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继续旅程（1/2）

城市规划师

彼得·里斯

他位于金融城的办公室里陈列着稀松的办公家具。一本杂志放在他的桌子旁边，封面是芝加哥，虽没有紧挨着桌子，却跟桌子平行。他坐在那里，穿着干净挺括的白衬衣。

人们总是这么问我：“伦敦最终建成时，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说，怎么说呢，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呗——一个最终建好了的城市，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最接近最终建成的城市，是米尔顿·凯恩斯 (1)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或者是华盛顿特区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新建的，规划时用力颇大，只有单一发展时期，但是后来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原因就是整个发展过程不够有机。像伦敦这样从社区和村落融合，慢慢进化、转变成为大城市的都市，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有一种自我进化的能力。巴黎别无选择地建造了法兰西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巴黎中心区放进大型的现代大厦——这样的摩天大楼必然会毁掉这个布满古典建筑的美丽城市。这么说来，伦敦十分幸运，因为它至少不像巴黎那样遍地都是古典建筑。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多弗·雷恩没有得到灾后规划的机会。如果当时接手规划的是他，那伦敦今天肯定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了，雷恩必定要把它打造成巴黎那样的艺术之都。这个城市会固化、沉静，被奉若珍宝地保存起来。

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很糟心。我是出了名地爱整洁；我的朋友来看我时，会恶作剧地把我墙上的画移动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发现，又或者是偷偷打开我的柜子，看看里面是不是也一样整洁。我看着一座乱糟糟的城市，就特别想把它好好收拾一下。当然了，我不可能完全做到，因为限制和压力都太多了。我看到有的东西不在该在的地方时，或者在金融城里散步时看到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就真的感到特别糟心。但是，我得告诉自己，那样的“错乱”，其实正是那个地方生机勃勃、充满韧性的证明。东西会坏、会被磨损，证明需要更新和改变。

其实，规划过程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在工作时会发现，我们在做的，只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进程中的极其、极其小的一部分，我们更加会意识到，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比起它自身的生命历史，简直微乎其微——一座城市、或者说城市的一个部分，比起一个人、甚至一个委员会或者组织，都重要得多，也强壮有力得多。在建筑和设计方面，城市规划能起的作用不大。我们的作用其实通常是把糟糕的东西稍微改善一点——在伦敦的城市规划系统里面工作，我们见过的糟糕情况实在太多了。

城市规划的问题在于，它教会你要问问题；可是，问出一个问题时，往往更加容易浮现出新问题，而不是立马找到原有问题的答案。而且，越是想要解决旧问题，找到唯一而确定的答案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我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设计、规划”伦敦，而是应该“管理”伦敦。因为城市规划要求你给出问题的答案，拿出一个行动计划，然后按部就班执行；但是“管理”要求的，是日复一日的监察，以及一点点的推动和帮助。这感觉就好像是：要对整整四千年的历史负责任，但是到目前为止，路只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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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很想来伦敦。我来自斯旺西，这可是一个被狄兰·托马斯 (2) 描述为“肮脏而可爱的小镇”的地方。不过，我对于伦敦来说不是外来人口，而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凯尔特人祖先两千多年前就在伦敦沃尔布鲁克河岸扎营生火了。沃尔布鲁克河，大概就是现在市长公馆附近的地方。移民一批批地涌入——罗马人、英格兰人和很多来自别的地方的人都融合到一起，令人震撼。来自不同部落、不同阶层的人相互混杂，来到伦敦，拿到居住权利，这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伦敦今天的样子。

我把让伦敦之火烧得更旺、让文化更加兴盛看作自己的责任。听起来可能有点狂妄自大，但这确实是我的感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个凯尔特人，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到这里来，我觉得很骄傲。特别让人激动的是，大家是来把伦敦变得更加包容、更加世界化，而不是变成更加凯尔特化的。我对这份事业的投注，就是如此深刻、充满热情。这就是一个威尔士男人身上应该展现出的东西——尽管“威尔士人”在英语里面还有“外来人”的含义。这是多么有趣呀。

来到金融城，你会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如同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因为小道消息而兴盛，而小道消息又带来了财富。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口井和金融城里的一个酒吧的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人们不光是去那里喝口水醒醒神的，去那里围坐聊天是他们的主要动机，要给生活加点乐趣嘛。光是吃喝填饱肚子，挺无聊的。鼓励人来到这些地方的是交换信息的机会——而如果把撒哈拉沙漠变成一个商业之都，井边交换的信息就有金钱上的价值了。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面对面获取的信息想到可以开展的项目或者交易，这种如此有料的信息可不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能拿到的。这样的信息交换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几百年。只要走进金融城的后街小巷，直到今时今日都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境。可以说，金融城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后街小巷、狭窄的空间和各种酒馆饭店之上兴旺起来的。人们只要一有能抓住商业信息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钻进那兔窝一样的居民区里，饥渴地进行那些在办公室里永远不会发生的交易。

有人说，现在流行发短信分手了；但是靠发短信开始一段关系肯定是不可能的，做生意的道理也一样。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想要进行确认，你肯定想要跟交易对象面对面交谈。比如说，你可能想请他们喝杯啤酒先放松一下，又或者是跟他们建立起一种有信任感的关系氛围。如果生意对象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你肯定会希望可以面对面，交换眼神，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否则，光凭一点信息实在太不够了。你可以把它称为交谈、讨论，但是我喜欢用“小道消息”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包含了这么一个意义：在这种交谈里，有许多通过别的方式都不可能交换到的信息。法国人就没办法好好传小道消息，因为他们总是围着桌子正襟危坐。他们平时聊八卦时，也只会讲关于亲友的事情。而在英国酒馆里，大家都站着喝酒，彼此靠得很近，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听到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在一个商业中心，这样的小道消息可是非常有价值的。

伦敦这种，连每天上学的孩子都说着三百种语言的城市尤其如此。这种文化的交融如此密切，所以各种各样的新奇想法都会聚拢到城市中心。人们站在酒吧里，排着队上公共汽车，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聚集，靠近，听到身边人的语言、对话和想法……你听到的可能只是单词的模式化组合，或是一个只在那个语境里面才有意义的句子，但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或许就能让你灵感乍现。你或许不能恰好听到某个人说，什么什么公司快要破产了，然后马上冲回办公室去把持股卖掉；我说的不是这种这么明显的内线信息。我说的是，人们摩肩接踵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人用另外一种语言说的一段话，那种话可能根本没有逻辑，但因此引发了这个人的奇思遐想。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挨近，所以你对身边人的生命和存在会更加敏感、有意识，而这种交互摩擦越多，你得到的灵感刺激也就越多。

美妙的地点能造就最好的爱侣。相比信任一个人，你可以对一个地方产生更多的信任。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值得依靠，它有深度，有刺激，还能为你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样的地方反映出你的存在，激发你实现潜能。如果这是一个好地方，它会让你变得更强，更聪明，更有力量。我曾经跟一个人一起从金融城的中心走到苏豪区，走着一条直线，没有转弯，最后我们走到圣殿教堂，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12世纪。在这之前，我们在一家非常文艺的酒吧——黑衣修士酒吧——消遣完，经过了考文特花园的中心，还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点心。走这条路线的过程中，身边虽然不会出现很多给你灵感刺激的人，但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并且自始至终都有伦敦这样一个伙伴在你做任何事情时都能给你提供更多奇妙的维度。我把伦敦当作一个伙伴。我爱伦敦，一直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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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最大的特点是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性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来伦敦。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迪拜那鲜活的地下性爱世界，但那种性爱都是付费的。那种地方是卖淫业的中心，就像阿姆斯特丹或是德国汉堡的绳索街一样的卖淫中心。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在伦敦，挤满来自世界各地、想要跟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上床的年轻人。他们才不会通过付费来得到性爱呢。可以这么说，这样的机会，只能存在于像伦敦或者纽约这样生机勃勃的城市。这个星球别的地方都没法提供这种“机会”。年轻人挤破头要来伦敦工作，要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开端在这里感受它的生机活力，他们就必须得找一份足以为这样充满体验的生活付费的工作——他们来到伦敦的年纪，不光是在性方面最活跃的年纪，也是在智商和能力上最活跃的年纪。

这就是伦敦的好处，也是我们在几百年间目睹过的、想要在伦敦定居的人们做出决定的一种“加速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人们不再挤破头都要到伦敦定居了。他们来这里只是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地方，然后迅速地离开。我想要尝试做的，是通过把伦敦想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有机生命体来理解它。

当我告诉你，我不认为伦敦是一座可以被“规划”的城市时，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它太复杂了。冒险用规划那些更小的城市和社区的方式来规划伦敦，这个影响太大了。不可能用规划米尔顿·凯恩斯那样的方式来规划整个伦敦。我们不可能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用画图的方式来想象我们要怎么运作伦敦。因为伦敦已经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运作了。只不过，它运作的方式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它太复杂，层次太多，与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与在它内里发生的各种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太多了。我们要看看怎么管理伦敦，而不是重新规划它。你对待它的方式只能像是练习园艺一样，尝试着看看什么植物能长起来，什么不能长起来。试着种一些新植物、新品种，然后好照料那些长得好的。有时候，你要试着给它们搞些围栏，这样，它们才不会像日本紫菀 (3) 那样疯长，把整片花园都占满。但同时你也要好好观察当地的气候和生态，跟它们好好合作，而不是跟它们对着干。

这不是世世代代的城市规划师习惯的工作方式。他们习惯设计像巴比肯屋村 (4) 那样的东西，一层是人行道，一层是车行道，以抽象的自负来对待这件事，使用那种失传已久、颇有历史的网格来规划这个地区，而不是根据附近的街道模式来进行规划。不出所料，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人们都搞得晕头晕脑的，这片区域被弄得让人十分难以忍受。主祷文广场 (5) 是另外一个例子，都是用直线来进行规划的，把楼房布局在抽象的空间里，这种方式从来都不奏效。1968年我大学毕业时，我来到伦敦面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我们分了组，而我被分到的区域就是主祷文广场。我完全没想到，在三十年后，我做的事情是对原来的那种规划工作进行反拆。现在的主祷文广场，在地面水平上有着非常吸引人的空间，有人们可以使用的各种设施，还有现代的办公室和住宿空间，所有东西都跟大教堂的布局相衬，也跟城市的纹理相互协调。但是这花费了非常多的工夫，大概用了二三十年，我们才把那种糟糕的规划工作扭转过来。

人是非常朴实的。我们有时会把人想得太复杂。人们每天通勤，来到伦敦中心，做着一些复杂而精细的技术活儿，但我们其实跟几千年前的祖先拥有同样的欲望。我们被相同的基础需求驱动着。我觉得，在评估人类居住的城市时，一定要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们要做的是满足人们的基础需求，保证伦敦既不是一个只被用于工作的不毛之地，也不是一个被规划得乱七八糟、不伦不类的城市——一定不能让它成为像这个星球上别的很多无聊都市那样的地方。

街头摄影师

戴维·琼斯

伦敦总是把自己塑造成金融中心的形象，这个我没有疑问——但是金融城真的是垃圾一般的存在。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来说，它的建筑很糟糕，街道很糟糕，陷在毫无章法的混乱中。你在金融城街上看到的人不是那些非常有钱的人。真正有钱的人不会在金融城的街头出现，因为他们不出门：他们有跑腿的帮他们处理各种事，他们去哪里都开车或者坐出租车。所以你在金融城看到的人，脸上总是挂着忧心忡忡的表情。好玩的是，金融城的每个人都穿得一模一样。男人们都穿着深蓝色、灰色或者黑色的衣服——甚至穿棕色衣服的都很少。女人们的衣服色彩稍微多点，但是那些衣服看起来都挺廉价。金融城街上的人，比起伦敦别的地方的人看起来更加受挫。他们看起来好像都被人折磨过一样。要是偶尔出现一个有钱人，你立马就能从人群中将他分辨出来。有钱人身上有一种气质，好像刚刚悉心打扮过一样。他们身上就散发着钱的气味，因为他们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精细地装点过，看起来十分昂贵。大部分普通员工都穿着廉价而不太合身的西装，有的地方有点磨损，有的地方有些发亮。

他穿着大衣，坐在苏豪广场。时间接近中午，阳光照耀。我们聊着天，附近一个男人用吉他拨着和弦。云遮挡住太阳，影子在广场上、大厦的墙体上缓缓移动。

伦敦在某些地方显得很浮夸。金融城里有一些看起来十分吸引眼球的大厦，这些大厦影响了金融城的光线。伦敦其他地方的房屋大多比较低矮，只有两到三层楼高，而金融城的楼房都比较高。金融城的一些楼房是在中世纪建成的，所以城里有许多狭窄的街道，光线一旦被高楼挡住，这些街道就变得非常阴暗。新的大厦建起来之后，在晴天里它们就好像巨大的镜子，把光反射到之前没有什么光亮照耀的小街小道上。这种光泛着蓝绿色，因为它们是从那种有色玻璃上反射过来的。这种光通常感觉有点冷，因为没有什么红色的玻璃。但是这种光束都非常集中，看起来特别有戏剧性。

开始下雨了，我们跑到希腊街一家专门卖鸡的廉价餐厅的雨棚下避雨。他站在那里，抽着烟环顾四周。“有时候，”他说，“一个人拉卫衣帽子盖住头这样的情景，就是一幅有关伦敦的美好景象。”

有时候，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做着白日梦，迷失在想象中——这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正在经历什么呢？他们跟我有一样的观点吗？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我们是否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当我摄影时，这种想法都是本能浮现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过去，生活还是继续着。只有后来在编辑照片的时候回想，才会想到，天啊，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拍照时，你看到的只是一瞬。引发照片中这种位置的摆放、人们的表情还有姿态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知怎的，女人好像总是会在公共场合争吵，而男人不会。男人可能想晚点再谈，找一个私密的地方再谈，而女人总是想当场解决问题。如果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照片系列，应该会挺有趣。因为你可以从身体姿势看出，男人们不太想在公众场合讨论这些问题，而女人们非常专注于事情本身，对环境的一切浑然不知。

你得非常专注，因为在伦敦，每五分钟，都有不同的事情在进行着。总有小小的戏剧在每个瞬间上演。我特别喜欢观察男女们在街头吵架的样子，或者是孩子们从父母身边跑开时，父母脸上惊恐的神情，尤其是在金融城里——孩子突然跑开，父母就会陷入恐慌，担心孩子会被车撞到什么的。就是那个恐慌瞬间。孩子们在街头打架也很有趣。

但是，我确实注意到，在伦敦街上玩耍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在街上玩了。我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曼彻斯特或者贝尔法斯特看到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在那些城市里，会有少年团伙游荡，想办法找乐子，不是在捉弄自己就是在捉弄别人。用棍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打人，用石子往汽车身上扔什么的。在伦敦，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肖尔迪奇，还有许多街头生活，也有许多街头时尚可以捕捉。当然，人们穿的衣服也不一样。街头更加喧闹，也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时尚服饰。比起金融城，那里的人穿衣风格更加随意，表情也更加自然。应该说，更加个性化。我不想把贫穷描述得如此格式化，但是穿着廉价服饰的人好像确实更有个性，充满个人风格。而在西伦敦，任何富裕地区——北伦敦也是如此——穿衣风格就很呆板。有时候，这些区域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是《天外魔花》 (6) 或者是《密威治的怪人》 (7) 那样的故事，好像街头千千万万的女人都穿着博登牌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衣服。所有人都非常僵硬、死板，好像都戴着面具面对世界。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这很有趣，因为那是一种空洞和空白。他们的表情更少，身体语言也更少。贫穷区域更加生机勃勃，虽然有人会觉得那里很粗俗，但是在那里有更多的生命表达，更加开放。布里克斯顿的街头生活更好：街头便利店都是由牙买加人运营，那里总是还聚集着店主的大约八个朋友。他们放着音乐，玩着多米诺骨牌，喝着酒，虽然在工作，却像是在开小型派对。这比去森宝利超市之类的连锁商店可要好玩多了。

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发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在不同的街上准确地把它们识别出来。我在纽约也做过街头摄影，在那里找镜头很容易，因为你可以轻易地判断事情将如何进展，人将去往何方。而在伦敦，事情发生得偶然而毫无章法，所以，通过以建筑物为中心来创造那些戏剧化的瞬间是很难的。伦敦确实有那么些大型建筑物，但是咱想想看啊……其实白金汉宫挺没意思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作为一座城市应有的看头来说，它真的挺垃圾的。这座建筑颇为无聊，前面还有一座那么大的环岛。

巴黎比起伦敦，规划的痕迹更重，所以它内里的结构更加有戏剧感、令人震撼。我喜欢伦敦的不期而遇和混沌无序。在伦敦，你不能期待看到在规划完全的城市里才能看到的那种固有的戏剧性。你得通过别的途径来找戏剧瞬间，而通常来说，是要在人的身上发现。伦敦是独特的，但同时，它看起来又跟别的很多地方很像。在伦敦，很多商店的门口都十分糟糕，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地方无人照管；简而言之，这个城市维护得不好。比尔·布莱森 (8) 曾写过关于街道清洁的数据——巴黎的花费，按人头来算是每个人21英镑左右，而伦敦，好像是3英镑还是6英镑吧。反正到处都是垃圾。总体来说，伦敦真的是一个没有被好好照看的城市——人行道、大路等，到处都好像是用补丁随随便便补起来的，似乎没有人想要去修整。歪斜路牌的数量也颇为惊人。有的路牌凹陷了，这可以理解，但永远无人换修。摄影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后期看照片时能清晰地看出垂直方向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全都多多少少歪斜了一些。我就想，他们是不打算把这些路牌弄正吗？他们就是不想管这个事对吗？

有时候，伦敦会让我想起一些有殖民风格建筑的非洲城市，那些城市里的建筑都有些破损，却无人修整。伦敦就有点像那样，像一座曾经被殖民、然后一点点变得更加破旧的城市——历史曾经辉煌，今日只有沧桑。

环卫工人

乔·约翰·艾弗里

猪头、鸡肝、烟蒂、梧桐叶、糖纸、薯片包装袋、咖啡杯、脏尿片、旧袜子、手机账单、布满折痕的照片——他都收集起来。“每小时都会有新的垃圾，会新产生一百个烟蒂。”这名环卫工人说，“每分钟都有人踩过某个东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我是在学校里认识经理的。他说：“我会给你一份工作。”我没有参加面试或者任何别的什么考核。反正就直接来上班了。那个时候我刚满16岁，刚好放完暑假回来，他们跟我说，第二天来上班吧。我说：“不，我想马上就开工。”于是我那一天就开工了。刚开始就是那么兴奋。

自从做这份工作，我几乎走遍了整座城市。我对伦敦了如指掌。所有的街道、地标什么的，我都了解。我服务的这家公司业务几乎覆盖整个伦敦。我给你看看地图吧……对，这片就归我扫。粉红色的这些是地铁，到地铁站的楼梯也需要清洁和打扫，那些楼梯都容易变得灰尘扑扑的。这里呢，就是主路。早上我们搞好所有的小地方，九点半之前就到这里，午饭时间左右就要到主街，很快所有人就要吃完午饭。

每天我大概要捡起大概5,000到10,000件东西。香烟、垃圾、纸杯，什么都有。口香糖、烟头……尤其是麦当劳的纸杯，哪里都有，最多的就是它。除了杯子，还有装薯条的盒子啦，汉堡包装纸啦……带有商标的东西实在太多，最多的就是这个大。

现在垃圾桶上都带有一个烟灰筒，给人们放口香糖和掐香烟的。有些人却专门喜欢恶作剧，把这个烟灰筒生生拔下来然后扔在地上。这不是有病么！

干这活儿永无止境。即使水沟目前是半干净的，烟头、石头和灰尘总会累积起来。车一开过，带起一阵风，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卷进去了。所以要一直弄。啥都会慢慢堆起，越来越多。

在我年轻时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不熟悉，动作很慢。但是只要熟练起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就会容易些——要赶到指定地点，配合团队按时完成工作。大概用了几个月，我才习惯这种节奏，放松下来。我工作很努力，经常做得汗流浃背。现在我可以比较好地掌握适合自己的节奏了，工作也总能按时完成。

现在，我甚至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杯东西，再回去工作。以前，我得把休息时间也搭进工作里，总是担心自己完不成。同事们在休息处找不到我，就打电话问我：“你在哪里？”我总是说：“我在干活啊！”

周日清扫市场是最难的。那些摊贩们都不按时收工，所以你只能等。有时候，市场检查员来催促摊贩们快点收拾，不然就罚款。慌乱之中，我们要清扫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推着垃圾车，还有一个电动笼子——这是用来装可以回收的物品的，但要是下雨，就没法搞回收了。这种大规模的工作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我们从市场一头开始做，而另外一头是陶尔哈姆莱茨区，那一区的同事们比我们晚开工，所以他们那区的垃圾总是被风卷到我们这里来。

什么样的垃圾都有，用来装货物的纸箱啦，纸杯啦，还有食物、球鞋什么的——很多人买了新球鞋之后就把旧的扔掉。那里还会有食物摊档，卖炸虾、香蕉卷饼之类的东西，对这部分区域我们还得做消毒清洁，进行整段冲洗，否则到处都会黏糊糊的。

有时候，我周六也开工。我们四人一组，骑着电动车前往那些大的人行道去做清洁。两个人做一边。地上总是有呕吐物的痕迹——我真是看多了，有的一看就是走几步吐一次的那种，走几步又吐一次。太恶心了。

人们做的一些事真让我糟心。人们应该清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才对。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我觉得这些人是这么想的——总得给环卫工留一份工作吧。

我也清理过老鼠什么的，也是够恶心的。在火车站、一些商店的背后，或者在小街巷。周一的时候，我们在盐站，那里堆满了盐。垃圾里面可能混有砖头、大石头什么的，这些得挑出来，不然粉碎垃圾时，这些砖石会把机器卡住。一个垃圾车的司机看到里面有东西，就徒手把那个异物拉了出来——他还以为是块砖头。谁知道，原来是一只死老鼠，身子硬得跟石头一样。太恐怖了。

建筑工人在这方面也很糟糕。建筑工地总是最乱的；而你在清理的时候，他们总是随地乱扔东西，对你毫不尊重。

有一次，我清洁完，回到我的垃圾车旁边，里面居然有一个帆布背包，跟那些恐怖袭击者用来装炸弹的帆布背包长得一模一样。我心想：“老天！”我拿出一根棍子，把包挑起来想感受一下重量，但里面是空的。我把它调转过来，发现拉链坏了，里面也破破烂烂。无论如何都要检查一下，如果有什么可疑物，就得打电话给警察。我看过拆弹方队来检查可疑物，那次好像是因为一个内容不明的行李箱。他们把整片区域围起来，疏散旁边大楼的人群，所以街道上本来安安静静，却突然涌出来一大堆人，抽烟的，喝咖啡的。他们一走，地上又乱七八糟的一片。真是难搞。

城市里的垃圾是不断堆叠的。想想真是很疯狂，一袋一袋的，全是垃圾啊。我看过最可怕的景象是……我用手机拍了张照片，记录了下来。还有，落叶的时候，啊，也很可怕。有大叶子，但是小叶子才是最糟糕的，因为特别多。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围绕着教堂就有特别多大叶子，扫起来不那么难。但如果下雨，它们就都粘在地面上了。另外，刮风垃圾又多的时候，也是令人头疼。我一次性扫出来的，最多的一次大概有25到28袋垃圾吧，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50公斤了。

有人会说：“看到年轻男孩也乐意干活，真好啊。”这种评论让我觉得感觉挺好。去年圣诞节，我值夜班，天气很冷。我在扫街道，旁边有一些新的公寓正在修建，可能一个房间就要150万英镑吧。这时候我遇见一对情侣，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他们就给了我20英镑。我说：“啊，你们不必如此。”他们真善良。他们跟我说：“去吃点什么吧，天这么冷。圣诞快乐啊。”人们会感激你做的事情，这真好。

公交车调度经理

吉尔·亚当斯和加里·威廉斯

在维多利亚汽车站，八点出发、前往波兰赫鲁别舒夫的人开始排队了；同时，前往格但斯克、埃尔布隆格、奥尔什丁、什奇特诺、奥斯特罗勒卡、科沙林、斯拉普斯克、格丁尼亚、路博兹舒夫等波兰城市的队伍也慢慢排起来。在这个点，乘客之间没有什么谈话声，一个行李箱突然倒地，拉杆打到地板上的声音清脆无比。

调度中心就在白金汉宫路上的这栋房子里——这是日夜运营的伦敦公共汽车紧急沟通中心，负责公共汽车的调度和控制。每天，这里要从伦敦的23,000个公交司机那里接到将近1,300个电话。他们就在这里安排临时改道，处理紧急状况，并且通过超过1,200个凝视着伦敦街道的交通摄像头监测路况。

我探访中心、对公共交通网络联络经理进行采访的那一天，职员们正好在为即将来临的一场地铁罢工做准备。整个房间都十分安静。其中一个显示屏上是天空新闻台，另外一个屏上显示的，则是那些红色的罢工方队经过伦敦街道角落的景象。联络经理跟我聊了大约一小时，后来他因为要去接一个有关罢工的会议电话而离开，另外一个叫吉尔的当值经理过来接替采访，整场对话变得更有趣了。吉尔说，负责登记所有问题的电脑系统其实速度相当慢。吉尔刚刚休假归来，她的一个同事说，吉尔应该想念调度室里充满着肾上腺素的氛围。几分钟之后，我得用录音笔才能记录下来她说的信息。“我们有五个接线员。”我们一起走向广播反应站的过程中，她继续说道。我们站在一个负责监控电脑屏幕的男子身后，他的名字叫加里。“以前，系统没有定位功能，我们只能完全依赖司机来告诉我们定位，”吉尔继续说，“对有些司机来说，英语连他们的第二语言都算不上，所以问题还是挺大的。我们得问他们：‘你现在在哪里？’他们会说：‘我在北伦敦的一家阿斯达超市外头。’这种回答真是令人头大。但有趣的是，我们这里总有人会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在哪里。”

他们坐在调度中心里，感觉像是电话推销员一样，随时等着外面有人跟他们沟通。他们的伦敦是一张用各种颜色编了码的地图，这张图慢慢在他们的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个屏幕上有着星星点点的颜色，而在每一个出现问题或者危机的地方，都能看到一个代表救援面包车的标志缓缓靠近，处理着醉汉从楼梯井上滚下去了或者是在问题表上用别的颜色标注了的类似问题。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一天反而不是个好日子，因为这肯定是非常罕见的一天。吉尔冷静地等待着电脑加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