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破坏（1/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65年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全球更多的农村地区。棉花帝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制造商需要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居住在远离欧洲和北美城市中心的大多数人类能感受到他们的贪婪。随着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印度、埃及、美国南部、巴西以及（几十年后的）西非和中亚的耕种者被吸引到新的劳动系统中，生产数量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棉花。多亏了他们的辛苦且报酬很低的劳动，直到20世纪，棉花和棉花商品贸易在大西洋世界和亚洲“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一贸易”。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棉花贸易商东洋棉花会社还认为：“棉花无疑是世界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商品。”1

总的来说，新的劳动制度的出现和原棉产量的惊人增长表明，工业资本主义最具革命性的一个项目是在制造业中心和农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家已经做到了几十年前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在不依赖奴隶制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全球农村完全融入到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中。这种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主要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的持续鼓动才能出现——现在可以深入到原本十分偏远的世界各地。工业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乘坐火车穿越贝拉尔，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传播棉花价格，并跟随在“平定”塔什干和坦噶尼喀的军事行动之后。

这些棉花大王紧紧跟随一个强化的国家的脚步，进一步推动了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双重过程。他们将都市资本推向世界奴隶地区之外的棉花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摧毁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棉花从农场运送到工厂的旧商业网络。而且他们破坏了手工纺纱和手摇织布，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去工业化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妇女，放弃了他们的纺纱和编织工作，这些工作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在他们的社会里一直都很重要。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都市资本和制成品转移到世界农村更广泛的地区。欧洲商人在他们传统上最薄弱的一个巨大领域——亚洲最为成功。正是在亚洲，他们设法更为接近棉花的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到了19世纪70年代，贝拉尔的中心市场城市卡姆加奥恩有着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商人，他们都专注于收购原棉。这些商人派印度代理商到附近的种植区购买原料，然后在将其运往孟买港之前对原料进行清洗和压平。他们现在真正获得了对棉花贸易的控制，不再像他们从前几代人继承下来的那个世界里那样，“贸易完全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2

正是奴隶劳动力的终极危机，把欧洲商人（后来也包括日本商人）推向内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印度、埃及、西非和其他地区的港口城市。1861年奴隶制解体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制造商就希望欧洲人能“诱导……在印度内地占据一席之地，并监督当地人之间的贸易”。一年后，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向孟买驻地总督表示支持“在这些地区设立代理机构，直接从种植者阶级而不是通过中间人购买棉花”。然而，在印度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印度棉花经销商深深扎根于当地棉花贸易和棉花生产村庄的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如果不彻底改变印度的社会结构，很难想象欧洲资本家能够取代他们的印度同行。但他们做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支持，到1878年，一位英国殖民管理人员观察到，“［贝拉尔的棉花］贸易……几乎完全落入欧洲商人手中”。3

在诸如贝拉尔的卡姆加奥恩这样的欧洲资本主义偏远腹地控制棉花生产的资本家中，有福尔卡特兄弟公司。这家瑞士商行的总部设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温特图尔镇，自1851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印度棉花贸易中，依靠印度经纪商的服务为欧洲市场购买棉花。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他们把资本转移到更接近棉花实际种植者的地方，在包括卡姆加奥恩在内的印度棉花种植区建立了采购机构，并设立了轧花厂和压平厂。福尔卡特的代理商从当地经销商那里购买棉花，用公司自己的轧花机进行加工，然后在“福尔卡特压平厂”把棉花压平，然后用铁路将棉花运到孟买，在孟买，福尔卡特代理商给棉花贴上商标，然后运到利物浦、勒阿弗尔或不来梅，再卖给工厂主，那些工厂主信任印有“vb”字样的棉包品质。旧制度依赖许多中间商人，而现在福尔卡特兄弟公司独自提供服务，直接将棉花种植者与棉产品制造商联系起来。4

到1883年，有16家福尔卡特压平厂分布在贝拉尔农村，到1920年，福尔卡特公司将成为印度棉花的最大发货商，销售超过18万包棉花，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福尔卡特并不是唯一的一家。其他欧洲商人，例如拉利、克诺普和西格弗里德的代理商、轧花厂和压平厂也都很活跃。20世纪初，日本的棉花贸易公司加入了这一行列。到1926年，仅东洋棉花会社一家在印度就有156个分支机构，而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来自这种内陆贸易活动。5

随着欧洲和日本出口商迁往一度偏远的棉花生产城镇，农村种植者得以将其产品销往全球市场。可以肯定的是，将种植者与欧洲和日本商人联系起来的小型交易商和放债人持续存在，这些人继续向印度农民提供资金以让后者获取种子、缴纳税款和挨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同时收取高得惊人的利率。这些放债人深深扎根于农村，欧洲商人依赖他们，正如当地人需要欧洲商人以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本一样。6

瑞士棉花商福尔卡特兄弟公司与棉花种植者和制造商的连接网络，1925年：采购和销售组织。

然而，尽管放债人持续存在，但此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50年代还在棉花出口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印度棉花商，此时却已被推到了贸易的边缘位置。尽管他们在美国内战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许多人在战后棉花价格迅速下跌时就破产了。此外，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变和连接利物浦的电报的出现，以及印度棉花期货交易，都挤压了通过托运单销售的商人的投机利润。作为回应，欧洲各大商家将他们的业务纵向整合，将种植者和制造商联系起来，就像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一样。而印度商人没有能力在欧洲制造商附近建立业务，因此无法复制这一举措。因此，印度商人日益受到压力，特别是在海外贸易方面。1861年，他们仍然出口了孟买67的棉花，但到1875年，他们的份额下降到只有28，而且一直在下降。由于无法在海外棉花贸易中竞争，这些商人中的一些将把资本投资于印度还在发展中的棉纺厂上。7

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注入棉花生产的过程也是类似的。例如，在埃及，“商人派代理人到村庄购买小份棉花”，要么从当地商人那里购买，要么直接从耕种者那里购买，这样做打破了埃及总督曾经的完全垄断地位。这些商人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棉花繁荣之后来到埃及的希腊人，而且几乎都是家族或同乡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网络不仅延伸到希腊，而且还延伸到的里雅斯特、马赛、伦敦和曼彻斯特。8

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丘库洛瓦，情况类似，希腊人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商人担任这一角色，他们首先是与亚美尼亚商人取得联系，亚美尼亚商人把他们的跨地中海网络与农村耕种者联系起来。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外国银行和贸易公司已经介入，开始排挤本地资本家。1906年，德国黎凡特棉花协会（ran tton ciety of the levant）开始运作，1909年德意志东方银行（deutsche orient bank）在梅尔辛开设分行，一年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开始大量投资灌溉计划。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农村的资本化甚至更进一步，外国投资者开始拥有整个棉花种植园。在墨西哥的拉拉古纳，英国投资者经营着巨大的棉花种植庄园特拉华利洛农工垦殖公司（pa&241;ia agri, dtrial y lonizadora del thualilo）；在密西西比州，英国棉纺有限公司（british spners ltd）拥有三角洲和松地公司（delta and pe nd pany）及其名下的37万英亩的棉花田。9

即使在长期受大量注入的欧洲资本影响的北美产棉各州，商人和棉花种植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印度和埃及开创的帝国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使棉花种植者边缘化。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依赖和接受欧洲资本的主要棉花种植区。但在美国与印度不同的是，商人在强大的棉花种植者种植园主面前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19世纪末，随着商人获得新的权力和资本以新的方式进入南方农村，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0

承购商的缓慢消失是重新塑造美国棉花贸易的核心。这些承购商通常会给种植者预付资金，替他们贩卖作物，并向他们提供物资，现在这些承购商被定居在内陆城镇的商人所取代。内战结束后，随着通往南部腹地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显著改善，棉花帝国进一步向西移动，种植者开始将棉花直接卖给商人或工厂的代理人，甚至卖给外国买家，而不是委托一个遥远港口的承购商销售。结果，达拉斯这样远离海洋的得克萨斯内陆城市成为重要的棉花交易场所。早在1880年，达拉斯就有33个这样的棉花采购商，其中许多是欧洲和美国大型公司的代理商，如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亚历山大·斯普朗特（alexander sprunt），还有弗兰克·安德森（frank andern）和门罗·安德森（onroe andern）。安德森兄弟与威尔·克莱顿（will cyton）共同建立了安德森－克莱顿公司（andern, cyton &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经销商。11

随着棉花采购转移到美国内陆城镇，那里也设立了棉花压平厂和轧花厂，棉花分级员等专家也随之进入，这与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情况非常类似。随着电报将利物浦和纽约的价格迅速传达给最偏远的南方城镇，当地商人开始购买这种作物，就像卡姆加奥恩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铁路越来越多地为农村小商店带来各种各样的商品，进一步削弱了承购商作为种植园供应商的作用。这些商人越来越多地向种植者提供信贷，篡夺了承购商在战前的另一项功能。旧承购商适应新情况，自己也成为内陆的购买商，这是对旧的承购商制度的又一次打击。结果，“棉花销售向内陆转移”，到19世纪70年代初，曼彻斯特纺织厂的代表直接在孟菲斯等城镇购买棉花。例如，亚历山大·斯普朗特父子公司在南部各州设立采购机构，在不来梅、利物浦、新英格兰和日本经营销售机构，这在许多方面与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在印度的业务相类似。12

在印度、埃及、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市资本获得了对棉花种植者的新权力，使当地对棉花贸易的控制边缘化，也使美国南部以前强大而现在战败了的棉花种植园主边缘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造商要求提供尽可能便宜的棉花的压力下，进口商、经纪商和承购商这样的佣金密集型行业也越来越受到挤压，最终被一个简单得多而且成本低得多的贸易体系所取代。事实上，商人非常成功地把遥远的种植者和制造商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在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制造商的压力下，19世纪60年代之前将棉花从种植园送到工厂的无数中间人开始整合，最终被少数几个纵向一体化的棉花交易商取代。现在，新角色迈上了棉花帝国的舞台，这些人将种植者与制造商直接联系起来。旧式的进口商和经纪人都衰落了。一些人，诸如布朗家族，在内战前就已经未雨绸缪，退出了棉花行业。其他人，诸如拉斯伯恩家族，在战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后退出了贸易。较低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投资棉花贸易得到的利润较低，从而让那些能够获得大批量的商品的人优势很大。19世纪全球棉花贸易的权威之一托马斯·埃利森估计，1870年至1886年间，交易成本占棉花交易价值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13

商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由于国家推动的农村转型，现在连接原棉种植者和棉产品生产者变得更加简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利用合同法、新的土地财产权、铁路和帝国对领土的控制，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世界农村，使制造商能够无须中介而更直接地进入世界农村，接触到被日益边缘化的棉花种植者。

随着全球棉花贸易越来越多地由少数棉花交易所主导，棉花帝国内部的旧式进口商、经纪商、承购商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这些交易所的交易不再依赖宗教、亲属或同乡情谊所建立的信任网络。相反，交易所是一个非个人化的市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交易任何数量和质量的棉花，现货或期货交割都可以，还可以对尚未发货，甚至可能尚未种植的棉花的未来价格进行投机买卖。这种棉花交易所迅速遍布全球：1869年，纽约棉花交易所开业，1871年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开业，勒阿弗尔、不来梅、大阪、上海、圣保罗、孟买和亚历山大港的棉花交易所也相继开业。这些交易所专门从事棉花期货合约交易。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即将抵达”交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经零星出现，但现在“期货”开始成为全球棉花贸易的主导模式，因为信息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由于1866年第一条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铺设。14

这些新兴商品市场是成熟的体制。对于霍尔特家族（holts）和德林克沃特家族（drkwaters）这样早在19世纪10年代就曾在利物浦港附近忙着检查从美洲运来的一袋袋棉花的人还有他们的诸多同行来说，这种新兴棉花市场是难以想象的。现在，贸易高度抽象化和标准化，不再涉及具体实际的棉花，各种各样的棉花自然品种通过约定准则和合同被分门别类，与抽象资本相对应，使其通用化。

最重要的是棉花本身的标准化。棉花本身有着许多自然品种，期货交易难以处理它，因此棉花被虚拟成只有一个品种——“中级陆地棉”，合同也被标准化为明确指定这一品质的规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标准是在美国内战前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确定的。19世纪70年代，其后继组织利物浦棉花协会接手了这一质量定义和标准的执行工作，这是因为利物浦在全球棉花帝国中处于中心地位。棉花分类的详细规则以及买卖双方争端的仲裁机制，使得前好几代商人的知识和信任网络不再那么重要。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利帕蒂托（kenh lipartito）所指出的：“期货投机有助于将全球供求条件强加于地方市场，从而使整个棉花贸易朝着一个单一市场的理想方向发展，即每一等级的棉花都有一个国际确定的单一价格。”15

由于全球棉花市场的重组，棉花业务迅速增长。1871—1872年纽约棉花交易所交易了500万包未来交货的棉花（略高于实际棉花收获量），10年后它交易了3200万包棉花——是实际棉花收获量的75倍。全球棉花贸易现在不是为了取得实际的棉花，而是为了投机棉花未来的价格走势。这种投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棉花交易所有能力为棉花创造一个“世界价格”，这一价格在所有棉花种植地区和制造中心每天任何时候都被承认。16 棉花贸易不再由进口商、承购商和经纪商在整个棉花帝国港口城镇的街道上悠闲散步中所决定了——现在，工业资本的节奏和金融的节奏日益主宰棉花贸易。

商人的作用减弱，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核心职能被国家篡夺了。我们已经看到，合同越来越依赖的至关重要的分级标准，原本是建立在商人的私人合同的基础上，并由利物浦棉花协会执行的，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地由美国的国家分级员来定义和执行。这种非常重要的进行定义的权力从利物浦棉花协会等私人协会转移到国家，并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这是美国对全球经济影响日益扩大的结果，也是美国棉花生产者的政治压力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在利物浦制定的规则面前处于不利地位。1914年，“美国官方棉花标准”被制定，所有期货交易都需要使用这些标准。1923年，《棉花标准法》（tton standards act）规定，在州与州之间和国外贸易中使用任何其他标准对美国棉花进行分类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标准也指导了欧洲棉花交易所的交易。现在政府分级员进驻棉花交易所的政府分级室中，国家在全球棉花贸易的中心位置牢牢站稳了脚跟。17

此外，国家还成为统计数据的重要提供者，这些数据使市场信息更为清晰，同时使商人花费大量时间和财力建立的复杂的信息收集和交流网络的地位大大降低。从1863年7月开始，美国农业部每月发布棉花生产报告。1894年，它发行了一份《农业年鉴》（agricultural yearbook ），这是一份庞大的统计资料汇编。1900年，它发布了由“41名全职领薪的统计学专家及其7500名助手、2400名县级志愿通讯员及其6800名助理，还有4万名镇级或区级志愿通讯员”收集的作物报告。两年后，国会责成人口普查局每年收集“轧花商申报的全国棉花生产统计数据”。到1905年，甚至还有一个国际农业研究所（ternational stitute of agriculture）拥有自己的统计局，是意大利国王亲自创建的。国家集中关注确保廉价原材料可靠而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制造业企业，现在可以说一手创造了市场。18

帝国政治家、制造商和新型商品交易商不满足于仅仅将棉花种植者和旧的商人网络边缘化，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开展长期项目，摧毁仍在许多地区持续存在的旧棉花世界。他们在现在的全球农村地区推动了一个复杂的去工业化动态。每一个放弃手工业的纺纱工和织工都为欧洲和北美制造商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新市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制造商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把印度纺织品从世界市场上赶了出去。但现在，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政治家、制造商和经销商在此前棉花世界的心脏地带，突破了当地对外国棉花产品的壁垒。世界许多地方的农村庄稼人和前纺织工人开始首次购买欧洲、北美乃至日本的纱线和布料。

没有一个市场的重要性会超过世界棉花产业的古老故乡。亚洲棉花市场广阔，赢得这些市场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美国帝国国家不仅给兰开夏郡制造商，也给欧洲大陆、北美和日本制造商授予了一份大奖。19 其中印度是一个尤其巨大的市场，早在1843年，印度就已成为英国制造商最重要的客户，此后大约一个世纪，它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到1900年，英国棉花工业总产量的78用于出口，而其中大部分出口到印度。20

鉴于欧洲制造商早先的失败，他们的成功更为显著。19世纪初期，高昂的运输成本使他们基本上无法进入亚洲和非洲的内陆市场，甚至在对欧洲商人开放的市场上，销售欧洲棉花也很困难。19世纪初的一个典型故事说明了原因：英国商人理查德·凯（richard kay）与印度和中国进行棉花交易，他前往加尔各答销售纱线。在那里，他遇到了无穷的困难，被“一群本地商人”所烦恼。他饱受酷热之苦，在去边远村庄的旅途中又生病了。当他去阿拉哈巴德时，他抱怨被“各种各样的布商所骚扰”。据《亚洲杂志》报道，在广阔的印度次大陆，“欧洲货物在内陆的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他们目前提供了主要的媒介功能，使我们的布匹、棉花、铜、铁等广为流通”。因此，“英国制成品迄今为止只是非常有限地取代了印度西部的本地棉布制造品，因此，除非改进运输和通信手段，使得这些制造商能够以更平等的条件进行竞争，他们才有可能取代当地商人”。21

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模式之一发生了大逆转，大量英国制造的棉花开始流入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手工纺织蓬勃发展的地方，随后法国、瑞士和其他地区的产品也相继涌入。1838年奥斯曼帝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布匹开始“涌入伊兹密尔的市场”，当地棉花工人无力维持旧的生产制度。在非洲东南部沿海，棉纱和布的进口也开始摧毁当地的棉纺织业。在墨西哥，欧洲棉花进口对当地制造业产生了严重影响——一位历史学家发现，在实行关税推动墨西哥工业化之前，瓜达拉哈拉的工业“几乎被铲除”。在瓦哈卡，500台织机中有450台停止运作。在中国，1842年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市场，随后欧洲和北美纱线和织物的涌入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手工纺纱业者而言。22

占领亚洲市场：1820—192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布出口，以百万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