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西伯利亚人（1/2）

1839年11月21日深夜，在俄国南部的要塞城镇乌拉尔斯克，一个年轻人背着背包走出了一座小木屋。他在刺骨的严寒中坚定地穿行，沿着荒凉的街道走到城镇边缘。他走进了阔野中，踩着齐膝深的积雪走了大约三千米，来到了乌拉尔河岸边。缓缓流动的大河上覆着一层厚厚的冰，冰面足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在冰上走着，寻找冰比较薄、比较脆弱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冰洞，那是附近的哥萨克居民用来取水的。他跺踩着当天晚上冻成的薄冰层，这样就把这个冰洞又破开了。他一边偷偷瞥着周边的一片漆黑，一边从背包里抓出一把衣服，把它们扔在冰洞附近的冰面上。他的任务完成了，于是他返回岸边，然后逃离了此处。他跑出了五百米，此时他正匆匆赶回镇上，在寒冷的空气中喘着粗气。他沿着荒凉的街道偷偷摸摸地走，以防沿路小屋窗户里透出的光线照到自己。他仔细地避免被人看见或听见，最后终于走到了他自己的小屋。他走上台阶，打开了门，一个深色头发、满眼警惕的年轻女子在门口迎接他。她搂着他的脖子，他们跟彼此说了一些宽慰和亲切的激动话语，然后他匆忙闪进屋里。片刻后，这个年轻人走进卧室内的一个大衣柜里，把一面假墙拉到一旁，然后爬了过去。把这面隔墙归位后，他开始安静地等待着。仅仅半个小时过后，敲门声打破了静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被流放的波兰革命者，名为文岑蒂·米加尔斯基，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名叫阿尔宾娜。他们刚刚一起上演了他的死亡戏码。1

文岑蒂·米加尔斯基于1805年出生于桑多梅日（位于今天波兰的东南部）一个中等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属于波兰贵族（шлrxta）。这个地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动荡经历是波兰苦难历史的一部分。1772年，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被邻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了。桑多梅日被并入奥地利。经过1792年和1795年进一步的瓜分后，波兰剩余的领土被这三个帝国吞并了。波兰人十分渴望恢复独立，于是在1806年求助于拿破仑，结果他们的国土在拿破仑战败后被进一步分解。在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中，欧洲强国设立了波兰会议王国，并将其置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他要保障波兰的宪制自由。米加尔斯基是在浪漫主义和年轻波兰贵族热切的共和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贵族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以及父辈与拿破仑大军一同作战的经验的鼓舞。在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混乱地撤退时，数千名波兰人被俘，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刑罚营地，直至拿破仑在西方战败前，他们一直被关在那里。2

19世纪20年代，波兰贵族越来越不安于圣彼得堡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从未真正接受过波兰自治，而尼古拉一世的压制性政权也疏远了很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圣彼得堡破坏了《维也纳条约》的许多条款：出版自由被取消；未经波兰议会同意便强制征税；反对沙皇统治的自由派人士遭到迫害。这些政策只是让波兰立宪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俄国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所遁形。

1823年，当局在威尔诺（维尔纽斯）大学发现了一个由波兰学生组成的秘密协会，即“爱学社”。爱学社的领导者（包括伟大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专注于欧洲浪漫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他们从研究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波兰和立陶宛文学作品，转向了促进波兰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这个更积极的角色。由于一个成员的背叛，这个组织被暴露了。在经过1824年持续几个月的审判后，104名学生被认定从事颠覆活动，其中20人被监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一年，威尔诺高中的校长调查了几名在教室黑板上涂写爱国口号的学生。他们的历史老师没有擦去这些口号，而是站在口号前讲课。其他不知名的人在威尔诺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墙壁上涂抹了反俄的涂鸦。这些案例反映出了反对俄国、支持波兰的情绪，它们甚至引起了俄国皇位继承人和波兰会议王国总督康斯坦丁大公的注意。3

康斯坦丁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因为他经常专横统治，在军营中和阅兵场上也常常十分严酷。在圣彼得堡坚持要求波兰军队协助镇压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时，波兰贵族和俄国专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绷断了。受到法国的事件和在布鲁塞尔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这次起义最终令比利时脱离荷兰王国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宪制）的鼓舞，年轻的共和主义者彼得·维索茨基在华沙鼓动一批年轻波兰军官起义。1830年11月29日晚上，起义者从他们的卫戍部队那里缴获了武器，为了杀死康斯坦丁，他们攻击了大公的住处贝尔维德雷宫。康斯坦丁设法逃走了，但维索茨基的部队成功攻占了华沙的军械库，并迫使俄国部队撤出波兰首都。4

波兰起义者也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欧洲的进步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相呼应。他们想要用“民族的神圣联盟”取代1815年因维也纳会议诞生的专制的“君主的神圣联盟”。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在“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的口号下发动起义，这表明他们的敌人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它的人民。在华沙，在代表着罗曼诺夫势力被从波兰废黜的仪式性活动之前，波兰爱国协会组织了一场纪念十二月党人的仪式。五个象征着在1825年12月14日被处决的五名主犯的空棺材被人抬着在波兰首都的街道上游行，东正教教堂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之后，维索茨基向王宫前聚集的人群发表了演讲。5

如果说波兰人曾从国外寻找鼓舞力量，那么他们自己的暴动就让他们站在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的最前沿。欧洲媒体不断呼吁支持这些“北方的法国人”，号召法国出手支援波兰起义者（遭到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反对）。法国共和主义者，如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和其他人权社成员承认他们自己要感谢波兰人，因为波兰人让尼古拉一世的军队不再干预法国。法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七月革命的英雄拉斐特侯爵督促法国承认波兰，但没能成功。在英国，愤怒汹涌而来，人们举行会议和集会以声援波兰，谴责俄国并催促英国干预这场冲突。1831年7月，《泰晤士报》严词谴责：“我们可以容忍俄国不受惩罚地去进犯波兰人古老、尊贵的国家多长时间？波兰是法国的盟友，是英国的朋友，是文明的欧洲免受土耳其和俄国野蛮人伤害的天然的、（在几个世纪之前）可靠的和成功的保护者。”大西洋彼岸也掀起了一股美国公众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浪潮。6

十一月起义迅速演变成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调动的兵力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兵力。然而，起义者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帝国陆军，而他们自己却内部分裂，且被犹豫不决的人指挥着，这些人无法决定应该跟俄国人作战还是跟他们谈判。1831年2月25日，为拯救华沙，4万波兰士兵在维斯瓦河击退了6万俄国士兵，但他们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延迟了失败到来的时间。随着俄国援军拥入波兰，起义者明显寡不敌众。波兰人顽强抵抗了数月，沙皇的军队最终打到了华沙并在1831年10月重新攻占了这座城市。7

俄国严厉报复了被打垮的波兰诸省。1833年3月15日的政府法令把11700名波兰军官和士兵重新分配到刑罚营地和刑罚堡中，这些地方分布在俄罗斯帝国的偏远、不受欢迎之处。还有几千人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定居。沙皇对俄国的西部边疆地区（位于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报仇心尤其重，这些地方此前比波兰王国更好地融入了帝国。那里的起义者中有许多人是波兰贵族，他们由现场军事法庭审判并被立刻枪决了。波兰人的俄国盟友被处以尤其残酷的处罚。其中包括来自圣彼得堡以北的维堡省的尼基塔·甘巴尔斯基，他被认定“参与1831年的叛乱、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因而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120下并终身服苦役。8

维索茨基被判处死刑。法庭建议他向沙皇求饶，维索茨基回答：“我当初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日后来向沙皇请求怜悯，而是为了让我的同胞不用再向沙皇请求怜悯。”也许是因为尼古拉一世不愿再出现十二月党人领袖的牺牲事迹，他将维索茨基改判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20年。9 在19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名波兰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跋涉两年到达目的地。仅仅在1832至1835年，就有大约900名波兰政治犯经过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

部。10 19世纪出现过两次波兰人大规模流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波兰人后来被称作“sybiracy”，即波兰语中的“西伯利亚人”。

波兰流放者努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如果说西伯利亚把十二月党人从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等级制度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理想付诸实践，那么西伯利亚带给波兰流放者的只有被遗忘。然而，在这些西伯利亚人孤独、痛苦地保持自己的根基和理想时，他们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牺牲故事，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助于巩固波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人比文岑蒂·米加尔斯基更适合做他们的这番努力的例证。

在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七八千名起义者逃脱了被逐去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越过了波兰王国的西部和南部边境，移居外国。许多人在不同的共和主义组织中活动，这些组织组成了“青年欧洲”（“青年波兰”本身仿照了朱塞佩·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这个大陆范围的革命性先锋团体经常以在法国东部城镇的共济会集会处为活动中心。这些波兰人加入了这个团体后，把自己看作了革命运动的先锋，这场革命运动将把他们自己的家园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继而鼓舞俄国本土的革命。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首批活动之一，就是向俄国人发出一个友好的公告（部分是由密茨凯维奇起草的）。这份公告致敬了十二月党人，提倡创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自由联邦，号召俄国人推翻专制政权，放弃他们的征服成果，与波兰人一道为了自由而斗争。11

米加尔斯基是密谋反抗圣彼得堡的人当中的一员。1831年，他逃到法国，在贝桑松待了两年，他积极在那里参与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共和主义流亡者组成的波兰组织。米加尔斯基的小组游说法国和英国支持波兰解放，并且相信在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活跃的游击战争可以争取到强大的地缘政治盟友的支持。12

继“1831年的波兰大移民”后，很多战败的起义者偷偷返回波兰王国，组织筹备新一轮起义的密谋网络。米加尔斯基本人被派往为奥地利所有的加利西亚。在1834年3月潜伏在一个地方城镇时，他遇到并爱上了阿尔宾娜·维斯诺瓦斯卡，她是一个地方贵族17岁的女儿。他们的恋情在一个月后被打断了，因为米加尔斯基接到了去往华沙与同志取得联系的命令。13

然而，米加尔斯基在途中因涉嫌伪造证件而被捕，当他终于到达华沙时，他是在武装警卫的看守下抵达的。米加尔斯基在华沙臭名昭著的城堡里遭受了持续审讯，他深感绝望：他“没有为国效力，且伤害了阿尔宾娜，永远剥夺了她的幸福”。为了结束性命，他服用了毒药，但毒药造成的呕吐救了他。米加尔斯基没有灰心，他抓起一把刀（之前他躲着捕获者成功藏起了这把刀），然后用一本沉重的书五次把刀片锤进自己的肚子里，有一次插进了心脏附近。他把双手合在胸前，“口中祷告着，等待死亡”。但死亡没有来临。警卫发现米加尔斯基趴在牢房的地上，然后发出了警报。医生救活了他，经过两个月的康复期后，他又恢复了体力。圣彼得堡设立的用于揭露波兰阴谋的调查委员会到那时已经停止运行。1836年1月，似乎是出于对米加尔斯基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军事法庭在判刑时减轻了他的刑罚，将他流放到里海以北500千米处的乌拉尔斯克镇，当一名帝国陆军的列兵。14

米加尔斯基最忠实的同伴包括希蒙·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一个马志尼的门徒、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青年波兰”的创始人之一。科纳尔斯基也曾在法国避难，后来返回波兰王国，打算在那里发动一场对抗俄国人的游击战争。1835年2月，他建立了“波兰人民联邦”，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保护伞组织，旨在将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各种地下团体联合到波兰王国的东部。它谋求建立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波兰，但这个波兰把波兰民族的抱负和人类的抱负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兄弟……一个伟大而团结的团体的成员。他们必须相互帮助，以争取和捍卫他们共同的自由。那些想要压迫其他民族的人、家族、社会团体、民族成了全人类的敌人”。科纳尔斯基的密谋活动把他带入了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深处，带到了今天的立陶宛。15

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最终渗入了波兰人民联邦。科纳尔斯基于1838年5月在威尔诺附近被捕，次年2月被射击队处决。第三厅成功地迫使一些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供出了他们的计划，并揭发了同谋者的身份。许多人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军事法庭判定来自沃里尼亚省克里门特现年38岁的医生约瑟夫·安东尼·博普雷积极从事波兰人民联邦的活动。博普雷以“狼毒”（根据那种明艳但有剧毒的花命名）为假名在省级行政部门担任行政长官，据称，博普雷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数据，“以发动游击战……旨在促进波兰复兴”。他被发现向其他密谋者提供钱财、信件和书籍。博普雷于1839年2月21日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服20年苦役、没收财产。16 埃娃·菲林斯卡是博普雷在克里门特的一名亲密助手，也是又一名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菲林斯卡也被第三厅抓获了，她是第一个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女性政治流放者。尼古拉一世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他曾宣称：“我没有理由喜欢波兰男人，但我不能忍受波兰妇女。”因而她被判处没收财产、“永久定居”托博尔斯克省，但没有失去她的贵族权利。菲林斯卡被流放了五年，一回到波兰，她便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了她的西伯利亚回忆录《西伯利亚启示录——来自一名被流放的女士》。这本书中充满了对西伯利亚生活敏锐、有趣的人类学观察，因而吸引了有同情心的英国读者。不到两年，这本书已经印刷了三次。17

在尼古拉一世努力清理波兰王国、比萨拉比亚和西部边疆地区的叛乱因子时，波兰革命者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持续被流放。新的法规剥夺了许多波兰贵族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农民一样给他们判刑。1833年，比亚韦斯托克的维克多·布格哈特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并因“以华沙居民的名义写了一本具有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号召发起暴乱、危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发表贬损君主的言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约54万名起义者在1832至1849年间被从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流放到高加索或者伏尔加河以东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据不完整统计），一两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

这些人被流放时没有十二月党人被驱逐出境时的那种速度、保密性、相对舒适性，而是徒步完成了前往西伯利亚的4000千米路程。尤斯蒂年·卢钦斯基随一支流放队伍向东行进。卢钦斯基是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且在革命活动中很活跃，在1838年在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被捕，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20年苦役。在一所基辅监狱里待了6个月后，1839年2月，他戴上了镣铐，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他在那里遇到了“数十名流放者，他们已经因为疲惫和折磨而无法辨认了”。卢钦斯基被安排进了一个由乡下人和普通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然后踏上了前往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路途，这一路要走13个月：

我们开始迎接的生活难以说起，更别说描述它了。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艰苦的生活方式了。这种生活包括每天戴着镣铐走20至25千米，在监狱里肮脏的木凳上过夜，……没有足够的内衣、衣服和靴子，只有很少的食物、极度的饥饿、雪泥、高温、霜冻，我们不得不一直向前行进。罪犯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监视，生活中充满种种堕落，腐败的押送指挥官通常会鼓励这种堕落。我们已经和自己的过去撕裂，置身于一个难以想象的西伯利亚荒原之中，没有任何关于被我们留下的妻子和家人的消息，无法给他们捎信、报平安。我们的身体因为繁重的体力活动而极端疲惫，我们的思想经历着焦虑和思乡之苦。而这只不过是对我们的悲惨命运的苍白描写。19

当科纳尔斯基的追随者科纳尔什基派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们被看作波兰革命者中最危险、最顽固的，因而受到了当局尤其严密的监控。20

与此同时，米加尔斯基从华沙坐着马车以较快的速度前往乌拉尔斯克，这是属于他的迂回的、痛苦的涅尔琴斯克之路。一到达乌拉尔斯克，他就立即给“我的情感唯一和不变的归宿”阿尔宾娜写信，跟她说起自己的监禁生涯、自杀未遂的经历和放逐判决。作为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年轻的爱国贵族，米加尔斯基对阿尔宾娜的爱是他的基本人性的表达。19世纪的共和主义者认为，爱情、团结和爱国主义都源自同样的地方：人类的自然尊严。“我们的权利，”他给阿尔宾娜写信说，“是神圣的，甚至是隔开我们的3000千米距离也不能影响这些权利。”对米加尔斯基来说，蔑视距离地去相爱，就是蔑视圣彼得堡地去相爱。然而，他不能允许自己去请求阿尔宾娜前来陪同自己，因为他认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过于巨大的牺牲。但是，阿尔宾娜用一系列慷慨激昂的声明回复米加尔斯基，表明自己会跟随他远赴俄国：“没有任何困难、距离、舆论可以阻止我迈出这一步。”米加尔斯基被她无私的爱打动了，他表示：“我跪下来，祈求你。相信我，只有你的陪伴才会为我带来快乐……以上帝和我们神圣的爱的名义，我请求你，来吧！”阿尔宾娜终于在1837年春季抵达乌拉尔斯克，和米加尔斯基团聚。不到一个月，他们二人结婚了，对于这个年轻的波兰革命者来说，这场婚礼有些矛盾。出席婚礼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的苦闷、恨意和愤怒，因为我脸上的表情不仅鲜明地表现出我对这场婚礼的欢欣，还表现出我在苦恼着，我亲爱的阿尔宾娜本不该遭遇这样的命运”21 。

这对夫妇在乌拉尔斯克定居下来，他们努力与这个俄国地方小城镇里令人窒息的单调生活做斗争，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年）、半个世纪后安东·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都巧妙地描述过这种生活。虽然米加尔斯基的地位降低了，但没有被判处服苦役，因此，当阿尔宾娜来陪同他时，她没有被要求放弃作为贵族女士的权利和特权。他们二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依靠阿尔宾娜家里寄来的钱度日，他们先是激起了乌拉尔斯克许多居民的嫉妒，后来是仇恨。“对他们来说，我的妻子是一个谜。”米加尔斯基回忆。“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人怎么会在离开家乡时舍弃了她在那里享有的所有乐趣和特权，就为了让她的整个世界可以围绕着与我有关的生活。”这对夫妇在这里忍受着流言蜚语，甚至是直接的侮辱。22

阿尔宾娜在1837年夏天怀孕了，次年春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米哈利娜。但是，据米加尔斯基回忆，乌拉尔斯克炎热、潮湿的气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很多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上帝给我们饱经沧桑的心施以了最可怕的打击”：米哈利娜只活了几个星期。地方当局不允许这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埋在当地教堂，因为在那时，他们还未考虑到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这种做法伤害了米加尔斯基作为一名父亲和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感情，愤慨的米加尔斯基决心，这个孩子将来不会被埋葬在俄国，而是在波兰。他小心翼翼地为这具小小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把尸体埋在了公墓外面。23

米哈利娜去世后，阿尔宾娜请求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皇后允许他们返回加利西亚，或者至少让米加尔斯基从军中退役，这样他们夫妇可以搬到俄国气候不这么恶劣的地方。她的请愿遭到了拒绝，米加尔斯基的父母请求沙皇赦免米加尔斯基同样无果。就是在那时，米加尔斯基开始酝酿“获得自由”的计划。阿尔宾娜同意丈夫的想法，认为留在乌拉尔斯克“是对人类的自然尊严的一种侮辱，是一种低劣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罪。任何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没有试着去改变的人都是在犯罪。总之，经过充分考虑，我们决定逃离俄国”24 。行动和人权都是19世纪30年代的共和思想的核心。这些伦理原则为米加尔斯基的决定赋予了一种超越了悲痛的返乡愿望的政治意义。逃离是一种具有波兰爱国主义的反抗行为。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确实有大量波兰人逃跑。通常，在他们刚抵达刑罚定居点几个月，一弄清楚监禁和强制劳动的条件后，他们就逃走了。阿兰·罗吉茨基于1835年1月27日抵达伊尔库茨克西北约七十千米处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3月9日，他逃跑了。3月底，列昂·罗曼诺夫斯基抵达伊尔库茨克盐场，5月4日，对他的追捕也开始了。25 1835年6月22日夜间，波兰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与来自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六名同志一同潜逃，国家的反应十分严厉。维索茨基和他的同伴只在森林里躲了两天便被再次抓获了。审讯时，维索茨基的同谋供认，他们的领导人计划夺取武器，然后和伊尔库茨克盐场的波兰流放者一同经过印度返回波兰。逃犯携带的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的地图似乎证实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现场军事法庭对维索茨基和他的同谋量刑较轻，即十六到二十四下鞭打。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认为这种惩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将刑罚加重为帝国最可怕的肉刑之一。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每个人都要遭受五百名士兵的“夹道鞭笞”26 。

列夫·托尔斯泰1903年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生动描绘了夹道鞭笞，这种刑罚方式在19世纪的俄国军中和欧洲各地的军队当中均使用过。罪犯的衣服被褪至腰部，然后他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一根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要重重地鞭打他。队列中最多会用到一千名士兵，罪犯有时被要求在他们之间跑上六次，因而要遭受六千下可怕的鞭打。1834年，尼古拉一世把士兵的人数减半了，但西伯利亚总督认为这项特赦不适用于流放者。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可怖的惩罚方式。27

维索茨基和他的同志熬过了夹道鞭笞，然后“在密切监视下”作为苦役犯在不同的工厂中戴着镣铐劳动。他们每个人都有四个月是被锁在手推车上，这是一种专门对最危险的惯犯实施的惩罚。随后，维索茨基被送到了可怕的阿卡杜伊矿区定居点，在那里，他一直被关押着，“直到他的品行调整了过来”。然而，即便他“表现得确实很好”，他仍戴着镣铐。在凄惨的监狱里，他与米哈伊尔·卢宁成了朋友，并帮助这名十二月党人偷偷把信送给他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同志。28

波兰人逃跑事件以及随之出现的混乱变得非常常见，因而在1835年，西伯利亚军团的指挥官谢苗·布罗尼夫斯基少将写信给战争大臣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为了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所有现在被判处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工厂服苦役的波兰人以及一些被判到流放定居点的人，都应当在严密的监视下，沿着贝加尔湖以东的小路被单独押送到涅尔琴斯克的各个矿山。”他们一到达那里，当局就要每个月提交关于在押囚犯行为的报告，并每三个月向圣彼得堡发送详细的摘要。29 涅尔琴斯克当局被警告：“如果因为粗心和监管不力导致某个囚犯逃跑，那么官员将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最严厉的法律惩罚，因为这些罪犯可能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然而，和先前一样，比起当局对警卫的警惕性的信心，当局更相信“贝加尔湖和贫瘠、荒芜的山区，如果对地理位置掌握得不牢靠，那么人们在穿行这些湖泊、山地地区时是得不到任何生活必需品的”。土著的布里亚特和通古斯游牧民也很善于“在最无法穿行的地方追击逃犯”。在波兰人被转移到涅尔琴斯克之后，逃跑的波兰人人数确实有所下降。30

在约6000千米以外的乌拉尔斯克，米加尔斯基正在筹划着自己的逃跑行动。在阿尔宾娜的帮助下，他计划先假装自杀，这样一来，阿尔宾娜就可诡称自己是个寡妇，然后便可以返回家乡了。一连几个月，他都在等着乌拉尔斯克附近有一个和他年龄、身高和外貌均相仿的男人死去，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其尸体假装自己惨死。然而，阿尔宾娜再次怀孕，她十分害怕在她生产前他们无法实施逃跑计划，因此他们决定把计划提前。1839年11月21日，米加尔斯基给他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我承受的极端痛苦和绝望让我无法继续做我的妻子的监护人，而这个女人把一生都献给了我。”米加尔斯基强调了阿尔宾娜在乌拉尔斯克的悲惨处境，他声称，只有自己的死能把她从婚姻誓言和“她的苦难”中解放出来。这会让她有机会回到在加利西亚的家人身旁。那天晚上，米加尔斯基把他的衣服扔在了乌拉尔河上的冰洞旁，然后躲进了卧室衣柜里的假墙后面。地方指挥官在第二天早上打开了信，便立刻赶到了米加尔斯基的住处，他在那里看到了面色苍白、惊恐不安的阿尔宾娜。这个年轻的女人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把对密谋暴露的深刻恐惧伪装成了令人信服的悲痛。31

但是，当局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米加尔斯基或许只是逃跑了，便下令在附近开展大范围搜捕。他们还把阿尔宾娜置于“最严格的秘密监视下”，以防她的丈夫联系她。一个月后，阿尔宾娜开始请求返回加利西亚：“我的丈夫过世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到家人那里。”然而，当局坚持要等到河面上的冰层融化，以便找到米加尔斯基的尸体，确认他确已自杀身亡。32

几个月过去了，阿尔宾娜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既紧张又恐惧，这种状态自然是影响了她的健康。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840年4月，只活了三个星期。米加尔斯基给这具小小的尸体也做了防腐处理，并将这个孩子与其死去的姐姐埋在了一处，因为他期待着这个孩子或许可以安葬到加利西亚。米加尔斯基一直待在他的小屋内，每当有访客到来时，他就藏起来。阿尔宾娜再次给当局写信，恳求他们允许她返乡。她抱怨说当局并未采取有效的行动搜寻米加尔斯基的尸体。她问道：“如果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想要逃跑，假若他能够连着好几天不让人发现他已经逃走了，那么他会警告当局他即将消失吗？”她的请求最终传到了首都。阿尔宾娜是一个贵族女士，也是一个哈布斯堡臣民，而不是一个俄国臣民，因为这一情况，她继续被留在俄国南部就是一个在外交上很敏感的问题了。5月，在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施压下，战争大臣本人同意了阿尔宾娜的请求，准许她从乌拉尔斯克回家。1840年6月13日，阿尔宾娜乘坐一辆封闭的马车前往加利西亚，途中由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武装护送。33

马车夫和她的护送者并不知道，其实阿尔宾娜·米加尔斯卡并不是独自上路，她把两个死去的孩子的尸体藏在了行李里面。米加尔斯基也在马车里，他躲在妻子的座位下面，希望自己能不被人发现地走过到波兰边界的两千千米路程。然而，这种雄心过于天真。仅仅过了四天，哥萨克护卫听到马车里有男人的声音，于是他打开了车厢门，发现米加尔斯基藏在妻子的座位下。他们扭打了一番，哥萨克士兵在一些路过的农民的帮助下制服了这个逃犯，然后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彼得罗夫斯克城。在那里，米加尔斯基被正式逮捕，随后被转送到萨拉托夫，萨拉托夫省省长及时地向圣彼得堡报告了这起事件。34

这对悲伤的夫妇试图带着已做过防腐处理的婴孩尸体逃跑，这种做法是一种蔑视君主的姿态。尼古拉一世震怒于米加尔斯基“拒绝”把自己孩子的尸体葬在俄国的土地上，为了防止其他人以后做出类似的事，他要求严惩米加尔斯基。米加尔斯基被武装押送回了奥伦堡，准备在1841年2月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竭力为妻子脱罪。他宣称，这项计划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主意，他起先确实打算自杀，但在最后一刻退缩了，转而劝说妻子帮助自己逃跑。这起逃跑事件令乌拉尔斯克当地的军事当局感到尴尬，令沙皇感到愤怒，在历时数月的审讯和调查之后，军事法庭裁定米加尔斯基试图逃离流放地、试图非法把他死去的孩子的尸体偷运出俄国。军事法庭剥夺了与米加尔斯基的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而且在沙皇亲自出面干预后，军事法庭在1841年11月判处他在涅尔琴斯克的东西伯利亚第十三营服役。35

米加尔斯基被关在军事监狱中时，阿尔宾娜被送回了乌拉尔斯克，同时当局开始调查她在这起逃跑事件中的共谋成分。阿尔宾娜又怀孕了，与丈夫分离期间，她又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这个疾病横行的城镇里只活了短短几天，而这座城镇已经夺走了她先前的两个孩子的性命。米加尔斯基没有获准在前往西伯利亚前与妻子会面，他担心如果阿尔宾娜再次想要追随他，那么她可能没法挺过这次旅程，因此米加尔斯基急迫地请求阿尔宾娜：

我最亲爱的阿尔宾娜，如果你没法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么请保全你的灵魂！回家吧，在那里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正如基督所说的，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要担心我，我亲爱的。我接受了我的命运和上帝的意志，我将平和地离开，将我的最后一口气奉献给上帝，临死前我抱着这样的信念：上帝不会抛弃我们，会让我们下辈子在一起。36

但阿尔宾娜仍旧决心陪同自己的丈夫。法庭不愿给一个已经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外国贵族妇女定罪，于是宣告她无罪，随后，她表明自己将跟随米加尔斯基去涅尔琴斯克。37

1842年3月，在鄂木斯克城，阿尔宾娜在前往涅尔琴斯克的途中追上了她的丈夫。他们在逃亡失败后再也没有见过对方。米加尔斯基记得此次见面夹杂着温柔和恐惧：