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1/2）

我们又在圣地亚哥拍摄了五天，这段时间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模式切实可行。与此同时，我与北方的法国摄制组和南方的荷兰摄制组保持联系。埃莱娜的联络工作也颇见成效，我们打算采访一些地下运动领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访安排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旧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艰难的牺牲，因为许多亲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还想重温青年时代的许多片段。但现在，至少在电影拍完之前，他们得跟我绝对保持隔离。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国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状态——最痛苦的流亡莫过于此。

我很少独自上街，但仍然觉得孤单。不管走到哪儿，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组织的眼线也会时刻照看着我。只有当我跟绝对信任的人见面，同时我也不希望会见者在别的朋友面前暴露身份的时候，我才会提前请求安保人员撤离。在埃莱娜成功地协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轨后，我在保护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训练，因此没出现任何纰漏。电影如预想的那样持续拍摄，没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错误而遭遇任何麻烦。然而，离开智利后，一位秘密行动的负责人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次地下行动，如此频繁又危险地打破了那么多条安保原则。”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然提前完成在圣地亚哥的拍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任何调整，而事实证明，在一座无法预测的城市里拍摄，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地亚哥每时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头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

截至当时，我们已经换了三家酒店。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镇压势力的中心，我们有理由确信这家酒店是监控最严密的地点之一。可其他的五星级酒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总有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而外国人在独裁政府安全部门的眼里，原则上全都属于可疑对象。不过，那些二流酒店对出入人员的检查往往更严，我们担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两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几星级的，而且决不折回原先住过的酒店，因为我有点迷信，认为回到曾经冒过风险的地方难免会出事。这种执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军轰炸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全城陷入骚乱。我赶到智利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跟长期合作的同事们商量怎样对抗政变。我本已从容地从电影公司脱身，开着车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园，但这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重新跑回了电影公司。所幸出现奇迹，我死里逃生，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

除了更换酒店以外，我们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后，我和埃莱娜开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有时候我自称是经理，而她是秘书；有时候我俩装作不认识。逐步分开也正好符合我俩此时的相处状态，尽管我们两人在人际关系上越发尴尬，工作上还算顺畅。

应该说，在我们入住过的众多酒店中，只有两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第一家是喜来登酒店。入住当天，我刚要就寝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当时埃莱娜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间比她预计的要长，宵禁前赶不回来就得在集会地点借宿，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半梦半醒间我接起电话，但根本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的是，我不记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一个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我刚想回答不认识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过来，意识到此时此刻会有人用这个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线员的电话，她说有找我的长途电话打进来。一秒钟里，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莱娜和弗朗奇没人知道我住在哪儿，他们两个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在凌晨时分给我打电话，还伪装成长途，除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决定接这个电话。电话另一端，一个女人用英语跟我说了一通亲昵的话，一会儿叫我亲爱的，一会儿又喊甜心、宝贝。终于等到我插空回话，我赶紧告诉她我不讲英语。那女人一听，娇嗔地骂了一句“靠”，就挂了电话。

试图跟酒店接线员搞清楚情况也是白费功夫，唯一的发现是，还有两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们的姓名跟我护照上的假名有点像。那一晚我一分钟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埃莱娜进门，我们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第二次惊险发生在老旧的卡雷拉酒店，从这家酒店正面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拉莫内达宫的全貌。这地方的惊险在于它叫人后怕。就在我们离开酒店几天后，有一对年轻男女假扮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入住我们隔壁房间。他们在照相机三脚架上安放了一台装有延迟操作系统的火箭筒，发射方向对准了皮诺切特的办公室。他们的行动理念和设备都是一流的，皮诺切特在他们设定好的时刻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发射的后坐力震散了三脚架，失去准星的火箭筒在酒店房间里爆炸了。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进入智利的第二周，星期五，我和弗朗奇决定在次日乘车到智利内陆，第一站是康塞普西翁。直到那时，我们还没能给圣地亚哥合法公开的政治家和从事秘密斗争的领袖们做访谈，也没能拍摄到拉莫内达宫的内景。前者需要事先做周密的准备，埃莱娜正以可敬的勤奋精神在安排。拉莫内达宫内景拍摄的申请已经通过批准，但正式书面许可要等下周才能到手。于是，我和弗朗奇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内地拍摄。为此我们打电话通知法国组，一旦完成在北方的拍摄工作就返回圣地亚哥，同时荷兰组将继续在南方拍摄，一直拍到蒙特港，然后在当地待命。我本人则像此前一样，继续跟意大利组一同工作。

按照计划，星期五这一天将拍摄我本人在街上执导电影的片段，好让独裁政府的情报部门不能否认在智利主导拍摄的正是我本人。我们选择拍摄圣地亚哥最具特色的五个地标：拉莫内达宫外景、森林公园、马波丘桥、圣克里斯托瓦尔山和圣方济各教堂。为了拍摄时不耽误一分钟，格拉齐雅几天前就已踩点，研究机位，因为我们约定每个地点只拍摄两小时，或者说，全部地点要在十个小时内拍完。每场拍摄我都比摄制组晚到十五分钟，无须跟任何成员说话，到场后立即融入当地人流，用事先约定的手势提示格拉齐雅。

拉莫内达宫占据了整个街区，主要建筑立面在南北两侧。南侧朝向林荫街旁的布尔内斯广场，外交部就在拉莫内达宫这一侧办公。北侧朝向宪法广场，是共和国总统府的所在地。九月十一日轰炸发生后，拉莫内达宫受损，总统府那一侧成了一片瓦砾废墟，无人问津。此后，军政府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旧楼里临时办公。那是栋二十层的建筑，军政府急于展现自身的合法性，便搬出自由派名人堂迭戈·波尔塔雷斯的名字来命名这栋大楼。军政府在那里驻扎了差不多十年，直到拉莫内达宫漫长的修缮工程竣工。修缮期间，总统府增添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事：防弹地下室、秘密通道、逃生门、通向大街下方政府停车场的紧急通道。然而，在圣地亚哥，人们纷纷相传，皮诺切特这一重重形式主义的努力都因无法系上奥希金斯总统的绶带而大打折扣。国父奥希金斯是智利合法权力的象征，而他的绶带在轰炸总统府当天的大火中失踪了。某次，军政府的一个官员企图颠覆这个传闻，声称第一批占领总统府的军官们早已从烈焰中挽救了绶带，但没人相信这个幼稚可笑的谎言。

意大利组于上午九点前就位，在国父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纪念碑前完成了拉莫内达宫临林荫街那一侧的拍摄。国父纪念碑前设置了一盏煤气长明灯，名为“自由之火”。摄制组随后转去拍摄另一侧。在那一侧能看到总统府的精英卫队，他们比一般的卫队官兵更加英俊高傲。此刻，卫队正进行每日例行两次的换岗仪式，引来世界各地好奇的游客围观。虽不像伦敦白金汉宫前那么人头攒动，但现场的阵势同样不小。总统府这一侧的警戒也更加森严。于是，当卫队瞥见意大利摄制组正准备拍摄时，便急匆匆冲过来要求出示拍摄许可，其实在林荫街那一侧，摄制组已出示过一次了。真是毫无例外：只要举起摄影机镜头，不管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一定会出现军警要求出示拍摄许可。

我正巧在这一刻赶到。我们的摄影师乌戈是个友善而果敢的小伙子，在接连不断的摄影冒险中，他能像个日本游客一般善于找乐子。此时，他一只手掏出拍摄许可给卫兵看，另一只手趁其不备，继续拍摄那名士兵。弗朗奇把我载到四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约好十五分钟后，在总统府再往前四个街区的地方接我。这是个寒冷而多雾的清晨，典型的智利初秋天气。虽然裹着冬装外套，我还是冻得直打哆嗦。为了让身体暖起来，我随着疾步前行的人流，匆匆走过四个街区。我故意向前多走了两个街区，等待摄制组完成身份检查手续，而后折返回来，让摄制组顺利拍下我走过拉莫内达宫前的镜头。十五分钟后，摄制组收拾器材，前往下一个目标，而我步行到里克尔梅街，在地铁英雄站前搭上弗朗奇的车，我们就缓缓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