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2/2）

然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商人、制造商和政治家瞥见了棉花帝国的未来形态。正如塞缪尔·鲁格莱斯（sales）向纽约商会解释的那样，他们“为了地球上文明国家的商业解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40 由于他们，印度、埃及和巴西的棉花才能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此外，他们在棉荒期间的经历，也开启了殖民冒险和国家介入商品市场的大胆新景象。虽然在战前，棉商和制造商的活动也是以私人投资和国家游说为主，但棉荒大大提高了这些棉花资本家对国家和自身的政治成熟度的依赖。殖民主义已成为关乎自身利益的紧迫问题，因为资本家明白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庞大的资本投资在当地的动乱面前是多么脆弱，而奴隶制又变得多么不稳定。

然而，美国棉花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依然存在疑问。它会回到全球市场中吗？如果是的话，棉花仍然由奴隶来种植吗？

欧洲一些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甚至希望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永久分裂，以便在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邦联中继续由奴隶种植棉花。他们认为棉花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依赖奴隶制。在法国，检察总长报告，阿尔萨斯纺织业地区的纺织厂主普遍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由于南方愿意同欧洲进行贸易，这种分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1862年，科尔马总检察官发现，舆论越来越支持“立刻承认南方邦联”。勒阿弗尔商人几乎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方邦联的事业，《勒阿弗尔信使报》（urier du havre ）在表达这种情绪上最为激烈。在英国，许多有产者同样反对北方的事业，既是出于他们自己反民主的态度，也出于他们对一个分裂且虚弱的北美力量的偏好，不过对棉花问题的担忧也在他们考虑之内。当约翰·亚瑟·罗巴克（john arthur roebuck）在众议院鼓吹承认南方邦联时，他不厌其烦地提到兰开夏郡纺织工人的命运和他们对棉花的需求。利物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港口，是邦联之外世界上最亲邦联的地方。利物浦商人协助棉花运出遭联邦海军封锁的港口，为邦联建造军舰，向南方提供了军用装备和信贷。利物浦南方俱乐部（liverpool uthern cb）以及认可邦联中央协会（central asciation for the regnition of the nfederate states）一再鼓吹南北永久分离。即使是利物浦商会也乐于接受一个独立的邦联带来的好处。利物浦的商业界认为，正如布朗兄弟在利物浦的合作伙伴弗朗西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francis alexander hailton）于1861年8月所写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使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北方联邦的胜利“完全不可能”。41

利物浦并不孤单。在曼彻斯特，南方俱乐部（uthern cb）和曼彻斯特南方独立协会（anchester uthern dependence asciation）也在为南方鼓吹。1862年，数千人在英国棉花城镇举行集会，要求政府承认南方邦联，其中有很多是工人。虽然还有许多工人支持联邦，因为北方的斗争日益被认为是在争取自由劳动，但精英的情绪倾向于支持邦联，曼彻斯特商会主席预计：“南方诸州永远脱离是不可避免的。”42

这种情绪虽然在棉产品制造商和商人中并不普遍，却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特别是英法两国）对美国内战的态度。北方联邦的利益在于要让欧洲政府保持中立态度，他们认真对待这一威胁。而南方邦联认为它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获得国际认可。欧洲国家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介入：英国不得不考虑加拿大省份的命运，以及对从美国北方进口的小麦和玉米的日益依赖，而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等大陆国家则有兴趣维持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制衡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欧洲调解冲突甚至承认邦联始终是可能的，其倡导者几乎总是吹嘘一个独立的南方邦联作为棉花来源的好处。43

棉花生产地区的社会动荡，包括示威、骚乱和罢工（仅在法国就有50多场），加剧了国家官僚和资本家的焦虑。威廉·格莱斯顿（williadstone）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对兰开夏郡社会动荡的恐惧可以成为英国干涉美国冲突的原因。1862年，格莱斯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棉荒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进行了可怕的描述，他赞美了英国工人的耐心，将棉荒的重要性与大英帝国遭受的另外两次灾难——爱尔兰饥荒和印度大起义——相提并论。44

棉花利益集团一直在向林肯政府施压，以保持欧洲棉花消费者的需求。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信函表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伯爵和法国政府一起对联邦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里昂勋爵（lord lyons）向伦敦报告说：“我于1863年7月25日去了国务院，跟苏厄德先生谈了棉花问题。我告诉他说，在密西西比州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但现在这条河已经打通了，现在是时候兑现此前向我们做出的承诺，充分供应棉花了。他准备做什么来兑现他的承诺？”林肯很清楚棉花在冲突中的重要性。他在1861年12月3日的第一个年度咨文报道中指出：“叛乱分子用来鼓动外国敌视我们的主要工具是……商业上的困难。”到了1862年年中，当内阁讨论林肯要宣布解放叛乱各州的奴隶的计划时，苏厄德成功地反对“立即颁布”计划，他还“强烈支持棉花和外国政府”。苏厄德担心宣布解放奴隶将导致欧洲对邦联的承认。他注意了最近的发展动态，认识到美国内战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潜在的革命性影响，并呼吁谨慎行事。45

美国外交官也经常被人提醒，欧洲迫切需要棉花。当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美国领事威廉·塞耶1862年夏天前往伦敦时，他向苏厄德汇报说，英国政策精英一直在考虑承认邦联的问题。同一年，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亨利·桑福德（henry sanford）遇到了法国国务秘书，后者警告道：“我们已经差不多用光棉花了，我们必须拥有棉花。”1862年拿破仑三世与美国驻巴黎公使威廉·代顿（willia l dayton）谈话时，他希望“你们的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轻这里因为缺少棉花而遇到的困难”。法国受到来自棉花工业家的巨大压力，积极从事外交努力，以试图结束美国的冲突，因此，米卢斯棉产品制造商古斯塔夫·伊贝尔特－克什兰（gtave ibert-koechl）宣布：“美国内战双方有望实现和平”。南方邦联在欧洲的外交官受到这种抱怨情绪的鼓舞，知道欧洲对南方棉花的需求是他们外交武库中最强大的箭头，随着内战越来越不利于南方，他们也越来越绝望地使用了它。46

北方联邦的外交官也试图反制这种情绪，通过协调努力与欧洲公众直接沟通。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于1861年告诉他的儿子，如果他能写一本关于棉花问题的小册子，将会非常有用。他写道：“生产棉花需要两件东西，劳动力和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壤。”他建议“首先研究土壤问题”，他认为，全球各地有很多种植棉花所必需的环境条件。他补充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比如在印度和埃及，劳动力也很丰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劳动力，这样就会面临苦力问题”。亚当斯认为美国内战是其他地区棉花生产者崛起的机会，可以永久瓦解南方几乎垄断的地位。“这场（为了封锁和棉花新来源的）斗争不能更重要了”。“美国奴隶制的毁灭取决于随之而来的全世界范围内要求棉花的压力”。47

事实上，让欧洲强大的棉花利益集团能够理解反对邦联的战争的最佳途径，就是证明廉价的棉花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美国政府确实尽力鼓励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例如将大量的棉籽移到国外。苏厄德在1862年4月写道，华盛顿“显然有责任……检查其他国家种植棉花的能力，并尽可能地鼓励棉花种植，从而反制国内棉花垄断者的破坏性计划”。埃及因为有着长纤维棉花作物，在这个评估中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用高质量的替代品代替美国的出口品，这是印度棉花做不到的。在整个战争年代，塞耶经常与总督会面讨论棉花生产问题，并最终聘请了总督的亲信阿尤布·贝·特拉布尔希（ayoub bey trabulsi）来检查“埃及的棉花”。由于这些关系，塞耶能够在1862年11月说：“总督已经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以帮助增加种植……他已经……建议所有的大地产主今后要用四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棉花。由于总督阁下的建议实际上相当于命令，业主已经……开始加速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48

苏厄德深信这种努力会取得成功，他特别强调全球棉花生产对南方争取独立的不可预见的影响。“如果暴动的各棉花州发现埃及、小亚细亚和印度向全世界提供棉花，而加利福尼亚则为其提供购买的资金，他们还是看不到自己的繁荣和希望正在消失，就是瞎了眼，看不到自身的前途。”49

事实上，美国决策者的这些尝试确实有助于缓解华盛顿和欧洲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1862年春，利物浦巴林兄弟公司认为，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我们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1862年8月，查尔斯·伍德说：“我们国内唯一的麻烦……兰开夏郡的困境……可能会大大减轻，只要一些数量合理的棉花可以从印度运来，比去年的数量要多。”到1863年，从印度进口的大量棉花已经缓解了法国的棉花危机。事实上，到1864年初，各棉花制造区的检察官可以报告说，从印度和埃及进口的棉花已经减轻了制造商的压力，工厂开始慢慢地再次生产，结果，“斗争……已经在我们的省里失去了很大的兴趣”。50 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的1871年，当苏厄德来到印度阿格拉——也是阿克巴大帝的坟墓——参观那里的一个轧花厂时，他说，“我们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的陵墓，前往了美国的伪君主——棉花之王——的坟墓”。51

一旦有大量来自美国以外的棉花，欧洲政府所受到的来自棉花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下降了。波士顿棉花生产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松了口气，认为“欧洲对棉花州的依赖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不久之后“欧洲将完全不依赖这个国家的棉花供应”。到了1863年，即使是那些生计要依赖棉花、曾经拥护南方各州独立的人，也开始设想一个不依赖奴隶制、多样化的原棉供应网络了。52

有些人甚至开始认为，南方顽固地要求独立和保持奴隶制是导致世界经济混乱的真正原因。毕竟，与南方种植者及其政府不同的是，棉花商人和制造商并没有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棉花来源——美国的南方，也没有专注于特定的劳动制度——奴隶制——来制造这种棉花。他们要求的只是一种安全、可预测的、达到品质要求的廉价棉花供应。

然而，对封锁造成的短期供应中断做出反应是一回事，而想象没有奴隶制的棉花帝国则是另一回事。根据他们对此前80年里棉花帝国的历史的理解，许多商人和制造商担心事情会像《不来梅商报》所说的那样发展，“奴隶制与棉花生产之间的深层关系”可能被破坏，“大批量生产棉纺织品的基本条件”会被摧毁。53

早在1861年，当联邦将军弗雷蒙（john c fréont）在密苏里解放奴隶的时候，《经济学人》就担心这种“可怕的举动”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蓄奴州，“在这些肥沃的土地上造成彻底的破坏和普遍的荒芜”。《棉花供应报道》甚至还宣称，如果战争成为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话，可能会出现“第二次圣多明各暴动的恐怖”，并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庞大的棉花生产行业必然突然崩溃”。持有这种信仰的人把里士满的陷落看作这种后果，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不来梅商报》的说法，即使是“最夸张的想象力也不足以预见其影响”。54

考虑到这些担忧，美国的400万奴隶（其中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耕作者）在战争期间或战后立即获得了自由，这一点更为了不起了。奴隶认为他们的主人在镇压叛乱分子的国家政府面前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奴隶开始了农业起义。美国奴隶抛弃种植园，撤出劳动力，向联邦部队提供情报，最终还拿起武器充当联邦士兵，使得一场分裂战争变成一场解放战争。他们成功了。此前和此后都不曾有棉花种植者的叛乱如此成功过，他们的力量偶然由国家精英内部的深刻而不可调和的分裂而被放大了。55

面对前所未有的反抗，奴隶制不可能复活，棉花资本家需要寻求动员棉花种植劳动力的新途径。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过去的棉花种植经验中找不到太多的安慰。按照战前世界的棉花市场价格，尽管一些制造商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还是很少有印度、巴西或非洲的种植者为欧洲市场生产大量棉花。农民顽强地坚持自给农业，即使是为市场种植的少部分棉花，他们也把它卖给了附近的纺纱厂，而不是卖给利物浦或勒阿弗尔的商人。甚至在美国本身，作为奴隶在战争中获得自由的时候，许多人很快就放弃了种植园的工业节奏，而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给农业上。56

此外，早些时候在加勒比地区解放奴隶的经验，尤其是圣多明各的经验，使商人和制造商对前奴隶生产经济作物的前景不抱太大希望。早在1841年，赫尔曼·梅里沃尔就曾指出，“在黑人拥有自己的小块耕作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去当雇工”是很困难的。（英国）特别委员会在调查西印度群岛的“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在1842年同样指出，解放之后，农产品的产量减少了，因为“劳动者只需在种植园中一星期工作三四天，就能过得很好，还能积累财富”。《经济学人》指出：“在热带地区，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永久性贫穷的益处，也可以说是诅咒，那里丰盛的食物本身即确定了最低工资。”57

对英国殖民地官员霍姆斯（w h hols）来说，两难处境非常清楚：“当奴隶成为自由人时……他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独立自主，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在他仔细研究过的圭亚那，“即使是那些非常肥沃的土地原先无法提供的少量奢侈品，只需要少量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这使得农民不可能为了工资去种植出口作物。法国的殖民官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旦“黑人……获得了自由……他们就返回到了野蛮人的小屋”。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回归自给自足的农业，这被许多前奴隶预想为新自由的真正基础，却是全世界棉花商人和制造商最糟糕的噩梦。58 欧洲观察家关于自由奴隶的担忧被加勒比地区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例如牙买加1865年的“摩兰湾叛乱”，当时一群牙买加黑人反抗殖民地政府对一群非法占地者施加的严厉惩罚，被英国军队血腥镇压了下去。

土地所有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从对过去经验的解读中得出的结论是，解放可能对世界机械化棉花工业的福祉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积极努力寻找方法来持久地重建全球棉花生产网络，试图去改造全球农村而不是诉诸奴隶制。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文章、书籍、演讲和信件热切讨论是否可以在非奴役劳动力的基础上种植棉花。例如，爱德华·阿特金森早在1861年就写了一本《自由劳动力种植的廉价棉花》（cheap tton by free bor ），参加到辩论中来，一年之后，威廉·霍姆斯的《自由棉花：怎样和在哪里发展》（free tton: how and where to grow it ）扩展了讨论范围。一位法国匿名作者在同一年写了一本《美洲白人与黑人以及两个世界的棉花》（les bncs et les noirs en aérie et le ton dans les deux ondes ），声援了霍姆斯。59

很快，这些论著又从美国内战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内战期间，在埃及、巴西和印度以及美国南方的联邦控制区，突然转向尝试由非奴隶的劳动力来种植棉花，毕竟代表了一个全球性的实验：一个有着棉花但没有奴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预演是为了在战后能存在一个不再依附奴隶制的棉花帝国，孕育了两个有些矛盾的信仰。有少部分观察家认为，即使没有奴隶制，也可以获得足够的棉花，使棉花生产能够继续迅速扩张。例如，英国女子自由种植棉花（english dies’ free grown tton），一个松散的妇女协会，就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承诺只购买用自由劳动力生产的棉花制成的布料。也许最乐观的是，它被诸如爱德华·阿特金森这样的美国共和党人所接受，他相信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可以通过使用“自由劳动力”而大幅度扩张——也就是说，前提是获得自由的奴隶不要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阿特金森因为自己在棉纺织厂配备受薪工人取得了成功，因而坚信美国及世界棉花供应的未来取决于南方地产主和南方各州激励获释奴隶自行生产棉花的能力。60

然而，内战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在不可持续的高价下，非奴隶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才能进入世界市场。毕竟，印度棉花的价格翻了两番，而此前以较低的价格把印度棉花推向世界市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且，从1864年和1865年的视角来看，伴随解放黑人奴隶而来的还有美国南方的相当大的社会动荡。棉花资本家普遍认为，自由会使原棉供应量永久性减少，这是相当合理的推论，并且最直接地表现在战后棉花价格远高于战前水平上。利物浦收到了一些惊人的消息，如拉斯伯恩家族收到的报告预测“无法在明年依靠黑人的劳动力”。巴林家族反过来又声称，“很少有人认为，人们可以在南方充分地重新组织劳动力，使得在下个季节种植和采摘超过150万包生棉”（1860年棉花产量为540万包）。61

由于在棉花产业圈内，人们普遍担心棉花收成会永久性减少，邦联政府失败后，要求重建美国南方种植园农业的压力大为上升，特别是要求棉花种植者有序地返回田地。《不来梅商报》呼吁宽恕战败的种植精英。1865年春，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布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willia adolph bruce）向伦敦报告了重建的现状，严厉批评“极端共和党人”，他还提醒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n）总统考虑振兴棉花生产的迫切需要。他非常关切自由民是否工作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他担心“黑人的解放将是对种植棉花和甘蔗各州的物质繁荣的巨大打击”。他关注南方的动乱，也批评赋予被释黑人奴隶选举权的做法，他于1865年5月相当赞许地报道“各地正在采取措施强迫黑人工作，并教导他们自由意味着为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为主人而工作”。62

但棉花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也学到了更广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限制了棉花的生产。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成员是世界上这方面问题最重要的专家，他们知道在全球许多不同的地区，土地和气候条件“和美国的质量相当，甚至优于美国”。但是这些全球棉花专家发现，“最迫切的必需品——劳动力”更难以找到。就像印度财政部长塞缪尔·莱恩所说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很可能取决于印度的自由劳动力生产的棉花，是否可以卖得过在美国奴隶生产的棉花。”63

但这样的劳动力从哪里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内战期间，棉花利益集团的努力正好集中于在不曾为欧洲市场大量种植棉花的地区获得劳动力。棉花供应协会主席简要地总结了这一战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内地。”这个战略历史悠久，然而美国内战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资本家和政治家投入其中。64

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在地域上的迅速扩张，与寻找新的方式来激励农村耕种者种植棉花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努力深深纠葛在一起。正如政治学家蒂莫西·米切尔（tiothy itchell）所说的那样，统治者如何才能让农民种植这些“不能吃，也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的作物呢？又或者，用1861年法国观察家马蒂厄（ j athieu）更直白的话来说，要如何“去管教和激励黑人工人”呢？65

在整个棉花帝国，官僚和资本家都在就“黑人是否从现在开始是勤劳的工人”这个问题而伤透了脑筋。66 在一篇异常长的文章中，《经济学人》借内战结束之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

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像白人和深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样，涉及的经济结果如此广泛，如此之久……可能就是命运，现在则甚至是职责，而且肯定是欧洲人——特别是英语族群——的利益，去要求他们来引导和督促全亚洲、非洲，以及由非洲、亚洲或混合种族所居住的美国部分地区的工业企业。那些企业确实很大……发展这些新的繁荣之源所必需的一个条件是安排某种工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量的黑人劳工自愿在极少数的欧洲监工的帮助下工作。不仅要有个体劳动者，而且要有组织的劳动力，在科学安排下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果，这样巨大的作业，例如开掘隧道、采摘棉花等其他工作，才可能在没有罢工和争吵的情况下完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应该对劳动力价格有不自然的增加，例如施惠收买工人服从那些天然与他们的偏见相排斥的命令。

《经济学人》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目标都是靠奴隶制得到的。因为仅仅以廉价完成重大工程而论，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可能和那些把技术高超的欧洲人置于顶端，使他成为低技术的黑人或深肤色劳动者的专制主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但是奴隶制也有“道德上和社会上不利的后果”，因此，“必须要开创一个新的组织，而我们所知唯一可以有效运作的组织是……基于完全自由和相互利己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我们要采纳完全自由的原则，那么很明显深肤色种族必须以某种方式自愿服从白人”。67

但是，如何让“深肤色种族自愿地服从白人”呢？内战已经无意中改变了棉花种植的地点和方式的可能性，一举推翻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中被迫劳动力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平衡。奴隶自己的坚决努力以及在新近获得自由的男女支持下的联邦军队的推进，摧毁了250年来推动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奴隶财产制度。但是世界棉田新出现的秩序依然有待确立。68

在美国内战期间只能隐约地一瞥到重建的轮廓。然而，到了19世纪末，棉花世界将会大不相同。商人、制造商和农业生产者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显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尤其显示了他们有能力调集新的、间接的但影响深远的国家权力，来保证劳动力供给，而不是直接拥有人类财产。《两个世界的评论》敏锐地评论道，“解放奴役的种族和重振东方民族有着密切的关联”。69

1865年4月，当北美大陆的枪炮声沉寂下来时，欧洲棉纺织业85年来最大的动荡结束了。劳动力的新体系——从苦力工人到受薪劳动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测试，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棉花生产是否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人们几乎普遍相信“自由劳动力”种植的棉花是可能的。美国前奴隶庆祝他们获得了自由，制造商和工人期待工厂能够再次满额运转，而新的棉花供应充足。

然而，商人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利物浦巴林兄弟公司在1865年2月向伦敦的同行汇报说：“和平的传言几乎引起了恐慌。”《印度每日新闻》（dian daily news ）在3月初发行了“号外”刊，报道了联邦部队占领查尔斯顿时，“利物浦一片恐慌。棉花价格跌到一先令”，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到孟买本身。波士顿冰商卡尔文·史密斯（calv w sith）从孟买报道说：“我很遗憾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本地的英国人和帕西人这样拉长了面孔。我们在国内的成功是他们的毁灭。如果这场战争在一年内结束，这个城镇将有更多的人破产，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疯狂的投机行为此前闻所未闻。”在利物浦也到处都是恐慌。利物浦棉商萨缪尔·史密斯记得：“看到那些购买了精美豪宅和昂贵画廊的男人，现在不得不在‘旗帜下’闲逛，以寻找能从一位老朋友那里寻找借来几尼的机会，真是可怜。”70

这次全球性的恐慌向农民、工人、制造商和商人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现在是多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弗吉尼亚农村地区的一场战斗的余波震及贝拉尔和下埃及的小村庄，巴西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利物浦市场的判断，而联邦攻陷里士满的消息传到印度海岸，孟买的房地产价格立刻崩溃。一位英国观察家对美国内战带来的这些新的全球联系感到惊讶。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全球最偏远的地方，‘价格’的影响是多么有力和迅速。”71

世界确实变小了，棉花把世界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内战是棉花帝国的危机时刻，那么这也是对其重建的一次排演。棉花资本家因为成功地在国内重新开启工业生产而充满信心。当他们在南方的灰烬中调查时，他们看到颇有希望让棉花种植采用自由劳动力方式，有着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关系和新的关系。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棉花资本家已经知道，他们所编织的利润丰厚的全球贸易网络只能由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来保护和维持。与此同时，政治家也明白，这些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因此也成为政治合法性、资源和力量的关键壁垒。因此，法国观察家在1863年预言时是正确的：“棉花帝国被保住了；棉花王并没有卸权退位。”72

1 萨姆特堡是美国联邦位于南方邦联的少数要塞之一，1861年4月12日，邦联政府的皮埃尔·博雷加德的部队炮击要塞，迫使要塞投降，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爆发。

2 一种药品，通常由印度大麻所榨出的汁液制成。

3 美国内战期间战役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