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陷入网中（2/2）

虽然悬在深渊之上，奥塔维亚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网只能支撑这么多。 [2]

地震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但随着年龄增长，它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年轻的时候，一想到东京不可避免的厄运让整座城市充满无常气氛，我就兴奋不已。但那种一切都将崩溃、中心无力支撑的感觉，不过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在现实中，这种紧张和不安当然不是因城市而生，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但我们知道它终将到来。我们以周密巧妙的预防措施来避难，但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牵动着我们的思绪，不久之后，它似乎就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这种死亡最常发生在年长的人身上，但当它也带走年轻人的生命时，我们看到了它最残忍的一面。

“一些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平塚直美说，“他们只是低声嘟囔‘一定很可怕……’，仅此而已。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我厌烦了一遍又一遍地听相同的话。然后我遇到了一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忽视它并期盼一切都会过去，会更好过一点。但我不是很想跟那样的人说话。”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微笑，就好像刚开了一个私人玩笑。“问题是如果有人没有提到全部的事实，我就会想：‘为什么？’可如果他们全都只是同情，我也不喜欢。我一天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并不总是哭泣或为自己感到难过。有时候，即使我们正在现场挖掘寻找尸体，也会聊天，也会为了什么事大笑。但紧接着，我们又会因为有人看见我们的笑容而感到不自在。我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担心，对吗？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很容易把悲伤想象成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可以帮助理清琐碎而短暂的思绪，让人看清本质。可悲伤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是给头脑的一记重击或一场毁灭性的疾病。它加剧了压力和混乱，让人更加焦虑和紧张。它把裂纹胀成裂缝，又把裂缝撑成巨大的鸿沟。

我从海啸幸存者身上看到，每个人的悲伤都不一样，由于每个人的损失不尽相同，悲伤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大家首先问的是，”直美继续说，“你失去孩子了吗，或是你的孩子还活着吗？这个问题立即把人区分开来：孩子还活着的和孩子已经死了的。”大川小学108个学生中有34个幸免于难，因为有的被家长及时接走，有的奇迹般地从水中逃生。这些还活着的孩子当然也承受着恐惧——生活的村庄被摧毁，失去许多朋友。但在那些失去孩子的人眼中，他们实在是太走运，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一些失去孩子的人几乎无法与那些孩子还活着的人说话，”直美说，“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亲近的人之间情况更糟糕。”直美认识的一个妈妈从学校接走了孩子，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而她的邻居没有这么做，由此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个邻居就对她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孩子也接走？’情况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可一旦说出了这样的话，两人的友谊也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同样失去亲人的人，悲伤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人陷入无尽的黑暗，有人则仿佛置身事外。一切都化为一个无情的问题：洪水退去，你还剩下些什么？紫桃佐代美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千圣，但至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丈夫和其他家人以及她的家还完好无损，但这样说实在有点冷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其他人都十分清楚佐代美的情况，并将之与自己的情况严格区分开来。同样地，直美也失去了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的家、丈夫和其他家人也都幸存下来。可是，佐代美很快就找到并安葬了千圣的遗体，直美却经历了寻找小晴遗体的漫长痛苦。

更糟糕的还有那些没有失去所有孩子，但失去了整个家的人；甚至还有更可怜的，是那些失去了家和所有家人的人。而且，即使是在最悲惨的受难者中，也还有可怕的区分。以今野仁美为例，她失去了儿子和两个女儿，但很快就找到并火化了他们的尸体。就这一点而言，她比铃木美穗要好得多，后者虽然找到了儿子的尸体，却在海啸过去5年后仍在苦苦寻找女儿巴那。

人们确实可以因灾难而“团结在一起”，把这当作一种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海啸过后，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旧的则变得更牢固。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无数个非同寻常的人，他们无私奉献，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我们谨记并赞美这些人，但同时，我们也回避了同样司空见惯的现象：友谊和信任的破裂，邻里反目，亲友交恶。海啸对公路、桥梁和房屋所做的恶行，同样施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大川，海啸灾区的人都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斥责之中，大家都咀嚼着命运的不公和嫉妒所带来的苦涩，不再相亲相爱。

这场灾难之前，平塚直美和紫桃佐代美不过点头之交。海啸过后，她们却开始厌恶彼此。在我认识的大川小学的妈妈中，这两位我最熟悉，而她们对彼此的怨恨几乎溢于言表。有时候我先拜访直美再去佐代美家，有时候则是先去佐代美家后去找直美。这种时候，第二个人脸上常常会挂上淡淡的微笑，以一种刻意表现得随意的语气问起前一个人，周围的气氛会跟着变得更冷。

她们相互反感，是因为她们对灾后彼此从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当直美坐在挖掘机里，翻遍每一寸泥地时，佐代美则与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见过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统调查学校事故的真相。一封封要求调查事实真相的请愿书被送到石卷市市政厅，相关证人也被找了出来，他们的证词也都记录在案。这个团队还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远藤纯二再次现身，解释他说法中的异样，他们还咨询了律师。

在佐代美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任务——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相互补充，因此直美的蔑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寻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担责任，这同时也会迫使他们展开搜索，”她说，“我们接受媒体采访，以此持续施压，这样才不会失去公众关注。我从没有妨碍她获得驾驶挖掘机的资格，我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像平塚太太这样的人会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这个被她称为“福地小组”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妨碍，还制造了社交尴尬。因为他们如此直言不讳，一些局外人认为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学家长的领袖，代表了所有家长。可是，按照日本的标准，他们毫无顾忌的直率无异于赤裸裸的攻击，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们在公开会议上批评政府官员，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无礼行为。他们对教育委员会的谴责，威胁到直美苦心经营的脆弱关系——她的挖掘工作有赖于市政府对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对继续进行搜寻工作的必要许可。“我也对教育委员会很不满意，”直美告诉我，“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直美指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把她们与佐代美和活跃的福地家长区分开来：后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尸体——最多只花了几周时间。“一开始，有无找到自己孩子的尸体把大家区分开来，”直美说，“当你找到孩子的尸体，当你举行完葬礼，你自然就会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愤怒就随之而来。可是，如果你孩子的尸体还遗失在外，你能想到的只有她的脸，那你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到她，找到她。”

直美还说：“问题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是什么？你期望从中得到些什么？那些人说——她指的是佐代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大川小学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不是其他学校？’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为什么，又能怎么样？他们说：‘这是为了将来，为了其他孩子。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不会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些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泄愤？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好受一点吗？当你手里握着真相时，你又要拿来做些什么呢？”

[1] 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英国记者，为《独立报》服务了近30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东京：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和《女人与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后者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传记。——编者注

[2] 译文选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