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出门了，等会儿回来（1/2）

我第一次在山脚下的大木屋里见到紫桃佐代美的时候，她回忆起那天晚上她的小女儿千圣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哭着说：“学校消失了。”

“她当时正在睡觉，”佐代美告诉我，“突然哭着醒来。我问她：‘怎么了？你说‘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她答道：‘大地震。’她当时大喊大叫。她不时会梦游，偶尔喃喃自语一些奇怪的事情。有时候她还会突然从床上起来，走来走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得不领她回到床上。但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这并不是说11岁的千圣特别害怕地震。那场噩梦几周后，就在2011年3月9日这一天发生了地震，她就读的大川小学的混凝土围墙被震得剧烈晃动，当时我远在220英里外的东京，也感受到了震动。震动持续不断，千圣和其他孩子已经爬到课桌底下，然后戴上塑料安全帽，跟着老师来到操场，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老师逐个点名并做记录。大大小小的地震在日本很常见，她当晚回家甚至没有提起这件事。

紫桃佐代美40多岁，留着一头卷发，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举止大方，乐于倾诉。日本传统的克制精神和礼貌有时候会让采访难以进行，但佐代美是个热情洋溢的讲述者，言谈间还散发着一种意想不到的饶舌的幽默感。我在她家度过了好几个漫长的早晨，我们一起谈笑、品尝蛋糕点心，还一起喝茶。她自顾自地就能说上一个小时，间或伸展手臂、皱眉、微笑或摇头晃脑，就好像被自己的回忆吓了一跳。有些人因为失去而变得无所适从，佐代美谈到自己的不幸时，也流露出与其他人一样强烈的痛苦。但怒气和愤慨让她生出一种尖刻的自信，使她不至于过分痛苦。

紫桃一家关系紧密。佐代美的大儿子健矢已经15岁，大女儿朋佳也已经13岁，但一家人还是一起睡在楼上的大房间里，孩子就睡在父母旁边的床垫上。3月11日的那个周五，佐代美像往常一样6:15就起床了。那天是儿子中学毕业典礼的日子， [1] 她满脑子都是相关的日常琐事。“我通常会在所有人都起来后再叫醒千圣，”她说，“我会让她坐在我腿上，拍拍她的背，并像考拉一样抱着她，她则依偎在我怀里。这是我每天早上都爱做的事。我会抱着她说：‘醒醒，起床啦。’然后开始新的一天。这是我们的秘密时刻。但那天早上她自己就醒了。”

千圣那天早上心情不好，后来还十分孩子气地跟哥哥姐姐为了一点琐事拌起嘴来。佐代美仍然记得那天早上在厨房给自己准备早餐时，听到烤面包机在面包烤好时发出叮的一声响。校车会在6:56到达街角附近的停靠点，千圣总是提前3分钟离开家。“她背着书包从我身旁走过，我这才发现自己还没跟她说话，”佐代美回忆道，“于是我说：‘小千，我的宝贝，等一下。怎么了？今天不太高兴？’她说‘没什么’，但听起来有点沮丧。有时候，我会在她出门前给她一个拥抱。那天早上，为了让她振作起来，我跟她击了掌，但她仍然垂着头离开了家。”

在日本，出门时要遵循一套不变的礼仪规则。离家的人通常会说一句itte kiasu，字面意思是“我出门了，等会儿回来”。这时待在家的人会回应一句itte rasshai，大意是“出门了呀，早点回来”。外国人学日语时经常学的“再见”（sayonara）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最后告别，暗含漫长或永远分离的意思。而itte kiasu则蕴含不一样的情感表达：一种归来的承诺。

北上川河道最低处从东边的潟湖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山地，居住在这附近的大川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交换着相同的道别语，话语中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快意与不舍。

itte kiasu

itte rasshai!

佐代美告诉我，千圣早在出生前，命运就已被涂上一层宿命般的神奇色彩。千圣是佐代美在33岁生日那天怀上的，并于1999年平安夜出生，即使是在基督教徒极少的日本，这一天也寓意丰富。佐代美当天下午开始阵痛，不到一个小时就生完回到自己床上，开始吃圣诞蛋糕。第二天一大早，即圣诞节的清晨，地面已被皑皑白雪覆盖。一周后，全世界都在庆祝第三个千年的到来。年幼的千圣从没提过什么特别要求，就像她没怎么折腾就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她总是跟我待在一起，”佐代美说，“她会待在我胸前的婴儿背带里。我做饭时，就把她背在身后。开车出门时，她就坐在我身旁的儿童座椅里，或是在我乘车时坐在我腿上。她就好像长在我身上一样。她还总是跟我睡在一间房里，就睡在我右手边，直到那一天为止。”

福地村由一个个小村庄聚集而成，它们零星分布在一片广阔的三角形稻田周围。村子周围两边是低矮的山丘，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松林。紫桃一家就住在山丘最低的坡地上。北边则是宽阔的北上川，这是日本北部最长、最宽的河流，向东流向6英里外的太平洋。在离紫桃家数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在不同的季节，你可以徒步、玩平底雪橇、滑冰、打猎、在淡水或咸水中钓鱼和游泳。千圣喜欢玩洋娃娃，还喜欢跟姐姐一起画画，但她最喜欢的是跟朋友水穗、爱香还有隔壁家老奶奶养的小狗小猫一起嬉戏追闹。

她妈妈说她拥有第六感。“不等你开口，她就会做你想做的事，”佐代美说，“她拥有那种预感天赋。我丈夫是个细木工。千圣第一次看他在家做木工活时，就一直站在一旁看着。她能预知他下一步需要什么工具或材料。她说着‘给你，爸爸’，就把东西递过去。他就会夸奖说：‘她知道得真多啊！真是个不一般的姑娘。’”

她的朋友过去还开玩笑地叫她“监控摄像机”，因为她会注意到容易被其他11岁孩子忽视的事情。有一次，在其他女孩子还没注意到的时候，她就发现班里一群男孩子窃笑着聚在一起，密谋什么恶作剧。她不仅知道谁对谁有暧昧的小心思，也知道双方是否都有意思。大川小学并不大，只有大约100个孩子，千圣所在的五年级这个班只有15个学生。班里的氛围温暖亲近，这种亲密甚至略带压迫感，大家不会容忍任何不合群的人。千圣讨厌这样。

“毫无疑问，”佐代美坦言，“她讨厌老师。她说过，学校就是老师说谎的地方。但她从没拒绝去上学。她说：‘如果我不去上学，有麻烦的就是你。’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做一些不情愿的事。”

佐代美还表示：“让她怀着这样的心情去上学，我感觉非常糟糕。但我不想成为阻止孩子接受教育的母亲。她并没有遭受欺凌或遇到任何类似情况。但或许有些孩子待在家里会更好，他们更喜欢跟妈妈而不是朋友待在一起。每一个跟你聊天的人都说：‘至少当一切发生时，我的孩子待在她喜欢的学校，和她喜欢的朋友在一起，还有她喜欢的老师。’家长当然想要相信这一点。但如果他们问孩子‘你真的喜欢那所学校吗？你真的喜欢那些老师吗？’，恐怕并非所有孩子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许多人提起那一天时，都觉得那不过是寻常的一天，紫桃佐代美却记得那个周五的一丝不寻常之处。

吃过早饭，她开车前往当地中学参加儿子健矢的毕业典礼。她驾车穿过田间小路，右转上了沿河的高速公路，然后经过面积更大一点的横川村。就在村里的神社外，冒出一座小山丘，迫使道路向水面靠近，阻挡了望向较低处的视线。顺着这段路朝远处望去，可以看到一片辽阔的壮观景象：宽阔的河流、芦苇丛生的河床，两岸只留下收割后残茎遍地的大片褐色稻田，还有翠绿的远山上一望无际的蓝天。远处隐约还能看见新北上大桥，桥长600码，将南面的大川与北上川北岸地区连接起来。 [2]

毕业典礼结束后，佐代美和健矢开车前往更下游的另一个村子，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初中毕业生小型庆祝活动。村子名叫釜谷，大川小学也坐落在那里。二三十个少年和他们的妈妈聚在一个礼堂里，这个礼堂正好在千圣教室对面。可能无缘再见的朋友交换着礼物，互相道别。一张桌子上还摆着各家做的可口美食。佐代美以为活动会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但下午2点开始大家就渐渐散去。健矢也想回家。不过佐代美先要想想该拿千圣怎么办。

大川小学下午2:30放学，不过孩子总要拖延10到15分钟才开始离校，他们要收拾东西，老师也要分发通知或叮嘱一些事情。他们应该等千圣半小时吗？还是现在回家，让她像平常一样搭校车呢？佐代美的车就停在学校门口，她站在车旁思考这个小问题。后来，她回忆起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恐怖感袭来——那时正值“旧世界”最后的一个小时。“那一天直到中午都是好天气，”她回忆道，“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天已经变得阴沉沉的，但没有一丝风，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我感觉不到一点生机。那种感觉就像电影突然中断，时间突然静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息，与平常不一样。我不喜欢听不见学校里孩子动静的感觉——哪怕他们在上课，也总能听到一点点声响。正常情况下，我可能已经走进学校，对校工说：‘我来接我的女儿。’可是学校当时感觉好像……被隔绝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