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激进派的时尚（2/2）
这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过于沉重了，近一个月来，她的思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那次审理休庭两天后，她终于去了莫理循大街警署。当时还处在震惊之中的她求见负责帕梅拉·倭讷一案调查工作的警官。韩世清领她去见谭礼士，因为她是位外侨，是又一位慌里慌张的白人女士。
但这可不是一位动辄大惊小怪的白人女士。海伦·福斯特·斯诺以尼姆·威尔士（ny）。海伦是位生气勃勃、苗条迷人的女士，许多人倾倒在了其魅力下。她很受欢迎，是真正的美人。如果人能再活一世的话，她可能会成为一个模特。实际上，她确实偶尔靠为驼铃商店（the cal bell）做模特挣钱。这家专卖店位于北京饭店的大堂，店里的毛皮、丝绸和旗袍大受富有游客们欢迎。海伦不像她坦率的丈夫那样极端。埃德加·斯诺有时会伤人感情，但想要不喜欢海伦可不容易。
当韩署长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的会客室里见到她时，他觉得帕梅拉长大后就该是这副模样。谭礼士也同意。尽管海伦比帕梅拉大十几岁，但她们确实很像。
无论是韩世清还是谭礼士都没有跟斯诺夫妇谈过谋杀案。对于韩世清来说，这对夫妇会招惹麻烦，且在这桩案子里，他们无论怎么看都清白得很。既然他们住在使馆区外，严格来讲他们也不在谭礼士的管辖范围内。
但现在谭礼士在当晚安排了对海伦的拜访，去听听她想说些什么。为什么不呢？她的地址是盔甲厂胡同13号，同倭讷家只隔了两个院子，且两地位于街道同侧。她把地址写下来给谭礼士，说：“他们追杀的是我，不是帕梅拉。这是一种警告。” [98]
海伦和她的丈夫自1935年起就住在北平，之前还在上海待了几年。埃德加常常在北平取笑、侮辱当地的美国人圈子，从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大家都巴望他们离开。和倭讷家一样，他们安身的四合院也属于传统风格；但和倭讷家不同的是，他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此外，这里更大，占地约一英亩，前院的厢房旁有一间温室。这里还有一处马厩、一个网球场、一座四角以玻璃罩住的亭子（可以在里面开花园聚会）。花园棚屋被改为埃德加的写作室。炎热的夏季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树会在院子中投下浓荫。
海伦·福斯特·斯诺把她的家称为“我们在狐狸塔附近的鬼屋”。谭礼士于约定时间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使馆区外，北平建筑物的砖墙都是灰色的，而且路上没有街灯。倭讷家完全被黑暗吞没，帕梅拉的父亲无疑还沉浸在悲伤和哀痛中。盔甲厂胡同很安静，汽车很难开进来；人力车倒是可以畅行无阻，但车夫们害怕狐狸精作祟，在夜里不愿到这边来。
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这条街上，斯诺家最令人过目难忘。然而这里似乎戒备森严：墙头嵌着碎玻璃防范入侵者，大门外站着四个看起来很凶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可能来自山东，数百年来那个省份的男人都是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一个火盆照亮了大门和那四个守卫。他们身佩大刀，刀鞘系在身侧，站得笔直，双臂抱在胸前，面色坚定。
海伦·福斯特·斯诺出现了。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裤子和一件黑色的宽松高翻领毛衣，把头发梳到了后面，素面无妆。她在院子里发抖，看起来既脆弱又紧张，薄唇勉强抿出笑容，同时示意那些男人谭礼士是她期待的客人。他们放松下来，让他进来。
“艾德雇了他们，好让我觉得安全些，”她告诉谭礼士，“他觉得我这么担心真是太傻了，但他们让我安心。”
四合院的内部装潢恰好符合谭礼士对这两位颇为年轻的、爱冒险的美国人的想象。美元使他们能在中国过上富足的生活。其他旅居中国者有的所有物件他们都有：精雕细琢的桃花心木烟灰缸、宁波漆器、清式红木家具。屋里的丝绸沙发垫和丝绸窗帘比中国人家里的还多，中国风的小摆设比比皆是：扳指、指甲套、佛像雕刻、架在底座上的华丽鸦片枪、镀金圣像式的落地灯。还有一架架图书、一堆堆杂志、一台巨大的无线电话机、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
此处温馨舒适且富有现代气息，看起来主人已在此住了很长时间。但对谭礼士这个英国人来说，它太美国化了。倭讷那近于苦行者风格的住宅也在同一条胡同里，但两者间的对比鲜明到了极致。倭讷家里只有一部电话可以表明当时是1937年。
谭礼士点燃一支香烟。海伦递给他一只烟灰缸，上面有大来轮船公司的标识，它无疑是从她乘坐过的某艘轮船的舱室中顺手牵羊而来的，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行为。在舒适的斯诺家，谭礼士觉得自己被筋疲力尽之感吞没了。他的每根骨头都在渴求休息和温暖，六国饭店里凹凸不平的床垫（这是之前睡在上面的上千位客人的共同杰作）使他背疼，而床本身也容纳不下他瘦长的身躯。房间里的蒸汽采暖使他喉咙发干。他已经吸了太多香烟，每根都一直吸到只剩烟蒂，因此讲起话来他声音都嘶哑了。现在他感冒了，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此外，他还关节酸痛。
海伦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谭礼士面色青白，身体颤抖，并且正如她注意到的，“那并不全是因为感冒”。她给他倒了杯白兰地驱寒。他喝下去，觉得暂时好些了。埃德加·斯诺不在家。谭礼士和海伦在就座后聊了起来。为什么她说帕梅拉之死是一个警告呢？他问她。
说来话长。海伦和埃德加·斯诺对中国两大对立的势力都颇有兴趣。他们曾待在偏远的共产党的隐秘窑洞里，并且创办了一份激进的期刊《民主》（deocracy）；但同时，他们也是北京饭店的常客。他们在那里模仿凡尔赛宫镜厅而建的舞场中跳贴面舞。他们在盔甲厂胡同的四合院里开办沙龙和花园聚会，同中外革命分子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在那个月，埃德加正埋头工作，要完成《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稿。这本书记录了他和中国红军在1936年夏秋之际一起度过的岁月，里面有对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采访。大家都悄声传说这将是本爆炸性的著作。确实，《西行漫记》想必会使埃德加·斯诺成为畅销书作者。它谴责了蒋介石和腐败的国民党，他们与埃德加笔下共产党员的光辉前景和纯粹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德加与曾在前一年12月扣押蒋介石的少帅一样，支持建立一致对抗日本和欧亚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
他也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因为即使在统一战线形成后，迫害也没有停止。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倒退到了1927年，当时上海进行了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人士的屠杀。蒋介石还把棘手的工会领袖和共产党情报员砍了头，至少有三千人陈尸街头。上海公租界、法租界和华人区一度血雨腥风，而外国列强则安坐不动，袖手旁观。埃德加·斯诺报道了这一切，感到恶心。
北平的老中国通们徒有其名，没能认真看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他们曾眼见着共产党人在上海抛头颅、洒热血，随后被迫从江西的临时苏维埃根据地择路出发，经长途跋涉到达陕西，而蒋介石的军队全程衔尾紧追。共产党人行军三百七十天，跨越了八千英里的漫漫长路，与虚弱、饥饿、寒冷、疾病、逃亡主义和死亡做斗争。八万多人中，最后只有约七千人到达了陕西延安的窑洞。蒋介石的手已经伸不到那里，于是他们隐匿起来，策划东山再起。埃德加曾去延安与他们见面并进行访谈，之后发回盛赞他们的报道。外国势力现在坚决表示对他的不信任，蒋介石和国民党则对他恨之入骨。
力行社为蒋介石汇总了一份他不喜欢的人的清单。这个团体通常被称为蓝衣社，是公开的法西斯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旨在除掉国民党的敌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都在名单上，当然还有所有支持他们的中外人士。海伦相信埃德加也在其中，因为他手稿的细节被泄露出去了；她自己肯定也在名单上。
在蓝衣社内部，还有一个更秘密、更致命的团体，被简称为军统局。它由一位名叫戴笠的神秘人物领导，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他手中的军统局照搬盖世太保的模式，而他本人也是中国最可怕的人，是委员长的“耳目和匕首”，还是谍报大将。众所周知，他鄙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因为他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手伸得太长了。戴少将专门为国民党清除各种问题人物。他派出暗杀者，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据说跟戴笠对着干的人简直就是嫌命长。那个冬天，关于北平暗杀和政治杀戮的谣言接连不断，每个人窃窃私语时都会提到戴笠的名字。
海伦告诉谭礼士：在她看来，戴笠和蓝衣社已经失控了。他们胡作非为，到处进行仇杀清算。在北平，他们无处不在，有时秘密活动，有时则公然行事。年轻的、野心勃勃的蓝衣社暴徒深夜会在狐狸塔附近的鞑靼城墙上会面，与盔甲厂胡同的距离简直是呼吸可闻。她知道自己的裁缝自称是其中一员。他们崇拜戴笠，认为他无所不能；他们练习太极拳和剑术；他们纪念、推崇1900年的拳民；他们信奉术法，认为人体器官可以炼药；他们把人心挖走，至少嘴上是这么说的。
海伦说，蓝衣社想要埃德加的命，他们想让《西行漫记》胎死腹中。既然他们正在满城暗杀蒋介石和戴笠的敌人，多杀个把外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海伦相信1月7日晚上，她自己才是杀手的真正目标。蓝衣社当时是想杀掉她来警告她丈夫，但误杀了帕梅拉。
谭礼士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讲得通。实际上，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讲得通的推论，因为它提供了动机。他似乎愿意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
海伦·斯诺吓坏了。她曾希望这位苏格兰场警探会让她别继续发傻，会要求她控制情绪，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袋。她丈夫根本不把她的想法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这曾是真的，帕梅拉·倭讷的惨剧也表明形势已经变了。外国人一样会被谋杀，其心脏一样会被掏出来。已经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1月7日晚上，埃德加和海伦去参加一次聚会，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同胞哈里·普赖斯（harry price）和他的妻子贝蒂在一起。两对夫妻经常互相走动，一起在北戴河海滩消夏，讨论日益恶化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希望。在那个周四的晚上，斯诺夫妇于十点前后乘出租车回盔甲厂胡同。听到谋杀案的新闻时海伦意识到，在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他们离案发地点不太远。
当然，海伦听过所有关于此案的流言，也就是那些关于倭讷、平福尔德和普伦蒂斯的传说。她知道西山天体营的事，也曾听到用人们讲的与狐狸精有关的闲话。但为什么要杀掉一个从学校回家度假的小姑娘呢？她想知道这点。一定有别的原因。当想到这可能是一次误杀时，她觉得全身发冷。
斯诺家并不难找，尤其考虑到他们社交活动频繁，而戴笠又神通广大。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发现，海伦经常走路或骑自行车沿鞑靼城墙回盔甲厂胡同。像帕梅拉一样，她也经常从使馆区走这条路线回家。夜里街边没有路灯照明，但走这条路就可以绕开构成“恶土”的混乱拥挤的胡同。
海伦·福斯特·斯诺衣着时髦——高跟鞋、长裙、裘皮披肩。激进的政治态度和时髦的定制衣衫是她的风格。海伦指出，如果把那张照片里迷人的帕梅拉放在自己身边，如果是在黑暗里匆匆一瞥，她们确实很容易被搞混，且尤其容易被一个不明身份的暴徒弄混。这两位女士身高相近，外貌颇为相似——都有一头金发且身材苗条。海伦的头发紧贴头皮，有时把头发拢到一边，有时则向两边分开，就像帕梅拉一样。她们几乎算是隔壁的邻居，都爱骑自行车在这一带活动。在黑夜的掩盖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她们之间的十岁年龄差。
谭礼士不知道该对海伦说些什么。他坐在她家的壁炉边，看向窗外的盔甲厂胡同，倾听着风从狐狸塔那边呼啸而来，带来黄狗的哀叫。他很惊奇：埃德加居然自己外出，把妻子留下，让其独自面对这种情况。谭礼士总是觉得夜幕下的盔甲厂胡同令人毛骨悚然，但似乎这正是埃德加和海伦喜欢它的原因。他们知道狐狸塔中的狐狸精可能在这一带出没，但她大笑起来，因为她正和十五个用人“单独”在家，而其中四人还是佩刀的强壮男子。
“难道你没意识到，”谭礼士问她，“凶手应该会藏起来，而且很可能就藏在附近吗？”
总督察已经“行到水穷处”了。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不是那个超然的警察了。他在此案中掺入了太多个人色彩。海伦·斯诺的白兰地尝起来很糟，或者有可能他的味觉已经被病毒破坏了。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回到天津的家里。他觉得恶心、无能为力。
“四方都没有灯光，”他对海伦说，“黑暗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他恳求她收拾行装搬出去，离开盔甲厂胡同。这里已被诅咒了。谭礼士感到自己要被恐惧压垮了。他得控制住情绪。他才是那个应该离开北平的人。
随后他念头一转，想到尽管戴笠和蓝衣社性情残忍，但他们的暗杀常常迅捷果断——直接开枪崩头，然后转向下一个敌人或叛徒。戴笠喜欢“肃清”这个说法。他杀人的方式并不符合帕梅拉的遭遇。然而无论如何，谭礼士都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无法确认戴笠与此案的关系，也无法认定戴笠是无辜的。永远不会有人敢于就此案接洽戴笠，即使是韩世清或韩世清在前门的上司也不可能。
无论海伦·斯诺关于杀错人的说法听起来多么有理有据，关于它永远也得不出结论。有些问题永不会有人敢问。在中国，某些人势焰熏天，可以“奉旨杀人”，而戴笠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所有死胡同尽头的那堵撞不得的“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