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生活抉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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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4岁时，我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史黛丝，也离家去了伦敦。她住在塔桥附近的一栋公寓里。我去看过她，那是我第一次到伦敦。电梯移动得真快。是真的，就像在游乐场里面玩机动游戏一样快。我跟史黛丝待在一起，感觉城市没有多大，只是存在于我们之间。整座城市运作的方式都非常成人化。我住在朋友的公寓里。她知道怎么搭地铁，而我只知道东北部的公交车线路。

在纽卡斯尔，她跟一个男人交往过，但是那段关系太不妥当了——她才13岁，就开始谈恋爱了。我很嫉妒。我得上学，考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7) 。于是我跟一个送比萨外卖的男孩谈恋爱，他有一辆金属蓝的福特嘉年华汽车。当史黛丝离开纽卡斯尔时，我心都碎了。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离开让我们整个家庭都分崩离析了。她的妈妈就跟我的妈妈一样。她住的那条街叫排屋区——在排屋区南边的最高处，有一个地铁站。她把我丢在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我心都碎了，哭了一整周。我们以前老给对方打电话，甚至会通着电话一起看《邻居》电视剧。在伦敦，她对什么事都表现得很被动。她想装得成熟点，装作没有任何困扰。她装得好像没事人一样。对啊，我在伦敦，那又怎么样呢。——就这种态度。

史黛丝在伦敦过着那样的生活，于是我想，我不如就留在纽卡斯尔继续过我的这种生活吧。她的反叛是去伦敦。而我的“伦敦”就是留在纽卡斯尔跟瘾君子交往。其实，我的“伦敦”，本也该是去伦敦才对。

选择来到伦敦的人

史黛丝

我快13岁时就经常逃学，还时不时从家里弄点钱，就是为了逃到伦敦去。我父母当时正准备离婚，而我那比我大11岁的哥哥不仅染上了海洛因，还变得有些精神失常；所以说家里确实不太好过。那时候，我哥哥已经在伦敦，还玩起乐队，而乐队里的一个成员就成了可以借给我肩膀哭泣的人。纽卡斯尔不能给我什么，我感到非常绝望。刚好，那个时候家里人在处理各种破事，没空管我，于是我经常从后门溜出去，跳上往返只需15英镑的大巴车，坐上那些廉价又脏旧的蓝条纹座椅去伦敦。你可以坐在车的最后一排抽烟，一直抽到伦敦。我就经常这么干。

回顾过去真是件奇怪的事。乔和我如亲姐妹般一起长大，我们进进出出对方的家庭，好像从来没分开过。我的妈妈就跟她的妈妈一样，她的妈妈也跟我的妈妈一样。我们都很早熟，聒噪又直率，还特别有主见。我记得我们俩的口头禅好像是：“拜托，我都13岁了。”就好像在说：“别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我，我都13岁了，拜托。”我们都非常非常肯定我们什么都知道。

我14岁辍学，一路逃到伦敦，没有打算回头。那个乐队成员比我大十岁，他们整个乐队都在领失业救济金，几乎一无所有。我搬去跟他一起住了。回头看那段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毫无考虑的时光，也挺有趣，比如怎么交房租、怎么照顾自己，这样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过。我过生日时，亲戚们给我发的红包钱，加起来应该有150英镑吧。我当时这么想：“啊，这笔钱应该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

我用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眼光看这个男人，他比我大很多，这看上去很酷。而他们乐队也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团体变成大唱片公司争抢的目标。他们飞到纽约，身处唱片公司的竞价战中间。所以说，这个跟我谈恋爱的人，不仅是一个比我大很多、经验也比我足得多的人，还是一个看样子要变成流行歌手的人，这就把整件事又往上拉高了一层。最后，他们签了一个合约，还进行了巡回演出，进了录音棚。我则经常待在阿克顿的一间公寓里，一天抽16支万宝路香烟，眼巴巴地等着他回家。我在他的朋友圈以外，并没有什么朋友。我在那里终日无所事事。

大概过了不到六个月，我母亲就跟父亲分开了，并且来到伦敦，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三个人一起挤在这个一居室的房子里。我觉得，我母亲当时只是单纯地这么想：“史黛丝在伦敦。她好像混得不错。我也去伦敦，我只有她了。”于是她也跳上那辆有蓝色条纹座椅的大巴，坐在后排抽烟，然后出现在伦敦。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去国王十字车站接她。我穿着一条超短裙走来走去，觉得自己看起来特别酷。结果，我母亲一下车就说：“天啊，你好瘦、好瘦。”我想，对啊。那个时候情况就是这样。那个瞬间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悲惨境况好像在那时离我们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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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以后，我和那个大哥哥终于分手。那时候，乐队的主唱是一个比他还大一点的男人，他有点把我收到他的翅膀下保护着的意思。我在街上晃荡着，那是12月，下着雪，我却无处可去。那个主唱用唱片公司的预付款在塔桥附近买了一套顶楼公寓，在里面打开窗就可以将伦敦尽收眼底。他对我和我妈说，我不想让你们俩在街头流浪，这都快要过圣诞节了。他那个乐队第二天要去巡回演出，他跟我们说：“来吧！”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他的房子里，然后出去给我们买了大约8,000支白金万宝路和一柜子的食物，就赶赴他为期两周的巡演了。真是相当奇怪。那一年的圣诞节，伦敦下着雪，而我就跟我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已经快16岁了。我们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我很心碎。我的哥哥差不多是个疯子了，不知流浪在几百公里以北的哪个地方，而我们住在这个奢侈的顶层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塔桥和优美的风景。这真是疯狂。

这个塔桥边上的公寓的问题在于，里面连一间卧室都没有。就一间大客厅，而厨房也是开放空间，要用的时候就走到那个区域去，旁边还围了些长椅。那都算不得厨房，只是一个工作台，下面收着洗衣机。浴室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隔间。这就是全部。我们一共三个人，就这样住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整天无所事事，就是笑啊笑，打打游戏。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乐队都认识一个能给他们搞到毒品的人，你去那个人家里转一圈，就能搞到一大包大麻或者致幻药。我的老天，那时候我们就嗑一大堆药，然后大笑，我们完全变成了夜行动物。这很有趣，因为乔和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囚徒：第h号牢房》 (8) ，我们简直是为之着迷；现在我们住在顶层公寓，那部剧正好在重播。我记得是每天凌晨五点一刻开始重播，我们看一个小时，大概六点一刻才上床睡觉。那是我人生中最逍遥的一段时间，因为主唱收藏了难以计数的唱片和电影，这些东西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那确实很棒。但同时，我还在为我那段恋情的消逝而心伤。这一大堆事情交杂在一起。所以，那既是一段让我飘飘欲仙的快乐时光，也是一段极度悲伤的日子。我到现在也拿不准该如何定义它。

除夕那天，我站在塔桥上往外看，然后想，明年，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早已对那种生活感到厌倦又悲观。这时，前面有个穿着大外套、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的男人转过来看看我们，操着一口浓重的纽约口音对我们说：“新年快乐！”我想，没有比这更超现实的事了吧。

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主唱认识了一个女孩，两天之后他跟我们说：“是这样，她要搬进来住。”我们见了她，感觉她不太好相处，再说，那是个一居室的房子。我和我妈就想：“糟了。”那时候，我妈已经在考文特花园的市场摊档找到一份工作，大概就是做些收集整理的活儿，我们的状况好了一点。我已16岁，但还是对工作和照顾自己这样的事情毫无概念。我基本上是在混时间，终日在伦敦乱逛。我哪里都去过——伦敦中心，从东南部到我们住的地方，我可以把这一整片的地形都画出来给你。我太习惯于行走在伦敦的土地上，日日夜夜，我像一个悲伤的小幽灵到处游荡——一个穿着超短裙、化着浓妆的小幽灵。

我们最后搬出去了。我们在富勒姆有一个朋友，于是我们去她家打地铺睡了一阵子，后来又搬到卡姆登的一个地方，跟几个朋友住在一起。再后来我和我妈住到我们在纽卡斯尔就认识的一个男人那里，他在雷顿斯通的房子正好有一个空房间。我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而我妈在冰冷的市场摊档打工，和我们一起住的这个男人也有点疯疯癫癫，额头上好像带着“我超有个性！”的记号。他表达自己个性的方式就是把客厅墙壁漆成荧光黄色，所以我们整个客厅的墙面都是这种颜色。我们长期处在抑郁状态，到了这时候，我们在心理上非常依赖大麻。对我们来说，吃饭都可以摆在第二位，我们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抽大麻，一直抽到睡前——这是唯一一件能让我们维持神志正常的事情（反正我们当时这么认为）。并且，在这时我已经跟塔桥的那位主唱很疏远了。他们的乐队发展得很好，还登上了《新音乐快递杂志》的封面；而我，却坐在雷顿斯通的一个荧光黄色的客厅里，连离开雷顿斯通这个鬼地方的交通卡都买不起，有时候因为买不起两天的大麻，跟我那烦人的室友还有我妈，抓狂一样地爬墙上——他们的状况也跟我差不多。那种状况真令人绝望，让我意识到我曾经拥有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没有朋友，没有收入，跟这个荧光黄色的房子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联接。这真可怕。

山羊皮乐队的那张《狗·人·星》专辑，简直概括了我的伦敦生活。《科幻催眠曲》专辑的b面也是，里面很多歌词，还包括沉重的曲调、迷幻而忧伤的弦乐和嗓音，都把我们在伦敦的穷困潦倒的生活表达了出来。我是说，不只是歌词，音乐本身就击中人心。我相当享受这种痛苦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沉浸其中，可以好好哭一场，边走边听着最悲伤的音乐，满脑子想着我有多么难过。

我买了一双非常好看的、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白色齐膝松糕皮靴。穿着很不舒服，穿上它们也并不能拯救我的生活，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双鞋，我会搭配白色的超短裙和黑色马球衫一起穿。我很喜欢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风格。穿着这双鞋在伦敦一瘸一拐地走，弄出满脚水泡，我也在所不惜。我那个时候的形象，肯定是个奇怪的小妞。

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这真的很糟糕，这件事我很久以后才告诉别人——但是现在我可以大方地说出来，因为我长大了，也为别人做过很多好事，所以讲出来没关系了。是这样，有一天我走在牛津街上，那是平安夜，我穿着一双球鞋。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干吗，应该是在牛津街上感受圣诞节的气氛吧。我跑着，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搬着一只装电视机的箱子。我记得自己不小心踩到冰，然后撞到他，接着就听到电视砸到地上并摔碎的声音。我就逃跑了，跑得飞快。我记得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回头呢，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呢？不，我不想回去，我要一直跑。那一整个圣诞节，我都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把人家的电视机弄坏了。我把一个家庭的圣诞节毁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放下这件事，现在回想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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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我快18岁时，我和我妈回到纽卡斯尔见几个朋友。我们待了大概一个星期，然后跳上回伦敦的大巴，回到那可怕的荧光黄色墙面的公寓，跟烦人的室友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一坐上大巴的位子——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时刻——我们看了看对方，然后说：“我不想回去，你呢？”“我也不想回去。”我们对彼此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回纽卡斯尔？”就在那时、那地，我们突然知道是时候回来了。我们没有多想，我们的伦敦生活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

也许大家都应该像我一样，在自己还年轻漂亮、毫无责任心、试错成本低的时候，去一次伦敦。我不是说我有多漂亮，但是说真的，如果你是个娇美的年轻坏女孩，聒噪，又有些吸引力，别人就更有可能照顾你，你不至于在被生活打败、毫无自信时踽踽独行。在伦敦时，我很自我，也很有个性，这一点可能帮到了我们吧。你懂的，要是没有那些特点，除非你是个富人，否则是混不下去的。中间地带？我觉得不存在。

我确实认为，你如果想去伦敦，想在伦敦生活，就得有很多能量。我实在是累了，不想折腾了。对现在的我来说，在那里待几天就是极限了，待久一点就会感觉自己被掏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变成常说这种俗话的北方人，比如“哦，伦敦嘛，就是所有人都在拼命生存、争来争去的一个地方”什么的。我们在家看电视，如果电视里刚好在播新闻，一个记者站在伦敦塔桥前面播报，我就会这么想：天啊，我曾经住在那里。

(1) 斑点酒吧，利物浦的一家颇有历史的英式小酒馆。

(2) 阿森纳球队英文名为“arsenal”，这个词前部的“arse”在俚语里用于骂人，可理解为“笨蛋、饭桶”。

(3) 切尔西球队英文名为“chelsea”，这个词的中间部分跟“hell”（俚语里用来骂人，可理解为“该死、见鬼”）相近。

(4) 这里指托特纳姆热刺球队，简称“热刺”。

(5) 谢丽尔·科尔（1983—　），英国歌手，原名谢丽尔·特威迪，在第一次离婚后没有改回自己原本的姓，仍然着前夫的姓，直到第二次结婚时，才把姓改为第二个丈夫的姓。现在对外通常只用“谢丽尔”这个名字。

(6) 淑女日，源自英国皇家赛马会，创立于1711年，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这项赛事是英国上流社交圈的大事，从皇室贵族到一般平民都会大肆庆祝。从1807年开始，赛马会第一次将比赛的第三天定为“金杯日”，因为这天是整个赛程最关键的一天。不过很多英国人习惯称“金杯日”为“淑女日”。因为在这一天，大批女性观众都会前来观赛，赛场成为女士们展示高级时尚和创意帽饰的舞台。

(7) 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neral certificate of sendary education），简称gcse，相当于中国的初中毕业文凭。

(8) 《囚徒：第h号牢房》，一部澳大利亚肥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