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船板胡同（1/2）

“恶土”在日军占领下似乎分毫未变。也许这里是北平唯一能照常做生意的地方。现在城里挤满了突然拥入的日本军人，这些士兵曾在中国北方苦捱数月，“恶土”的特色服务因其到来顿时变得紧俏起来。士兵们需要醇酒与妇人，而这两样正好都是“恶土”能够大量供应的。

这里已不是好奇的外国有钱人在周末体验下等人生活的地方了，也不再是中国人偶尔找点法外的乐子的处所了。现在，前者多已远走高飞，后者则惊恐地躲在家中。“恶土”已经成了由日本人独享的乐园，以及大部分通敌者在北平的罪恶巢穴。

倭讷知道警方对船板胡同的调查无功而返。他的情报员也说过，当时人们曾被警告要保持沉默。他也确认了博瑟姆督察是个酒鬼的传言。那晚搜查过船板胡同27号后，博瑟姆曾回到欧林比亚卡巴莱歌舞厅，经理乔·科瑙夫又请他喝了不少酒。博瑟姆曾利用自己的职位在使馆区的酒吧里散布流言。人们本来就害怕当局，不愿被牵连或陷害，再加上警方的威胁和发酒疯，难怪许多人缄口不言。谭礼士对北平的了解程度不足以推进对船板胡同27号中的事件的调查。平福尔德、科瑙夫和普伦蒂斯是通过狩猎活动而不是帕梅拉联系在一起的。她与他们的关系当时还不为人知，因为没人能想到她那晚竟然在“恶土”里。

倭讷在街上遇到那白俄女孩后不久，他的密探们就设法联系到了在案发当晚曾被人看到清洗带血坐垫的人力车夫孙德兴。孙德兴说自己被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关他的错误信息震惊了，而且他的口供也被歪曲。他们报道说他曾被逮捕，但这是没影的事，他只是接受了讯问。他们还说坐垫上的血来自一个酒后斗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随后那个人被找到了，也承认了这个说法；但读到报纸时，孙德兴本人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件事。

接受讯问时，这个人力车夫向韩署长讲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随后他就被赶出警署，警察还让他马上消失。一开始被警察找到时，他就已经被吓坏了，哪会再撒媒体报道中的那种谎呢？就像北平其他许多人力车夫一样，他会抽一点鸦片，好保持干活的体力并抵抗严寒。他知道韩世清正在积极地搜捕吸毒者，拉了不少人到天桥刑场处决。

孙德兴已经回去拉他的人力车了。但由于日本人占领北平，他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车费寥寥无几，通货膨胀却变成了一匹脱缰野马，而他是个穷光蛋。倭讷的密探已告诉孙德兴，他们正在寻找关于凶手的信息；而孙德兴已准备好提供点情报来赚钱。当然，他会实话实说。于是，他把自己在案发次日讲给韩世清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给倭讷听。

1月7日夜，他在船板胡同揽客。大家都知道船板胡同27号是间廉价酒吧，摇摇晃晃地从里面走出来的客人通常会雇人力车；28号则是家热闹的妓院，在那里也等不了多久就能接到客人。那天晚上，“恶土”的各项生意都很繁忙，因为当天是个外国节日。

过了十点，孙德兴看到一辆汽车从使馆区的方向开过来，停在船板胡同28号外面，车上下来四个人。从前排座位（就在中国司机旁边）下来一位矮个子男人。孙德兴不认识他，但确实记得那个人的鼻子特别大，即使对老外来说也大得过分。从后座也下来一个男人，孙德兴后来通过照片认出那是普伦蒂斯，然后下来了一个更年轻的中欧混血男人，以及一位黄头发的白人女孩。他们都从通向天井的小门进了28号。女孩走在两个白人男子之间，那两人各自搀着她的一条胳膊。

司机调转车头，朝着来时的方向开回使馆区去了。孙德兴没能认出他，只记得那是个中国人，穿着标准黑制服，戴着帽子，北平所有受雇于人的司机都是这套行头。那辆汽车的车身也是黑色的，车顶是棕色，但孙德兴不知道那是哪家车厂的车。他当时断定既然那辆车没等在这儿，刚才进28号的人很有可能就需要雇他的车回家。所以他在自己车上的电石灯旁蹲下来，开始“趴活儿”。

孙德兴当时只有19岁，和北平大多数车夫相比，他更健壮，也更能坚持。他在28号外面耐心等到午夜后，最后等来了他的客人。一位俄罗斯女人（他知道那是妓院的老鸨）和一个中国男人出现在门口，向他招手示意。那两个白人男子架着一个外国女孩从开在围墙中的门里走到街上。她双腿无力，孙德兴形容说“就像让青蛙站起来走路一样”。 [108] 他们把她架到他的人力车上，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两个男人分坐在她的两旁，他们一起挤坐在长座椅上。尽管夜里很冷，但那个女孩穿得不多，身上只有一件女式衬衫、一件开衫和一条短裙。她的脸被一块白布蒙住了一部分，孙德兴猜她喝醉了。对“恶土”里那些醉醺醺的乘客，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的人豪饮后情况更糟，有时甚至处于半昏迷状态。

当然，一旦跑起来他就看不到她了。两个男人把给乘客遮挡寒冷和雨点用的帆布雨篷拉下来。但孙德兴能听到女孩在吃力地呼吸。

他也注意到：女孩裙边的搭钩被扯开了，衣服本身看起来也像是从底边几乎一直被撕开到上面。

妓院老鸨让孙德兴拉这三人沿船板胡同向东南走，从那个被大家叫作“石桥”的横跨鞑靼城墙的小入口到东河沿。那晚很冷，风又很大，孙德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且那边没有任何房屋或酒吧，但他按要求拉着这一行三人去了“恶土”的南部边缘地带，并拿到了钱数正好的车费。他满怀期望地等着，希望能得到小费，但其中一个男人让他赶紧走开。他仍然磨蹭了一小会儿，极度渴望能额外拿到几个子儿，但那位个子较矮的男人抽出一把刀向他比画。

这示意对孙德兴来说足够了，他迅速朝哈德门大街的方向跑回去。回家路上，他大概在凌晨时分于使馆区边上靠近莫理循大街的法国医院的大门处停下了。在那里他和看门人聊天，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奇怪经历。不久后，倭讷的密探联系了那几位看门人，证实了孙德兴的陈述。

在同一天早上稍晚些的时候，孙德兴注意到人力车坐垫上的血迹，于是去狐狸塔旁的运河边把它洗掉。他很担心，因为那个金发的白人女孩是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位乘客，这血想必是她的。随后他就被两位巡警抓住，带到莫理循大街警署，接受韩署长的讯问，那也是唯一讯问过他的警察。

倭讷很清楚：告诉谭礼士人力车坐垫上的血迹来自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就是韩署长。韩世清说自己已与那位士兵核对过，证明这种说法可靠。于是孙德兴被释放了。谭礼士随后也没有理由再想起孙德兴。现在孙德兴却说根本没有什么海军陆战队士兵，也没有人打架。他曾经告诉韩署长关于船板胡同和那个黄头发女孩的事，以及自己在俄历圣诞节之夜拉人力车到鞑靼城墙的事。孙德兴当时只想离开莫理循大街警署，以便早点回去干活。

倭讷把帕梅拉在被害当晚穿戴的，也是后来警方在狐狸塔下找到的衣物给孙德兴看。孙德兴认为它们和那晚在船板胡同被架到他车上的那个女孩的穿着很像。

这信息量对于倭讷来说太大了。如果孙德兴说的是实话，就意味着韩署长当时不仅掩盖了至关重要的证据，还有意把侦破工作引上歧途。倭讷想不出孙德兴有任何撒谎的理由；且就算他胡说八道，又怎么对得上这么多当晚的细节呢？韩世清撒了谎。是因为他和谭礼士一样，也曾就此案该如何推进接受官方指导吗？还是说他奉命把28号隔离在调查之外？或者是妓院老板买通了他，好把对生意的影响降到最低？也许之前他们一直贿赂韩世清，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倭讷知道北平警察是如何工作的。对那些拥有或经营妓院的人来说，给官方交“保护费”再寻常不过了。许多警察都为自己捞油水，并不只有完全堕入贪腐深渊的警察才这样做。更有可能的是，韩世清当时认为自己撒的谎无关紧要，他可能认为帕梅拉那样的姑娘绝不会出现在妓院里。

随后倭讷想起了与韩世清的那次见面，当时英国公使馆已经命令谭礼士远离此案。那是倭讷获得的唯一一次与韩署长交流的机会。现在这位老人怀疑英国公使馆曾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对那时的北平公安局总局施压，迫使韩世清也与他断了联系。在那次见面中，倭讷曾提到船板胡同的一处地方，他知道平福尔德经常在那里出没。韩世清一时有些慌乱，而倭讷现在意识到，这位署长当时想必以为他指的是28号。当倭讷说出那是27号的奥帕里纳酒吧时，韩世清很明显松了一口气。当时倭讷没有发现此细节所蕴含的重要意义。现在，他确信船板胡同28号藏着那夜发生的所有事的秘密。

1938年9月底，倭讷再次回到英国公使馆去找艾伦·阿彻，把孙德兴的证言交给他。他满以为这一次领事应该会听他的话。一开始，阿彻确实认真听他讲述，承认新的证据“看起来挺真实的” [109] 。倭讷要求阿彻联系英国公使，重启对此案的调查。阿彻说自己会看看能做些什么，然后把倭讷送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倭讷在家收到一张便条，说新的证据已经“因理由不充分而不予考虑”。阿彻现在宣布：孙德兴的证词“异想天开”“一文不值”，而且“不可能是真的”。他指出：这个人力车夫推翻了那年1月他告诉韩署长的证词；这个人是个鸦片鬼，因此也是个不可救药的撒谎精，只要能再来一剂毒品，让他说什么都行。随后阿彻重复了之前菲茨莫里斯领事对倭讷的警告：不要再碰此案。

倭讷难以置信。大家都叫它“此案”，但那是他的女儿。似乎没人把她受到的恐怖残杀当回事，没人认为这件事很重要，该认真进行调查。他带着孙德兴回到英国公使馆，后者直接向阿彻重述了他的故事。但领事寸步不让。他告诉倭讷自己不会再做任何事。虽然孙德兴给他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但他拒绝讨论韩署长捏造一个关于好斗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谎言来欺骗谭礼士这件事。

阿彻的意思很清楚：本案到此结束，倭讷应该把它抛在脑后。同样清楚的是，这位领事认为一个中国人力车夫不是可靠的证人。案件牵涉的都是白人，孙德兴的故事令人难堪，并不合阿彻和在华的英国势力集团之意。

倭讷没有向他们屈服，其他新的证人也站了出来。一位名叫王世明（音译）的机修工在附近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他在读到倭讷散发的一份传单后，联系了他的密探。王世明曾于1月8日凌晨在狐狸塔边看到一盏灯，随后人们就在那里发现了帕梅拉的尸体。另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煤炭商也联系了倭讷他们，报告说自己在同一时间也看到了灯光。他当时正要去哈德门大街卖煤。几个小时后他转过头来从狐狸塔下走过时，已是破晓时分，灯光已经消失了。第三位证人是个白俄，名叫库罗奇金（kurochk）。他告诉倭讷自己也在狐狸塔下看到了灯光，当时他正沿着东河沿开车回家。

机修师和煤炭商之前之所以没有站出来，是因为他们不懂英文，而警方散发的悬赏传单仅以英文印刷。白俄库罗奇金则于案发次日离开北平，出差去了东北，并在那里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了消息。

按倭讷的想法，1月8日凌晨出现在狐狸塔下的那盏灯解决了一个据他所知之前没人真正提出的问题。帕梅拉的尸体被发现后，人们在狐狸塔脚下的沟渠里找到了一盏灯，并把它作为证物记录在案，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与案情相关的物品，还是之前就被遗弃在了那里。机修师、煤炭商和白俄司机的证词暗示那盏灯是被凶手扔在那里的，因此可假定把帕梅拉抛尸于狐狸塔下的人（无论是谁）当时需要照明。

于是倭讷再次回到英国公使馆，再次向阿彻领事呼吁。他已做好准备，要向阿彻重新陈述所有新增的证词。他，倭讷，凭借自己的资源逐渐累积了甚至比警方还多的证据，包括埃塞尔·古雷维奇的新陈述，留在六国饭店的给帕梅拉的便条，1月6日那天看到平福尔德出没于盔甲厂胡同的目击证人，普伦蒂斯发给倭讷的帕梅拉牙科治疗的相关单据（这项证据把牙医和他的女儿直接联系在一起，同时揭穿了他之前从没见过她的谎言）。此外，还有戈尔曼和帕梅拉在溜冰场见面的事实、他从前对她不体面的求爱、普伦蒂斯在案发当晚不可能在电影院的事实、孙德兴去“石桥”的奇怪经历（他看到一个符合帕梅拉外貌描述的昏迷女孩），以及三个互相没有联系的人于1月8日凌晨在狐狸塔脚下都看到的那盏灯。

倭讷信心十足，认为这些证据足以重启此案。退一万步讲，它们也足以保证对船板胡同28号进行一次调查。事实上，警方之前从未调查过那家妓院。

而最重要的是，似乎韩署长曾有意篡改此案的证词，捏造了人力车夫的证言。无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调查并未触及真实证据。

这次阿彻甚至拒绝见他。英国权力集团共同以极其明确的方式向倭讷表达了如下信息：他在自己国家的公使馆那里不再受欢迎了。

但他仍然固执己见。陈继淹已在前门北平警察局总局服务多年，是全北平的警察的头儿。倭讷设法通过他把那盏在狐狸塔下发现的灯送去做了指纹检测。之前这项工作没人去做，这令倭讷感到吃惊。检测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摸过这盏灯的人太多了，上面的指纹都被弄乱了。看起来比涅茨基警长并没有妥善保存这件证物。它已被污染，无法复原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倭讷从案件记录中发现，从现场找到的物品，包括帕梅拉的衣物、鞋子、腰带、日记本、法国总会溜冰场的会员卡，都没检测过指纹。他简直目瞪口呆。现在他要求把它们都送去检测，但结果还是一样。指纹都已被破坏了，因为那些物品经过了太多人的手。一枚清晰的指纹都没有。

倭讷还记得，谭礼士在盔甲厂胡同和他谈话的那天，博瑟姆和比涅茨基曾在宅子里走动，拿起帕梅拉的个人物品，随意地把它们塞进外套口袋，甚至没有就拿走的东西出具一张正式收条。他现在对证物失效一点也不吃惊了，因为警察对帕梅拉物品的态度用最好的话形容也称得上“草率”。倭讷曾一再要求莫理循大街警署归还帕梅拉的私人物品，包括她那块昂贵的铂金钻石腕表，因为他想把它留作对女儿的纪念。而那只从她的房间里拿走的银奁在归还时已经坏了。

倭讷现在试着越过那位英国领事，向更高层级寻求帮助。他开始鄙视那位50岁的艾伦·阿彻先生，认为他是个庸人。1911年，阿彻入部考试失利，走后门进入外交界，利用各种关系谋到了一个职位。他没有受过法律方面的正式训练，现在却有权审判他人。

1938年初，大英帝国驻中国的最高司法代表大英王室律师（british crown advocate）曾到访北平，倭讷试图求见他。阿彻阻止了这次会面。现在，倭讷被禁止进入公使馆大院，因此他直接向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卡尔（archibald crk kerr）爵士呼吁。当时因南京陷落，公使暂时驻跸上海。阿彻也因此被迫亲自给卡尔写信：

……倭讷先生自己也深知，他在信里要求调查的对象于案发时已经由英中警官彻查过，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所有他要求查证的对象之前都已受到过最充分的调查，但当局未能使罪犯伏法。所有可能的线索现在都已穷尽，所有可能的犯罪现场都已被搜查，但无一成功…… [110]

卡尔刚刚履新，之前对倭讷和他女儿的谋杀案一无所知，因此他选择站在自己北平的手下那一边。随后，卡尔听从阿彻的建议，向倭讷抛出一个诱饵——伦敦某著名大学的汉学教授职位，希望以此终止他对案件的调查工作。如果接受了它，倭讷就可以回国投入学术研究，他的声音将会渐渐消弭。

倭讷被激怒了，他在给卡尔的回信中写道：“真是讨人欢心啊，但——没门！逃避或溜走不是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可是在揭示一个弱小的孩子遭到残忍杀害的秘密……”

他按捺住怒火，反复向公使求助，但卡尔坚称只有阿彻有权决定是否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可是后者所谓的穷尽所有线索和最充分的调查 [111] 已经被倭讷证明是一派胡言。

最后，倭讷于1938年12月致函伦敦外交部，附上一份自己的调查报告，正是他寄给卡尔公使的报告的副本。1939年2月，外交部确认收到了他的报告，关于此事的一份备忘录也被存档，但附有如下说明：

不必通读倭讷先生信中的所有附件，只需浏览其于第27～28页做出的结论，以及他在第33～35页对菲茨莫里斯和阿彻两人的再次言语攻击即可。 [112]

倭讷在报告里讲述了他和他雇的帮手在过去约十八个月内完成的工作。现在，这份报告被扔在一边，被阅读过的只有那些外交部认为对自己及外交官们进行了直接攻击的部分。

但倭讷仍然没有停手。他付钱给两位还留在身边的中国侦探，让他们监视船板胡同28号，让他们小心地接近那里的员工，花钱收买消息。他发现了许多细节——谭礼士从来不知道它们，而韩世清可能知道，但从未透露它们。

船板胡同28号1937年1月时的老鸨是个朝鲜-白俄混血的肥胖女人，大家叫她莱辛斯基夫人（lio）的男人住在一起，他们也许结了婚。孔西利奥是菲律宾-意大利混血儿，之前曾在驻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他离开军队，和莱辛斯基一起经营妓院，做起了全职妓院经理。

倭讷在美国公使馆仍有几个朋友，他们在档案里为他查找孔西利奥其人。记录显示孔西利奥持的并不是菲律宾或美国护照。他是在中国当地才受雇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只在中国服过役。由于菲律宾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孔西利奥的菲律宾血统足以使他有资格被美军录用。

亚瑟·林沃尔特（arthur rgwalt）是美国公使馆的三等秘书，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国通。自从孔西利奥被海军陆战队解雇后，林沃尔特就为他建立了一份档案。作为那间妓院的运营者，孔西利奥是一位“犯罪嫌疑人” [113] 。林沃尔特形容他“暴烈恣睢”。孔西利奥在海军陆战队里表现不佳，事实上他是被开除的。

莱辛斯基夫人和迈克尔·孔西利奥在帕梅拉死后第二天就关了妓院，然后很快卖掉了此地的非正式租约，只卖了4000银圆，低于买入价。要知道，这处妓院的日利润据说可达100银圆。他们随后逃到天津，后来又从那儿去了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里隐姓埋名地住了下去。据说他们在那里使用的是匆忙中得到的临时中国护照。

倭讷无法找到28号的业主，但此人似乎曾鼓励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尽快离开北平，离开中国北方。倭讷听说业主曾向这两口子支付1000银圆以帮助他们逃跑。当时妓院里的所有妓女（其中有人知道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去了哪里）也都被赶了出去。大家被告知：如果有人问起这地方的事，特别是1937年1月7日晚上发生的事，就要管好自己的嘴。据说大多数中国雇工离开了这里，或是在日军占领北平后逃走了。

如果他们没有犯罪，或是不知道罪行的内情，为什么会降价卖掉一项日进斗金的生意，然后不告而别呢？如果不是为了防止船板胡同28号被揭露为犯罪现场，从而被更久地关停，神秘的业主们会在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身上花钱吗？倭讷越来越肯定业主们也向北平警方交纳保护费，也许直接就交给了韩署长，因此韩世清的搜查避开了此处，因此当倭讷提起这里时韩世清看起来那么紧张，因此他在人力车夫的证言上撒了谎。

但莱辛斯基、孔西利奥和业主们应该已经知道，一旦一位前英国领事的女儿在店内被杀害，那么无论多少保护费都帮不了他们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关掉妓院，等着风头过去。

现在，28号在易手后又重新开业了。它有了新的鸨母、新的妓女和新的客人。客人们目前大多是日本人，但“恶土”很能随机应变。占领军喜欢清酒而不是红酒？没问题！同时白俄妓女们也学会了问“要做点正事吗”，而不再是从前的“想找点乐子吗”。虽然现在竞争更激烈了，但不同说法之下的套路没变。

自占领北平以来，日军在全城开办了两千余家经营场所，包括五百家妓院和一千家鸦片窟。28号能坚持营业也真是不容易。它是“恶土”里最后一批白俄妓院之一。白俄难民们收拾行装，前往上海和天津的外国租界寻求更稳妥的保护，因为那时上海的租界还未向侵略者屈服。留下的白人妓女对“大日本皇军”有着新奇的吸引力。

倭讷花了很长时间才查出28号的新运营者。她是来自天津的白俄，于过去多年中在天津英租界博罗斯道上经营多家妓院，它们距美国军营不远，且为她带来了不菲的收入。现在她自称布拉娜·沙日科（brana shazker），住在和平饭店（通常被称为“电报饭店”），那是大阮府胡同的四合院里一个令人肃然起敬之地，就在北京饭店后方。很明显，沙日科从28号挣到的钱比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更多。妓院门外，日本兵排着长队，准备一亲俄罗斯姑娘的芳泽。

1939年3月，倭讷给布拉娜·沙日科留下一张便条，说想跟她谈笔生意。他在和平饭店见到了她。她一开始春风满面，但搞清楚倭讷的身份和来意后，就大发雷霆、大喊大叫。她说，她当天晚上又不在船板胡同，甚至都不在北平；她在天津博罗斯道打理自己的妓院，她能证明这一点。她光明正大地买下了船板胡同28号妓院的租约，对1937年1月那天晚上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都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布拉娜·沙日科把倭讷从她的酒店房间里赶了出去，后来也直截了当地拒绝见他或与他联系。

倭讷更加确定28号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了。他还有其他办法揭露其肮脏的本来面目。他在北平有些朋友，其中一位人称多尔贝切夫（dolbetchef）先生，是城里一个白俄团伙的头儿。这个团伙对苏联切齿痛恨，不断进行反斯大林的宣传，是致力于打倒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有组织的白俄团体之一。这些团体受到滞留中国的白俄支持，也受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戴笠的蓝衣社监视。他们因此成了偏执狂，大多数时间互相诋毁，说自己才是俄罗斯人在中国反共运动的合法领袖。

多尔贝切夫的团体在日本当局的鼓励下运转，接受日本人保护，很可能还得到了日方资助，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某些人视为软骨头。但多尔贝切夫在白俄圈子里根基很深，他告诉倭讷：赞助他事业的人中有个女人，现在是船板胡同28号的鸨母，为布拉娜·沙日科管理妓院。

她的名字是罗茜·吉尔伯特（rosie rbert），多尔贝切夫是从一位名叫康（kan）的俄裔犹太人那里得知她的新工作的。康本人在鞑靼城的洋溢胡同里经营公寓，当时许多半赤贫的白俄和犹太难民住在那边的破败寄宿公寓中。多尔贝切夫把倭讷介绍给康，后者称他与吉尔伯特有生意往来，当时她还在北平东北方的北直隶湾 [114] ，在一个名为营口的小通商口岸经营妓院。

罗茜·吉尔伯特当时必须尽快离开营口，因为她手下的一个姑娘死了，而死者价值8000银圆的珠宝和7000美元的现金被发现藏匿在吉尔伯特家中。当局让她在二十四小时内远走高飞，于是她迅速出现在北平，还找到了新工作，尽管做的还是老行当。这次她的工作地点是船板胡同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