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攫取劳动力和土地（2/2）

加勒比棉花革命：1750—1795年西印度群岛向联合王国运送的棉花（以百万磅计）。

数量可观的棉花也从加勒比地区法属岛屿卖到英国。在那里，英国商人获益于法国缓慢增长的棉花产业和法属岛屿——特别是圣多明各——贩卖进来的大量奴隶。以1770年为例，据估算，法属岛屿出产了整个加勒比群岛的56的棉花，相比之下，英属岛屿仅占35。仅圣多明各一地就运走了36的原棉，超过所有英属岛屿的总和。而20年后这一不平衡仍然持续。1789年，法属岛屿的棉花产量达到1400万磅，其中仅有600万磅由法国自己消费，大约有570万磅棉花从法国本土的港口出口到英国。17

欧洲棉产品制造商越来越依赖法属岛屿出产的棉花，圣多明各尤其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在1791年，据统计，圣多明各棉花种植园的数量与甘蔗种植园已经几乎相当，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达到680万磅，这比八年前增长了58，同时还向英国出口了大量的棉花。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得益于1784年到1791年进口的25万非洲奴隶。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的鼎盛时期，棉花在法国的价格比1770年上涨了113，每年有近3万名奴隶被运到圣多明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战争资本主义的标志，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比不上的。事实上，随着机器纺纱技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传播，更多的非洲人被戴上镣铐，被装进船舱，在太子港被拍卖，被送到遥远的农场，在逼迫下清理土地、锄地、播种、剪枝和收获白色黄金。18

换言之，奴隶制对于这个崭新的棉花帝国来说，和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一样重要。正是奴隶制使那些种植园主能够迅速对飙升的价格和扩张的市场给予反应。奴隶制不仅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劳动力，而且催生了以一种暴力监督和几乎无休无止的剥削为特征的体制，只为了满足作物种植的需要，用经济学冷冰冰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劳动密集型”（effort tensive）。19 意味深长的是，那些辛勤劳作种植棉花的奴隶中有许多是欧洲的各东印度公司用从印度各地运到西非的棉布换来的，而且这桩生意那时还在继续。

在本国政府的支持、高涨的价格、充足的劳动力及土地（这是有限度的）等一系列因素的鼓励下，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主处在棉花革命的最前沿。从那时起，由于无休止地寻找土地和劳动力，也由于种植棉花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土地的肥力常常被耗尽，因此棉花种植的边疆一块接一块地被开拓。世界的棉花产业依赖“永无止境的空间扩张”。20

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拥有长期种植棉花的经验，但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农民也是如此；加勒比地区的土壤适宜棉花的生长，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印度中部的土壤同样适合；加勒比地区的商人很容易地将大量棉花输入欧洲市场，伊兹密尔和苏特拉的商人也能做到。然而，与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农民不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很少受到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由于本土居民的灭绝，几乎每天都有西非的奴隶到来，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能够迅速对新兴市场做出反应，这决定性地拉开了他们与其他地区棉花种植者的差距。当然，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大庄园主也会诉诸暴力，迫使农民在他们的棉花田里工作，他们却没有加勒比地区这样的种植园奴隶制。21 此外，加勒比地区由于有资本注入，种植园主可以迅速重新分配资源，而其他地区由于缺乏土地私有产权，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统治者一直拥有着政治力量，因而难以做到这一点。新开垦的土地和新引入的劳动力，被几乎不受限制的欧洲商人、银行家和种植园主充分利用，促成了棉花种植的爆炸性增长。

在这些因素之外，种植园主还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尽管只是温和的支持。1768年英国皇家手工业学会（royal ciety of arts）就设立了“西印度群岛棉花最佳品种”金质奖。10年后该奖章颁发给多巴哥的安德鲁·班纳特（andrew ben），他花了数年工夫研究的棉花没有数百种，也有数十种。1780年，英国对由外国船只进口的棉花征税，“所得收益将用于鼓励英属背风群岛棉花种植，并鼓励其向英国出口”。后来，英国贸易部要求波兰植物学家安东·潘塔莱翁·霍弗（anton pantaleon hove）在印度搜集棉花种子并引种到加勒比地区。1786年，殖民地事务大臣西德尼勋爵（lord sydney）在曼彻斯特棉产品制造商的压力下，要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官员鼓励当地种植园主种植棉花。作为回应，多米尼加总督约翰·奥德（john orde）甚至承诺向有意在岛上种植棉花的个人提供免费土地。从19世纪末的角度看来，这样的支持微不足道，但是它预示了在未来，国家在从全球范围内获得对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原料中的作用，将成为普遍的关切。22

但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那些一船船运走的棉花（尽管这依然很重要），而是在于加勒比地区开展生产实践的制度创新：通过肉体胁迫重建农村，这只可能通过战争资本主义实现。奴隶种植的棉花促进了这些人口新近减少的区域史无前例地整合进世界经济的过程，并为之提供了资金支持。奴隶制以及整个大陆的土地攫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广阔、富于弹性的全球供应网络，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使欧洲工业生活的需求和节奏可以传播到全球的农村去。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奴隶制出现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奴隶制”），它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度和利润高度关联。这种动态很快就将非洲大陆纳入其掌控之中，西非经济体越来越专注于为美洲提供迅速增长的劳工数量上。从1492年到1888年，在所有被卖到了美洲大陆的奴隶中，有近一半（确切地说是46）是在1780年以后到达美洲的。此刻，奴隶制的未来与它所建立的工业资本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3

正如加勒比地区棉花种植的爆炸式增长所呈现的，暴力是战争资本主义的基础特质，因而它也是可移植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下一站是南美大陆。尽管西印度群岛的棉花出口迅速增长，但是对棉花的需求飙升更快，南美农场主发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棉花市场。1789年至1802年，圭亚那的棉花产量飞涨了令人震惊的862，这是在这一时期引入苏里南和德默拉拉的两万名奴隶的劳作下产生的。24

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巴西。1781年，第一批出产自巴西的棉花进入英格兰。起初，巴西的棉花是加勒比地区棉花的补充，但是很快超过了后者。棉花在巴西的许多地区都是原生作物，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种植者一直在出口少量棉花。作为18世纪后半期巴西殖民地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葡萄牙鼓励当地种植棉花，特别是巴西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和马拉尼昂。早期的努力见效后，奴隶进口的汹涌大潮使得一位观察家认为“白色的棉花将马拉尼昂变成黑人的天下”。尽管棉花后来成了“穷人的作物”，但是巴西的第一波棉花种植爆炸性的扩张是由更大一些的奴隶种植园推动的。就如同在西印度群岛那样，巴西的棉花种植从来不曾威胁到甘蔗的种植和后来咖啡的种植，但是棉花在巴西出口中的份额增长相当可观，从1800年的占比11增长到1821年至1825年之间的占比30。25

巴西既不存在像西印度群岛那样的可利用土地限制，也不存在像安纳托利亚那样的劳动力限制，其棉花产量迅速增长。1785年到1792年之间，巴西装船运到英格兰的棉花数量超过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阶段的尾声，将近有800万磅的巴西棉花运抵大不列颠，与之相对照的奥斯曼帝国运到英国的棉花有450万磅，西印度群岛运来的则有1200万磅。1770年到1780年间，当时巴西最重要的产棉区马拉尼昂的棉花出口数量翻了一番，到1790年该地区的出口数量又几乎翻了一番，到1800年该地区的出口数量又一次几乎上涨了两倍。在18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西印度群岛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棉花产量都还扩张不足，北美的棉花也还没有充斥市场，巴西成为蓬勃发展的英国纺织业的非常重要的原料供货者。巴西农场主不仅生产数量可观的棉花，还种植了一种特别的长纤维棉花，能更好地适应新出现的工厂技术。26

到18世纪80年代，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奴隶出产了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棉花，这种奴隶制和征服的爆炸性组合一路助推工业革命到1861年。约翰·塔尔顿（john tarleton）是一位成功的奴隶贩子，也是一位成功的利物浦棉花商人，他认为奴隶贸易、种植园经济体出口商品以及英国海运业的繁荣“彼此交织联系在一起”。这种组合造就了惊人的利润：棉花和奴隶使许多商人变得富有，比如，按塔尔顿的计算，他的“财富”在1770年至1800年之间增长了两倍。27

发展全球范围的原料供应体系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似乎是棉花产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棉产品制造商对这一遥远的热带商品的完全依赖，却成了他们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全依赖遥远的土地和劳动力这种违反直觉的赌博，他们的工厂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到1800年，仅仅英国就消费了数量难以置信的棉花，需要耗费416,081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要是在英国种植，这将耗费其可耕地的37，还需要大约90,360名农业工人在这些假设的棉花地里劳作。到1860年，英国对棉花的需求更大了，那么将有超过100万工人（或者是一半的英国农业工人）在这些假设的棉花地里劳作，而且需要630万英亩的土地或英国37的可耕种土地来种植棉花。假设毛纺织业代替了棉纺织业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那么将有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畜养所必需的绵羊：那1815年将需要900万英亩，1830年需要2300万英亩——这超过了英国可耕地的总和。在国内种植棉花和羊毛替代两个假设方案中，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使得布料产量的急剧扩张变为不可能。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使英国和欧洲农村发生难以想象的动荡，而英国和欧洲的农村社会结构与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一样，无法适应这种快速的大规模土地和劳动力再分配。因此，对于工业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供给弹性，仰赖可靠地获得遥远的土地和外国劳动力的能力。对西方崛起有很多传统解释，例如技术革新、文化倾向，以及聚集在不列颠群岛的偏远角落的一小群棉布制造商所处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相比这些因素，欧洲各国及其资本家重新安排全球经济联系的能力和依靠暴力攫夺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就算不是更重要，也至少同等重要。28

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出产的棉花因此涌入利物浦、伦敦、勒阿弗尔和巴塞罗那的市场中，实际上促进了机械化纺纱的快速扩张。但是这种扩张依然有其限度。正如前文提到过的，西印度群岛可供棉花种植的土地已经不多，限制了棉花的产量，使其与甘蔗相比长期看来处于不利位置。在当地以及土地资源丰富的巴西，甘蔗种植园与棉花种植园都在争夺着劳动力。由此，从1790年开始，西印度群岛出口的棉花量出现了绝对下降：1803年，只有相当于1790年一半数量的棉花从西印度群岛出口，而且其在英国的市场占有率缩减到10。即使1819年后对英国人种植的棉花实施特惠优待，也不能挽回这一趋势。到19世纪初，西印度群岛出产的棉花在英国市场的份额呈现自由落体式下跌，“释放黑人奴隶运动加速了这一过程”。在巴西，由于没有能够大规模将奴隶从甘蔗生产调换为生产棉花，棉花产品的扩张受到了遏制。正如棉花专家詹姆斯·曼所观察的：“如果巴西能调动所需的足够劳动力，那么无疑巴西将成为我们更大的原料供应者。”29

1791年，革命撼动了西印度群岛中最重要的产棉岛圣多明各，该岛停止了所有销往世界市场的商品的出产，也包括棉花。在历史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中，圣多明各岛上被奴役的人民武装起来，击败了法国殖民政权，建立了海地国家，并在岛上取消了奴隶制。战争资本主义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来自那些看起来最弱小的人：圣多明各岛上成千上万的奴隶。革命之前的一年，圣多明各出口到英国的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量的24，仅仅4年后，即1795年，这一数字跌落到45。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记述的：“那个岛曾是我们最大的棉花原料供应地，基于这些原因正处于无政府、贫困并且几近瓦解的境地。”事实上，他预计到局势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这块由黑奴的血汗浇灌的种植园主的土地”无法再“增加我们金库的储备，让我们享受财富和奢侈淫乐的生活”。到1795年，该岛向法国出口的棉花数量下跌了79，即使是革命过后10年，出口量也仅仅回复到革命前出口水平的三分之一。法国国民议会（french national assebly）又通过了禁止从法国港口出口原棉的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于棉花供应的焦虑。1792年，《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 ）据实报道：“由于起义最高潮时期正是一年中棉花和靛蓝的重要时令，因此1791年棉花和靛蓝产业……一定遭受了严重的伤害。”30

迅速增长的棉花需求与加勒比地区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令制造商烦恼的价格高涨。这些制造商依赖通过与印度棉纺织品竞争来占领新市场。整个1791年和1792年，约翰·塔尔顿向他的兄弟报告：“棉花价格每天都在上涨。”到1795年，他发现“棉花价格涨幅惊人”。在1790年，出产自西印度群岛的棉花价格最高每磅21便士，1791年为30便士，而且棉花价格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持续走高。对有些棉花商人而言，革命的创伤如此惨痛，直至1913年，利物浦主要的棉花贸易商拉斯伯恩家族仍然记得那场动乱的影响是使棉花价格翻倍。1793年法国和英国爆发战争后，法属西印度群岛便不再向英属加勒比海港运送棉花了。31

因此，到了18世纪90年代，对关切的观察家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洲对原棉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鸿沟将迅速而且持续地扩大。正如美国作家坦奇·考克斯（tench xe）所记述的：“这种棉花纤维特别适用于由机器转化为棉纱、布料等产品……使得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对其需求都十分广泛、持久且不断增长。”32 传统种植棉花的技术显然无法提供充足的供给。然而，西印度群岛和巴西根据其蔗糖经济的经验，创造了一种新的种植棉花的方式，明确地聚焦于种植园种植和奴隶制。但是这些地区的棉花出产很快达到了它们的极限，或者像海地那样因革命而受挫。附近有一个地区看起来满足了出产充足的棉花需要的所有条件：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基于奴隶制的棉花种植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