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激进派的时尚（1/2）

调查工作止步不前。韩署长的二十天之限也已到期，总督察谭礼士则处在崩溃的边缘。北平漫长艰苦的冬天和酷寒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谭礼士筋疲力尽却无法入睡，从1月8日开始，他就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已经抽了太多烟，喝了太多威士忌兑苏打水，还得了烦人的咳嗽，迟迟不好。由于经常走街串巷，他的四肢冻僵了，总是暖和不过来。六国饭店的医生为他开了难喝的绿色药水，但他服用后病情并没有起色。作为一位警探，他难免怀疑自己错失了案件中某些明摆着的东西。

韩署长现在说他认为这个案子会成为永远无法解决的悬案。日军越来越近，凶手却越来越远。北平人日益关注自己的小命，暗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游击战正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进行。现在，日军已经在离紫禁城和使馆区仅有九英里远的马可·波罗桥掘壕固守，等待进军的命令。在南京，蒋介石仍对北平的命运不发一言——这可不是吉利的兆头。

比涅茨基警长已经被召回天津，那里的形势也逐渐紧张。有人也想让谭礼士回来，但他要求再待几天，请求让这案子有始有终。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和疲倦的白天，帕梅拉——不管是作为女学生还是迷人的女郎——始终萦绕在他眼前。他自己都快要相信狐狸精的说法了，想象着它们在鞑靼城墙的墙顶翩翩起舞，在狐狸塔的檐下徘徊，深夜里在没有尽头的胡同中游荡。它们寻找受害者，或是把人头骨顶在脑袋上保持平衡，同时大声嘲笑他。它们缥缈无形，无法触及，就像他正在追寻的凶手那样，消失在北平的黑暗中，甚至连可以帮助追踪的影子都没留下。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它们渐渐消逝在鞑靼城的黑夜里，就像那个已经隐于城市的凶手一样。

他把这幻觉归因于绿色药水。

在公开场合，谭礼士力求破除狐狸精和器官贩子之类的传言。他嘲笑类似的言论，攻击中国报纸——它们把此案与薄伽丘充满色情和猥亵描写的《十日谈》中的食心者故事做比较。当时这本书的译本在中国流传很广。而媒体被匿名的消息提供者引导，对书中的偷心天使念念不忘。

关于这点，常任秘书多默思倒是给了谭礼士一条密报。有人曾听到喝醉了的督察博瑟姆在顺利饭店后面的酒吧里对着一群崇拜他的听众夸夸其谈，很享受成为他人关注中心的感觉。多默思的线人也报告称这位大嘴巴的督察在“恶土”上花了太多时间却不干正事。谭礼士把他遣回天津，堵上了这个漏洞。

总督察也驳斥了关于患精神病的虐待狂的说法，并宣称所有关于倭讷的流言都是“一派胡言”。但他对于悉尼·耶茨和他在天津文法学校的行为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证据能把平福尔德和帕梅拉，或是普伦蒂斯和帕梅拉，又或者是帕梅拉和“恶土”联系起来。他知道平福尔德、普伦蒂斯和乔·科瑙夫之间的关系：他们一起打过猎，都参与过西山天体营的活动，也都出席过普伦蒂斯的舞会。他们都和“恶土”，和北平外侨圈子的罪恶一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和帕梅拉毫无关联。

甚至告密者们现在也逐渐减少，或是转移了关注点。也没有新的自称凶手的怪人出来自首，现在他们在电话中说的都是自己曾见到日本人的奸细往井里投毒，或是看到裕仁天皇和蒋介石在西山一起散步。

也许到结束的时间了，该回家了。帕梅拉之死现在已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剩下的工作只是把程序走完。

针对帕梅拉之死的审理直到1月29日才继续进行。在那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菲茨莫里斯领事再次在英国公使馆主持会议，公使馆再次成为正式裁判法庭。这次审理将听取证人和警方的证词，接收相关证据以及完整的尸检报告。

北平通宵落雪，整座城市都仿佛盖上了白色的毛毯，然而这白毛毯很快又化作了灰黑的泥泞。开庭的房间似乎比上次的更冷。上一次的情形令人觉得似乎很快就能逮捕某人；当时，大众还未得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细节。

为重新召集庭审，公众旁听席特地增加了座位，但仍不能容纳所有人。长椅上挤满了证人——古雷维奇一家、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倭讷家里的用人，以及与帕梅拉生前最后几天有关的其他人员，比如说那位上了年纪的养鸟爱好者张宝琛、19号警亭的许滕臣巡警和高警士。使馆区巡捕房的常任秘书多默思和皮尔森警官也在那里，当然更少不了韩署长和总督察谭礼士。

倭讷笔直地坐着，独自一人，不与任何人交谈，好似一尊雕像。菲茨莫里斯领事把他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谭礼士也忽视了他的存在，他心里正因此窝着火。

在人们当时的记忆中，对帕梅拉·倭讷谋杀案的审理是北平持续时间最长的庭审。第二次开庭持续了三天。第一位证人张宝琛站起来，重述他发现帕梅拉尸体的经过，公使馆的一位口译为他翻译，在他陈述时，雪一直在下。随后中国警察高道宏和许滕臣发言，读出他们笔记本上的内容。

韩世清讲述了他是如何在狐狸塔处理现场的，略去了最可怕的细节，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关于黄狗的谣言。多默思和皮尔森对他关于犯罪现场的叙述没有异议。

随后，韩世清按照自己得到的信息，还原了帕梅拉生前的最后一天。盔甲厂胡同的看门人和厨子重复了他们的证词。帕梅拉的保姆在做证时痛哭失声。法庭宣布当天休庭。

第二天是星期六。庭审以埃塞尔·古雷维奇艰难的叙述开场。她的父母确认帕梅拉在那个周四来过他们家。莉莲·马里诺夫斯基在做证时则刻意与帕梅拉保持距离，称她俩不过是泛泛之交。六国饭店的门房曹西门（音译）重述了帕梅拉那天下午神秘现身酒店的过程。

由于那天是周末，菲茨莫里斯在午饭时分宣布休庭，并称周一早上他将听取最后一批证人——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医生们——的证词，该流程禁止旁听。记者们提出反对，但菲茨莫里斯置若罔闻。

星期一，大雪仍在北平肆虐，街道表面都结了冰。使馆区的守卫守在法庭门口。胡医生第一个提供证言，从头到尾地介绍了尸检结果并指出了死因——颅骨骨折后脑部出血。他详细描述了死者明显进行过的挣扎、死后的肢解行为、像是外科手术造成的切割伤、折断的肋骨、失踪的内脏、脱落的胃。在描述帕梅拉身上发生的事时，他试图保持专业严谨的态度，但不时停顿，被自己描述的可怕景象震惊了。

胡医生向法庭陈述：帕梅拉头上受到的致命一击使她在几分钟内死亡，而对她尸体的破坏应该发生在她死后五至六小时内。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室外且没有照明，那么凶手一定目的明确、技术娴熟，可能是屠夫或猎人。胡医生认为凶手（们）曾打算把整个尸体肢解，但中途放弃了。

北平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詹姆斯·麦克斯韦在胡医生之后发言。麦克斯韦证实：帕梅拉之死与其说“是一个普通的性虐狂犯下的罪行”，不如说“展示了一个疯子的犯罪特征”。麦克斯韦也认为帕梅拉“曾经受到性侵”，隐讳地指出她生殖器官受到的损伤。不过他加了一句：“无法确认是在生前还是死后。” [96]

随后药理学家哈利·凡·戴克陈述证词，认为此案不涉及毒药；而帕梅拉也没有被氯仿麻醉。她生前最后一餐是中餐。

最后，韩世清再次做证，告诉菲茨莫里斯：警方没有查到任何嫌犯，也没有逮捕任何人。谭礼士证实了韩署长的陈述后就迅速坐下。他没有提到菲茨莫里斯曾亲口拒绝韩署长逮捕平福尔德或普伦蒂斯的请求，也没有提到警方曾接到要求把倭讷列为不受欢迎者的正式通知。他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也就是谭礼士，马上就要被迫返回天津，继续处理常规警务工作。

倭讷本人则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他没有被要求再次做证。在他看来，菲茨莫里斯已将那次在公使馆门前台阶上临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看作对其的蔑视。事实确实如此，倭讷正有此意。在这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老人坐在那儿，双手抱头。

听取了所有现有的证言后，菲茨莫里斯宣布帕梅拉死于非法谋杀。他的决定意味着案子仍没有定论，尚待解决，接下来调查和进一步的讯问将继续进行，结果仍是悬而未决。

第二天，有关帕梅拉之死的所有可怕细节，菲茨莫里斯曾希望通过秘密审理压下来的所有细节，都被公之于众。媒体设法拿到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尸检团队的证词。

北平居民读到了关于帕梅拉尸体损毁程度以及性侵犯的消息，又一次被吓呆了。但人们投注在此案上的兴趣开始减退。头版现在被其他可怕的新闻占据，有关帕梅拉的报道已被移至内页，排在欧洲传来的坏消息之后。这些坏消息包括：法德关系降至谷底；墨索里尼在罗马欢迎戈林的到来；德国军队已在西属摩洛哥登陆。

与此同时，中国的整体局势也迅速恶化。宋将军的政务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激怒了日本人，而日本在农村地区煽动暴乱的阴谋已被揭露。举目皆是奸细，人们现在担心邻居就是间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始分崩离析：任何人都可能为钱通敌，与东京勾结。

一位驻上海的西方资深记者把这个时代形容为就像“住在火山边上”。 [97] 据推测，本应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蒋介石镇压了江西爆发的一次红色起义。而在北平这边，日本人的坦克已开上街头。

坦克轰隆隆地驶过商业区，沿着莫理循大街前行，经过警署。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像蚊子一样飞过天空，发出嗡嗡的响声，嘲弄着下方的民众。日本公使馆则拼命否认这是军事演习，而是称此为亲善游行。城市里的居民们可不作此想，他们并没有感到太多亲善的态度。

日军正在北平以北加强防卫。更多的士兵和机械装置就在北平外沿仅数英里外集结，数量多到已不能简单将之判断为换防行动。日本人在北平市场继续大量低价抛售走私鸦片。北平警方则突袭鸦片窟，扫荡鸦片贩子，但每当他们抓住一个，就会又蹦出三个。日元是鸦片贩子的经济后盾。

六国饭店的鸡尾酒会、北京饭店的茶舞、西绅总会的午餐和顺利饭店的啤酒聚会都渐渐消失，人们正趁时局尚未烂透时悄悄离开这座城市。北平外侨的人数开始迅速减少，涓滴细流逐渐变成一场洪水。

尽管如此，总督察谭礼士还是决定留下来。他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上司们激烈争论，对方同意再给他一些时间，但不允许他无限期地留在北平。春节时他必须回去做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