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狐狸塔下的尸体（1/2）

一位名叫张宝琛（音译）的老人发现了帕梅拉的尸体并报了警。他是平头百姓，北平的一位劳动者。老张现在已经退休，住在离狐狸塔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在1月8日星期五那个寒冷的早上，他拎着自己心爱的鸣鸟沿着鞑靼城墙遛弯时，发现了那具尸体。

在笼中饲养鸣鸟是北平的一种古老传统。每天早上，像老张这样的老人会带着他们的木漆鸟笼外出，笼子上还蒙着蓝色的亚麻布罩子。所有北平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侨——都能辨别出这些鸟儿与众不同的歌喉。它们从笼中飞出，尾巴下面系着哨子，在清晨的天空中逍遥自在地翱翔，一路洒下哨音。它们高高地飞过胡同、紫禁城和狐狸塔，最后忠实地回到主人那里。老张每天都去鞑靼城墙，和大家一起抽烟、喝茶、谈论鸣鸟。寒冷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即使是强劲刺骨的风也阻止不了他。他在北平出生长大，是地地道道的北平人；他已经习惯了。

那天早上八点刚过，他沿着鞑靼城墙向东朝狐狸塔走去，发现两个人力车夫蹲在下面，朝着荒地对面狐狸塔下撒满垃圾的护城河指指点点。在早上这个时候，那地方总是很安静，无论下面有什么，东河沿上的行人车辆都看不见。城墙从狐狸塔延伸出来，直到前门城楼；而东河沿与城墙平行。

老张又向前走了几步，小心提防着黄狗。这些难缠的杂种狗据说很可怕，但这位老人知道它们绝少攻击人类。然而当日本人逐步扼住食物供应的渠道和商贸活动的命脉后，这些狗同许多贫苦的北平人一样无家可归、饥肠辘辘、不顾一切。

不久后，关于老张当时目睹之景象的谣言开始传播。故事每讲一次，实情就被夸大一分。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在狐狸塔下找到的那个女人已经死去；而且那不是普通女人，而是外国人，是个老外。另外，老张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到她的尸身遍体鳞伤——想必她曾遭受殴打，脸和腿曾被利刃劈砍切割。

那年冬天，北平经济濒临崩溃，曝尸户外的人并不罕见。而且自杀也几乎成了一种传染病，许多人不堪命运折磨，最常见的是以割腕或吸食鸦片了结残生。每天市政部门都会派大车在破晓时分出来收捡冻僵的尸体。但老张仍然十分震惊。

此外，政治谋杀的频率也呈上升趋势。在国民党的执法者、秘密巡警与汉奸之间，冲突频发。这些汉奸坚信东京会将南京和北平碾为齑粉，热切地想尽早从占领军那里分一杯羹。敌对帮派间也常有枪战发生。日本浪人和他们的朝鲜盟友狼狈为奸，犯下桩桩恶行。

然而，老张此前还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尸体。年轻时，他曾目睹外国军队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对这座城市的蹂躏洗劫。随后在1920年代，他曾看见军阀将人斩首示众。现在，北平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日谍正在进行另一种战争，报纸上每天充斥着与此相关的新闻。但一具白人女子的尸体就是另一回事了！总而言之，在北平的街头，外国人的尸体非常少见。

张宝琛记起来：在1935年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位白俄流亡者曾走到狐狸塔下，从自己破旧的外套里拿出一把精美的象牙刀柄的锋利剃刀。他把两边的袖子卷起，割开了双手手腕，倒在狐狸塔下方的地上，血液带着他的生命力从体内慢慢流走。第二天早上，路过的人力车夫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又是一次自杀事件吗？看起来不像。但无论怎样，大事不妙。老张拎着鸟笼，迈动两条老腿，以最快速度沿着鞑靼城墙往回跑，奔向最近的巡警亭。

爱德华·西奥多·查尔默斯·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rs werner，或etc倭讷）和他女儿所住的传统中国四合院位于北平鞑靼城中的某条胡同里，紧挨着使馆区。如果有人观察他们在1937年初的生活，肯定想不到“中国正在悬崖边上踉跄而行”。他们过着舒适的日常生活，而且享受着某种特权。尽管当时鳏居的倭讷选择同使馆区里公开的欧洲圈子保持距离，但比起遵循中国传统，他们更倾向于以英国方式生活。

北平住着许多老中国通，倭讷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他从1880年代起就在中国居住、工作。作为一位学者和前英国驻华领事，他的经历广为人知。有许多人拜读过他的著作，它们被翻译成了许多门语言。他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ciety）和华物协会（thgs chese ciety）的演讲艰涩难懂，然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引起众人瞩目。他也为当地报纸撰写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文章。他的经历和学识可能使他在宴会上大受欢迎，但他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应邀出席宴会。他更喜欢过学者式的隐居生活。

在这段时间，倭讷受国立北平大学邀请，偶尔会过去授课；他也是中国政府的国史编纂处里唯一的外国人。但他主要在家工作。他的宅子位于盔甲厂胡同1号，离狐狸塔非常近，只隔一条古老的、住着一群聒噪鸭子的运河。这条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现在已被淤泥堵塞，成为一个恶臭的垃圾堆，连运粮的驳船也无法通过。

盔甲厂胡同靠近贡院和几家小规模的家庭裱褙作坊，这些作坊杂乱而勉强地挤在鞑靼城墙下，这里由此形成了裱褙区。盔甲厂胡同两边排列着法国梧桐，白天来往的人群次序总是分毫不乱：最先到来的是养鸟爱好者，拎着他们蒙了布罩的鸟笼；然后是街头小贩，大声叫嚷着推销各种服务；用人们从市场采购食品归来；出租车和人力车来来往往；最后还有卖小吃的摊贩。只有在北平才能找到这样的街道，它可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使馆区外住下来。房东们修缮房屋，使房客在过中式生活的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化生活设施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比如逃离苏联，后来又从哈尔滨或北方的其他日占城市迁居南下的白俄——无力支付使馆区内的生活费用。逃离纳粹德国迫害的欧洲犹太人也日渐增多。

尽管大多数流亡人士前往上海，在北平住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近乎赤贫，只好住在破败的公寓里。这些公寓有的位于鞑靼城（它扩张起来毫无规划，且总是臭气冲天）中，有的坐落在“恶土”边缘。他们做着诸如看门人、酒保、荷官、妓女和鸡头等的工作，或是靠乞讨维持生活。欧洲人的圈子和公使馆当局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忽视这些下等外国人，认为他们损害了白人在北平的威望，希望他们能够去上海；但在那之前，自己最好还是对他们视而不见。

盔甲厂胡同尽管在鞑靼城内，却必然没有穷困外国侨民的容身之处。在这里，门户华丽、青砖砌成的四合院在胡同两侧排开。倭讷的居所建在传统的南北中轴线上，其门前台阶上的浮雕有驱邪避鬼的寓意。院子里，一株百年紫藤爬满围墙，一棵古老的杨树生长在一座小假山当中。房主是中国人，倭讷从他手中租下了这处院落。尽管这是老宅，屋里却安着电灯，浴室如宫殿般华丽，还有热水器、现代水管设施和暖气。窗上没有糊窗纸，而是镶着玻璃。

为这家人服务的有厨子和女佣各一名。那女佣在帕梅拉小时候做过她的奶妈。为倭讷服务多年的贴身男仆（在中国的外国人圈子里这类人被称为“头号男孩”）实际上已年届不惑，是这家人的首席仆人。此外，还有一位看门人负责安保和家里器物的维修保养，他也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除厨子外，其他所有用人住在这处四合院里。

在这条胡同里，有的四合院比倭讷这处更大、更漂亮。其中最棒的是et奈斯特龙（etnystro）博士的产业。他是一位富有的瑞典地质学家，能把中国钢铁和煤炭的储量估计到最精确的程度（精确到吨）。他用一部分财产在遥远的山西太原建立了奈斯特龙科研所（nystro stitut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在北平时，他总是待在西绅总会的酒吧里；但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和漂亮的太太住在瑞典，因为她拒绝搬来北平。

在回瑞典期间，奈斯特龙博士把自己大宅院的一部分出租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左翼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及他热情、富有魅力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她也是知名记者。在北平，斯诺夫妇是最声名狼藉的侨民，人们要么热爱他们，要么痛恨他们。尤其是埃德加，保守的当权派对其政治观点简直是深恶痛绝。其他人则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养尊处优、只会空谈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以革命分子自居，多亏美元汇率坚挺，才在城外四英里远的跑马场中养得起一匹赛马。斯诺夫妇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社会版上的机会，和出现在英国政治保安处（british special branch）的政治嫌犯名单上一样多。

鞑靼城毫无城建规划，狭窄的胡同里熙熙攘攘。然而，倭讷喜欢在胡同中散步，因为在走完长长一段路后，他就会重新变得精力充沛。这片区域里充斥着棚户的平房、露天肉案、叫卖的小贩和街边集市，集市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小餐馆。在冬天，鞑靼城里的炒栗子就上市了。人们在火盆里炒栗子，火盆下面燃烧的木炭或动物粪便气味刺鼻。冬天也是人们享受面条、油煎五香豆腐块和饺子的季节，这些食物能驱散北方冬日的寒冷。这里还有公共浴室、算命先生和为目不识丁者代写书信的人。此外还有路边的剃头匠，在其为客人剪发时总是有旁人围观。这些剃头匠堪称百晓生，任何闲话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京剧票友在这里即兴演唱；卖艺的孩子和胡子拉碴的变戏法的人在街头表演，然后举着帽子在人群中绕场一周。寥寥几辆小汽车艰难地从人力车车流中穿过；下雨时，车辙交错的路面上的泥泞深及脚踝。作为现代化标志之一的高架电线为鞑靼城第一次带来了电流；然而，老一辈的居民并不信任这些蜿蜒如蛇、嗡嗡作响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