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1/2）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1

——《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 ），1826年

1857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丹森（john t dann）发表了一篇论文，试图解释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在谈到“美洲奴隶制与英国棉纺织业关系”这一神秘问题时，他指出：“除了东印度群岛之外，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数量那么庞大的棉花供应，不是明显完全由奴隶劳动来维持的。”就他所观察，利用自由劳工种植棉花的尝试大体上失败了，这支持了他的结论，即“到目前为止，［棉花］必然主要依赖奴隶劳动种植”。因此，丹森认为，美国的奴隶劳动与欧洲繁荣的棉纺织品工业之间的联系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我不得不认为任何关于改变现存体系的言论都是多余的”。2

乍一看，丹森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在他的文章面世的那一年，运抵英国的棉花中有68来自美国，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奴隶种植的。然而，这个对丹森以及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本身却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创新。实际上，在棉花产业五千年的历史上，奴隶制从未起到过重要作用。不仅仅奴隶制是新创造物，以欧洲为中心的新兴棉花复合体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复合体不再从其附近的农民那里获得其生产所需的原料。直到1791年，全世界大部分用于纺织的棉花都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农生产的，并在当地消费。3 当英国的棉花产业爆炸式增长时，人们还不清楚哪里有足够的棉花以满足英国饥饿的工厂。虽然有这些挑战，还没有哪个产业能像棉纺织业那样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庞大。事实上，棉纺织业之所以能成长得这么快、这么大，其原因就在于棉纺织业有着特殊的空间分布，以及它可以利用奴隶劳动力。

在18世纪末棉纺织业革命的熔炉中，棉纺织业与新近全球性的、充满活力和暴力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起最后的但也是最有决定性的关联。这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强制攫取。要弥补机械化制造业的需要和前现代农业所能提供的供给之间的鸿沟，奴隶制是关键。4 迅速扩张的工厂消耗大量的棉花，只有战争资本主义才能确保必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再分配。因此，原住民与掠夺土地的拓殖者、奴隶与种植园主、本地工匠与工厂主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持续地处在一种实力悬殊的战争状态中。就如丹森正确理解的那样，正是压迫获得了新的土地，动员了新的劳动力，成为新兴棉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打造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丹森将自己生活的世界同时向前后延伸，忽略了奴隶制这一重要角色的新奇性，也没有看到它终结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千年以来，种植者一直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种植棉花。在世界的可耕种土地中有大片的土地适合棉花的种植，兰开夏郡或是不列颠诸岛的任何地方却不在其中。对于棉花的生长而言，除了在位于邱园的皇家植物园（royal gardens at kew）的温室里（这里至今还在展现着大英帝国奠定基业所依靠的核心商业作物），英国以及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对于棉花的生长来说过于寒冷，也过于潮湿。在欧洲的精英中，只有法国的革命者凭借着他们重新发明世界的热情，曾经严肃地尝试通过人类技术克服本地气候，试图种植棉花，但他们还是失败了。5

实际上，英国以及稍晚欧洲的棉产品制造业看起来成功希望渺茫，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缺乏本地原料的主要产业。在联合王国，毛纺织制造商和麻纺织制造商依赖苏格兰的羊毛和英格兰产的亚麻，制铁业依赖谢菲尔德的铁矿石，制陶业则使用斯塔福德郡发掘的黏土。棉纺织业则与这些不同，英国制造商的原料完全依赖进口。他们想要繁荣的话，不仅需要来自亚洲的技术和非洲的市场，也还需要从另一片大陆获得原料。设法取得这些原材料的过程，意味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整合的制造行业。

然而在1780年，虽然机械发明接二连三地出现，这一全球整合的一个核心关键——棉花的实际供应——仍然没有被发现。从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和贸易商的视角来看，棉花原料的供应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美国南方从原住民抢来的土地上用奴隶种植棉花——根本不是一目了然。毕竟，在1780年，还没有任何种类的棉花从北美大陆来到英国。相反，制造商要利用一个范围广大的网络体系，从其中诸多小规模原料供应商处获得工厂所需的原料。从奥斯曼帝国的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从加勒比海的太子港和皇家港口，从印度的孟买，从非洲的黄金海岸，一包包的“白色黄金”抵达伦敦和利物浦的各个港口。数个世纪以来，原棉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内部，以及亚洲和欧洲之间曾经以类似的路线流转。曾经，叙利亚的原棉在埃及纺织，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原棉在孟买纺织，海南的原棉在江南地区纺织，安纳托利亚的原棉在卢塞恩纺织，尤卡坦的原棉在特诺奇提特兰纺织，马其顿的原棉在威尼斯纺织。6

到1780年，英国工厂中纺纱机器的生产速度大增，逐渐使得这一传统网络供不应求。1781年，英国制造商纺纱消耗了510万磅原棉，这是他们84年前纺纱量的两倍半。但仅仅9年之后的1790年，纺纱产量已经增长为1781年产量的6倍。到1800年，纺纱量再次近乎翻倍，达到5600万磅。在法国，尽管纺织业的增长较慢，但也相当可观：1789年法国的棉花消费量是1750年的53倍，达到1100万磅。棉纱价格的迅速下降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消费者群体，特别是在欧洲，在那里棉纺织品曾经是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现在则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商品；在非洲，欧洲的棉纺织品已经取代了印度织工的产品。正如利兹作家爱德华·贝恩斯在1835年所记录的，原棉消费量的增长“迅速且稳定地超越了工业领域的所有先例”。7

随着原棉需求的增加，原棉的价格随之增长。1781年，英国棉花价格是10年前的2到3倍之间。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相当确信，表示除非找到一些新的棉花供应源，否则这一正在崛起的工业的进程将受到阻碍，如果不是完全遏制的话”。由此，“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且影响力巨大的压力集团，致力于使各地种植者以及英国政府认识到他们的要求”。8

就如同当时的一位专家所说，突然出现的对棉花史无前例的需求，以及相应的棉花的高昂价格，“使得在所有能种植棉花的气候和土地上，棉花种植都出现了增长，商业世界的所有力量都在满足我们的需求”。在过去两百年里，奥斯曼土耳其的棉花种植者曾经是欧洲主要的原棉供应者，现在他们已无法满足这种爆炸性增长的需求。实际上，整个18世纪80年代，塞萨洛尼基和伊兹密尔的原棉出口量几乎没有变动。在奥斯曼帝国农村，由于劳动力的极度短缺和封建关系的桎梏，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的棉花供应一直受到限制。劳动力如此短缺，以至于从18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安纳托利亚的地产主就引入成千上万的希腊劳工种植棉花。但是即便如此，棉花的增长仍然无法满足欧洲棉花产业的需求。农村种植者的世界中的依附关系主要还是前资本主义式的，农民需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缺乏交通设施，再加上奥斯曼帝国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欧洲难以在该地区推广棉花的单一种植。在这里为了棉花种植而迅速重新配置土地和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诸如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这样的港口城市中，尽管西方商人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强，地方精英仍然是一支有力的对抗势力，他们阻碍了西方资本家改变农村社会结构以为世界市场提供更多棉花的努力。此外，西方商人在当地还要同奥斯曼帝国本国的纺纱者去竞争棉花，后者是一群规模可观、相对富裕的工匠阶层。结果，奥斯曼帝国出产的棉花很快在欧洲市场被边缘化了。1786年至1790年，奥斯曼帝国提供的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的20，20年后其份额只有128，又过了10年，其份额仅有微乎其微的029。不能或不愿意对其农村和贸易网络进行变革，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棉农和商人退出了正在崛起的欧洲工业体系。9

由于奥斯曼这一传统的原棉供应地难以满足欧洲棉纺织工业增长的需要，棉纺织制造商迫切地寻找其他来源。例如，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willia rathbone）和棉纱制造商理查德·阿克莱特试图创建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pany）从非洲获得棉花供应，但是这种努力失败了。棉产品制造商也将其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印度丰富的棉花收成。由于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上享有重要的权力，而且印度是世界棉花产业的古老发源地，许多棉产品制造商希望印度能成为棉花的主要来源地。然而，东印度公司对曼彻斯特棉产品制造商的需要的反应十分谨慎。他们声称，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棉布出口利润丰厚，原棉出口将有损印度的制造业。1793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如果孟加拉的制造者遭遇了任何原料瓶颈而导致棉花产业的重大衰退，那么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将要下降，其人口也会无法阻挡地下滑；不能指望原料种植的任何可观的增长能抵消原料减少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者积极性的影响。”10 此外，大量出口原棉将导致农民过度依赖市场来购买粮食，“一季歉收将会导致粮食匮乏，甚或是饥荒，这将导致农村的凋敝以及国家财政的破产”。11 只要有可供出口的棉花，东印度公司都会将其运到中国来换取茶叶，以取代出口大批金银的需要。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抵制以外，还有其他困难。这些因素包括：建设将棉花运到海岸的基础设施往往过于昂贵，印度的棉花品质不一，特别是短纤维棉，以及在广大的南亚次大陆内部劳动力的缺乏。简言之，印度对英国的棉花出口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12

与印度、非洲或安纳托利亚相比，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看起来似乎更有前途。原棉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对这一地区的白人种植园主来说不是一个秘密。他们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就小规模地种植棉花。随着棉花需求的增长，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商人逐渐在他们常规的甘蔗和其他热带商品的贸易外，开始运送棉花。他们也将棉花贸易整合进他们的奴隶贸易之中。例如利物浦的塔尔顿（tarleton）兄弟，起初棉花贸易只是他们贩卖人口贸易的副业。

既然这项生意非常有利可图，加勒比地区的欧洲商人尝试获得更多的“白色黄金”。他们找上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这些人与非洲、安纳托利亚和印度的种植者不同，有近两个世纪为欧洲消费者种植作物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甘蔗。这些种植园主还控制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适宜棉花生长的土地和长久以来动员劳动力为世界市场生产的经验。在18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繁荣年代里，棉花对于两个新兴的种植园主群体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第一个群体包括诸多小种植园主，他们缺乏开展甘蔗种植的必要资本，希望有一种作物能够种植在更为贫瘠的土地上，需要数量更少的奴隶和规模更小的投资，但仍然获得可观的利润。以圣克罗伊岛为例，棉花种植所需要的奴隶数量是甘蔗种植的五分之一弱。第二个群体是新开垦土地的种植园主，他们首先种植几季的棉花，以在较少的几个种植季节中松动土壤，随后利用从棉花生意中获得的利润转而投资蔗糖业。13

数以百计这样的种植园主集合起来，共同开辟了一种新的“商品边疆”（odity frontier）——一片新的出产棉花的土地——并开启了全球棉花历史的新篇章。由于他们种植棉花的决定，以及他们的奴隶的劳动，加勒比地区的棉花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781年到1791年间，仅从英属加勒比岛屿进口的棉花就翻了两番。法国种植园主也纷纷效仿，1781年至1791年之间，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棉花产地圣多明各的棉花出口量翻了一倍，法国制造商将这种棉花称为海岛棉（ton des isles）。14 加勒比地区的棉花出口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1800年，巴哈马的种植园主南森·霍尔（nathan hal）惊呼棉花“贸易增长惊人”。15

加勒比出产的原棉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些在18世纪早期最先开始种植棉花的岛屿，例如牙买加、格林纳达、多米尼克，继续种植棉花，在18世纪70年代，它们的出口量始终保持在200万磅左右，但是随后在18世纪8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棉花产量的增长相对较为和缓，这是因为棉花种植产业在当地经济中找到了稳定的位置，也因为甘蔗种植需要大量资金，使得种植园主很难放弃转而种植棉花。

但是在那些有更多未耕种土地，或者甘蔗种植得较少的岛上，棉花种植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在巴巴多斯，从1768年到1789年，原棉出口增长了10倍，从24万磅增长到260万磅。首先，一种蚂蚁的入侵摧毁了巴巴多斯岛上的传统作物甘蔗。随后，1780年的一场飓风摧毁了岛上的大部分甘蔗业基础设施，而且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当地很难获得必需的原材料来重建这些设施。最终巴巴多斯转型为巨型的棉花种植园，成为英帝国中棉花出产最多的岛屿。与之相似，多巴哥岛的种植园主在1770年时不出口棉花，但是到了1780年，他们装船的原棉已经达到150万磅。还有巴哈马群岛的种植园主，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不种植棉花，但到了1787年，他们向英国商人销售了将近50万磅原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