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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天，玛利亚向我们宣布，有一名男生邀请她去参加他的毕业舞会，而她似乎对这名男生也有好感。当时，玛利亚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在塞维尔友谊学校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虽然她每天都在成长，越来越像个成年人，但在我们眼里，她仍然是个小孩子，长长的腿，和以前一样对任何事都充满热情。她当时已经差不多和我一样高，而且开始考虑申请大学的事情了。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自制力，跟她父亲一样做任何事情都很注重细节。她对电影以及电影制作非常感兴趣。2014年夏天，有一天晚上，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到白宫参加晚宴，玛利亚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和史蒂文聊天的机会，还向他请教了好多问题。随后，这位大导演邀请玛利亚到他正在制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实习。总之，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找寻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通常情况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玛利亚和萨沙是不能搭乘其他任何人的车辆外出的。当时，玛利亚自己已经有了一本临时驾照，能够独自开车在城里兜风，当然每次都会有特工开车跟随。自从她十岁那年我们一家人搬到华盛顿之后，她就再也没有乘坐过公交车或者地铁，也没有被特工处的特工之外的任何人开车带出去过。然而，为了她的这次约会，我们破例了。

到了约定好的那天晚上，那名男生开车来到白宫，在东南门通过安检之后，径直往前开，绕着南草坪转了一圈停下。他的行车路线其实就是其他国家元首和一些要人到访白宫时所走的路线。然后，那名身穿黑色西服的小伙子勇敢地走下车，又勇敢而兴致勃勃地走进白宫的外交接待大厅。

“请表现得酷一点儿，好吗？”玛利亚提前嘱咐我和贝拉克道。但是，看到我们俩乘坐电梯下楼时，她开始觉得有些尴尬了，我当时赤着脚，贝拉克穿了一双平底人字拖。玛利亚自己穿了一件黑色长裙，露肩款式，显得优雅漂亮，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二十三岁那么大了。

对于我们当时的表现，虽然玛利亚至今回忆起来仍不禁发笑，说我们甚至让她有一点儿抓狂，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当时确实表现得很酷。我和贝拉克首先与那名男生握了手，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又拥抱了下我们的女儿，最后送他们离开。但是，想到玛利亚的贴身特工一定会全程默默值守，一路跟随那名男生去他们用餐的餐厅，然后继续跟随他们参加舞会，我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尽管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以这样一种方式照顾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很多非常警惕的成年人随时跟在孩子们身后，随时能将他们从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中解救出来，这无疑非常让人放心。但是，从一名青春期的孩子的角度来讲，这完完全全是多余的。因此，对于在白宫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自己来权衡这一切对一个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坚决划清界限、如何来划清界限，以及如何在总统职位所附带的各项要求与两个孩子的需求之间找寻平衡，毕竟，她们正在快速成长、正在学着慢慢成熟起来。

两个孩子一进入高中阶段，我们就对她们实行了宵禁制度—起初是晚上十一点，后来推迟至午夜十二点—并且强制她们必须执行。据玛利亚和萨沙说，与她们许多朋友的父母相比，我们的要求严格得多。在日常管理方面，如果我担心她们的安全，想要掌握她们的行踪，其实完全可以与特工们核实，但是，我尽量不让自己那么做。对我来说，孩子们与她们的特工之间建立起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相反，我采取了在我看来很多父母都会采用的方式：与其他孩子的父母建立紧密的联系，依靠他们来获取消息。所有人都将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共享，比如，他们一群人去了哪里，是否有成年人陪同。当然，我们的两个女儿也因为她们父亲的身份而背负了额外的责任，她们知道，不论她们惹出什么麻烦，都会立马成为头条新闻。贝拉克和我都意识到这对她们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即使是我们俩，也曾在青春期的时候做过许多越界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比她们幸运，因为当时不论我们做什么，都绝不会引起整个国家的关注。

当年，玛利亚才八岁，在我们芝加哥的家里，贝拉克曾坐在她的床边问她，是否支持爸爸去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还那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在她看来，这一切只意味着她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生活在白宫的孩子，意味着她将来的成长历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想到，将来有一天，当她应邀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荷枪实弹地跟在她身后。她又怎么会想到，就连她偷偷抽一支烟，都会被人偷拍，照片还被卖给那些八卦网站呢？

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2007年6月，也就是贝拉克正式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大概四个月之后，苹果公司开始售卖苹果手机。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卖出了一百万部，就在贝拉克第二任期还未结束的时候，苹果手机总销量已经达到了十亿部。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贝拉克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关个人隐私的所有准则都被打破了，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自拍、数据黑客、快拍以及个人官方网站的崛起，比如金·卡戴珊的照片墙账号。与我们相比，我们的女儿所受的影响要深得多，一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已经主导了青少年的生活，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日常学习、生活都需要她们与公众保持更为亲密的联系。当玛利亚和萨沙放学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在华盛顿闲逛时，经常会有陌生人拿出手机对准她们拍照，有时候她们还会遇到一些成年男女，请求甚至是要求与她们自拍合影。“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这你是知道的，对吧？”有时候，玛利亚会以这种方式拒绝他们。

贝拉克和我一直都竭尽所能，保护我们的两个孩子尽量不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为此，我们拒绝了很多媒体采访她们的请求，并尽量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处在公众视线之外。负责保护她们安全的特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比如，当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特工们会一如既往地跟着她们，但同时会尽量保持低调，比如他们会选择穿沙滩裤和t恤，而不是穿正装，会选择使用耳机，而不使用对讲机、手腕麦克风等显眼的装备，从而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好让两个孩子更好地融入和伙伴们的聚会当中。当时，玛利亚和萨沙经常和她们的朋友一起出去聚会。除了正式的官方活动之外，我们也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公开两个孩子的任何照片，对此，白宫新闻办公室还专门向各个媒体作了说明。每当有两个孩子的照片出现在八卦网站上时，梅丽莎以及我团队的其他成员都会成为我强有力的助手，态度坚决地与对方进行电话沟通，要求尽快将照片撤下。

保护两个孩子的隐私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方法来满足公众对我们一家人的好奇心。在贝拉克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白宫又迎来了另一只小狗—萨尼，这只幼犬性格自由奔放，丝毫不受约束，看到它的新家如此之大，似乎也就完全没有考虑过要接受入室生活训练。萨尼和阿博的存在使得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轻松了许多。它们充满活力，活蹦乱跳，到处游荡，想证明白宫就是它们的家。因为玛利亚和萨沙基本不可能接受采访，所以白宫的外联团队要求我们允许阿博和萨尼在正式活动中露面。在晚上阅读简报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备忘录上看到要求我同意“阿博和萨尼随行”的请求，他们希望我能让两只狗与媒体或者前来白宫参观的孩子们见面。当有记者来白宫采访，希望了解美国贸易和出口的重要性，或者想听听贝拉克替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德—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说话时，我们都会派两只狗一同前去。在我们为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制作的推广短片中，就是阿博担任了主角。阿博和萨尼还与我一同拍照合影，在网上发起一项运动，呼吁大家为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签名。阿博和萨尼确实都是很棒的代言人，它们不会受任何批评声音的影响，也从不会关注自己的名声。

就如所有孩子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沙和玛利亚逐渐长大，很多事情在她们的身上已经不再适用。自从贝拉克就任美国总统第一年开始，每年秋天，她们都会陪着父亲一起会见记者，举行一项可以说是白宫最为荒唐的总统仪式—在感恩节前夕“大赦”一只火鸡 [1] 。在前五年里，当她们的父亲认真履行这项仪式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时，她们俩也会咯咯咯咯地跟着一起笑。但是到了第六个年头的时候，她们都已长大（萨沙十三岁了，玛利亚也已经十六岁了），即使要她们假装这项仪式非常有趣，她们也无法做到。在持续数小时的仪式中，她们俩的照片（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像是受了委屈一样）开始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萨沙面无表情，玛利亚双臂交叉站立，身边就是她们的总统父亲、演讲台以及那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火鸡。《今日美国》的一条新闻报道标题将这一场景描述得非常到位—玛利亚和萨沙真是受够了他们父亲的火鸡赦免仪式。

此后，不论是感恩节前的火鸡赦免仪式，还是白宫的其他任何事务，玛利亚和萨沙都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她们幸福快乐，完全适应了环境，生活丰富多彩，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但这一切都与他们的父母无关。作为父母，你只要从总体上把握，一切还处在掌控之中就够了。两个孩子都有她们自己的日程安排，因此，即使我们的活动更有趣、更精彩，对她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你们今晚要不要到楼下来看保罗·麦卡特尼的演出？”

“妈妈，求你了，还是算了吧。”

玛利亚的房间里经常会传出响亮的音乐声，萨沙和她的朋友迷上了有线电视烹饪节目，有时候，她们会霸占我们的白宫厨房去装饰点心或者一时兴起为自己做好多道精致的菜品。不论是平时上学的时候，还是与同学的家庭一起出去度假的时候（当然，她们的特工会全程陪护），两个孩子都喜欢以一种相对匿名的方式出现。萨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次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登上拥挤的商务航班之前，先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零食。她这一爱好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她看来，在这里乘坐飞机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完全没有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跟随总统出行那些冗长复杂的程序，而那些程序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需要履行的规范。

当然，跟随我们一起出行也有很多好处。比如，在贝拉克总统任期还未结束的时候，两个孩子可以和我们一同出访，在哈瓦那观看棒球比赛，在中国爬长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夜晚迷人而朦胧的黑暗中观看救世基督像。但是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出行确实会让人非常头疼，尤其当我们的行程与总统职务毫不相关时。比如，在玛利亚刚刚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俩计划一起去纽约参观几所大学，当时，我们决定逛逛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一路非常迅速地、轻松地逛完了纽约大学的校园，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还比较早，许多学生还没有起床出来活动。我们参观了学生教室，将脑袋伸进一间学生宿舍看了看，跟一位系主任聊了会儿天，然后出发去住宿区，我们计划早早地吃完午饭，然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可问题是，第一夫人的车队太过明显，根本无处藏身，尤其当我们在一个工作日的午间来到曼哈顿岛时。当我们吃完午饭的时候，大约已经有一百多人围在了餐厅外面的人行道上，骚动只会引发更大的骚动。当我们走出餐厅的时候，发现有好多人举着手机对着我们的方向开始拍摄，同时我们被淹没在一阵欢呼声中。其实，人们都是出于善意—“申请哥伦比亚，玛利亚！”人们高呼着—然而，对于一个正在默默地思考自己未来的女孩来说，这一切并没有多大作用。

就在那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了。我应该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让我的私人助理克里斯汀·琼斯陪着玛利亚去下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我的出现，玛利亚被大家认出来的概率就会小很多，那么她就能提高效率，还不用出动那么多特工。如果没有我的出现，那么，很有可能她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在校园漫步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给她这样一个机会。

克里斯汀是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州人，当时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对于玛利亚和萨沙来说，她就像是一个大姐姐。她来我白宫办公室的时候还是一名年轻的实习生，她和克里斯汀·贾维斯一起，为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直到不久前，贾维斯还负责我的行程安排。此外，她们帮助我们填补一些生活中非常特殊的空缺，这些空缺有些是因为我们日程安排太过紧张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身份和名声导致的，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克里斯汀姐妹”（我们总这么称呼她们）总能站出来帮助我们解决。她们是我们一家人和塞维尔友谊学校之间的联络人，在我和贝拉克脱不开身的情况下，代替我们出席学校的会议并与学校的老师、教练以及其他同学的父母沟通交流。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充满关爱，处处保护着她们，甚至在孩子们眼中，她们比我更时髦、更善解人意。玛利亚和萨沙打心底里信任她们，几乎事事都会征求她们的意见，从日常的着装、社交媒体的使用到与男孩子日渐增多的交往。

那天下午，在玛利亚参观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特工处将我安排在一处非常安全的等候区—学校一座教学楼的地下室—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要一个人待在那里。我当时多么希望随身携带一本书，那样起码我还能打发一下时间。我承认，一个人待在地下室确实有点难熬，我突然感到一阵孤独袭来，这种孤独与其说与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我独自一人待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有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内心那不可抑制的想法—不论我愿不愿意，未来都在朝着我们一步步靠近，我们的大女儿玛利亚即将长大离开我们。

……………………

虽然我们在白宫的生活还未结束，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评估一切，计算得失，回想我们为此所作出的牺牲以及我们因此取得的进步—有关于整个国家的，也有关于我们的家庭的。我们尽全力了吗？我们一家人离开白宫的时候，还能够一如当初吗？

我拼命地回忆过去，试图回想当初我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偏离原来的轨道的。当初，根据我的设想，我的生活应该是事事可以预测、事事都处于我能够控制的状态—稳定的工资收入、一间可以永久居住的房子、每天几乎重复的日程安排。但是，我是什么时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又是什么时候允许我的生活出现混乱的？是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吗，当时，我放下冰激凌，靠过去第一次亲吻了贝拉克？还是在我选择离开那大摞大摞摆放有序的文件，放弃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业规划，并说服自己一定会找到一份更有成就感的工作那天？

有时候，我的思绪会回到一间教堂的地下室里，那座教堂位于芝加哥最南部的玫瑰园区。二十五年前，我和贝拉克一起去了那里，贝拉克为一个社区的居民们作了演讲。当时，那个社区的居民正在绝望和社会的冷漠中挣扎。那天晚上，我认真听了贝拉克和他们的谈话，很多内容都是我熟悉的，但是换了一种方式讲了出来。我知道，一个人是可以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既要立足现实，也要展望未来。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生活在欧几里得大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同时，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都是这么做的。通过构建更好的愿景，你会有所成就，尽管一开始它只存在于你的大脑中。或者你也可以像贝拉克当时所讲的那样，一边努力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一边努力去创造理想中的世界。

那时候，我和贝拉克认识不过数月，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就在那一刻，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我在内心已经决定要与这个男人共度一生，也决定了我一辈子将要为之奋斗的人生道路。

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2015年，我仍然坚持定期去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探访伤兵。但是，每去一次我都发现，那里的伤员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在海外服役的美国士兵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小，受伤的士兵越来越少，因为孩子在外服役而心碎的母亲也越来越少。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进步。

进步就是多家疾病防控中心报告称儿童（尤其是二岁到五岁的孩子）肥胖率不再上升，开始趋于平稳；进步就是来自底特律的二千名高中生前来和我一起庆祝“美国大学签名日”，这是我们为庆祝孩子们进入大学生活而专门设立的节日，也是我们“追求更高”运动的一部分；进步就是当美国最新的医疗改革法案的关键部分遭遇挑战时，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推翻任何挑战，坚决维护贝拉克在国内取得的标志性成就—确保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并保证即使贝拉克卸任，该项法案依然完整有效；进步就是在贝拉克刚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平均每个月失去八十万个工作机会的美国经济如今开始复苏，工作机会实现了连续五年持续增长。

在我看来，这一切无疑都证明了美国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现实。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世界里。

在纽顿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美国国会依然没有通过任何一项控枪措施法案。本·拉登已经不在了，但是isis又出现了。芝加哥的杀人犯罪率并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一个名叫迈克尔·布朗的非洲裔美国男孩被一名白人警官枪杀，他的尸体在马路中央横躺了好几个小时。在芝加哥，一个名叫拉宽·麦克唐纳的非洲裔美国青年被白人警察连射十六枪身亡，其中九枪射在背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个名叫塔米尔·莱斯的非洲裔美国男孩因手持一把玩具枪玩耍而被警察开枪击中，数小时后不幸身亡。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在被警方关押期间因被忽视而蹊跷死亡。此外，还有一位名叫埃里克·加纳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在纽约史泰登岛被抓捕时，因遭遇警察扼颈窒息而亡。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依然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无法改变的恶性事件。在贝拉克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评论都曾天真地宣称，美国从此进入了“后种族”时代，从此，肤色将不再决定一切。然而，以上事件无疑都证明了这些评论家当时的判断是多么的失误。如今，许多美国人过度关注恐怖主义，而忽略了正将这个国家撕裂的种族歧视主义和部落主义。

2015年6月底，我和贝拉克飞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与又一个沉浸在悲痛中的社区居民见面座谈—这一次，我们是去参加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牧师平克尼的葬礼。就在当月的17日，在该市一座古老的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当地人昵称为“圣母伊曼纽尔”）内，发生了一起种族仇恨枪击案，导致平克尼牧师在内的九人死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当天，他们曾热情地将一名二十一岁的失业白人—他们都不认识的一名陌生人—迎入教堂，并同意他参加他们的圣经学习会。这名陌生人先是和他们一起坐着学习，然后，当大家都低头祈祷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朝大家射击。据幸存者回忆，他在射击的时候还大声喊：“你们奸淫我们的姐妹，占领我们的国度，你们必须消失！”

在平克尼的葬礼上，贝拉克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悼词，承认了我们所面临的悲剧，然后，贝拉克带领大家缓慢而深情地唱起《奇异恩典》 [2] ，他的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大家依旧心怀希望，呼吁大家一定要在逆境中坚持下去。当时，在场的人都加入了集会。虽然当时贝拉克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已经有六年多时间，但在那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点：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挑衅因素。近些年，美国的少数族裔公民逐渐在政治、经济、娱乐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一家人可以说最为突出。我们住进白宫曾经得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祝福，但同时，也激起了其他一些人的恐惧、怨恨，甚至是强烈反对，他们对少数族裔的仇视根深蒂固，而且一如既往地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需要去忍受这一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需要忍受这一切。但我们仍要不断前行，而且尽量保持步伐优雅。

2015年6月26日，就在我和贝拉克赴查尔斯顿参加平克尼牧师葬礼的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判决，宣布全美国五十个州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由此，一场有条不紊地持续了几十年的关于同性恋婚姻的法律战争终于达到高潮，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是一个州接一个州、一个法院接一个法院持续对抗的结果，如所有的民权斗争一样，它也是许许多多的人坚持不懈和勇敢付出的结果。就在那一天，不断有新闻报道称，所有美国人都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而欣喜不已。在最高法院外的台阶上，沸腾的人群高呼着：“最终，爱情胜利了！”一时间，一对对同性恋情侣成群结队地拥进市政厅以及县法院去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性恋酒吧也早早地开张了，全美各地在街角处，都有彩虹旗 [3] 飘扬。

这一切的发生，使得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原本悲痛的一天稍微好过了一些。回到白宫之后，我们换下葬礼服，和两个孩子一起很快吃完晚饭，接着，贝拉克就消失在了条约厅，和往常一样，他将电视频道调至娱乐与体育节目，然后继续熬夜赶工作。当时我正准备去我的更衣室，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我们住所的一扇朝北的窗户上闪耀着紫色的光芒，我这才想起，这是我们的员工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他们当晚要用代表同性恋骄傲的旗帜—彩虹旗上的色彩照亮白宫。

顺着窗户向外望去，我看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白宫门外，一大群人在夏日的黄昏中观看白宫的彩虹灯。白宫北面的车道上，也站满了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特意加班观看白宫披上彩虹色，以庆祝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从此，同性恋者开始享有平等的婚姻权。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无疑让大家都很感动。从我所站的位置看去，我能够看到大家的兴奋和激动，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这就是现实，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中非常奇怪的一部分。白宫是一个安静的、密闭的堡垒，几乎所有的声音都会被那厚厚的窗玻璃和结实的墙体吸收。当总统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它的一侧降落时，飞机的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掀起航空强风，吹得树枝直晃，但即便如此，我们在住所里面也什么都听不到。通常情况下，当贝拉克外出乘坐专机回到白宫时，我都是通过不知为何仍能渗入一点的航空燃油的气味首先获知的，而不是通过飞机所发出的声音。

很多时候，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到异常安静的住所里，会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但是，这天晚上不同于以往，我的心情和这个国家一样，非常的矛盾。在南卡罗来纳州度过了悲痛的一天之后，现在，我又亲眼看着窗外开起了盛大的庆祝晚会。此时此刻，看着大家庆祝、联欢，突然间，我自己也非常渴望加入他们的庆祝活动当中去。

我来到条约厅，从门外探头进去问贝拉克：“你想不想到外面去，看白宫亮起的彩虹灯？”我告诉他，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观看。

贝拉克听完笑了。“你知道的，我是没办法成为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的。”他回答我说。

萨沙正在她的房间里，全神贯注地玩平板电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外面看彩虹灯吗？”我问她。

“不去。”

就剩下玛利亚了，让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她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我终于找到伴儿了。于是，我们俩决定一起去冒险—走出白宫，加入欢聚的人群当中—而且我们不打算征得任何人同意。

按照以往，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只要我们离开住所，无论是去楼下看电影还是带着阿博和萨尼去外面放风，我们都首先要在电梯旁值守的特工那里登记确认。但是那晚，我们不打算这么做。我和玛利亚低头快速从值守的特工面前经过，没有跟他做任何眼神交流，然后绕开电梯，从狭窄的楼梯迅速跑下去。但是，我立马听到身后台阶上皮鞋底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声音，特工们已经随后跟了上来。玛利亚看了我一眼，坏坏地笑了，她还不适应我这种完全不把规矩放在眼里的做法。

下到国务层后，我们径直朝着通往白宫北门廊的那扇高大的门走去，这时，我们听见一个声音。

“您好，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她是克莱尔·福克纳，当晚的值班接待员。克莱尔皮肤略黑，待人和蔼，说话声音温柔。我猜想，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之后，楼上的特工使用手腕麦克风向她通风报信了。

我一边继续大步向前走，一边回头看向她说：“噢，我们就是到外面去一下。”接着又补充说：“去看彩虹灯。”

克莱尔被我的回答惊得眉毛上扬，但是，我们并没有理会她。到了门口，我抓起门上那厚重的金属把手，使劲推门。然而，门一点儿也没有动。九个月前，一名持刀入侵者曾成功越过栅栏，当时就是从这扇门进入，穿过了国务层之后才被一名特工抓住。从那之后，特工处就将这扇门锁了起来。

我转过身，发现已经有一群人跟在我们身后，包括一名身穿制服（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的特工处官员。“你们是怎么打开这扇门的？”我对着他们一群人问道，“一定有一把钥匙吧。”

“夫人，”克莱尔说，“我不确定，你是要从这扇门出去吗？此时此刻，所有的网络媒体的摄像机都正对着白宫的北侧。”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此时，我的头发乱成一团，穿着一双平底人字拖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简单来说，我这身打扮非常不适合在公共场合露面。

“好吧，”我说，“但是，难道就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发现我们吗？”

此时，我和玛利亚只能为自己争取，我们不打算轻易放弃，我们要设法到外面去。

这时，有人建议我们试一下一层比较偏僻的货物运输门，那是一道供为白宫运送食物和办公用品的卡车进出的专用门。于是，我们一群人开始往那里移动。玛利亚挽着我的胳膊。此时，我们内心非常激动，感觉有点疯狂。

“我们要出去了！”我说。

“是的，我们要出去了。”玛利亚回答说。

我们顺着大理石楼梯走下去，走过红色的地毯，经过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半身像，接着经过厨房，突然发现，我们走出白宫了。夏日晚上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草坪里萤火虫闪闪发光，我终于听见铁门外人群嗡嗡的声音，大家都在大声呼喊着、庆祝着。这一次，我们花了足足十分钟，才从自己的家里走出来，但是毕竟成功了。此时，我们站在外面，站在白宫一侧的一块草坪上，处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近距离地、清清楚楚地观赏白宫亮起彩虹灯的美丽夜景。

我和玛利亚靠在一起，为我们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2015年秋季，新一任总统选举已经全面展开。共和党方面竞争激烈，多人宣布参加候选人提名，包括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以及其他十几个人。而民主党方面则很快缩小了选择范围，将最终人选圈定在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之间。伯尼·桑德斯是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他不属于任何政党，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独立人士的身份。

早在夏初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就站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中宣布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大肆抨击墨西哥移民—将他们描述为“强奸犯”—同时称美国正被一群“失败者”统治。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哗众取宠的表演，用他自身的影响力吸引媒体的注意。单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在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是真的想要治理这个国家。

我也一直关注选情，但显然不如前两次那样专注。相反，我正在全力以赴推动我作为第一夫人提出的第四项行动计划，名为“让女孩学习” [4] ，这是我和贝拉克在春天的时候共同发起的一项计划，旨在通过政府层面的努力，帮助全世界范围内的女童，让她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到那时为止，我履行美国第一夫人的职责已经将近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一次又一次被我们这个世界上年轻女孩的巨大潜力和她们在现实中的窘迫处境所震撼—从伦敦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女校那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女孩，到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5] 。马拉拉曾因为塔利班政权下的失学女童呼吁而遭到塔利班政权的残忍追杀，后来她到白宫与我、贝拉克以及玛利亚分享了她争取女性接受教育的主张。马拉拉到访白宫大约六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起让我感到无比惊骇的事件，二百七十六名尼日利亚女学生遭到当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博科圣地”似乎希望借此震慑尼日利亚人民，让他们不要再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学校读书。正因为那次绑架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在贝拉克任职总统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代替他出席了每周的总统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我毫不掩饰、发自内心地告诉听众，我们究竟如何努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全世界范围内的女孩并给予她们鼓励。

说到接受教育这一问题，我有着亲身的体会，教育是我改变自己人生、迈向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有一个事实让我非常震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九千八百万女童无法接受教育。一些女孩因为她们的家庭需要劳动力而无法上学，一些女孩因为家庭距离学校太远或者学费太过昂贵而无法上学，一些女孩因为上学途中遭遇袭击的风险太大而无法上学。很多情况下，令人窒息的性别规范以及经济因素共同导致女孩不能像男孩一样正常接受教育—她们也因此失去了更多的人生机会以及更丰富多彩的人生。此外，即使多项研究显示，让女童接受教育，或者让成年女性接受教育，并让她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毫无坏处，反而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在世界上一些地区，至今还流行着一种非常惊人的落后观念—送女孩去学校学习是不值得的。

我和贝拉克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些落后的观念，告诉大家究竟怎样才能够帮助年轻女性成长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贝拉克最终成功地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和平队，以及美国国务院、劳工部、农业部，筹集到数亿美元的贷款资源，用于资助女童接受教育。我们还共同游说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参与进来，为女孩接受教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鼓励私营企业和智库贡献他们的力量。

同样，在这一点上，我也知道如何运作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计划。我能理解，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自然不会去关心其他遥远国度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人们。于是，我试图将这些问题带到美国人的生活中，并召集了一批知名人士，比如史蒂芬·科拜尔 [6] ，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开展活动并在互联网上造势。我还争取到了加奈儿·梦奈 [7] 、赞达亚·科尔曼 [8] 、凯莉·克莱森 [9] 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帮助，发布了一首由戴安·华伦 [10] 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歌名为《为了我的女儿》，这首歌发布后的所有获利都用作全世界范围内女童的教育基金。

最后，我还做了一件对我来说有些恐怖的事情，那就是唱歌，我专门参加了由夜间秀节目主持人詹姆斯·柯登主持的火爆综艺节目《拼车卡拉秀》。在节目中，我与詹姆斯·柯登一起开着一辆黑色越野车绕着白宫南草坪转圈，一边开车一边高声歌唱，我们首先唱了一首《签名，盖章，投递，我是你的》，接着唱了《单身女郎》，最后又演唱了《为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最初同意参加这一节目的根本原因。其间，梅西·埃丽奥特 [11] 也作为嘉宾露面，梅西溜进我们的越野车后排，与我们一起说唱。为了这次卡拉秀节目，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认真练习唱歌，争取牢牢记住每首歌的每一个节拍，我希望我的这期节目看起来轻松有趣，但是在热闹的表象背后，一如既往地隐含着我的努力和更长远的目标—让人们关注我所关注的话题。我与詹姆斯·柯登的这期节目播出后前三个月就在优兔视频上收获了四千五百万次点击，这也让我觉得努力是值得的。

201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像往年一样，我和贝拉克带着两个女儿飞往夏威夷过圣诞节。我们租了一套宽敞的海景房，站在宽大的窗户前就能看见外面的海滩，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群经常往来的家族朋友。和过去六年一样，在圣诞节当天，我们专门安排时间慰问了附近一处海军陆战队基地上的现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以往一样，对贝拉克来说，假期永远只是相对的假期—事实上，只能勉强算是假期吧。他总是不停地接听电话，准时坐下来处理每日简报，与驻扎在附近酒店的骨干顾问、助手以及演讲稿撰写员不停协商有关事项。我不由得想，等到真正自由的那一天到来时，他是否还记得如何彻底放松自己；等到贝拉克卸任，这一切都彻底结束的时候，我们俩还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放下这一切；当那一天终于到来之时，当我们外出发现身边再也没有人拎着“核弹橄榄球”跟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虽然我常常会允许自己幻想一些场景，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假期结束后，我们返回华盛顿，开始我们在白宫最后一年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我开始了一连串的“倒计时安排”。我们举办了最后一场州长舞会，最后一次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最后一场白宫记者晚宴。此外，我和贝拉克还一起赴英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其间，我们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我们的老朋友伊丽莎白女王，虽然时间非常短暂。

贝拉克总是对伊丽莎白女王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女王总能让他想起他那严肃的外祖母图特。而对我来说，我则非常敬畏女王的办事效率，这也是她经历了一生的公众生活所锻炼出的一种必备的能力。几年前的一天，我和贝拉克与女王以及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一起迎接贵宾，当时，我看着女王非常友好而又简洁地问候了每一个人，促使每个人都快速通过，几乎没有给大家留下任何可以深入聊天的机会，效率之高让我惊讶不已；再看看贝拉克，明显拖沓了许多，他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总是主动与大家聊天，然后又非常详细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为此甚至还破坏了宾客队伍原先整齐的队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我们相识到现在，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常常催促他动作快点。

2016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贝拉克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乘坐直升机飞往位于伦敦以西郊区的温莎城堡 [12] 。我们的先遣组报告说，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计划要在我们的降落点迎接我们，然后亲自开车带我们回城堡共进午餐。当然，按照经验，他们事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需要注意的礼仪事项：我们首先要向皇室成员致以正式的问候，然后才能上车与他们一起返回城堡。我将和九十四岁的菲利普亲王坐在前排，由亲王亲自开车，而贝拉克则和女王一起坐在后排。

那是八年多以来，我和贝拉克第一次乘坐不是由特工处特工驾驶的车辆出行，而且车上也没有我们的特工跟随，这让我们的特工感到非常不安。就如那些皇家礼仪让我们的先遣组感到不安一样，他们总是忍不住担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想要确保任何一件小事都符合要求，从而保证整个过程顺利进行。

然而，当我们的飞机在广场上降落，我们下来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女王的一个举动把事先计划好的一切都打乱了，她示意我上车和她一起坐在那辆路虎揽胜的后排。我当时愣住了，努力回忆有没有人告诉过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会更礼貌一些，是同意女王的邀请，还是坚持让贝拉克和她一起坐在后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