，飞往纽约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国际机场，接着飞往曼哈顿。我们的出行路线都是经过日程安排团队及特工处事先周密筹划的，他们考虑问题时从来都是要将效率和安全这两个因素极致化。

在萨姆·卡斯的帮助下，贝拉克为我们挑选了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名叫“蓝山”，面积很小，位置也比较隐蔽，主推当地生产的食物。贝拉克知道，就冲这一点我就一定会喜欢。当我们的车队从曼哈顿直升机停机坪驶向格林尼治村（这是我们此次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时，前面警车灯光闪烁，我知道，那些警车是专门用来封锁前方的十字路口的，好让我们顺利通过。我顿时感到一阵内疚，正是因为我们的出现，才让这个城市星期六夜晚的交通变得拥堵。说起纽约城，它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敬畏感，它是那么庞大，那么忙碌，足以让任何人在它面前显得渺小。我还清楚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和泽妮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全程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情景。我相信，贝拉克的体会一定比我更深刻。很多年前，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时候，正是纽约城那强大的能量以及多元的包容性，造就了他今日的智慧以及想象力。

我们到达餐厅后，服务员将我们带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我们的行程不可能完全保密。随后，只要是在我们之后到来的客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由特工处特工用手持安检仪进行全身扫描，虽说这样的检查并不费时，但仍然造成了很多不便。这一点也让我觉得非常抱歉。

我们点了马天尼酒，聊的内容也很轻松。在我们分别担任美国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的几个月里，我们俩都在逐渐适应—学习在两种身份之间不停切换，以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婚姻的关系。这些天里，贝拉克的生活骤然变得复杂，当然，他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也没能幸免。也就是说，我们是有足够多的共同话题可以分享的—比如，在两个孩子放暑假期间，他的团队决定安排一次国外旅行；又比如，在白宫西翼召开的员工晨会上，我的办公室主任的发言有没有被采纳—但是，我都尽量避免提到这些话题，不单今晚如此，每天晚上都如此。日常工作中，如果我遇到一些跟白宫西翼有关的事务，我通常都让我的员工去跟贝拉克的员工沟通协调，而不是自己直接出面。总之，我一直尽量避免将白宫的公务带入我的个人生活当中。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贝拉克也会尽量避免将工作带到生活中，但是有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想与我探讨。他的工作都太熬人，他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大了，而且通常都非常棘手。通用汽车将在数天以后申请破产保护；朝鲜刚刚进行了一场核试验；贝拉克很快就要出访埃及，并将发表一场重要演说，以向伊斯兰世界伸出橄榄枝。他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震动。每次有老朋友来白宫拜访我们，我和贝拉克都会问他们很多关于工作、孩子以及个人爱好的问题，他们经常会被逗乐。我们俩都不太愿意谈论我们的新角色以及新角色带来的种种复杂状况，相反，我们更愿意听一些八卦以及家庭生活的趣闻。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俩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的渴望。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纽约吃吃喝喝，在昏黄的烛光中谈天说地。我们甚至一度产生错觉，以为我们终于逃离一切，并陶醉在这种感觉中，尽管它是如此虚幻。白宫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舒适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堡垒，只不过伪装成了一个家的样子。由于特工处的特工承担着保护我们安全的重任，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我们能永远不离开白宫的地界，那将是最理想的状态。即使在白宫里面，如果我们选择乘坐电梯而不走楼梯，特工们也会放心很多，因为这样就能将我们失足绊倒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贝拉克或者我要到布莱尔大厦参加会议，尽管大厦就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并且那里已经对外关闭，他们有时仍希望我们能乘车前去，而不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过去。我们很尊重他们的这种职业警觉性，但也会因此觉得这种生活就像是监禁。如果我们家任何人想到杜鲁门阳台（一个可以俯瞰白宫南草坪的弧形露台，也是我们在白宫里唯一一个半私用的户外场所）去一趟，我们必须事先告诉特工处，然后他们会提前关闭e街区上能够看到阳台的那部分，清除聚集在铁栅栏外观赏白宫的所有游客，因为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里二十四小时都可能会有游客聚集。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会表示反抗，希望能够在我的需求和别人的方便之间取得平衡。有很多次，我本想出去到阳台上坐一坐，但后来重新考虑后又都放弃了，因为我意识到，虽然只是在那里喝一杯茶，算不上什么大事，却会给特工处带来很多麻烦，也会打搅到很多人的假期。

正是因为我们的自由行动严重受限，我和贝拉克每天走路的步数大大减少，所以，我们俩越来越依赖住所顶层的那个小健身房。贝拉克每天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一小时，释放他的运动渴望。我也每天早上和康奈尔一起去锻炼。康奈尔是我们在芝加哥时候的健身教练，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也在华盛顿兼职，每周会来白宫几次带着我们做增强肌肉的训练和力量训练。

抛开公务不谈，我和贝拉克之间也从来不缺话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到了玛利亚的长笛课，还有萨沙的小毯子，那个小毯子快要磨坏了，但萨沙对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舍，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它盖在头上。我还给贝拉克讲了一件那时发生的非常有趣的事，大概就是在某一次拍照的时候，一名化妆师想要给我母亲贴上假睫毛，但最终失败了。贝拉克被逗得直笑，他一边笑一边头向后仰，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最近，我们还多了一个可以谈论的非常有趣的新对象，它是一只七个月大、精力非常充沛的葡萄牙水犬，我们给它取名叫“阿博”，是参议员特德·肯尼迪送给我们一家人的礼物，也是我们当初竞选时给两个女儿许下的承诺，最后总算是兑现了。两个孩子经常带着阿博在南草坪玩躲猫猫游戏，当阿博在草坪上又跑又跳地玩耍时，她们俩赶紧偷偷躲到大树后面，然后大声喊阿博的名字，让它顺着她们的声音去寻找。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只水犬。

在我们吃完晚饭起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周围的食客纷纷站起来鼓掌，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我知道他们都是在表达善意，但同时也觉得确实没有必要。不过，他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希望我们赶快离开。

毕竟，我和贝拉克都是令人讨厌的人，我们所到之处，任何正常秩序都会被打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我们的车队护着我们驶入第六大道前往时代广场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我们到达数小时之前，警察已经封锁了百老汇剧院前的整个街区，所有前来看戏的人都要先排队等候，通过安检仪的扫描才能进入，当晚的演出也因为安检原因不得不推迟四十五分钟开演，要在平常，肯定不会出现这些状况。

最终，演出终于开始了。这场演出真的是棒极了，是奥古斯特·威尔逊 [1] 创作的一出戏剧，讲述了大移民时期，匹兹堡的一间寄宿公寓里发生的故事，就如我父亲和母亲两边的亲戚当年所经历的那样。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离开南方乡村，迁移至中西部的工业城市。观看演出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紧紧挨着贝拉克坐着，有点痴迷，有点感动，有那么一阵子，我似乎完全沉醉在演出以及逃离众人视线、逃离工作所带来的那种安静的满足之中。

那晚晚些时候，当我们启程返回华盛顿时，我就知道，我和贝拉克下一次这样的约会恐怕又要等到很久以后了。贝拉克的政敌一定会借此尽情发挥，指责他带我去纽约看演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用于个人享受，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共和党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我们此次约会极度奢侈浪费。这一信息也会被新闻媒体捕捉到，并引发热烈讨论。贝拉克的幕僚虽然没有发表意见，但他们用沉默表达了他们的立场—贝拉克和我都应该对政治更敏感、更上心一些，这让我感到更加内疚，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自私，只顾着忙里偷闲与自己的丈夫单独外出约会，而不考虑由此造成的后果。

但其实我们都清楚，对于批评者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们也总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共和党是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批评的，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反对派的聚光灯之下。

不过，也正是借着这次单独约会，我和贝拉克共同证实了一种推测，并证实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猜测的最好的部分和最坏的部分。好的那部分是，即使我们现在生活在白宫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外出去度过一个属于我们二人的浪漫之夜，就像很多年前，贝拉克的政治生涯还未开始时那样；即使作为第一夫妇，我们也可以照常亲密，照常相爱，在一座我们共同喜欢的城市里，一起享用一顿晚餐、观看一场演出。不好的那部分是，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自私，因为我们早就清楚，这样做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特工处需要事先与当地警察局专门召开数小时的协调会议，同时，还会给很多人增加额外的工作量，比如剧院的工作人员、餐厅的服务员、因交通管制而不得不开车绕行西侧高速公路的司机，以及在街道上执勤的警察。而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我们没办法觉得轻松，因为会涉及那么多人，影响那么多人。

……………………

从白宫的杜鲁门阳台向外望去，我们在南草坪西南角开垦的菜园尽收眼底，当时已经初步成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处非常令人愉悦的景致—如同一个正在不断完善的微型伊甸园，到处长满幼嫩的卷须及还未成形的幼苗。胡萝卜和洋葱刚开始抽芽，菠菜又浓又绿，园子四周开满了亮红色和明黄色的花朵。我们正在自己种植作物。

6月下旬，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孩子们又一次来到白宫，这一次是为了我们的第一次丰收。我和孩子们一起跪在土地上，采摘了一些生菜叶子，又从豌豆茎上摘了些豌豆荚下来。在收获过程中，我们的葡萄牙水犬阿博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我们发现，阿博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菜园，只见它绕着周围的树木一圈一圈地又跑又跳，等到玩累了，就回来四脚朝天地躺在菜园的高垄上晒太阳。

那天收获完成以后，萨姆和孩子们在厨房里用他们刚刚采摘的生菜叶和豌豆制作了沙拉。晚饭的时候，我们先吃了沙拉和烤鸡肉，接着又享用了美味的纸杯蛋糕，蛋糕上面点缀着我们刚刚从菜园里采摘回来的新鲜浆果。大概十周以后，我们的菜园又整整产出了90多磅的水果和蔬菜，而当初我们购买种子和基肥一共只花了大约200美元。

我们的白宫菜园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并且是有益健康的。但是我也清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对此，我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对我总是有更高的期待，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或许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人们对第一夫人有一种特定的期待，他们会想，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我会不会丢弃从前所接受的教育，扔掉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然后将自己塞进那个满是茶叶和粉红亚麻织品的第一夫人专属的小房间里。总之，人们担心我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无法展现真正的自我。

其实我知道，不论我做出何种选择，都注定会让一部分人失望。在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被放大解读，甚至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有人说我强硬、易怒，也有女权主义者因为我开垦白宫菜园、推广健康饮食理念而对我感到失望，认为我不够强势。在贝拉克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几个月，我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说过，我将来入住白宫后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继续扮演好我们家的“老妈总司令”的角色。其实，我当时也就随口那么一说，但是这句话却被媒体抓住不放，并不断放大。一些美国人似乎能接受我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们非常能理解抚养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但同时，还有一些人对我的这种说法表示非常震惊，认为我想传递的信息是：作为第一夫人，除了陪孩子们用毛根做手工外，我将别无其他作为。

而事实是，我想要做好一切—努力兑现我所许下的承诺，悉心照料我的孩子— 一直以来，我也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有了很多的观众，他们都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对我来说，我所喜欢的做事方式是：不声不响，保持低调，至少在每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从不喜欢声张。如果我想要做一件大事，我希望能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做出一些成果，直到我对其信心十足的时候，我才会对外公布。一直以来，我都告诉我的员工，不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希望像蜻蜓点水一样浅尝辄止，而是要真正深入进去。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湖面上的一只天鹅，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高贵优雅地向前滑行，但同时，在水下，我的两只脚永远不能停止划动。在我们的努力下，公众对白宫菜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新闻媒体上正面报道不断，全国各地的民众寄来大量的感谢信—这让我更加坚信一点：只要有好的想法，我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成果，制造轰动效应，赚取人气。现在，是时候确定一个更大的目标，并促使各方寻求办法去实现它了。

贝拉克正式就职的时候，全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儿童体重超标或者患有肥胖症。在过去三十年里，儿童肥胖症患病率增至原来的三倍。儿童高血压及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达到历史最高点。就连军队也不得不再三强调，日益严重的肥胖症增加了美国军队征兵的难度，在最常见的青少年不符合入伍服役的因素中，肥胖症已经成为其中之一。

其实，这一问题源于美国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新鲜水果价格过高，到公立学校孩子们运动及体育活动项目经费的大幅削减。此外，电视、电脑以及电子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时间，在一些居民区，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宁愿让孩子们待在家里，也不让他们去外边运动和玩耍，就像我和克雷格小时候一样。在大城市里，很多家庭居住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周边街区甚至连杂货店也没有，更不用说购买新鲜食品了。同样，大量乡村地区的居民更是没有条件购买到各类新鲜食品。与此同时，快餐店里供应的食物分量却在不断增加；含糖类谷物、微波方便食品以及超大分量食品通过儿童动画类节目进行推广，广告标语仿佛直接植入到了孩子们的大脑中，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然而，想要对现有的食品系统进行改变，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对抗反应。如果我想要对市场上售卖的含糖的儿童饮料宣战，我不仅会面临来自各大饮料生产公司的压力，还会遭到大批为甜味剂生产公司提供谷物的农民的反对。如果我想推广校园健康午餐计划，就要准备好将自己置于与各类大公司游说团队的冲突中，因为后者几乎决定了餐厅里究竟售卖什么样的儿童餐。多年以来，组织有序、资金充足的食品饮料生产集团已经完全凌驾于公共健康专家以及公共卫生倡导者之上。要知道，每年全美国学校的午餐供应可是一个60亿美元的大项目。

虽然面临如此多、如此大的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进行改革的好时机。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在全美国，一场健康食品运动已经拉开序幕，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城市农民”正在全美国各地多座城市进行试验，以期得到大家的支持。在州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层面，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也都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或者大力投资各类健康生活项目，或者修建人行道以及社区花园—这恰恰也说明，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历来分歧不断，但两党之间还是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可待探索。

2009年年中，我的白宫东翼团队着手与西翼的政策人员进行协商，并与政府内外各类专家多次召开会议，商议拟订具体的工作计划。最终，我们决定将侧重点放在儿童健康饮食上，因为我们很清楚，想要让成年人改变他们的观念以及饮食习惯实在是太难了，从政治上来讲也不现实。但有一点我们确定，如果我们将目标定位为孩子，努力帮助他们从小树立不同于他们长辈的、有益身体健康的食品和运动观念，那么我们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心为了孩子们着想，那么谁还能在这件事上反对我们呢？

那会儿，学校正好在放暑假，我的两个女儿不用去上学。于是，我每周都抽出三天时间尽全力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剩下的四天留给孩子和家庭。我没有让两个孩子去参加所谓的日间夏令营，相反，我打算自己开办一个奥巴马夏令营，我们计划邀请一些朋友，举办几场游览当地的活动，让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有所了解。我们游览了蒙蒂塞洛镇和维农山 [2] ，在谢南多厄河谷 [3] 探索洞穴奥秘；还参观了美国造币印钞局，观看了美元制造的全过程；游览了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4] 故居，了解了一个出生为奴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和英雄的。有一阵子，我还要求两个孩子每参观完一处就写一份参观感想，总结她们的所见所闻，但是后来，她们俩都表示反对这种做法，我也就放弃了。

我们尽可能一有机会就安排外出，但是考虑到出行成本，我们要么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要么就等到晚些时候再出去，这样就能方便特工在我们到达之前做完清场工作，或者为我们划出一片单独的区域，而不至于给别人造成太多的麻烦。我知道，虽然贝拉克并不跟我们一起出行，但我们仍然是令人讨厌的，只是讨厌程度减轻了一些而已。至于两个孩子，我尽力让她们没有任何负罪感，我希望她们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成长。

说起来，就在那年早些时候，我还因此跟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当时，玛利亚应邀和学校的一些朋友去参加一次心血来潮的出行—去买冰激凌。出于安全考虑，她不能乘坐其中任何一名同学家的车一同前去。恰好我和贝拉克又将自己的日程也安排在了这时候，而且是几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于是，玛利亚被告知她需要等待一个小时，等她的安保负责人从郊区赶回来才能送她去。结果就是，所有人的行程都要因为玛利亚而推迟，因此玛利亚不得不跟同学们挨个儿打电话道歉。

这正是我所说的生活中那些不可承受之重，我不希望我的两个孩子也承受这些。当时，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对我来说，发生这一切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实际上，白宫的每一条走廊都有特工值守，我每次从窗户向外看，都能看见特工处的车辆停在环形快车道上。但是，就因为一些所谓的理由，即使已经经过我的同意，她还是不能出发去跟朋友们会合。只要没有得到她的安保负责人的允许，她就什么也做不了。

“一个家庭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出门买个冰激凌不该搞这么复杂。”我跟特工处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们想要保护好孩子，你们就应该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于是，我坚持要求特工处修订他们的安全保卫制度，好让萨沙和玛利亚日后需要离开白宫时，既能保证安全，又不需要事先进行如此烦琐费时的计划。我和贝拉克已经放弃了之前拟定的原则：我们放手不管，凡事顺其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束缚—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随意冲动和产生怪念头的空间了。但是对于我们的两个女儿，我们会尽全力维护她们的这一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