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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的啰唆和牢骚，但是，所有这些并不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只有简单的历史和故事；如果能透过甜美、有序的滤镜去讲述我所参与的那一部分事情；如果前进中不会有任何倒退，如果所有伤痛都能得到救赎—至少是在最后，那么，一切就可以另当别论。
但是，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我也不是一个只会粉饰太平的人。我不会失去客观判断，刻意将这一切描述成极致完美的景象。
在很多方面，贝拉克的第二任期确实要比第一任期更容易一些。过去的四年时间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我们将身边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现在，我们非常清楚该如何去完善第一任期内一些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何去避免第一任期内所犯的一些小错误。2013年1月，我们迎来了贝拉克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吸取了第一次参加军队检阅仪式时双脚近乎被冻僵的教训，这一次，我要求观礼台全程供暖。为了保存体力，我们也只举办了两场就职舞会，而2009年，我们整整举办了十场。接下来，我们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说这四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学会放松，调整自己的步伐。
贝拉克又一次站在全美国民众面前完成了宣誓就职仪式，接着我们一起在观礼台参加户外军队检阅仪式，我坐在贝拉克身旁，看着来自全美五十个州的军乐队、仪仗队不停地变换着队形一一走过，此时，我比2009年有了更深的体会。从我当时所处的有利位置，我勉强能够看见每一名表演者的面孔。足足有上千名表演者，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此外，在就职典礼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有好几千名表演者，他们也来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了很多场其他表演。同时，还有几万名的观众也专程来到这里，只为亲眼观看就职仪式。
后来，我常常会近乎疯狂地想：如果我当时能够看清楚一个人，那该有多好。她是一名身材瘦削的非洲裔美国女孩，是来自芝加哥南部国王学院预科高中的游行乐队队长，她当时头戴一条闪闪发光的金色发带，穿着一套蓝色的乐队队长制服，专门来到华盛顿参加一些周边活动的演出。我宁愿相信，在那些天里，我本该有机会在华盛顿的人潮中见到她的—她的名字叫哈迪雅·彭德尔顿，当时只有十五岁，正处于人生成长期。当时，她迎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她和她的乐队成员一路开车来到华盛顿。在芝加哥的家中，哈迪雅跟父母还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家距离我们在格林伍德大道的家大约只有两英里远。在学校，哈迪雅是一名优等生，她经常跟大家说，她将来要上哈佛大学。她当时已经在筹办她“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了。她喜欢吃中餐，喜欢吃奶酪蛋糕，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买冰激凌吃。
几周之后，我才知道所有这一切，而且是在她的葬礼上。就在贝拉克就职典礼结束后第八天，在芝加哥，哈迪雅·彭德尔顿在学校附近的一处市民公园里被射杀了。当时，天降暴雨，她和几个朋友一起站在公园运动场旁边的金属挡雨棚下面避雨。她们被误认成帮派成员，被另一个帮派一名十八岁的成员持枪射杀。哈迪雅是在逃跑寻求保护的时候背部中枪的，她的两个朋友也受了伤。那天是星期二，这一切发生在下午两点二十分。
我多么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曾见过她一面，这样，我就能跟她的母亲分享一段属于她的回忆。现在，这位母亲对女儿的所有回忆突然有了边界，她只能收集往事，紧紧地抓住不放。
我之所以去参加哈迪雅的葬礼，只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在为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受害者举行纪念仪式的时候，贝拉克前去参加了，但我因为当时无法面对那一切而没能一同前往，现在，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我希望，我的到场能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城市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射杀无辜儿童的事件，我希望人们能够同时想起桑迪·胡克小学惨案，从而意识到出台一个合理的控枪法案的急迫性。哈迪雅·彭德尔顿的家庭与我从小生活的家庭非常相像，都是芝加哥南城的工薪阶层家庭，一家人关系非常融洽。简单地说，我本可以认识她的，甚至我曾经在一些方面和她完全一样。如果她那天放学后能选择另外一条路线回家，或者说如果当时枪声响起的时候，她能够向左偏移6英尺，而非向右偏移的话，那么她就不会死，那么有一天，她也许会成为今天的我。
“我做了一切我应该做的。”哈迪雅的葬礼开始前，我见到了她的母亲克利欧佩特拉·考利－彭德尔顿，她这么跟我说，她棕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克利欧佩特拉为人热情，声音温柔，留着一头短发，在一家信用评级公司的客服部工作。哈迪雅葬礼当天，她在衣服领子上别了一朵大大的粉花。一直以来，她和丈夫纳撒尼尔都非常细心地照料着哈迪雅，鼓励她报考国王学院预科高中，那是一所对生源非常挑剔的公立高中。他们也尽量让哈迪雅少在街道上活动，他们还为她报名参加了排球队、啦啦队以及教堂的一个舞蹈班。就如我父母当年照顾我一样，他们宁愿自己做出牺牲，也要让哈迪雅走出自己从小生活的社区，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看一看。那年春天，她本该和她的乐队成员一起去欧洲的。很明显，她对华盛顿之行也非常满意。
“那里非常的干净，妈妈。”从华盛顿回去后，哈迪雅告诉母亲克利欧佩特拉，她还说，“我想，我将来可能会从政。”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刚过完年的1月的那一天，她遇难了。当天，芝加哥还有其他两名女孩和她一样，分别在另外两起枪支暴力事件中遇难。哈迪雅是当年芝加哥第三十六位丧生于枪支暴力事件的公民，而那时，2013年才刚刚过去二十九天。不用说，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虽然哈迪雅对未来充满希望，虽然她非常努力，但她却成了一个错误事情的牺牲品。
哈迪雅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这又是一个因为枪击案而破碎的社区，居民都拥进教堂，想亲眼见证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人生的最后一刻—被装进一个内衬着紫色丝绸的棺材—并亲自为她送行。克利欧佩特拉站起来，开始跟大家讲述她女儿生前的故事，哈迪雅的朋友们也都一一站起来，哽咽着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位朋友的故事，每个人都时不时为一种更大层面的愤怒和无助感所打断。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但他们充满了疑问，他们不仅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也在问“为什么会如此频繁”。那天，在场的还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成年人—除了我，还有芝加哥的市长、伊利诺伊州的州长、杰西·杰克逊以及瓦莱丽·贾勒特—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挤在教堂里的长凳上，在唱诗班的演唱声中独自忍受着内心的悲伤和愧疚，那演唱声是那么的强劲有力，教堂的地板似乎都开始晃动起来。
我从来不希望自己仅仅扮演一名安慰者的角色，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我有限的人生中，我已经听过很多重要的人说过太多毫无意义的空话。每逢危急时刻，这些人都只会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从来不付诸任何行动。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实话实说的人，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并在有人需要我的时候及时出现。我知道，不论我去哪里，都异常引人注目—摩托车队、一大群特工、好多助手以及随行的媒体，将我重重包围在正中间，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我们气势十足地出现，然后又离开。然而，我并不喜欢这样的阵势，以及这种阵势对我之后开展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这种阵势经常会让人们变得紧张，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我，甚至说话结结巴巴，有的甚至不愿开口，保持沉默。因此，我经常试图通过一边拥抱大家一边作自我介绍，尽量让活动的节奏缓慢一些，尽量甩掉我们身上哪怕一丁点儿的伪装，表现出最真实的样子。
一直以来，我都尽力与我遇到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接触到白宫生活的人。我想尽可能地与大家分享所有的美好。在参加完哈迪雅葬礼几天之后，我邀请了她的父母和我一同出席贝拉克的国情咨文演讲，并让他们紧挨着我坐。结束后，我又在白宫接待了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克利欧佩特拉后来成了一名积极的暴力预防倡导者，她后来还曾几度因为此事来到白宫，参加各类会议。我一直和伦敦的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保持着通信联络，鼓励她们即使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要心存希望，坚持努力学习。我很重视这件事，因为那些女孩子们当时让我深深感动。2011年，我邀请了该校三十七名女孩和我一起参观了牛津大学，这三十七名女孩并不是学校里最优秀的，而是学校老师认为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潜力的孩子。我希望通过这趟牛津之旅告诉孩子们，她们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让她们意识到人生的诸多可能性。2012年，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又邀请了数名来自该校的学生，到白宫做客。我认为，一定要与孩子们多接触，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接触，这样她们才会觉得那些美好和希望都是真实的。
我很清楚，在我早期的人生中，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在我孩童时期，周围人对我无私的爱以及非常高的期待，不仅在家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正因为有这种感悟和启发，我才在白宫举办了一对一的导师指导项目，该项目也是我和我的团队筹备发起的一项新教育倡议的核心，这项倡议名为“追求更高”。我想鼓励孩子们，让他们努力学习，将来考入大学。并且一旦进入大学校门，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未来一些年，对于那些想要进入全球就业市场的孩子来说，一张大学文凭是多么的重要。“追求更高”这一倡议就是要去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的求学之路更容易一些，我们计划为校园顾问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联邦财政支持。
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不论是我的父母、老师，还是后来的导师们，都一直不停地向我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你很重要。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希望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新一代人。我也将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非常幸运，每天，她们都能够从学校以及优渥的生活环境中得到相同的信息，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她们的信心。同时，我也决定，要将类似的信息传递给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年轻人，我希望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积极的，而不是像我高中时期的大学申请顾问那样，以一副非常无所谓的样子告诉我，我不是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料儿。
“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们将来一定属于这里。”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在牛津大学参观时，我这样告诉她们。当时，她们正坐在学校那历史悠久、哥特式风格的餐厅里，充满敬畏地看着周围的教授和学生，他们当天是专门受邀来指导这些孩子们的。我也会将类似的话告诉那些到白宫参观的孩子们，他们有来自立岩苏族保留地 [21] 的青少年，有和我一起在白宫菜园劳作的当地学生，有来参观白宫求职日以及我们的时尚、音乐、诗歌工作坊的高中生，甚至也有排着长队等候而我只来得及快速有力地拥抱一下的孩子。我所想表达的信息基本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你属于这里，你很重要，我非常看好你。
后来，英国一所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专门针对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自从我与这些孩子开始联络后，她们的整体学习成绩大幅提升—相当于从平均c水平上升到了平均a水平。其实，孩子们学习成绩的提升真正要归功于她们自己、她们的老师以及她们所有人每天共同的付出，但是这项研究同时也说明：当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外界对她们的关注时，她们自己就会加倍地投入。我意识到，我的行为一定也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了某种力量。
在哈迪雅·彭德尔顿的葬礼举办两个月以后，我又一次回到芝加哥，在这之前，我已经派了我的办公室主任陈远美跟一位曾经在芝加哥生活过多年的律师一起前往芝加哥，在那里提前开展工作，争取人们对预防枪支暴力的支持。陈远美是一个为人非常慷慨的政策研究者，她的笑声总是那么有感染力，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她工作起来是最拼命的。她能非常巧妙地把握好如何在政府内外同时发力，以求达到我所期盼的最佳效果。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以及她的人生经历都决定了她的声音不可能被埋没，尤其是在一群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会议上，她往往能让自己脱颖而出。在贝拉克的第二任期内，她曾尽全力与五角大楼国防部及其他部门协调沟通，以打破一些繁文缛节的束缚，帮助退役军人和军队现役人员的配偶更好地发展他们的事业。同时，她也帮助新一届政府精心策划并大力推动解决全国范围内女性接受教育的问题。
哈迪雅遇难后，陈远美便开始利用自己在芝加哥的人脉，鼓励当地的企业领导及慈善家积极与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合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大对处于危险中的青少年的公益项目。陈远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短短几周内为该项目筹集到了300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那年4月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我和陈远美飞往芝加哥参加一个社区领导人会议，讨论有关青少年赋权的问题，并与一群之前从未谋面的孩子见面。
那年冬天早些时候，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一群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故事，他们来自芝加哥南部英格伍德社区的威廉·哈珀高中。就在前一年里，该校一共有二十九名在校生曾遭遇枪击事件，其中八人遭受了致命的伤害。不论对于我还是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说，这一数字都非常惊人，然而，更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全美国的城区学校内充斥着不断蔓延、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事件。在所有关于青少年赋权的讨论中，似乎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真正坐下来，倾听青年们的声音。
在我还小的时候，英格伍德社区就是一个相对野蛮的社区，但也绝不至于像这样，成了枪击案件高发地带，被称为芝加哥最危险的街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周都会去该社区的一所社区大学的生物学实验室做实验。如今，好多年过去了，当我的车队一路穿过一片片早已废弃的平房、关闭的商铺、空旷的场地以及被烧毁的建筑时，我似乎觉得这一地区唯一比较景气的就是酒吧了。
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过的社区，回想着“贫民区”这个词是如何弄得人心惶惶的。现在，我终于明白，“贫民区”这一标签为何会让那些生活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担心自己的财产价值缩水，并一早就下定决心移居郊区，“贫民区”成了“黑色人种”“生活无望”的代名词，它预示着失败，并会加速失败的到来。它导致街角原有的杂货铺、加油站关闭；它削弱了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信心，他们原本打算给社区的孩子们传输自我价值。“贫民区”成了一个人人都不愿谈及的词语，但是它能在一个社区里迅速传播。
威廉·哈珀高中就坐落在西英格伍德社区的中央，那是一座庞大的多翼沙砖建筑。我在那里见到了学校校长莱奥内塔·桑德斯，她是一位行动非常利落的非洲裔美国人，在那里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年。我还见到了两名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她们都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全校五百一十名在校生的日常生活，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低收入家庭。有一名社会工作者名叫克丽丝·史密斯，她经常在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教室走廊里踱步，鼓励孩子们要乐观积极，并毫不掩饰她对他们的高度认可。她经常对孩子们非常大声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我看到了，你们非常努力！”对于孩子们做出的任何她认为好的选择，她都会告诉他们：“我要提前恭喜你们！”
那天，在威廉·哈珀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和二十二名学生围成一圈开始座谈，这二十二名学生全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大多数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穿着卡其裤和带领子的衬衫，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人坐在沙发上。大多数学生都很愿意交流，他们向我描述了对帮派的恐惧，以及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一些孩子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过世，一些孩子说他们的父母酗酒成性，一些孩子说他们曾经进过青少年拘留中心。一位名叫托马斯的初中生描述了去年夏天他亲眼看到的一次枪击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他的好朋友— 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女孩—遭遇枪击并丢了性命，他的哥哥—早前就因为枪伤而致使身体部分瘫痪—当时正好坐着轮椅也在现场，再次遭遇枪击，再次受伤。那天，几乎在座的所有孩子都曾因为枪击暴力事件而失去过生命中非常亲近的人—朋友、亲人或是邻居。同时，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去过市中心的湖滨地带，也没有参观过海军码头 [22] 。
正在我们座谈期间，一名社会工作者突然插话对大家说：“今天80华氏度 [23] ，阳光明媚。”在座的学生都纷纷点头，且面带悲伤。我当时有点茫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告诉奥巴马夫人吧，”这位社会工作者说，“当你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如果你听天气预报说今天阳光明媚、80华氏度，你会想到什么？”
很显然，她自己知道答案，但她想让我也亲耳听到答案。
对于哈珀学校的学生来说，这样晴朗的一天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也是帮派活动更为猖獗的时候，枪击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受环境影响，这些孩子已经适应了这种混乱的逻辑，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待在室内不出门，并根据帮派团伙地盘的变化以及效忠对象的变化，每天不停地变换上下学的路线。他们告诉我，有时候，最安全的回家路线就是大胆地走在马路的正中央，感受车辆不停地从他们的两侧飞奔而过。这样一来，他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冲突是否升级，或者看清楚枪手的位置和具体情况，从而有更多的时间逃跑。
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矛盾甚至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参加总统竞选为民主党筹募资金期间，我曾在曼哈顿的高级公寓酒店里，与富有的女性一起啜饮美酒，她们告诉我，她们对教育和儿童问题非常感兴趣。接着，她们身子稍稍倾斜，又意味深长地说，她们的华尔街老公是绝对不会投票给任何想要提高他们税负的候选人的。
当时，我在哈珀高中，听着孩子们讲述他们每天如何保命的故事。我很钦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抗逆力，但是，我多么希望他们的人生能够轻松些，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如此顽强的抗逆力。
有一名学生非常坦诚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能来到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耸了耸肩，接着又说：“但是，对于这一切，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呢？”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对于整个芝加哥南城来说，我代表的就是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政府，而说起当时的美国政府，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实情。
“说真的，”我回答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所有人在这里承受了太多太多，但是没有人能马上帮助你们摆脱这一切。华盛顿的很多人甚至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你们存在。”我跟那些孩子们解释说，变革和进步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不能只坐着等待变革的出现。许多富人并不希望政府增加他们的税负，国会分裂，陷入党派纷争，就连一项再正常不过的预算都无法通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领域不可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他们生活的社区也不会马上出现很大的改观。即使在康涅狄格州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惨案之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还是下定决心要继续阻挠任何可能出台的控枪措施（旨在加强对购枪者背景的调查，让那些不该拥有枪支的人无法购枪），这些立法者似乎对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募集竞选资金更感兴趣，而从不会去考虑如何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我对他们说，政治就是一团糟。从这方面来讲，我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话要说。
话虽这样说，但我又转换角度，以我自己在芝加哥南城的成长经历告诉他们：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利用好在学校的时光。
那天，孩子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跟我分享了他们生活中那些充满悲伤、让人不安的故事。但是，我也提醒他们，这些故事正好体现了他们内在坚持不懈、独立顽强的品质以及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我向他们保证，他们身上已经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和品质。他们也是幸运的，能够在这所学校里免费接受教育，而且，这里又有那么多富有同情心的、尽心尽力的成年人照顾他们、鼓励他们。我对他们说，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和其他工作者心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非常值得高兴的是，大约六周以后，在当地商人的慷慨资助下，哈珀高中的一批学生有机会来到白宫。我和贝拉克亲自带着他们参观了白宫，同时，他们还参观了霍华德大学，了解了大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将来也能够走进大学，亲自去感受大学生活。
我从来不会刻意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第一夫人所说的话或者第一夫人的拥抱就能改变某个人的一生。对于哈珀高中里处在困境中的学生，我也从未承诺会有什么捷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事情从来不会那么简单。当然，那天和我一起坐在哈珀高中图书馆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希望我那天的出现，能够帮助孩子们一起，推翻大家对美国城市黑人小孩的固有偏见，那种预示着失败并会加速失败到来的偏见。我想，如果我能发现孩子们身上的优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提出中肯的意见。这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一点小小的改变。
[1]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cy ada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他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第一夫人爱比盖尔·亚当斯的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并曾有一段律师生涯。
[2] 索杰娜·特鲁斯（journer truth，1797—1883），是一名美国福音传教士和改革家，原本是一名黑奴。1827年纽约州废除奴隶制后，索杰娜开始投身于福音派的传教工作，并在传教内容中加入了废奴和女权主义思想，是19世纪美国人权卫士的代表之一。
[3]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il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头衔除外），曾带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1919年，威尔逊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4] 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an，1822—1913），美国废奴主义领袖。南北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战，成为北军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战后她回到纽约，并投身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运动中。
[5]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她做了十二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
[6] 玛米·艾森豪威尔（aie eisenhower，1896—1979），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妻子。
[7] 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13—2005），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美国国会后来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8] 科丽塔·斯科特·金（retta stt kg，1927—2006），与马丁·路德·金于1953年结婚，在民权运动时代，她是丈夫最坚定的支持者。
[9] 德斯蒙德·图图（desond tutu，1931— ），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在20世纪80年代因坚决反对种族隔离而赢得了世界的赞誉，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0] 第一响应者（first responder），又称现场应急人员，指经过专门培训，在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事故发生时，能够最先到达现场并提供帮助的人员。
[11] 里士满（richond），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在美国内战期间，里士满是当时美国南方联盟的首都。
[12] 里诺（reno），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小城”之称，更有着“世界离婚之都”之名。
[13] 《人物》（people ），创刊于1974年，视角专注于美国名人和流行文化，是时代华纳媒体集团旗下的杂志。每周，《人物》都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名人和普通人的故事。
[14] 《与媒体见面》 （et the press ），创办于1947年11月6日，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制作，是最早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关于公共事务报道的访谈型新闻节目，也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晨间访谈节目。
[15] 《面向全国》（face the nation ）,创办于1954年，是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制作的以新闻人物为主体构成的“提问+回答”模式的半小时新闻访谈型节目。
[16] 《艾伦秀》（ellen show ），是美国cbs电视台的一档热门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以其轻松诙谐的主持风格备受青睐。2003年9月3日首播，该节目结合了趣闻、名人、音乐嘉宾和人情故事，已获得三十三个日间艾美奖。
[17] 西尔斯公司曾经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业， 2005年3月24日与凯马特公司合并，组成美国第三大零售业集团。
[18] 凯马特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打折零售商和全球最大的批发商之一，是现代超市型零售企业的鼻祖。
[19] 陈远美（christa tchen，1956— ），美国律师，其父母于1949年从上海移民美国。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她任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 2011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总统助理、第一夫人幕僚长。
[20]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二十八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21] 立岩苏族保留地，立岩保留地的主体在美国北达科他州。苏族是北美原住民中的一个民族，苏族人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大平原区，主要靠狩猎为生。如今苏族由横贯几个保留地的许多单独的部落组成。
[22] 海军码头（navy pier），始建于1914年， 1916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码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海军训练基地和使用基地。芝加哥海军码头已成为芝加哥人消遣的最好地方，那里有2023万平方米的公园、花园、商店、餐馆。
[23] 80华氏度相当于266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