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破坏（2/2）

印度是其中最大的市场。1832年，从来不会错过赚钱机会的巴林家族与加尔各答的一家当地商行吉斯伯恩公司（gisborne and pany）合作出口英国纱线。它还资助了对中国和埃及的纱线和布料贸易。1853年孟买商会称，由于吉斯伯恩等商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英国棉花流入印度市场，“以前人们认为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世纪初，曼彻斯特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的大部分纱线客户都位于欧洲大陆，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客户大多来自加尔各答、亚历山大港以及世界上类似的遥远地区，而菲尔德兄弟公司（fielden brothers）则迅速扩大了生产，以至于他们开始考虑向加尔各答输送“大批穷人”所需的布料。机器生产需要更多的市场才能保持盈利。23 然而，尽管有所有的这些努力，19世纪上半叶，这个古老的世界棉花中心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据估计，到1850年，英国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仅为115。24

占领这些古老的市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最终的突破只能依靠帝国国家。事实上，为这些大都市制造商创造市场是殖民政府有意识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全球南方将要成为大都市工业的市场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商，而不是竞争对手，这需要摧毁本土制造业。殖民政府建立了区别对待本地生产者的关税和货物税制度。它们还优先考虑建设一系列新的不适合当地需要，但适合全球市场准入的基础设施。它们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研究国外的布市场，以帮助它们的制造商在遥远的地方参加竞争。孟买商会在1853年曾敦促“如果可能的话，确定每种特定商品的主要消费地，以及这些商品到达各自最终目的地的路线……孟买商人和国内制造商都有极大的兴趣，想确切地知道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贸易正在扩大到什么程度，以及向什么方向扩展”。20年后的1873年，福布斯·沃森（j forbes watn）出版了《印度纺织品制造商的样品图鉴（第二辑）》（llection of specins and ilstrations of the textile anufacturers of dia ），这是一本漂亮的四卷本著作，其中有数百个印度布料样品，有着详细描述，包括长度、宽度、重量和产地。一些样品甚至列出了它们的每码价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欧洲制造商能够通过复制这些织物，在印度市场上有竞争力。1906年，“内阁大臣委派一名印度事务部官员检查印度的手摇织布机的产品，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印度制造的产品不能由英国机械织布业制造，并且获得利润”。25

中国的市场同样诱人。1887年，一位驻扎在宁波的英国官僚向曼彻斯特商会发布了一份“有关宁波地区本地棉产品制造商的报告”（report on the native tton -po），他在报告中附上了“一些在这里常见的……棉布样品”。英国驻中国领事早些年已将两箱“中国几个地区劳动人口穿的普通服装送交曼彻斯特商会，包括这些服装的成本价格”。这些服装在曼彻斯特商会展览了两天，“吸引了很多人参观”。制造商和帝国政府的努力非常成功。1880年，英国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增加到60左右。孟加拉商人抗议英国的进口浪潮，但毫无结果。26

来自世界棉花产业中心地带的棉纱和棉布流入新近成为落后地区的世界棉花种植区，带来了去工业化的海啸。1869年，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观察到：“廉价的进口机器制成品在许多方面把本地的纺纱工和织工完全赶出了市场，许多人不得不出门找活儿干，或者从事农业劳动。”

殖民地和新殖民世界的服装：1820—1920年英国棉布出口，按目的地分类。

在19世纪中叶，仍有数百万人从事手工纺织，就像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工业生产纱线和布料的竞争开始在19世纪上半叶破坏生产，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它实际上破坏了印度用于出口的布料生产。然而，在旧棉花世界的中心，那里人们仍然还在家庭内部生产纱线和布料供当地消费，这样的变化似乎仍然遥远。但现在，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即将改变。通常情况下，这些变化展开得很慢，起初几乎看不到——例如，一条新的铁路线从遥远的工厂运来纱线——但有时它们也可能发生得很突然。在印度，美国内战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在那场战争中，许多纺纱厂发现自己无法以市场价格竞争得到其关键原料。马德拉斯商会（the adras chaber of rce）在1863年的报告中指出，“棉花价格的上涨使本辖区棉纺织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结果，在美国内战期间，织工的数量减少了50，前织工转而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和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同步发生的是广泛的“农民化”（peasantization），而不是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无产者化。27

随着前手工艺工人被吸引到棉花种植中，去工业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席卷了其世界。1874年，在贝拉尔，印度政府主管棉花事务的助理专员说：“家庭布料的生产因英国布匹进口而受到损害，许多织布工人已成为普通劳动者。”据贝拉尔棉花专员报道，由于国内生产的布料较少，“家庭布料生产根本不会影响原材料的供应，英国可以自信地期待从贝拉尔进口这些原材料”。28

对于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埃德蒙·波特在曼彻斯特商会发表演讲时，本来一本正经的听众不停地对他发出“对！对！”的欢呼：

我们军事行动的巨大开支；公共工程的巨额支出……以及我国对……印度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消费；所有这些都使得现金在那个国家的耕种者（ryot）中流通，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增加了他们对制成品的消费。一封信告诉我，在一些地区，织工正在放弃手工业这种低薪工作，去从事我们希望他们从事的工作，即农业工作（“对！对！”），因为毫无疑问，在印度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农产品将最有利于促进印度的真正利益。（“对！”）29

对于英国的棉花商和制造商来说，印度去工业化的消息是太受欢迎了，稍稍放松礼仪要求也是可以的。

到19世纪末，这种衰落带来了社会灾难。在孟加拉，“各个地区都在报告，由于广泛使用更便宜也更精良，虽然并不总是更耐用的来自欧洲的制成品，印度的制成品正在逐渐消失”。在帕加纳斯区，“织工基本上被迫离开他们的传统职业，转而投入农业”。1896—1897年孟买管辖区遭遇饥荒时，税务部（revenue departnt）最后报告说，织工“不仅深受庄稼歉收和价格高昂之苦，而且也深受他们的产品无人问津之苦”。这样的故事在世界许多地区一直在反复发生。30

然而，尽管有这些悲观的报告，国内生产并没有消失。在奥斯曼帝国，织工利用得到廉价的（进口）纱线的机会，成功地迎合了高度分化的当地市场，在整个19世纪表现相当出色。中国历史学家观察到，虽然手工纺纱迅速减少（1913年，中国使用的所有纱线中只有25是在家纺的），但纺织业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70的布仍然由家庭生产，而且直到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在拉丁美洲，棉花的家庭生产也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原住民社区。研究非洲制造业的历史学家还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关于进口棉花处于完全支配地位的说法，除了相当有限的地区，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这些相当有限的地区基本上是在欧洲定居点附近。即使在印度，正如英国殖民地工商部（departnt of rce and dtry）1906年报告的那样，“手工织布无论如何也不会绝迹，它仍然是印度本地人最重要的职业，仅次于农业。在某些地方，它是一种独立的谋生手段或补充农业收入的手段，而在另一些地方，它被当作纯粹的家庭职业”。31

随着世界发生变化，而且这些棉花生产者无力在政治上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他们也还是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调整。起初，面对出口市场的损失，他们生产粗纱粗布来供应国内消费者。他们还往往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欧洲制造商没有供应的市场领域，即生产更耐用的布料。工商部不无遗憾地报告说：“难以深入更多的内地市场，风俗习惯、种姓制度、宗教信仰、易货制度等等的效应，妨碍了这一进程的速度，使其无法像其他地方一样快。”直到1920年，印度仍有大约250万手织工。甚至把殖民主义对国内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圣雄甘地，在1930年也承认“手工纺织仍是整个印度仅次于农业的规模最大和最广泛的行业”——这是因为尽管取得了很多快速进步，资本主义对农村的重组在20世纪初仍然远远没有完成。32

如果这些调整还不够的话，织工还试图通过将生产转移到更远的农村地区，让女性家庭成员在生产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来降低产品成本。在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从以行会为基础的男性劳动，转向常常是位于农村的女性劳动和童工劳动。去工业化在破坏了家庭经济的同时，往往还造成两性不平等。事实上，当地制造业的生存能力往往根植于农村的性别社会结构，农村工人（往往是妇女）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无所事事，家庭认为继续生产供家庭消费甚至销售的纺织品的“成本”极低。工商部报道：“在阿萨姆和缅甸，纺织是女孩教育和妇女日常家务的一部分。家庭……是以这种方式供给，而很少有产品会用来出售；而当剩余产品在当地市场销售时，在计算价格时不考虑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事实上，向资本主义的不完全过渡使家庭成员能够以低于维持生计的成本劳动。33

从黑森林到中国再到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也共同努力抵制其古老工业所面临的破坏，但他们的运动面临着与制造商紧密结盟的帝国日益集中的力量。19世纪初，黑森林的纺纱工烧毁了机器。1860年，广州的纺纱工骚乱，抗议欧洲商品进口浪潮。34 但国家对这种骚乱毫不宽容。一群印度织工报告说，收税员使用酷刑强迫他们交税：

把弦和特制的木头刑具绑住私处，把石头放在他们的头上和背上。让他们站在太阳下，拧大腿和耳朵，拉胡须，把两个人锁在一起，封上住户的大门，把暴力抢来的财物在拍卖会上拍卖，限制人身自由，不准人吃喝拉撒；虐待和殴打一些人，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虐待另一些人。35

肆无忌惮的暴力不仅是奴隶制种植园世界才有的特征。织工很清楚这种新政治经济的逻辑，但他们缺乏改变这种逻辑的能力：“那些从欧洲来到印度的人……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把这些财富带到欧洲，所有这些财富都是通过我们的劳动获得的，但我们自己却连维持生计都做不到。”36

尽管有这些来自个人的抵制和集体的抗议，但总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最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全球数百万家庭棉纺织工人失去了纺纱和织布的能力。仅在印度，历史学家提尔坦卡·罗伊（tirthankar roy）总结道：“无可否认的经验证据表明，手工纺纱者群体大规模放弃了纺纱，仅这一因素就可能造成400万至500万人的失业。”其他历史学家认为，1830年至1860年间制造业受到的打击仅在印度就造成200万至600万人失去全职工作。欧洲棉花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全球大部分农村地区越来越转向出口棉花种植，破坏了古代棉花制造业的稳定，并最终摧毁了古代棉花制造业，这给纺纱工、织工和农村种植者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37

世界上大部分棉花种植农村的生活总是很艰难。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把重点放在出口棉花种植上可能有利于农村种植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农民因为美国内战期间的棉花价格上涨而获益。然而，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进行彻底的改造也带来了不那么有利的后果。最关键的是，它破坏了粮食安全。美国内战期间，艾哈迈达巴德、海拉和苏拉特的英国官员报告说：“用于种植棉花等出口物品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已导致粮食作物的耕种比例下降。”因此，1861年至1865年间，食品价格上涨了325以上，甚至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也不得不承认：“在目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印度几个地区的人民很难维持生存。”埃及的情况相当相似。埃及曾经是一个粮食出口国，由于在美国内战期间对棉花的投入越来越大，开始依赖进口粮食作物。1863年夏天，埃及几乎所有的牛都死于疾病，一场粮食危机爆发，成千上万的埃及农民丧生。38

棉花种植者越来越倾向于世界市场，这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英国为增加收入和鼓励农民参与遥远的市场所做的努力，破坏了村庄的集体性质，使农民个人而不是整个村庄负责纳税，并将司法权移交给遥远的法院，而不是以村庄为基础且以农民为主导的法庭。市场现在越来越包含了社会的所有层面，不仅在兰开夏郡或阿尔萨斯如此，在贝拉尔和下埃及也是如此。在安纳托利亚，对棉花潮的反应是“大规模转向经济作物”，棉花取代了粮食作物，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社会关系，当地商人资助作物种植，向农民收取33至50的利息。历史学家艾伦·理查兹（an richards）认为，在埃及，蓬勃发展的棉花出口业“摧毁了旧的准社群形式的土地保有权，打破了村庄社会关系的保护网，代之以土地私有财产和个人纳税责任，并创造了四个阶层：大地主……富农……小农和无地阶级”。早在19世纪40年代，政府就开始强迫农民种植棉花等特定作物，并把“它们运到政府仓库”。农民对这种压力的回应是成群结队地离开土地，而政府以此为理由拒绝承认那些“遗弃”土地的人对土地的权利。1862年，任何离开某块土地两个月以上的人都失去了对土地所有权。1863年埃及新统治者伊斯玛仪掌权时，他集中精力建立大型庄园，把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和政府官员，并且强迫农民在基础设施项目和自己的种植园工作。任何抵制这些措施的行为都会遭到暴力镇压。39

然而，对棉农最严重的影响出现在美国内战之后。187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后，世界市场价格一度下跌，印度、埃及、巴西和美国的农村耕种者很难弥补损失，因为价格下跌使偿还贷款和纳税变得越来越困难。1873年至1876年间，苏拉特棉花在利物浦交货的价格下降了38。巴西、埃及、印度、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棉花种植者常常负债累累，现在他们的经济作物收益直线下降。在印度和巴西，严重干旱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导致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尽管历史学家对世界市场价格下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棉花种植者有着不同意见，但世界市场一体化至少增加了世界偏远地区人民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的生存问题，现在与他们无法控制的全球价格波动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对那些几乎没有土地控制权的农民来说，他们唯一的应对措施是种植更多棉花，以弥补价格下跌造成的收入损失，而这导致棉花过剩，进一步压低了价格。

受薪工人、租户和佃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失去了维持自给自足的农业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基本生产和消费取决于全球市场。“棉花曾经是一种从属产品”，而且“不管棉花的价格可能有多高，农民并未因为棉花而忽视种植粮食，因为这样做他有挨饿的危险”，但到了19世纪末，数百万农村耕种者开始主要依赖棉花。此外，由于世界市场一体化通常伴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多的无地租户和农业劳动者在获取粮食作物方面，周期性地面临可能会饿死的危险。在非洲，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和粮食不安全一般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墨西哥的拉拉古纳，营养不良的儿童比例前所未有地高。在阿根廷，小型棉花种植农场普遍面临着生活悲惨的境况。40

1864年至1873年间，佃户或农民购买一定量的贝拉尔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高粱——所需要的棉花数量翻了一番，到1878年又翻了一番。也许更重要的是，谷物对棉花的相对价格每年都发生巨大变化（20甚至40的变化都并不罕见），给棉花种植者不稳定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正如印度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成功地参与市场需要经济自主权以及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而贫穷且负债的农民两者都没有”。同时代人认为，这场危机至少部分是土地和劳动力从粮食作物转向棉花的结果。1874年印度殖民政府观察到：“该地区的粮食储备越是减少，越是偏向种植棉花，一旦碰上季风带来灾难，危险也就越大，因此有必要采取某种安全措施来防止这种灾难的后果”。实际上，直到20世纪，从事棉花出口生产通常会导致深陷贫穷、债务和欠发达的泥潭。正如开罗的佳必耶土地公司（gharbieh nd pany）董事长内盖布·沙库尔帕夏阁下（h e neguib shakour pasha）在国际棉纺厂和制造商协会联合会大会（ngress of the 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ter tton spners’ and anufacturers’ asciations）上发言时提醒他的听众的那样：“你只需去村庄看看我们的人民住的房子，看看他们少许的家当，看看他们从早到晚辛勤而专注地工作，你就知道埃及农民是过着如何阴郁和无趣的生活的。” 41

造成这些不确定性的原因往往是这些农村耕种者自己所不了解的。贝拉尔棉花专员哈利·里韦特－卡纳克在1868年报告说：“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然后突然下跌，市场不断波动，甚至在最偏远的棉花种植村，其耕作者也受到影响，这导致一些知识不足的人不仅对棉花不信任，而且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他在“各省最为偏远的棉花种植区”旅行时，发现人们对棉花价格为什么会迅速变化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们“没法理解目前的贸易状况，为什么通过电报，本地市场脉搏的跳动立即与辛根哈特和全国其他贸易中心联系起来”。这些棉花种植者告诉里韦特－卡纳克说，他们把这种波动归因于“运气”“战争”“母国政府的仁慈”，要么就是因为“女王在王储的婚礼上给了每个英国人新衣服”。42 这些耕种者非常清楚，他们无法控制的遥远事件现在决定了他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大规模威胁到生命。1877年和19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棉花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上涨，许多棉花生产者无法获得粮食，贝拉尔和巴西东北部数百万农民遭遇了饥荒。专门种植棉花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那样，这不是因为粮食短缺（事实上，贝拉尔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因为最贫穷的农业劳动者无力购买急需的粮食。仅在印度，就有600万到1000万人死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饥荒。一位记者指出，“如果贝拉尔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依靠自己的资源，有可能这里根本就不会出现饥荒”。高价使许多农民和农业劳动者无法获得食物，在1900年饥荒期间，贝拉尔又有85的人口死亡，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从事棉花生产最专业的地区。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和前织工受灾尤为严重，“因为他们不仅要为粮食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因其他地区工人的竞争而减少”。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ncet ）估计，19世纪90年代的饥荒死亡人数总计为1900万人，在印度一些新近被改造成生产出口棉花的地区，死亡人数尤为集中。在里索德镇，一位同时代人观察到人们“死得像苍蝇”。43

由于世界市场一体化，印度、巴西、墨西哥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经历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在放债人的压迫下，他们采取了一个绝望而危险的步骤：起来反叛。在埃及，早在1865年，农业工人就在艾哈迈德·阿夏奇（ahd al-shaqi）的领导下起义了。在印度，1875年5月和6月的德干暴乱是针对放债人和商人的——这些人象征着对农村的改造。1873—1874年反对实行公制叛乱（ebra ilos）期间，巴西农民（其中许多人几年前才转而从事棉花生产）破坏了土地记录，并拒绝缴纳税款，在全球棉花价格下跌后他们再也负担不起这些税款了。1899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粮食骚乱，甚至在小村庄也有数百人参加。与此同时，美国南部的棉农也组织起来了。他们成立了农民联盟（farrs alliance），并发起了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要求国家解除对他们生活造成严重破坏的一些经济压力，这一运动在20世纪头十年再次抬头，当时有数十万农民加入南方棉花协会（uthern tton asciation）和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rs’ union）。棉花民粹主义也传播到了埃及，1900年，瓦迪·梅达瓦尔（wady e dawar）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与美国棉花农民提出的方案非常相似，例如包括合作社、农业改良协会、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机制，以及一个将私人和公共倡议交织在一起的农村耕作者组织。与此同时，拉拉古纳的墨西哥棉花工人采取了“不服从命令、偷窃、抢劫”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粮食短缺导致粮食骚乱，并被在联邦军队支持下的私人军队残酷镇压。这些抵抗战略因政治制度而异，从在得克萨斯州的创建合作社和竞选政治职位到在印度的谋杀放债人不等。44

棉花种植者的叛乱有时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美国，民粹主义者影响了1896年至关重要的总统选举，迫使国家更多地参与棉花贸易。在墨西哥，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把世界许多地区整合入全球棉花帝国也使“棉花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反殖民斗争的一个主要主题。最突出的是，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自己国家在全球棉花经济中的角色被重新塑造，并认为这是殖民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后殖民经济，使印度再次成为棉花大国。45

未来几十年，这些运动将再次彻底改变棉花帝国。但在此之前，美国内战后出现了强大的制造商和帝国政治家的新组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棉花生产农村在世界更多地区，包括朝鲜、中亚和非洲的一体化。棉花帝国的触角越伸越远。帝国扩张，往往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将影响后殖民甚至后资本主义的棉花产业，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