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陷入网中（1/2）

我在东京的第一个定居点在一个海港小岛上，那个小岛就在太平洋边上，是围垦造田的产物。在那儿还没待够两周，我就遇到了第一次地震。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睡觉，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印象：突然惊醒，飘忽不定的不安感，一切仿佛一团烟雾般消散。我醒来后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种迫切感促使我开灯坐了起来。那一刻，我才深觉自己是一个独在异乡的外国人。

早餐的时候，为我提供借住的那家日本人跟我说了地震的情况。昨晚震动很小，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来去匆匆的地震只震动了一次：通常地震发生时会持续震动，它的突然结束表示地壳震动不完全，后续会有更多震动。他们说地震经常发生，至少每隔几周就有一次，一些十分明显，还有一些很难与城市经常听见的轰鸣声区分开来，如建筑工程、路过的卡车、震动的地铁。最近一次引发警报的地震发生在6个月前：公寓楼的所有连接处都咯吱作响，天花板上的吊灯疯狂摇晃，邻居惊慌地大喊大叫。当然，终有一天还会发生一场真正的大地震，就像在二战前撼动东京和横滨的那场关东大地震一样，地震引发的大火导致无数人葬身火海。东京地区的地震有规律可循，但下一次大地震迟迟未来。

我了解这些情况。每一个到日本的人在抵达后的几天内就能获得这一信息。关于东京，你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不会在原地存在太久。

我的朋友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大家都乐于把这个可怕消息告诉初来乍到的人，一副很享受这种恶趣味的样子。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会以一种兴高采烈的语气谈论这件事，丝毫没有警告之意，或流露出任何恐惧之情。人类大规模死亡，城市被摧毁，这些都是早餐时精彩的谈资，地震并不比一场急剧的阵雨或不合时宜的降雪更牵动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一场强震将撼动东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摧毁，地震还将引发火灾和海啸，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 原因很简单。几百年来，每隔六七十年，关东平原就会遭遇一次毁灭性强震，而东京、横滨和川崎所组成的特大城市圈就在该区域内。最近一次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然而地震学家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过去东京地区发生的地震起源于不同的断层，拥有不同的重叠发生周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几百年的样本观察期都太短，不足以推断出一种模式。 [2] 但是，出于一些微妙的原因，他们也都认同这个结论：大范围的破坏不可避免，而且从地质学角度而言，这场大灾难正一步步逼近。

说到自然灾害，大规模伤亡人数立马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为了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两次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人数。1945年8月落在广岛的原子弹当时就杀死了7万人，当年末，又有6万人因受伤和辐射病死去。而在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破坏性相对较小，总计约74万人因此丧生。2004年，日本政府预测，东京地区可能发生的地震或许将导致13万人死亡，是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的1/10。 [3] 6年后，日本政府又预计，某个断层发生的震动将引发另外两个断层的地震，并推断，届时全日本将有247万人因此丧生，是长崎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的1/3。 [4] 而在东北地区大地震后，前景更加黯淡，或者说更现实。2012年，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未来可能有一场发源于南海海槽的地震和海啸，届时中南部太平洋沿岸将有约323万人失去生命，同时还将有约623万人受伤。 [5]

这不是什么怪人或激进分子的猜想，而是日本内阁认真研究的结果。这可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政府机构，本能地反对任何危言耸听。它已将日本现存的许多预防和保护措施考虑在内——坚固的建筑和海堤、常规疏散演习。虽然如此，结论还是坦白得令人大惊失色：随时可能发生的南海海槽地震杀死的人，或许比4次原子弹爆炸加起来还要多。

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是什么感觉？那些生活在地震威胁下的人都在想些什么？

每隔几天我的脑子里就会反复出现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每隔几小时就出现一次，尤其是当我踏足这座城市新的或不熟悉的区域时。无论是坐在行驶在高架高速公路的汽车里，还是穿过地下购物中心，你都会忍不住问自己——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担心——要是现在发生大地震怎么办？立交桥下的桥墩够结实吗？那个玻璃窗撑得住吗？那座旧楼顶上生锈的大水箱会变成什么样？寻找住所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格外重要。问题一：这个公寓是否交通方便、设施齐全、价格合理？问题二：当地面开始震动，它会倒下来把我压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现代建筑都是如此。2011年3月的那场灾难后，人们对地震的焦虑居然反而因此有所减少。即使是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城市仙台，仅由地震导致的破坏竟然都十分轻微。一些窗户有裂缝和破损，车站大厅的天花板部分坍塌。在城市边缘地区，老房子的地基出现塌陷和滑坡，尤其是那些建在山坡上的屋子。可是地震没有引发大火，大型现代建筑物也没有岌岌可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遭到明显破坏。

换句话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于地震本身。 [6] 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大约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想要在海啸中活下来，光是躲在坚固的建筑物中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足够高。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最安全的。而面对海啸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就是自寻死路。当一种威胁消失，而另一种威胁隐约可见时，人们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但从结果而言，整体上的安全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只不过改变了对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伤害转换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画面。

我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很坚固，而且地势都比较高。我的家、办公室和孩子的学校或许会摇晃得很厉害，也会受损，甚至变得不适合居住，但它们不太可能倒塌或被淹没。日本的财富和先进技术使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更好地抵御灾难。可是，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灾难发生时身处何处。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东京吃晚饭，饭后朋友便开始讨论如果发生大地震，身处何处最糟糕。有人说是东京的单轨铁路上，那是一条细长的钢筋混凝土铁轨，从机场开出的火车沿着高高在上的铁轨，滑行经过东京南部的各种化工和石油储藏罐。另一个人则设想了被困在地铁里的情形，身陷坍塌破碎的隧道，四周一片漆黑。而我恐惧的，则是横跨宽阔马路的人行天桥，下面通常有六车道高速公路，上面则是高架快速干道。不过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我们所在的餐馆。它位于一栋狭窄破旧建筑的八楼，房间里灯光昏暗。操作台后面，厨师正愉快地向一个平底锅里倒油，锅里突然蹿起一英尺高的火焰。餐馆里的隔墙、门以及我们坐的坐垫都是木头、纸和灯芯草做的。

记者彼得·波帕姆 [1] 曾问：“大家都知道自己某天可能会被活活烤死，被毒气毒死，被山体滑坡掩埋，或是被埋在自家屋檐下，可他们为什么没有因此更加苦恼？” [7] 在东京，时不时就有人抛弃这座城市，或是失去理智，或是自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因为相同的理由做着同样的事。可是，没有人因为地震而发疯。为什么没有？当生活中时刻存在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时，会对潜意识甚至灵魂有什么影响？

18岁时，我第一次来到日本。当时我是为了寻求新奇和冒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地震这样的刺激。但它们反过来也向我解释了这座城市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不会说日语，在日本也几乎不认识一个人。东京如此巨大，同时又难以理解，与我的孤独产生某种共鸣。于是我离开在海边借宿的日本家庭，在东京市郊找到一个房间容身，并在一所英语口语学校找了份工作。我会在早上通勤的火车上抱着一本日语教科书学习那些表意文字，晚上则在门口挂着红灯笼的酒吧跟新朋友聚会，其中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大家都来去匆匆，无拘无束。在回家的末班车上，我会与同车的日本女孩互致微笑。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接近巅峰，东京当时曾短暂地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金钱的作用下，老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钢筋玻璃构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我兴奋得难以自抑，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了解到这种颤动随时可能成为事实，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同一时期，波帕姆曾写道：“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 [8] 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他最后总结道：“东京是一座自救无望的城市，它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接受了毁灭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对核噩梦时的情绪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说：“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成的。” [9]

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唯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这便是城基：一张网，既当通道，又做支撑。其余的一切，不是在网上，而是在网下吊着：绳梯、吊床、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凉台、皮水袋、煤气嘴子、淋浴喷头、高架秋千、游戏套圈、高加索道、吊灯、盆栽的下垂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