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玛丽和佩吉（2/2）

其他的顾客是被萨克森从街上拉来的，他总是不断地为手下的女孩找活儿干。如果有男人从奥帕里纳酒吧出来后再来到这里，那么他给的钱会被交给莱辛斯基或孔西利奥（后来交给罗茜·吉尔伯特），萨克森会从中抽成。如果萨克森直接带人过来，他会公允地分给孔西利奥一部分钱。一个漫长的夜晚结束后，玛丽和佩吉会在对面的福生餐馆拿到她们的分成。

她们几乎看不到客人的脸。她们能看到其轮廓、身形、衣服（通常是制服），但她们不会去看对方长什么样。男人们进屋前从不敲门，因为觉得没必要尊重佩吉和玛丽这样的妓女。他们自己脱衣服，但玛丽会帮他们解开裤扣，这样她就可以偷偷观察一下此人是否有梅毒。

她会给他们戴上安全套，但有的人会拒绝。士兵们倒是很少反对。他们经常出入烟花之地，但家里还有妻子或恋人在守候，他们想干干净净地回去见她们。没有前戏，直入主题，获得满足后，他们就离开。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情形下，整个过程耗时不多，但有时他们在酒后需要点助兴手段。有些客人满足于简单的手段，有些客人则需要借助更奇特的工具。

完事后，他们简单清理一下，在她的夜壶里小解，然后穿上衣服走出去。整个过程几乎是无声的。男人们一语不发，玛丽也几乎不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在楼下付账——以前是付给莱辛斯基，后来则是付给罗茜。有的人会丢过去一两个硬币，算是小费。

从他们离开后到下一个客人到来前，玛丽会有一小段宝贵的空闲时间。她坐在那里，倾听从隔壁奥帕里纳酒吧的留声机里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从楼下或是同在楼上的其他卧室里传来的声音，还有外面胡同里整夜都有的嘈杂声——人力车与汽车来来去去，成群的士兵大喊大叫，路过的零食小贩担子里的罐子叮当作响。她有时会发白日梦，幻想驼铃商店里那些美丽的衣袍、北京饭店餐桌上的白色亚麻桌布和她以后可能会过上的美好生活。也许她会搬到上海或天津去，搬进一所更好的房子，有一位更和善的鸨母。她也会考虑明天和佩吉要一起去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然后，又一个男人进来了，一切又从头开始。

一天晚上，妓院里挤满了下值的意大利海军。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浑身汗臭，在床上很快就完事了。玛丽、佩吉和其他妓女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随后她们就被锁进各自的房间，整晚都听到有人来来去去。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争论，然后是她的大吼声与尖声叫嚷。再后来妓女们都被放了出来，推到大街上。山东壮汉在她们后面闩上了门。有人告诉她们：莱辛斯基夫人和迈克尔·孔西利奥已经逃了。传说他们不告而别，躲入了天津或是上海的法租界。

在胡同对面的福生餐馆里，玛丽和佩吉试着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萨克森走进来找到了她们，于是她们就成了他的手下，搬进了他的那些小房间，就在她们之前的工作地的隔壁。

然而，她们现在得上街拉客了，要把客人带进后沟胡同那些廉价的小旅馆里。那里的条件比莱辛斯基夫人的房间还糟糕，跳蚤和臭虫更加猖獗。客人似乎也更糟糕：时常有人不想付钱，且有怪癖的变态出现得更频繁了。

完事后，她们得迅速离开房间。在那种廉价旅馆里很难洗漱；如果想要洗澡，就只能用冷水，而且水通常很脏，她们都因此得了传染病。很快，佩吉和玛丽变得邋遢，也没有时间去美容院或裁缝铺了。萨克森的抽成越来越多，她们也逐渐绝望。玛丽和佩吉没有资本去为自己争取权利。在大街上揽客和在屋里接客不同，她们不能像以前一样收费了。她们现在很少能得到安全保障和容身之所，也不会去逛哈德门大街和甜品店，或是去买皮罗什基了。通常她们只能在福生餐馆吃一碗廉价的油腻面条，周围坐着毒贩、瘾君子和其他妓女。鸡头们时不时地把这些女孩轰回大街上，这让她们十分厌烦。

在福生餐馆外的遮雨篷下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中，中国人占了多数，他们中有人力车夫、等着购买赃物的销赃人、能认出那些外国瘾君子和走投无路者的放债者。住在周边的小孩站在那里，盯着开进“恶土”的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疯狂地争抢纡尊降贵来到船板胡同的“大人物”从车里扔出的硬币——他们时不时地从肩膀上方扔几个子儿过去。

1937年的冬日寒冷而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生意很不好做，人们都说要打仗了，日本鬼子要来了。萨克森却想让佩吉和玛丽接待更多客人。当情况变糟时，玛丽总是心不在焉；她会在傍晚时去奥帕里纳酒吧喝酒，或是服用萨克森给她的海洛因药片。一天晚上，她觉得特别冷，就让萨克森为她打一针，然后她立刻就感到了温暖，忘了所有的烦心事。

从那以后，她就可以在廉价小旅馆里待上一整夜了；她不再觉得寒冷，也感觉不到跳蚤在咬她。她不照镜子，也就看不到自己干枯的皮肤、剥落的头皮屑和蓬乱的头发。她一再服用海洛因，使自己感觉不到工作带来的痛苦和客人身上的恶臭。萨克森一次带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士兵到她的房间，但玛丽对这一切都麻木了。

佩吉也是如此。小旅馆里残酷的生活逼她走向了萨克森手里的海洛因、注射剂和药片。她开始魂不守舍，要靠酗酒来赶走脑袋里的恶魔，然而这只会使情况恶化。在莱辛斯基夫人手下混时，她一有空闲时间，就和玛丽待在一起；而现在，她总是孤单一人，因为她们在不同的小旅馆工作。她越来越依赖酒精，钱包却越来越瘪。于是，她也喝起了洋溢胡同里非法酿造的萨摩根酒。

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脾气越来越坏，常常狂性大发。发脾气时，她会与客人、旅馆老板、在“恶土”上开始四处探索的日本士兵等任何她觉得碍路的人打架。最后，客人都绕着她走，以免被她骂得狗血淋头。她在生活的泥淖中陷得更深了。

当北平最终沦陷时，玛丽和佩吉仍然活得恍恍惚惚，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萨克森不告而别，销声匿迹。玛丽当时已经吸毒成瘾。她被抛弃在这里，没有稳定的海洛因来源，也没有固定的住处。她从一家廉价旅馆搬到另一家，按天付钱。如果能哄得客人给她足够多的钱，晚上她就会有房间住，可能还会有些药片帮她入睡。如果不成的话，她就得去找个铺位，或是直接睡在大街上，并且没有毒品可吸食。玛丽现在只能得到那些最次等的海洛因，里面掺着士的宁和面粉。她和别人共用针头，或是租用那些被反复使用直到针尖变钝的注射器，它们在她的手臂上、小腿肚上和大腿内侧留下了穿刺伤和擦伤。她和佩吉失去了联系，后者在别的小旅馆里和正困扰着自己的恶魔——毒瘾和酒瘾——做斗争。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在1939年的夏天，北平“恶土”中神秘的幕后大人物舒拉·吉拉尔迪对此做出了评论（玛丽刚来到这里时，他就认识她了）：“她只能转动眼珠，嘴张开又合上，脑袋晃来晃去；她完了；她活不过两周了。”

她确实没有活过两周。夏天结束前，玛丽死于吸食海洛因过量。至于她是不是有意为之，没人知道。她去世时还不到30岁。

萨克森走了，玛丽也离开了，佩吉在海洛因和廉价烈酒中越陷越深。她继续嗑药，情绪起伏不定，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大约在玛丽过量吸毒的那段时间，佩吉曾设法回到哈尔滨，其中的细节不为人知，但有长舌者说舒拉为她买了火车票。在那里，家人把她拒于门外，不想再管她的事。她先是住在臭名昭著的马迭尔宾馆，后来流落到了为穷困旅人提供食宿的按天付钱的小旅馆。

在那座滴水成冰的北方城市，她继续为一点小钱和伏特加出卖肉体。尽管中间的细节已经散佚，但看起来佩吉最后因在宾馆房间里大发酒疯而被当局带走，之后又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数月后，她在那里离世，和玛丽一样，去世时还不到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