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2/2）
差不多该说明卡尔老师的想法了。他认为，英国不应该试图以国际联盟的权威为支撑，单纯通过言语或是理论来抑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海军军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即一战以后以国际联盟为中心构筑国际秩序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视经济的安全保障观，德、意、日三国都将其视为既得利益国家试图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加以批判。卡尔认为，面对持有如此主张的国家，显然无法光靠言语来制止，在缺乏优势军力的情况下，试图维持现状的国家是无法遏制意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国家的。
那么必须思考的一点就是，30年代前半期的英国是否还有余力来扩充海军军力。与法国一样，英国是受到1929年10月那场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使英国饱受其苦。1930年末，英国的失业人口是250万，到了1931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了270万，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直到1933年。
因此，卡尔认为，如果英国不能通过扩充海军这样的强硬政策来压制德国，就不应该以国际联盟为后盾来刺激德国。对于英国而言，这个结论可谓相当黯淡呢。如果无法扩充海军，就应该在更早的时期，更真诚地与德国进行交涉。
从特殊到一般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卡尔在英国不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他在英国国内不讨人喜欢，除了因为对已经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口的英国指责国际联盟的做法是错误的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通过这一点，或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不好意思，现在又来了一个唐突的问题，请问，大家认为历史是科学吗？
——历史与科学好像不一样吧……
哪里不同呢？
——科学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实验来探究未知事物，从而阐明真理；而历史嘛，就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
没错。感觉上，科学给人的印象是诸如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或是研究那些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的问题；而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总之，认为历史并非科学的意见似乎比较多。
但是，卡尔却主张“历史是科学”，反驳了“历史非科学”的观点。而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1961年，大约就是各位的父母出生的时候。
卡尔的观点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同时主张“历史是科学”和“历史是进步的”。在1961年前后，相当多的英国人虽然说不出历史是否是科学，但想必也不会认为历史是进步的。
让我们先来听听卡尔如何解释“进步”的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弥漫着相当强烈的反苏情绪。1951年，苏联间谍“剑桥五人组” (10) 中的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马克林，因身份暴露逃亡苏联。而在卡尔发表以上观点之后不久的1963年，同为“五人组”成员的金·菲尔比也逃到了苏联。
卡尔并不在意这样的社会状况，表示“为了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社会，就应当被视为进步的”。在当时，提到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指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因此，英国保守派也批评卡尔的观点，声称“20年后，卡尔的书会成为苏联教科书”。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历史是进步的”，就会被认为倾向共产主义。
所以，“历史是科学”这句话也被认为是相当过激的表述。卡尔说道，主张历史并非科学的人常常引用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历史主要记录特殊事件，而科学则研究一般事物，因此历史并非科学；二是历史无法给予任何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因为历史是无法进行归纳的学问，所以也不可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卡尔首先将以上两点作为自己辩驳的对象。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反驳呢？首先，卡尔认为历史记录的是特殊事件，而科学是研究一般事物这样的区分方式并不恰当。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并非特殊事件，而是隐藏于特殊事件内部的一般事件。正是因为对这些事件有兴趣，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挖掘其中的细节。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有同感吧。（笑）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是无意识地在特殊之中寻找一般。对于这一点，他说明如下。
传闻理查德三世（1483—1485年的英格兰国王）在伦敦塔中杀害了其他王子，但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会怎么想呢？“解决可能继承王位的竞争对手的行为，是当时统治者们的习惯吗？”虽然用“解决”这个说法不太好听，但卡尔老师表示，这样的问题会立刻无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
直到15世纪末的某个时期，理查德三世都被视作恶名昭彰的国王。关于这位国王有许多传说，比如将可能与自己竞争王位的对手幽禁在伦敦塔中并将其杀害，等等。当历史上流传着这些传说时，历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将问题一般化。“在15世纪，杀害王位竞争者的举动是一般行为吗？如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反而让自身王位的正统性出现问题，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所以恐怕这不是上策。”历史学家在看待过去的某一事件时，经常会无意识地尝试将其一般化，将个例与普遍、特殊与一般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说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
对了，理查德三世非常有名，他是为什么而出名的呢？
——莎士比亚。
荣光学园的学生真是厉害，马上就答上来了。《理查三世》，他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成为莎翁的戏剧了。《理查三世》大概是与日本的《忠臣藏》 (11) 一样被反复上演、极受欢迎的剧作吧。卡尔以众所周知的理查德三世为例，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以科学可以一般化，而历史有特殊性这样的理由，将两者区分开来。
历史影响现在的例子
卡尔老师也不赞同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所以无法从历史中学习，或是历史不能提供经验教训的说法。有些人顽固地主张历史事件是由个别特殊事件积累而成，这些事件相互独立，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对于这样的看法，卡尔针锋相对地认为，历史是能够提供经验教训的，历史人物的个性或是某一特殊事件，都可能对后世产生影响。
某一事件的过程会影响之后的不同事件，当事者的行为会受到过去某些记忆的束缚。大家可以试着联想一下，历史上的某一事件强烈地影响到其他事件的例子。
卡尔所举的例子是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发动十月革命的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其中有不少犹太裔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不少人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拿破仑这个兼具军事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的领袖的崛起而变质的，其结果是让欧洲进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通过历史，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当他们思索俄国革命的前途时，就面临选择什么人来成为列宁继承者的问题。如果选择拿破仑那样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结局恐怕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导致革命变质。所以列宁死后，他们没有选择具有军事领袖魅力的托洛茨基，而是足以控制国内状况的斯大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与反革命势力作战的过程中，斯大林完全没有体现出军事领袖的魅力。而托洛茨基则是历经内战的一员猛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更是竭力与德国进行单独媾和谈判，从而让俄国得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的英雄。那时的托洛茨基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诸多压力，比如，怎么可以让俄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样下去要亡国了，等等。为了让革命取得成功，他坚持必须与德国达成协议，并割让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领土。这是有史以来一个欧洲帝国因一场战争而割让最多领土的案例，但结果是使俄国终于得以脱离一战，进而让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托洛茨基具备这样高超的政治才能。
托洛茨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所以选择来自格鲁吉亚的乡下人斯大林会更安全。
肩负着俄国革命大业的人们因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拿破仑的崛起，所以选择了斯大林，这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活用了经验教训之后的选择。所以，某些事件确实会影响到看似毫无关系的其他事件，并留下相应的经验教训。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全部有益或者正确。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开始在红军内部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界展开肃反，牺牲者据说达到了数百万人，这也使得他的名字带上了恐怖之感。
听了刚才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到相似的例子？不论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也不管是小事情还是大事件，都可以。
——虽然不是很确定，比如日俄战争与土耳其革命的关系。
非常好的回答。这是与日本史、世界史都有关系的事件呢。1905年，日本这样一个黄种人的、非基督教的、才打开国门的国家，勉勉强强地打败了沙俄帝国这个白种人的基督教国家，虽然很不容易，但终归是胜利了。这一事件不仅对东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强烈地影响到了正准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确受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
拥有宪法的国家（日本）比没有宪法的国家（俄国）强，设立议会的国家（日本）比没有议会的国家（俄国）强，这样的经验教训流传到了世界各国。1905年，凯末尔从陆军学校毕业成为上尉参谋后，组织起“祖国与自由党”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在1923年建立共和制，并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
通过俄国的革命者们选择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继承者这个例子，我的脑中瞬间浮现的是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接下来我会详细地说明这一点，请大家仔细听。说到西乡隆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野公园里会有不修边幅地穿着和服遛狗的西乡先生的铜像？（笑）
拿破仑、托洛茨基与西乡隆盛的共通点是，三人都拥有军事领导才能和极大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从倒幕开始到明治维新的政局当中，西乡在军事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江户城。而同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等人，都不会带兵打仗。此外，西乡作为政治家也有着很高的声望，明治天皇对他相当信赖，可以说，西乡拥有文武双全的领导能力。
但是，西乡却在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中，被反政府势力拥戴为领导人，最后于9月24日在鹿儿岛的城山切腹自杀了。西南战争爆发那一年，正好也是火星与地球距离相对较近的一年，因此，据说从这一年的8月上旬左右开始，在东方的天空可以见到又大又耀眼的星星。由于火星接近的关系，再加上景仰在西南战争中与政府军对抗的西乡，人们就将这颗行星称为“西乡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彩色的浮世绘版画。学习院大学的井上勋教授介绍了其中一幅，相当有意思。
在这幅浮世绘中，身穿大礼服、骑着马的西乡与部下桐野利秋一起被描绘在圆形的星星里，底下则有许多人在拜这颗“西乡星”。这些人的多样出身背景，正说明了西乡受欢迎的程度。都有哪些人在拜西乡呢？有背着小孩的母亲、年轻女性、小妾等市井百姓，还有士族、农民、商人、手艺人、演员以及僧侣等，全都是普通人。里面没有出现的大概就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军人和神社的神官了。总而言之，那些拜西乡的人都是些在现实社会中与身居高位者无缘的人。由此可见，相比政府方面，站在反政府立场上的西乡更受市井民众的喜爱。
西乡在拥有军事领导才能的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极为优秀，这样的人在西南战争中切腹自尽，可以说让政府松了一口气，但想必也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吧。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西乡这样文武双全又深受民众爱戴的领导人所发起的叛乱，政府肯定会非常苦恼。
西南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8月，一方面，近卫炮兵队因为对薪水不满而发起竹桥暴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到军队内部，山县有朋产生了把军队与政治相分离，即所谓统帅权独立的想法。在这一年，作为参谋本部长的山县亲自制定规章，规定由参谋本部长独揽军令（调动军队）事务。如果仔细观察山县的行动，就可以发现他所做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惧怕自由民权运动，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对军队的影响。西南战争中，他亲自上阵指挥与西乡对抗的经验教训，也对他的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把军事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分开，对国家的安全较为有利，这一举措也有防止发生叛乱的考虑吧。
之前我们说过，因为把斯大林选为列宁的继承者而造成了诸多不幸，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或许也同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惨祸。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各个局面中，由于外交、政治与军事脱节，导致战争陷入了不知如何停止的状况，这给日本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