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崎岖陡峭的小路（1/2）

铃木美穗和铃木义明成为与石卷市政府对抗的法律行动的主要人物，这群人直到最后一刻才出人意料地宣布这一行动。对于熟悉西方诉讼模式的人来说，耗费那么长时间才采取行动，实在令人惊讶。如果类似的悲剧发生在欧洲或美国——数十个孩子死亡，这是涉及当局能力的尖锐问题——从一开始就会有大批律师蜂拥而至。可是在日本，人们本能地厌恶采取法律行动，觉得那些这么做的人本身就违反了某种意义深远的不成文法律。

这种行为被视为坚忍的失败，违背了乡村社会的潜规则。人们普遍认为，对于那些提起诉讼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起诉政府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令人不快的结果：社会的反对、排斥，甚至是迫害。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人们的回答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努力想要找出具体的例子。这中间夹杂着一种在背后议论人的不安，那些明知自己没有做错事的人心中则有一种说不清的负罪感。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从网中挣脱出会让人感到不安，网中人被缠住无法脱身，产生一种模糊的纠结情绪，被束缚与被保护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政府几乎无须从外部施加强制措施，因为这种顺从是如此有效地在头脑中内化成了主观意识。

要对内心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需要有非同寻常的个性。与西方社会相比，日本法院判决的损害赔偿很低——大川的家长为每个死去的孩子要求的赔偿金是1亿日元，然而，即使打赢官司，他们能得到半数的赔偿金就很幸运了。吉冈和弘是他们的代理律师，连他都对普通人不愿诉诸法庭表示理解。

“它不是那种显而易见或明确的伤害，”他表示，“但人们能隐约感觉自己受到指责。如果当事人有亲戚在当地政府工作，那个亲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在学校，当事人的儿女会被人指指点点说是闹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网上也会有尖酸刻薄的言论。通常这种感觉很难弄清楚，但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感觉自己遭到整个社会的排斥。人们通常更愿意待在温暖的床垫上，默默忍受悲伤和愤怒，而不是走上法庭。”

日本的民事司法体系与民主一样，从表面上看无可非议。法官都是独立的，鲜有人听说贿赂和恐吓。但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偏向维持现状以及支持它的私人和公共机构。吉冈告诉我，法官被戏称为“比目鱼”——一种生活在海底的鲽鱼，眼睛长在身体顶端，总是不安地向上看。不管怎样，对于一般判决需要做出怎样的判决，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阴谋论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上峰直接给法官指示，但对于整个社会如何运转和个人利益应置于何地，他们有一种源于动物本能般自然的理解。“如果有人针对某一机构、公司、银行或当地政府提起诉讼，”吉冈说，“在日本，这类机构总是能赢得官司。”

那场灾难过去8个月后，紫桃佐代美和紫桃隆洋才找到他商谈，他们也是第一对向他求助的大川家长。他给了他们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尽可能多地召集原告人，以集体形式行动，吸引媒体注意。第二个则是等待时机，同时利用身处市政府的对手无意间提供的法律资源——引发众怒的“情况说明会”。“一旦你提起诉讼，”吉冈说，“与之相关的人就再也不会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只会说事情有待法院裁决，以此为借口避而不谈。即使传召他们上庭，每个证人出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但是每次情况说明会都持续三四个小时，而且每次有10名官员出席说明会。”与其匆忙起诉，不如趁市政府官员放松戒备时撬开他们的嘴，并且鼓励媒体报道，悄悄尽可能多地积累“弹药”。

参与诉讼的家庭成员都是家庭主妇、木匠、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没有法庭讯问的专业知识。“很多人认为这些乡巴佬不可能懂盘问，提不出什么尖锐的问题，”吉冈说，“他们将大吃一惊。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完全能够有条理地进行讯问，迫使对方表态。”

吉冈不打算为这些家庭进行参会彩排。“我尽量不干预，”他表示，“有时候情况十分糟糕。人们失去理智——他们大叫‘蠢货！’和‘还我孩子！’，这些话在法律上毫无用处，不过这能让其他人直面他们，听到那些悲痛欲绝的话，看到死去孩子的家长袒露心扉——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这样说话，因为这迫使那些官员做出回应。”

“我也试着去思考这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通常，打官司很简单——如果律师赢了，他就完成了他的工作。可是这些家庭是在为他们永远失去了的心爱孩子而斗争。即使他们赢了，也不会停止痛苦。这场官司无关胜负。它的意义在于，搞清楚在这些孩子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在日本的司法体系里，没什么能快速进行，直到2016年4月，才有证人出现，为这场针对石卷市和宫城县的诉讼提供证据。这两年时间里举行了六次听证会，双方律师就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缩小了争论的焦点。原告声称，以大川小学老师为代表的市政一方犯有玩忽职守罪——过失，这也是校长柏叶坚持否认的词——他们没能保护好孩子。这场官司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老师能预见海啸的到来吗？如果能，他们能让孩子幸免于难吗？

市政一方坚持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学校离海岸有25英里的距离，即使是人们记忆中最强的海啸——由1960年智利地震引发的海啸——也没有对这片遥远的内陆地区造成任何伤害。学校建筑和附近的村庄模糊了老师对大海的认知，他们完全看不见海浪吞没海边松树林的景象。副校长石坂发现洪水漫过河堤，就立即命令孩子逃跑——但不幸的是，那时候已经太迟，一切都不可避免了。

吉冈反驳了这些论点。学校或许离大海比较远，但是海啸当时是顺着河道上来的，而河距离学校只有100码的距离。釜谷村所处的位置几乎与海平面齐平，过去也时常遭受北上川的洪水侵袭。而且，当时有多条疏散路线供石坂选择——至少有三条不同路线通往学校后面那座山上，或者还可以借助等候的校车——所有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去往比他选择的河边交通岛更高、更安全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老师不是应该预料到海啸的到来，而是确实预料到了。“如果我们能证明他们预见了海啸的到来，”吉冈对我说，“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2016年4月8日，仙台地方法院的公众区座无虚席，这一天大川小学前校长柏叶照幸要出庭作证。由于太多民众排队等候入场，法院不得不以抽签的形式分配座位。所有熟悉的面孔都出现在那里。紫桃隆洋、今野一家、铃木一家和幸存学生哲也的爸爸只野英昭，他们都坐在代表律师的后面。在场的还有教育委员会的官员，以及从一开始就报道该事件的当地记者。但法庭上弥漫着情况说明会上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拘谨气氛。三位身着黑袍的法官昂首走进法庭，屋子里的人纷纷起立，随后柏叶在证人席上宣读誓言，这一系列举动制造出与众不同的氛围。

“我以良知起誓所述皆为事实，”这位前校长穿着炭灰色西服，略显矮胖，“没有任何遗漏或添加。”

第一个对柏叶提问的是市政方的代表律师，他先陈述了辩护案件的基本情况。柏叶谈到了学校的应急手册，表示其中清楚列出了发生火灾或地震时应采取的措施。他还提到学校会定期举行演习，为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做准备，在海啸发生前两天的2011年3月9日，这些准备工作就十分有效，经受住了当天那场强度较弱的地震。柏叶那天在学校，孩子都平静而迅速地疏散到安全地带，老师则满怀信心地履行了应尽职责。大川小学没有费心进行海啸演习，原因很简单：没人有任何理由预料到这样的灾难。无论原告如何坚持，他都表示把上山的路作为疏散路线是完全不现实的。柏叶自己按那些路线爬过那座山，发现它们都很陡峭，危险重重，而且路旁灌木丛生，或是长满竹子。

但这就是辩方的漏洞所在。如果海啸真的不可预计，学校的老师甚至没有想过这件事，那么为什么需要考虑躲避海啸？它比小行星撞击地球或僵尸末日更可怕吗？

吉冈抓住这个矛盾点反复盘问柏叶。他不断向这位前校长施压，让他讲述3月9日那次前兆地震的细节。那天也发布了海啸警报，但浪高不超过20英寸——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觉察不到，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破坏。尽管如此，当孩子在操场等待时，学校的三把手远藤纯二还是会认真地到河边察看水位，确认一切正常。

柏叶还被问及当天他与远藤和副校长石坂的一次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细节，这位前校长本人不小心说漏了嘴，这是“情况说明会”上披露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之一。孩子都安全返回学校后，这三个男人在教研室就疏散以及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交流了几分钟。“我们讨论了一下如果海啸袭击大川小学，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柏叶在法庭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是否能穿越竹林爬上山逃生？考虑到那条路崎岖陡峭，或许没法从那儿逃跑。我们没有就此得出结论。”

法庭上还展示了柏叶自己从学校后面的山上拍的一组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在某个漫长暑假刚开始时，看得出来当天天气十分炎热。照片中，学校的红色屋顶夹杂在村子里一片色彩斑斓、杂乱无章的屋顶之间，远处是闪闪发光的河水和稻田。这显然是从一个角度极佳的斜坡上拍摄的——柏叶坚称那坡道太危险，不适合孩子攀爬，哪怕是为了救他们的命。

“看看这些照片，”吉冈对这位证人说，“第一张和第二张拍摄于2009年7月1日。”

“我记得。”柏叶说。

“你是怎么上去的？”吉冈问他。

“我想我当时是从小棚屋后面穿过竹林爬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