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2/2）

拍摄森林公园所用的时间比我们预计的要短，因为再次看到它时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座公园的兴趣大多是主观的。其实这里风景很美，景致颇有圣地亚哥的特色，特别是在这个宁静的星期五，在黄叶拂动的微风里，公园显得尤其迷人。但是面对这景象，我心里最炽烈的仍是怀旧的情绪。美术学院就坐落在那里，离别故乡到首都求学不久，我曾在学院门前的台阶上表演了自己平生第一场戏剧。

后来，当我已成为崭露头角的新人电影导演，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穿过这座公园回家。黄昏时分树叶间的余晖，永远与我最初几部影片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没有更多可谈的了。摄制组只拍摄了一小段我在林间漫步的镜头，在我身旁，伴着雨水的低语，树叶纷然落下。随后我径直走向商业中心，弗朗奇正在那里等我。

天气澄澈而清冷，自我归来以后，远方的山峦第一次清晰浮现在眼前。圣地亚哥坐落在山间谷地，从城里望向雪山，总隔着一道污染形成的薄薄雾霾。上午十一点，国家街已像寻常一样熙熙攘攘，许多人走进电影院观看头场放映。雷克斯影院前挂着海报，那是米洛斯·福尔曼 [1] 的《莫扎特传》。我实在想看这部电影，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我费了好大心力才忍住，没有进去。

街角偶遇：我的岳母！

在前几天的拍摄中，我曾看到不少熟人从我身旁经过：记者，政客，文化人士。在我印象里，没人特意看我，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的外形又信心倍增。但在那个星期五，迟早要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士朝我迎面走来，她身着奶油色斜纹两件式衣裙，没穿外套，仿佛是在夏天一样。相距不到三米远时，我才认出她来——那是我的岳母莱奥。差不多六个月前，我们在西班牙刚见过面，她对我太熟悉了，不太可能近在咫尺而认不出我来。我当即想转身往回走，但又想到他们提醒过我，要克服这种本能的冲动，因为很多秘密潜入者不会从正面被识破，却往往从背影露出马脚。我信任我的岳母，即便认出我来，她也不会惊慌失措，可她当时不是一个人，还挽着自己妹妹的胳膊。那是米娜姨妈，而米娜姨妈也认识我。两人正低声交谈，几乎是窃窃私语。我倒不担心遇上其他情况，我怕的是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她俩完全有可能激动地在大街上喊上一声 “米格尔，我的孩子，你回国了，谢天谢地！”或诸如此类的话。而且，得知我秘密入境，也会将她们置于险境。

我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往前走，尽量集中精神注视着她，万一她认出我来，我好能立即稳住她。但她走过时，只是抬眼看了我一下，触碰到我那直勾勾的吓人的目光，却没有停止与米娜姨妈交谈，短暂一瞥间，并没有认出我。擦身而过时，我们离得那么近，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瞧见她美丽温柔的眼睛，还清楚地听见她说：“……孩子长大了麻烦就更多。”但是，她继续往前走了。

不久前，我从马德里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曾在街上偶遇，她诧异于自己竟毫无察觉。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扰乱心神的突发事件。受到这件事的震动，我想找个地方平复一下，于是钻进了一家小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意大利电影《幸福岛》，一部彻头彻尾的情色片。我在里面待了十几分钟，望着银幕上的英俊男子和异常美丽开朗的女人手挽着手，在天堂某个角落一个骄阳灿烂的日子双双跳进大海。我甚至都没想集中精神看电影。不过，黑暗能帮我冷静下来。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前几天的日子是多么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十一点一刻，弗朗奇从国家街和林荫街的转角把我接上车，载我到下一个拍摄点：马波丘桥。

马波丘河流淌在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穿城而过。河上有几座很别致的桥，精巧的钢铁结构让桥梁能经受地震而不倒。在旱季，正如当时的情况一样，河床收缩成一道湿泥沟，中间的水流仿佛被围堵在破烂的棚屋之间。到了雨季，山洪汇入河流，泛滥出堤岸，棚屋漂浮在水面，仿佛泥泞之海上的一艘艘小船。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军警巡逻队数次夜袭城郊社区，即圣地亚哥城外有名的棚户区。马波丘河漂荡着被虐杀者的遗体，一时恶名远扬。但这几年来，河上的惨剧变成了一群群饿殍与野狗、秃鹫争食，抢夺从大众市场扔进河里的残羹冷炙。军事委员会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天启神授”下炮制了所谓“智利奇迹”，而上述这一幕正是奇迹的阴暗面。

直到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虽算不上富裕，但即便保守的资产阶级也把简朴视为民族美德。军政府为了制造迅速繁荣的表象，凡是阿连德时期收归国有的产业全都被私有化，将整个国家贩卖给了私人资本和跨国公司。结果，令人眼花缭乱而无用的奢侈品充斥市场，装饰性的公共工程随处可见，制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幻象。

短短五年里，进口商品比此前两百年的总和还多，这些商品都是国家银行用去国有化得来的财力做抵押，大肆借贷美元而购买的。美国和国际信贷机构协力合谋。但到了该还债的时候，现实显露了本相：持续了六七年的繁荣幻象一夕瓦解。智利的外债，在阿连德执政的最后一年是四十亿美元，而现在几乎达到了二百三十亿美元。只要到马波丘河岸边的大众市场走一走，就能感觉到消耗掉的一百九十亿美元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代价。军政府制造的奇迹让少数富人越发富有，却让其余智利人越发穷困。

这座桥见证了一切

然而，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典当中，马波丘河上的雷柯莱塔桥宛如一位中立的情人：既为市场服务，也供殡葬使用。白天，送丧的队伍不得不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晚上，实施宵禁制度以前，这座桥又是通往探戈俱乐部的必经之路。那是城郊贫民的怀旧之所，其间最出色的舞者是那些掘墓工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周五，有那么多的年轻恋人挽着腰在河畔平台上散步，在墓园为死者供上的靓丽花坛前拥吻，缓缓相爱，永不止息的时间从桥下无情地流逝，他们并不为此担忧。如此盛大的热恋景象，我只在很多年前的巴黎街头见过；我印象中的圣地亚哥与之相反，似乎一直是一座情感含蓄的城市。但我此刻正在目睹一幅鼓舞人心的画面，这景象在巴黎已经一点点地淡去，我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再难寻觅了。我想起前些日子有人在马德里告诉我的一句话：“爱在瘟疫蔓延时。”

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总穿深色正装、手握雨伞的智利男人，追逐欧洲时尚和新潮事物的女人，小推车里穿着兔子装的婴儿，这一切早已被披头士乐队带来的革新之风吹走了。随后是一股男女莫辨的潮流：所谓“无性别”风格。女士们把头发几乎齐根剪短，跟男人们一样穿上窄裆喇叭裤，而男士们则开始留长发。但所有这一切又被独裁政府虚伪的狂热风潮扫荡而去。政变最初几天曾多次发生军警用刺刀割头发的事件。为了不被刺刀剃发，整整一代人被迫剪掉了长发。

直到那个星期五，在马波丘桥上，我才发觉年轻人已经变了。我之后的一代人主宰了城市。我去国流亡时，他们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这场灾难的烈度，而现在他们已大约有二十二岁了。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新证据，证明习惯在公众目光下恋爱的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懂得在他人不断的嘘声中坚持自我而不受影响。在独裁政府日渐衰朽的压抑氛围里，他们开始向他人传达自己的喜好品位和生活方式，还有对爱、对艺术以及对政治的新颖观点。任何镇压都无法阻止他们。随处可以听见音量开到最大的古巴歌手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和巴勃罗·米拉内斯的歌，就连坐在装甲车上的警察也在听这些歌曲，哪怕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听的是什么。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的小学生现在已成长为抵抗运动的指挥官。这个发现很有启迪，但又令人不安。我第一次自问，我这趟怀旧之旅的收获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疑惑给了我新的刺激。为了完成当天的拍摄任务，我快速登上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而后又探访了圣方济各教堂。暮色给教堂的砖石镀上了一层金。这之后，我请弗朗奇到酒店取出我的旅行包，并吩咐他三个小时后再到雷克斯影院门口接我，而我去那儿观看了《莫扎特传》。此外，我还让他转告埃莱娜，我们将要消失三天。再没留下别的信息。这种做法违背了约定好的规矩，埃莱娜本该时时刻刻了解我的行踪，但我没法这样约束自己。我和弗朗奇将乘坐当晚十一点的火车出发，前往康塞普西翁待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没有知会其他任何人。

[1] 米洛斯·福尔曼（ilo&353; foran，1932－2018），捷克电影导演，代表作《飞越疯人院》《莫扎特传》《月亮上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