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2）
女王看我站着发呆，马上明白了原因。
“是不是他们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些规则？”她问我，然后摇了摇头说，“那些都是胡扯，你愿意坐哪儿，就坐哪儿。”就这样，女王瞬间就化解了之前那些大惊小怪的不必要的担心。
对我来说，在学生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非常神圣的春季仪式。每年，我都会选择几所高中及大学来发表演说，我挑选学校的时候，主要选择那些有名望的演说者一般不会光顾的学校。（当然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都不在我的选择之列，很抱歉，但是，你们其实也并不需要我。）2015年，我回到芝加哥，到了南部的国王学院预科高中，在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说，不幸遇难的哈迪雅就曾在这里就读，如果她还在世的话，她也要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为她保留了座位，以示对她的纪念，她的同班同学还专门用向日葵花朵和紫色布料为她装饰了座椅。
我作为第一夫人的最后一轮毕业典礼演说开始了。我首先选择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大学，这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非洲裔学校，我希望利用此次机会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不断追求卓越。接着，我去了纽约市立学院，主要跟孩子们探讨了多元文化和移民的价值。5月26日，也就是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天，我在新墨西哥州为一个班的原住民学生发表了演说，那些孩子刚刚从一所小型寄宿高中毕业，接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要进入大学学习。我发现，作为第一夫人，我经历得越多、越深入，就会越加大胆、坦诚、直接地去讨论种族和性别问题，比如，因为种族原因和性别原因而被社会边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要告诉年轻人，新闻报道以及政治对抗中所充斥的仇视观点的背景以及逻辑是什么，从而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永远心存希望。
我也尽力向大家传达有关我个人成长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的相关信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意义。我想告诉他们，我也体会过隐形的滋味，我也曾经在隐形中生活，我和我的家族都曾有过隐形的历史。我经常告诉大家，我是一位名叫吉姆·罗宾逊的非洲裔奴隶的玄孙女，吉姆·罗宾逊可能被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处奴隶庄园的一块无名墓地里。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批正在思考未来的孩子们演讲时，我常常会举例告诉他们：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隐形环境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克服。
6月，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最后一场校园毕业典礼—玛利亚在塞维尔友谊学校的毕业典礼。那天，天气温暖晴朗，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她曾专门为贝拉克的初次就职典礼创作了一首诗）应邀为同学们发表毕业演说。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和贝拉克不用上台，只需要坐在下面认真倾听、认真体会就可以了。我为玛利亚感到由衷的高兴，毕业典礼结束后，她就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欧洲，开启为期几周的毕业旅行，接着她会休学一年，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我也为萨沙感到骄傲，那天正好是她十五岁的生日，但她不准备举办生日聚会，而是要去参加碧昂丝的演唱会。接下去的暑期里，她大多数时间都将在玛莎葡萄园岛度过，在我和贝拉克到那里度假之前，她要和我们的家族朋友待在一起。她在那里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在一家快餐店找到了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我也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她那时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双高跟鞋，正坐在附近晒太阳，她在坚持自我的同时，努力和我一起在白宫生活，一起去世界各地旅行。
我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我们在白宫的旅途即将结束。
在玛利亚的毕业典礼上，贝拉克就坐在我旁边的一把折叠椅上。当玛利亚走上讲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透过他的太阳镜，我能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知道，他太累了。三天前，他刚刚为一位去世的朋友致了悼词，那位朋友是他在哈佛法学院时结识的，后来也在白宫为他工作。而两天之后，一名恐怖分子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开枪射杀四十九人，并导致五十三人受伤。贝拉克的工作强度如此之大，一刻也不能松懈。
他是一位好父亲，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从不间断，这是他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但是，这一路走来，他仍然牺牲了很多很多。初为人父的时候，他已从政，他既要关注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又不能忽视选民对他的需求。
玛利亚的毕业典礼一定让他多少有些伤感，他可能意识到，自己马上就会拥有自由，拥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但是，两个女儿却要慢慢离开我们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坚强面对这一事实，孩子们的未来本就该属于她们自己。
7月末，我需要前往费城，在那里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最后一次演讲。那天，我顶着暴风雨出行，当我们快要降落的时候，飞机上下摇摆，突然开始急速下降，这应该是我在飞行旅途中经历过的最剧烈的一次颠簸，和我同行的是我的通信主任卡洛琳·阿德勒·莫拉莱斯，她已经怀孕，我担心颠簸所带来的身体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紧张会导致她提前分娩。而梅丽莎本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即使在正常天气下飞行她也会恐慌，更不用说这种情况了，她在座位上不停尖叫。然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最好能让我按时降落，好留点时间准备我的演讲。虽然我早已适应了在各种大场合露面、演讲，但是，我依然需要充分的准备，才会感觉更踏实、更自信。
早在2008年贝拉克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为了那次演讲，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直到最后我在睡梦中甚至都在记演讲内容。我之所以如此重视那次演讲，一部分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电视直播演讲，同时也因为那次演讲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凡。当时，我被妖魔化成一个愤怒又不爱国的黑人女性，那天晚上的演讲正好是一个我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人情味的机会，我要亲口告诉大家我究竟是谁，我要用自己的言语消除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四年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我又非常详细、坦诚地告诉大家，在贝拉克第一个任期内，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他是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依旧是当初我所嫁的那个贝拉克；是什么让我意识到，“成为美国总统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相反，能够真正展示一个人”。
而这一次，我要在演讲中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2008年总统竞选的时候，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异常激烈残酷，当时的希拉里·克林顿是贝拉克的强劲对手，后来贝拉克成功当选后，她又出任国务卿，忠诚而又高效。在这几届总统竞选中，除了我的丈夫贝拉克，我还从来没有对其他候选人真正产生过兴趣，因此，为其他人助选对我来说有一些困难。但是，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要是公开谈论政治圈内的任何人、任何事，我只讲我确信的，以及我真切感受到的。
我们在费城安全降落后，我直接冲向了会议中心，到那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来得及换衣服，最多浏览两遍我的演讲稿。然后，我走上讲台，开始了客观真实的讲述。我讲到了我们当初刚刚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在白宫养育两个女儿的担忧，后来，我又是多么为她们骄傲，她们如今已成长为聪慧的年轻女性。我告诉大家，我相信希拉里，因为她对总统这一职位的要求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她自带领袖气质，而且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相比，她的能力都毫不逊色，完全能够胜任。我也承认，当前，美国民众面临着非常严酷的选择。
从儿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面对恶霸，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大声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也绝不能让自己堕落到和他们同一档次。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名恶霸，这个男人在多种场合贬低少数族裔，并对战俘表示轻蔑，他几乎每一次发言都在挑战我们这个国家的尊严。我想让美国民众知道，言语是评判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标准—他们每天在电视机里听到的那些充满仇恨的言论并不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精神，我们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予以回击。我要为尊严呼吁，也为一个理念呼吁，那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世代相传，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支撑，这个核心就是“尊严”，尊严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坚持“尊严”这一核心，而且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注定是艰难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那些人，他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且他们每一天都在坚持这一选择。在生活中，我和贝拉克一直信奉这样一句座右铭：当我们的对手选择丢弃道德和尊严的时候，我们更要选择坚持。在那天晚上的演讲中，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句座右铭。
两个月后，就在正式选举前几周的时候，也是在大家毫无戒备的时候，关于特朗普的一盘录音带浮出水面。根据录音带的内容，2005年的时候，特朗普曾对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吹嘘他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的，用词粗俗、下流至极，以至于各家媒体都开始犯难，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引用他的话，才不至于冒犯业已建立的行业道德。最后，为了如实让民众了解这位候选人的真实面目，媒体只得降低他们的道德标准。
当我听到录音内容的时候，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又一次，我从这盘录音带那妄自尊大的男性幽默和充满威胁的语言中，感受到了熟悉的痛苦：我能伤害你，还能成功逃脱。这种表达曾经出现在充满仇恨的年代，如今，仇恨早已退出体面的场合，然而，它却依旧潜藏在我们所以为的文明社会的骨髓里—它是那么活跃，那么有市场，以至于唐纳德·特朗普之流敢于在他人面前如此肆无忌惮。我所认识的每一名女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些被这个社会贴上“异类”标签的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有的经历，但是，他们很可能依然会经历。统治，哪怕是统治所产生的任何威胁，都是非人性的，也是权力最为丑陋的一种形式。
听完那盘录音带之后，我怒火中烧。根据安排，我要在接下来的那周在希拉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决定，与其直接赞美希拉里的能力，还不如直接引用特朗普的一些负面言论。而且，我必须要那么做，我要用我自己的声音去和特朗普对抗。
当我坐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一间病房，陪同我母亲做一个背部手术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准备我的演讲词，当时，我思绪万千。到那时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嘲笑和威胁，因为黑人身份、性别以及直言不讳的性格，我曾多次遭受攻击。我甚至一度感到这种嘲笑是指向我的身体的—我在这世上实际占据的空间。在一次选举辩论中，我看到，特朗普曾昂首挺胸地走近希拉里，在希拉里辩论的时候围着她走来走去。他如此靠近希拉里，试图用他的存在去削弱希拉里的气势。我可以伤害你，还能成功逃脱。在女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侮辱和蔑视—可能是嘘声，可能是肢体骚扰，可能是攻击，也可能是压迫。不论是何种形式，这些行为无疑都伤害了我们，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所受的伤害中，一些伤口很小，几乎无法看到；一些伤口又非常大，甚至是裂开的，给我们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疤。无论如何，我们所受到的伤害都在不断积累，永远伴随着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去上班的路上，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在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做礼拜的地方，在我们准备前行的任何时候。
对我个人来说，特朗普那些评论又是一次重重的打击，但我是不会给他的言论留下生存空间的。于是，我和莎拉·赫维茨（她是一位思维敏捷的演讲稿撰写员，自从2008年起就一直和我一起工作）一起合作，将我的愤怒转化为文字，然后，在我母亲康复之后，我选择在10月的一天，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发表演讲。我对着一群充满激情的听众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这不正常，”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政治，这是耻辱，绝不能容忍。”我向他们清晰地诉说了我的愤怒和恐惧，以及我的信仰：通过此届选举，美国人会真正明白，他们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究竟是在选择什么。那天，我用尽全身的能量去完成那场演说。
然后，我飞回华盛顿，祈祷我的演讲大家真正听进去了。
那年秋天，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我和贝拉克也开始为我们下一年1月的搬家做准备。这次，我们只需要搬到一所新房子就可以，因为我们计划继续留在华盛顿，好让萨沙在塞维尔友谊学校完成高中学业。玛利亚当时正在休学，要去南美历险，她想尽可能远离政治圈的紧张氛围，享受一段自由的时光。同时，我恳求我白宫东翼的同事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工作，坚持到最后一刻，虽然我知道他们也需要考虑重新找工作的事情，随着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选战变得越来越激烈，大家都很难集中精力。
2016年11月7日，也就是正式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贝拉克去了一趟费城，加入希拉里和他们一家之中，在独立宫 [13] 前为她的最后一场竞选集会助阵，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选民。当晚，空气中弥漫着积极、期待的情绪，希拉里当时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以及民意测验显示的她有较明显的领先优势，这都让我倍感振奋。我以为，我足够了解美国民众，了解他们究竟能够接受领导人的哪些品质，不能容忍哪些品质，我为此同样感到振奋。我没有对选情进行详细推测，但我感觉胜算比较大。
到了正式选举的那天晚上，完全没有我和贝拉克什么事了，这还是多年来第一次。我们不需要提前预订宾馆套房去那里等待结果，不需要提前准备好盘装的点心，也不用打开电视机随时关注选情。我不用提前做头发，不用化妆，不用准备行头，也不用让两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做准备，更不用提前为选举结束后的深夜演讲做准备。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这反倒让我们有些紧张。这只是开始，即将回到原来的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未来的滋味。不可否认，我们曾全身心地投入，但接下来的时刻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见证这一时刻。虽然知道再过一会儿工夫就会出结果，但我们还是邀请了瓦莱丽和我们一起去白宫剧场看电影。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晚任何有关电影的事情了—不记得那场电影的名字，甚至也不记得它的类型。说真的，我们只不过是选择在黑暗中打发时间而已。我当时满脑子在反复考虑贝拉克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这一事实，我们马上要着手做的事情就是和大家告别—许许多多的告别，都将非常感人，届时我们所深爱的、欣赏的员工也都要陆续离开白宫。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像乔治·布什和劳拉·布什当年一样，竭尽所能，让权力移交平稳顺利。我们的团队已经开始为继任者准备简报手册和通讯录。在离开之前，白宫东翼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将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份手写便签，对即将报到的新人表示欢迎，同时许诺不论何时，都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依旧每天公务缠身，但同时也开始认真地规划我们的未来。贝拉克和我对继续留在华盛顿的计划都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我们也计划在芝加哥南部选址建立奥巴马总统中心。同时，我们计划创立一个基金会，旨在鼓励、培育未来的领导人。我们都设立了许多目标，但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为青年人以及他们的想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也非常清楚，我们首先需要好好休息一阵子：我已经开始物色比较私人的休闲场所，我们计划1月新任总统完成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动身，去好好放松一些时日。
现在，我们只差一位新总统。
那天晚上，就在电影结束灯光打开的时候，贝拉克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然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同时眉毛微微一耸。
“哈，”他说，“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有些奇怪啊。”
他的声音里并没有惊慌，只有一点儿小小的警觉，仿佛草地上仍有余热的灰烬突然冒出的火光。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我的心跳开始加快，犹如打鼓一般。我知道这是大卫·西马斯打来的，他是贝拉克的政治顾问，此刻一直待在白宫西翼关注着最新的选情动态，他甚至了解选情地图上各个县之间的具体动态，只要选情出现任何重大变化，大卫·西马斯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我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贝拉克的脸，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听他接下来的话。不管怎样，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突然，我感觉胃里一阵沉闷，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一样，我的焦虑迅速加剧，我甚至感到一丝恐惧。接着，贝拉克开始和瓦莱丽讨论初期选举结果，我则告诉他们我要上楼。我走向电梯，此时，我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将所有这一切统统抛诸脑后，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切。
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最后的选举结果得到确认：美国选民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来接替贝拉克任下一届美国总统。
但是，我想让自己尽可能晚一些面对这一现实。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天气潮湿沉闷，整个华盛顿都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我不禁将这解读为一种默哀。时间仿佛是在慢吞吞地爬动。萨沙去上学了，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服自己接受这一事实。玛利亚从玻利维亚打电话回来说，她感到非常恼火。我告诉两个女儿，我爱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时，我也一直在用同样的话尽力说服自己。
最后的选举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比唐纳德·特朗普多达近三百万张普选选票；但是特朗普争取到了更多总统选举团的支持，通过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获得选举人的投票，他最终以不到八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总统职位。我不是一名政客，因此我不打算对此次选举结果进行分析，我也不想推测究竟谁应该为这样的选举结果负责，或者这样的选举究竟哪里存在不公平。我只是想，要是能有更多的选民出来参加投票就好了。我也一直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会拒绝一个原本非常出色、资历深厚的女性候选人，反而去选择一个歧视女性的人做她们的总统呢 ？但是，不管怎样，木已成舟，这个结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当然也要我们自己去面对。
贝拉克当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他一直在分析选举数据。就如过去多年一样，大家都呼吁他站出来，作为一个稳定的象征，帮助整个国家面对这场意外。但是，我并不羡慕他这份工作。第二天早上，他先在总统办公室面对他的工作人员作了一场动员讲话。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在白宫玫瑰园向全国民众发表了一场冷静的、安抚式的讲话。像以往一样，他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要保持尊严；他号召美国民众互相尊重，同时，也要尊重我们以民主为基础所建立的各类制度，比如总统选举制度。
那天下午，我和我白宫东翼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从其他房间搬来沙发、办公椅，然后挤坐在一起。我的团队内大部分成员都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几个人出身于移民家庭。当时，很多人都哭了，感觉她们的脆弱完全暴露了出来。曾经，她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因为她们对自己所致力于推动的事业深信不疑。那一刻，我只有想方设法找机会告诉她们，她们应该为自己是谁而感到骄傲，为他们所从事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感到骄傲。我还想告诉她们，一届选举并不能抹杀我们这八年所带来的所有改变。
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要永远谨记这一信念，而这也正是我真正的信仰。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朝着进步的方向继续前行。
我们在白宫的生活真的到了尽头。我发现自己在回首过去和展望未来之间进退两难。我开始仔细思考一个问题：离开白宫之后，我的生活中哪些东西还将继续？
我们是住进白宫的第四十四个美国第一家庭，也是第十一个在白宫内度过了两届总统任期的家庭。同时，我们还是并将永远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非洲裔家庭。我希望在将来，当其他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前来白宫参观时，就如当年贝拉克还是参议员的时候我带着玛利亚和萨沙来白宫参观一样，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的痕迹。我认为，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观察白宫的话，我们曾经在这里的存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并不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选择瓷器作为装饰元素，但是，我敢十分确定地说我们这么做了。在贝拉克第二个任期内，我们还对白宫内位于国宴厅旁边的有将近两百年历史的“老家庭餐厅” [14] 进行了重新装修和设计，使其焕然一新，以全新的现代艺术风格重新亮相，并首次对外开放成为民众参观景点。在餐厅的北墙上，我们悬挂了一幅阿尔玛·托马斯 [15] 的抽象画《复兴》，作品融合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这也是被白宫永久收藏的第一件出自黑人女艺术家的作品。
然而，我们在白宫所留下的生命力最强、最持久的标志并不在白宫屋内，而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那就是我们的白宫菜园。至今，这个菜园已经有七年半的历史了，它每年能够产出将近两千磅的食物。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经历了暴风雪、倾盆大雨，甚至破坏力极强的冰雹，我们的菜园都顽强地挺了过来。几年前，一次狂风甚至吹翻了那足足四十二英尺高的国家圣诞树，但我们的菜园依然挺了过来。在我离开白宫之前，我想做一些事情，以给它更持久的生命力，于是，我们将它扩大到2800平方英尺，比原来面积的两倍还要大。我们还在菜园里铺设了石头步道，增加了木头长凳，并在入口处修建了一个表示欢迎的大木头门框。制作这个门框的时候我们专门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房产以及马丁·路德·金儿时的家中进行取材。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我穿过南草坪，正式将菜园献给我们的下一代，希望它能成为“白宫永恒的传统之一”。
那天，和我一起行动的还有其他很多人，几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帮助我们推动关于营养和儿童健康方面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活动的支持者和儿童健康运动的倡议者。此外，还有几年前曾受邀和我一起种菜的班克罗夫特小学的几名五年级学生，他们如今快要长大成人了。我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加入了进来，其中包括萨姆·卡斯，2014年的时候，他离开了白宫，为了参加此次活动，他又专门回来了。
从白宫里面看此时站在菜园里的这些人，我非常感动。我要感谢我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她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工作，帮助我分类整理手写信件、核查演讲稿内容、搭乘国际航班飞来飞去帮我提前安排各项活动。我看到她们很多人平日里都承担了远超出她们职责的工作任务，同时也看到，即使用最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她们不论是在工作能力上，还是个人素质上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所以说，“第一”（无论是第一家庭还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非洲裔家庭）这一负担并不是仅仅由我们一家人承担的。这八年来，这些积极乐观的年轻人，以及几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一直都是我们坚强有力的后盾。梅丽莎跟了我将近十年了，她是我们刚参加竞选时就招募的员工，她一直在白宫东翼陪着我，直到贝拉克两届任期结束。对我来说，她将是我一辈子的挚友。和她同样情况的还有陈远美，她是我非常出色的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汀·贾维斯的职位后来由琪娜·克莱顿接替，琪娜是个来自迈阿密的年轻女孩，工作非常卖力，她也很快成为我们两个孩子喜爱的大姐姐，对我日常工作、生活的正常运转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心里，无论是我的现任员工，还是前任员工，她们都跟我的家人一样。对于我们之间共同的努力和合作，我一直感到非常骄傲。
为了让我们录制的每一段宣传视频都能够快速渗透到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推特上进行推送，为此，我甚至亲自与《吉米·法伦深夜秀》的主持人吉米·法伦一同打扮成“乡下妈妈范儿”，大跳“妈妈版演化舞蹈”；在勒布朗·詹姆斯面前表演飞身扣篮；与演员杰·费罗尔 [16] 共同演绎说唱歌曲，鼓励孩子们考大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努力见到了成效。现在，多达四千五百万个美国孩子每天可以吃到更健康的早餐和午餐；在“让我们行动起来”运动的倡导下，一千一百万美国学生每天都会抽出六十分钟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这也是我们“活力校园”计划的一部分。从总体上来说，孩子们开始食用更多的全谷物类食品和农产品，超大份快餐食品的时代即将终结。
通过我和吉尔·拜登的共同努力，“联合力量”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我们成功说服多家公司雇用、培训了共计一百五十万名退役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我们成功促成了美国全五十个州在专业许可协议上展开合作，以保证军人配偶不会因为居住地迁移而每每中断其职业发展。在当初为竞选进行巡回演讲时，这项工作是我最早了解到的民众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所做的这些就是为了持续跟进直到将其解决。
在教育方面，我和贝拉克利用筹集到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帮助全世界的适龄女孩，以期她们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目前，美国和平队有二千八百名志愿者正在接受培训，而后会被派往世界各个国家实施这一项目。而在美国，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尽可能帮助更多年轻人获得联邦学生救助金，尽可能为校园顾问提供支持，并将“美国大学签名日”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庆祝。
与此同时，贝拉克已经设法带领全美国扭转了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还协调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决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让成千上万的驻外士兵得以回家。同时，他还有效地叫停了伊朗的核试验计划。此外，他还让全美国两千万多人获得了健康保险保障。在我们的努力下，贝拉克两届任期内没有传出任何重大丑闻。在推进工作的同时，我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工作人员，都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品行标准进行要求，并且坚持到底，从无例外。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变革很难用标准去衡量，但确实十分重要。在我正式送出白宫菜园六个月之前，林－曼努尔·米兰达—我于2009年在白宫“诗歌与音乐之夜”上结识的那位年轻作曲家，又一次来到了白宫。此时，他以说唱方式演绎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已经引起巨大轰动，在百老汇炙手可热，他也因此成为全球巨星。《汉密尔顿》以音乐剧的方式歌颂了美国的历史和多元文化，重新唤起我们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和理解，他们曾经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汉密尔顿》还突出了长期以来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被忽视的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当音乐剧在外百老汇剧院中上演时，我就去看过了，而且被它深深吸引，因此当它在百老汇正式上演时，我又去看了一次。不得不说，这场音乐剧真的非常有趣，内容极具吸引力，时而让人心潮澎湃，时而让人悲伤难忍。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艺术作品。
林－曼努尔将他演员阵容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带到了华盛顿，这可真是一个天才齐聚的多民族乐队。这些表演者与来自白宫周围的一些当地高中生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他们都是刚刚崭露头角的剧作家、舞蹈家以及说唱者，这些年轻人正好借此机会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起写歌词、打拍子。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到白宫东厅进行了一场演出。当时，我和贝拉克坐在前排，四周围绕着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最后，当克里斯托弗·杰克逊和林－曼努尔一起合唱《最后一次》作为结束的时候，我和贝拉克陶醉在他们的演出之中。我们面前的两位艺术家，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一位波多黎各人，共同站在已有一百一十五年历史的枝形吊灯下，在高耸的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的古老肖像的包围中，放声高歌，犹如在歌唱“共同生活在这个我们共同创造的国家里”。至今，他们当时演出的场景和所表现出的力量仍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
《汉密尔顿》这部音乐剧之所以会让我如此感动，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历史多多少少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它讲述了一个能够包容多样性的美国，它让我想到：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选择将自己的历史和人生故事隐藏起来，要么是感到羞愧，要么是担心我们的人生现状与我们所树立的理想相差太远。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不时会接收到这样的信息：要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只有一种途径，或者说，如果你的肤色是黑色的，如果你的臀部比较宽大，如果你没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享受到别人的爱，如果你的语言不同，如果你来自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你就不属于美国。这种观念似乎根深蒂固，直到有人站出来，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生活也不富裕，我的父亲身患疾病，而且我们所在的街区已开始衰落。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我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我们所在的城市芝加哥是一个充满多元文化的城市，我们的国家重视教育，使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我的命运。你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你也可以说我拥有一切，这完全取决于你选择从哪个角度进行解读。
距离贝拉克的总统任期结束越来越近，我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美国。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热爱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有幸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个国家的一切，感受它那鲜明对立的矛盾、令人痛苦的冲突、它的痛苦、它坚持不懈的理想，以及它战胜这一切的强大抗逆力。或许，我的观点有点不同寻常，但是我相信，过去这些年里，我的经历、我的认识与很多人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因为见证进步而感欣喜，因为感受到同情而感宽慰，因为看到那些隐形的、无名的人找到了生活的希望而感高兴。哪怕只是一缕微光，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持续，因为只有这样，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人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充满可能，甚至充满更多可能。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1] 美国总统每年感恩节前都会象征性地“赦免”一只火鸡，使它们免于宰杀。而获得赦免的火鸡，会被送到动物园等地，直到自然死亡。
[2] 《奇异恩典》（arace ），也有人称《天赐恩宠》，是美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乡村福音歌曲，被视为非洲裔美国人对抗种族歧视的象征。
[3] 彩虹旗，最常见的是用以代表同性恋的六色彩虹旗。
[4] “让女孩学习”（let girls learn），这一计划旨在帮助冲突地区的女童接受教育。
[5]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a yoafzai，1997— ），居住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的一名普通学生。马拉拉以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闻名，她通过博客介绍她和朋友们在塔利班政权下的生活。2012年10月，马拉拉遭到塔利班枪击，伤势严重，经过治疗于2013年在英国重返校园。2014年，她与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6] 史蒂芬·科拜尔 （stephen lbert，1964—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喜剧演员、艾美奖获得者，因其幽默讽刺和扑克脸式的喜剧表演风格在美国广为人知。
[7] 加奈儿·梦奈（janelle onáe，1985— ），出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美国另类女歌手，代表作品有tropolis 等。
[8] 赞达亚·科尔曼（zendaya lean，1996—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美国女演员、歌手、舞者。
[9] 凯莉·克莱森（kelly crkn，1982— ），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美国女歌手、演员。2002年，凯莉·克莱森成为第一届《美国偶像》比赛的冠军。2006年，凯莉荣获第48届格莱美奖所颁发的“最佳流行女声”和“最佳流行专辑”两项大奖。
[10] 戴安·华伦（diane warren，1956— ），美国知名作曲家，当代最优秀的音乐创作者之一，她的作品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有种说法：每五分钟，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个人在听她写的歌。
[11] 梅西·埃丽奥特（issy elliott，1971— ），演员、歌手，曾荣获十七座tv音乐大奖提名、五座格莱美奖，以及五座灵魂列车音乐奖，并在出道短短五年之内两度获得美国《滚石》杂志“年度最佳嘻哈女艺人”的封号。除了在音乐上有着非凡的地位，梅西·埃丽奥特还深深影响着街头文化。
[12] 温莎城堡（dr castle），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的温莎，距伦敦近郊约四十千米，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13] 独立宫（dependence hall），美国著名历史纪念建筑，位于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独立大厦内，那里曾诞生过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也曾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指挥中心，是美国独立的象征。
[14] “老家庭餐厅”，1825年由时任总统的亚当斯设置，最初是作为第一家庭的餐厅。后来，第一家庭的餐厅移至楼上的私人居住区后，历任总统均把“老家庭餐厅”用于举行小型正式宴会，包括与外国元首举行工作午餐等。
[15] 阿尔玛·托马斯（ala thoas，1891—1978），非洲裔表现主义女画家。
[16] 杰·费罗尔（jay pharoah，1987— ），美国演员，曾经在《周六夜现场》扮演贝拉克·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