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儿童时代》（2/2）

张新颖：对，它是分配的，要有关系才订得到。我妈妈和中学的校长是同学，所以家里有一份《儿童时代》。

王安忆：哪一年的？

张新颖：我现在也记不得哪一年了。就记得我读了个小说，很简单，就是一对父母领着孩子到公园里去拍照什么的，领着孩子开开心心地拍了很多照，其实照相机里是空的，没有胶卷，就是骗那个孩子让他高兴啦。后来那个孩子发现了没有胶卷，就非常伤心。就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王安忆：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但我去《儿童时代》不久，搞了一个征文，出来很多作者。

张新颖：那个时候的《儿童时代》影响很大。

王安忆：办得蛮好的，真的蛮好的，而且图文并茂，我们美术编辑也很好的，很讲究，版样开本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现在不能看了，就像县城里出的一样。

张新颖：好像现在也看不到了。

王安忆：有，还有。当时我们发行量一百多万呢。那段时间就是争争吵吵这么过来，有一次请假也不行，刚结婚嘛，一九八一年结婚的，我特别想写东西，而且我很不喜欢晚上写东西，后来一气之下跑到徐州去了。也做得挺过分的，挺任性的。假如后来没有成功写出名的话，我就是很不好的一个人了，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已经工作了而且那么好那么难得的一个工作，不能这样胡闹。但是我就是这样跑出去，差一点被处分，就是那一次写出了《本次列车终点》。

张新颖：在徐州写的？

王安忆：哎，在徐州写的。他们说我好也是有的，当时我结婚还没出婚假，忽然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成都开会，并且从成都到武汉采访，我在路上生病发高烧。他们也承认我挺好的，能吃苦的。但是说我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随便了，太想写东西了，就想找一个人去顶王安忆的位子，这个人肯定留不住了，一天到晚想写小说。结果找来的人是陈丹燕，也要写小说，特别滑稽，像讽刺一样的。

张新颖：那时候创作的冲动太强烈了，没办法。

王安忆：就想写东西啊，而且对上班厌倦。这恐怕和我生活经历有关，因为我插队落户、文工团，一直没有坐班，坐班对我压力也很大，我到后来还是不坐班，听到坐班就很害怕。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对我完全受不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上班就不大守纪律的，有的时候就直接不来，谁也找不到我，我也没什么事情，就跑出去或者买东西或者什么了，我就觉得很受不了这样一天到晚的上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到星期天才能休息嘛，这个星期天洗个头发洗个澡，当时不是家里每天都能洗的，好像时间已经没有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文工团还相对自由。我觉得上班很苦的。但那段时间进步真的很大，像《流逝》也是在那时候写的，在写《本次列车终点》的时候，还写了另一个影响更大的小说——《墙基》。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单位真是个好单位，办公地点又好，房子又好，刊物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好刊物，什么都很好，就是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这个单位，就是不喜欢上班制度。然后到了一九八三年要去美国，来了这个机会嘛。我们的社长是很喜欢我的，我们单位在系统里得了一个什么奖，我什么都不是，但他总会让我去上台领奖，觉得一个小姑娘去领奖挺好的。真的很喜欢我，但也蛮受不了我的。

张新颖：这个社长叫什么名字？

王安忆：姓冯，我们叫他老冯。他人蛮好，是一个搞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所以看起来挺上海市民气的，但资格很老。我要办手续去美国，他说你怎么就要去美国？这事情我们都不晓得。因为是作家协会系统的事嘛，而我又不受作家协会系统领导的，程序上不通的，所以当时很反感。我就去上海作协办，给我办一切的手续，单位只能准你假。总之他们觉得我也很难弄，也碍着我妈妈的面子，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对不起他们，当时进去也是看我妈妈的面子，就这么几年在胡闹，总算也有点名气了，对得起他们，不至于让他们觉得一场空啦。他们给我最大限度的宽容，否则我怎么能有那么多文章见报见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